怪物：杰夫瑞·达莫的故事第一季

Jeffrey Dahmer在serial killing这件事上的成长真的非常典型，可以说具备了每一个要素。尚未出生就受多种药物影响的胎儿期，成长时期糟糕的家庭环境和缺位的家庭教育，无力而孱弱甚至包含孤立的学校和社会教育。

他的技艺也是一步一步获得的，儿童期父亲教授乃至纵容他解剖动物尸体时他就已经展现出来对器官的痴迷，从父母日常的吵架只学会了本质的暴力表达，父母的离婚和离开导致他对“被遗弃”这件事的应激。

虽然在18岁前后就杀了一个人，但是对第一个受害者的犯罪手法还非常的冲动和无组织，但是分尸并毁灭尸体这个特征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试验火烧和酸腐蚀的效用

随后在军队学到了麻醉和精神药物的使用，这个手法也贯穿了他后来的犯罪生涯，无论是迷奸还是杀人，他都用到了药物。住在奶奶家的时候成了一名屠夫，职业的精进也导致他后来分尸甚至食人的普遍。

最荒诞的是最后两集，他的父亲承认自己也有过和他一样的分尸的兴趣和犯罪的幻想。所以这是来自基因的吗？也未必。

就像最后法庭宣判毁掉Jeffrey Dahmer的大脑，禁止且不鼓励这种对犯罪根源的深究，也许预设极端犯罪来自基因，会是一种对自我的安慰和解脱，而其他人都不再需要对此付道德责任。

另一方面，剧名里的monster直接虽然说的是Dahmer，一个杀了至少17个人并且手段残忍极端的连环杀人犯。而影片最后出现的John Wayne Gacy也是一个同样类型的怪物，以至于连Dahmer都会问出，我们这样的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60s-90s，是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都集中出现serial killers的时期。

但是，这片子里需要付最大责任的除了凶手本人，还有出于种族主义或者其他原因那些对投诉和报警视而不见的警察，和包庇甚至表彰了这些警察的警察系统。

其他还有让人哭笑不得的“连环杀人犯”标准待遇，比如给凶手写情书的人、不顾受害者心情企图博人眼球的媒体、还有写自传的受害者父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确实和那些媒体一样，哪怕剧集有很多受害人和目击证人视角，但是能看到的犯罪的历程，而受害者只剩下痛苦。这可能不是剧情的问题，但是追问为什么犯罪和追问为什么被害一样，都很重要。

在剧里，最让人觉得恶心的不是Jeffrey Dahmer的罪行本身，虽然他死亡人数众多、手段猎奇且残忍。

最恶心的，首先是警察出于偏见，对Dahmer潜在罪行的纵容和对有色人种受害者的漠不关心甚至是恶意。

其次是那种不对等的感觉，Dahmer一个人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是所有努力或者不努力生活的受害人以及表达过关切的目击者们。

最后还有进监狱之后，Dahmer在监狱的电视和报纸看到了关于John Wayne Gacy的新闻，一个同样赫赫有名且M.O.和Dahmer几乎一样的serial killer。虽然不知道在这里出现John Wayne Gacy是因为历史上真的有过这样的交集还是编剧特意选择了一个同样类型的甚至更有名的“犯罪前辈”。Dahmer问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我们这样的人”，但是剧中只给了程式化的回答。甚至最后，Dahmer被狱友杀死，但是这个狱友在这里连杀了两个人，都是出于道德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Dahmer作为这个系列杀手第二个死去的受害者时，凶手已经完成了从一般的暴力犯到mission-oriented类型的连环杀人犯的转变。

所以，Dahmer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我们这样的人”。

今天忽然想起之前看过的剧《怪物：杰弗瑞•达莫》里，达莫杀掉的一个孩子就是老挝人的后代。我还记得在法庭上，英语说不利索的老挝移民一代——受害男孩的父亲——一直在描述他们的移民故事“我们坐船来”。 为什么想起这个细节？因为晚上读了 《从“冷战棋子”到“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对苗人的利用与安置》这篇硕士论文，里面提到了1980 Refugee Act： 在《1980 年难民法案》(1980 Refugee Act)出台前，美国并没有专门针对难民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尤其是二战后全球难民问题突出的时期，难民的接纳只能靠国会针对每个具体(国际性)政治危机所采取的独立措施。如越战结束后针对接纳包括苗人在内的印支难民出台的《1975年印度支那移民与难民援助法案》，并成立了印支难民安置联合事务小组( Interagency Task Force for Indochinese Refugee Resettlement)。但处于东西方阵营对峙的两极格局大环境下，国际社会战乱频仍，战争与政治难民与日俱增，涌入美国等欧美国家的难民也随之激增。 尤其是东南亚政局动荡，事态不断恶化，印度支那三国的海上逃难者——“船人”骤增，用来逃亡的小船较简陋且人员严重超载，海上环境恶劣，淡水及食物的短缺等隐患加剧了危险，加上来自周边国家的海盜猖獗，被抢劫或杀害成为常态，这一惨状经报道公诸于世以后立刻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为平息国际舆论的指责，美国也着手采取行动出台专门的法案加以规范，将难民接收问题专门化。 出于特殊的人道主义关怀目的，为获准进入美国的难民提供永久、系统的方案，该法案于1980年3月由国会最终通过，3月17 日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签署同意并于4月1号正式生效。“该法案发的出台与实施细则中对苗人的安置产生重大影响的有: 依据该法案规定成立了隶属于“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难民安置办公室”(ORR) 与州和地方机构一道合作开展各项工作。四分布在各州和地方的苗人安置与管理问题在不断深入的基础上也趋向于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涉及到苗人群体具体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1980年难民法案》中规定在难民来美国之前就在难民营中着手对其进行教育和培训。尤其是从“农业文明”甚至“原始文明”阶段跨越而来的苗人，对其展开关于美国社会现状等方面的教育，及对英语和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培训，这样有利于苗人了解和融入美国社会。同时加强培训，意在让苗人对美国有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其决定是否离开难民营去美国，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难 民法》中的“自由、自愿”原则。

美剧推荐： 《怪物:杰夫瑞达莫的故事》 于2022年9月21日在Netflix上线的作品，也是近期完整追完的一部佳作。剧长10集，有5位导演参与，剧本是美恐编剧瑞恩·墨菲操刀制作，启动男主埃文·彼得斯是近几年惊悚类电视剧的大花旦。最优异的莫过于本剧的叙事手法，过去与现在，现实与幻觉，像一面打碎的玻璃，又重新拼凑了一幅诡异、引人入胜的艺术品，使得在一些平缓的叙事里也足够吸引眼球。（反思，为何这样有独特思维模式的叙事、剪辑手法与精细打磨在国内影视里如此罕见呢？） 回到故事本身，内容已经尽可能的简述了“怪物”的孵化，养成，成熟，变异与凋亡，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另一支线也讨论了美国政治正确的有色人种在20世纪80-90年代生存情况，缺乏政治影响力，缺失基本人权，被社会忽视甚至是无视，这条线也将这个故事抬上了另一个高度，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饱满的故事。 对犯罪心理的浓厚兴趣一直是我钟爱此类型影片的原因。在我看来，杰夫瑞是一个孤独敏感的孩子，故事的初始便是一个小孩想要一个纯粹的拥抱，那是他最核心的需求，希望被爱，被重视，被赞扬，被注视。在他漫长的猎杀履历里，他有9年的空隙停止杀戮，原因是期间他的父亲重新回归了他的生活，为了留住父亲他试图成为一个好男孩。

人无法逃避的便是自身的核心需求，任何一种生物都不能，这决定了人类世界运行的一切。任何认为隔离、强制教育、治疗、惩罚可以扭转需求的人则对人性也没有深入的了解。我想我们都低估了世界的包容性，实际上我们自身便是世界的边缘，认为不能不可以做不到是因为局限的人类目光只窥探了世界的冰山之巅。说到这里我想起另一部作品《嗜血法医》，警长养父意识到无法改变戴克斯特的“致命嗜好“时，选择了为他制定规则构建另一套世界观——允许他猎杀从法网逃脱的犯罪分子，于是戴克斯特与人类社会搭上了线，这便是关键。在满足自我核心需求的同时，与社会运行轨道有正向的搭建，探寻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么一切都有可能成立。 被捕的杰夫瑞被警察压制在地上，他低语着：“就我所行之事，我值得万劫不复。” 可是，就算无法得到众人拥护的诉求是一种慢性疾病，我们都不应该早早的放弃了自己存在的可能。放弃自我，引爆自我，带来的便只能是这无尽的深渊。

达莫案里另一个关键人物但剧里没有演：达莫的缓刑假释官 Donna Chester。

由于剧里没有演这一段，似乎令很多观众以为 “达莫杀人很容易，因为都没人管啊”，甚至觉得 “看到没，白男犯罪多容易” 等理解，但其实恰恰相反。

现实里，达莫在他的213公寓里（1990年5月～1991年7月22日）一共杀了12名受害者，这些都发生在达莫的缓刑期内。也就是说，他当时是受监管状态的。而且他不仅被监管，还一直持续参加与戒酒和心理/精神的相关治疗项目。说白了，在那段时间里，达莫是不间断地和缓刑官，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咨询师等各种相关专业人士打交道。然而期间不仅没有一个人发现达莫有极高危险性的异常，反而给予达莫好评，说他是他们遇到过的最配合，最服从的一个。现实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

1988年9月达莫猥亵一名 13 岁男孩（受害者14岁老挝少年的哥哥），198九年1月30日定罪，198九年5月23日宣判5年缓刑和1年惩教院。达莫完成10个月服刑后获得缓刑释放，开始了他的5年缓刑假释。

自1990年3月开始（至1991年7月23日），Donna Chester 担任达莫的缓刑官。他们最后一次会谈是 1991年7月18 日，4天后，达莫被捕（1991-7-22）。

Donna Chester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社会福利学院，主修刑事司法。1990 年 1 月 9 日，她成为州缓刑/假释官，1990 年 2 月 25 日被分配到密尔沃基性犯罪科。在受培训后，1990 年 3 月，她接手了一名离职假释官的全部 121 起现役案件。分配给她的所有当事人都是性犯罪者，其中大约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被认为是高风险并处于最高监管程度。 （通常来说，性犯罪者被认为比其他类型的犯罪者具有更高的风险。）此外，她还有大约25个“机构移交案件”（“预备假释”状态的案件）需要她的大量时间和很多文书工作。

Chester 每月会谈达莫两次，会谈时间从10分钟到1个小时不等，大部分时间都超过半小时。Chester 说她 “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给达莫提供咨询服务，而不是提供所规定的平均时间”。

Chester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让达莫接受戒酒治疗，因为法院已下令将这种治疗作为缓刑条件。达莫将他的问题归咎于酗酒，达莫的父亲也强调了解决达莫酗酒问题的重要性。所以，Chester 让达莫参加 DePaul 康复医院的一个非住院式的强化戒酒项目，该项目从1990 年 5 月 22 日～ 1990年11 月15 日。无论是从达莫的档案还是从她自己与达莫的联系过程中，Chester 没有理由依据相信，达莫有药物滥用问题。随着他通过该项目取得了进展，达莫每周去DePaul康复医院见他的顾问1～3 次。经他的顾问转介，他通过DePaul接触到一名精神科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Chester与 达莫的顾问有定期联系，顾问报告说达莫非常配合并且似乎在取得进展。她也没有从DePaul康复医院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任何反映可以表明达莫似乎很危险，或者他在重新陷入犯罪活动。 1990 年 11 月 15 日，她从DePaul康复医院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达莫成功地完成了该项目。

大约在 1990 年 8 月 13 日，Chester 开始担心达莫的情绪抑郁问题。她与单位的心理学家 Joan Kojis 讨论将达莫转诊到惩教部临床服务单位。Kojis告诉她，由于达莫有工作、有保险并且已经在 DePaul 接受治疗，他应该被转诊给那里的临床医生。过了一段时间，达莫在 DePaul 的顾问打电话给Chester，建议达莫去看精神科医生治疗抑郁症，并为达莫预约了DePaul的医生。

1990 年 8 月 27 日左右，Cheser将达莫转诊到密尔沃基县心理健康中心进行评估和治疗。她打电话安排心理评估，被告知达莫本人必须来，否则无法预约。1990年9月4日，Chester通知达莫前往心理健康中心。

DePaul 工作人员向Cheser报告的唯一问题是，1990 年 9 月10 日，达莫每周三次的尿检中有一次对安定（镇定剂）呈阳性。Cheser命令他到她办公室。达莫声称该药物是先前治疗的残留药物；再次进行尿液分析，其结果为阴性。Cheser警告达莫停止服用任何药物，除非他现有处方，并且要他去密尔沃基县心理健康中心进行心理评估并进行审核。 1990 年 10 月 8 日，达莫过去做心理评估。他告诉Cheser他没有做心理评估所需的 200 美元，而且此后他还将被要求支付治疗费用。Cheser与该部门的临床服务部门讨论了达莫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的抑郁症似乎加重了。该单位的精神科医生再次表示，由于达莫在DePaul接受治疗，所以将 达莫转诊给那里的临床医生会更合适。

大约在 1990 年 10 月 23 日，Chester 得知达莫已经在DePaul看过精神科医生。 DePaul 工作人员中没有人建议Chester达莫有危险性应提高他的监管程度；也没有建议告诉她除了她已经做的这些之外，她还应该做些别的什么。达莫告诉她，医生开了抗抑郁药，但他买不起。这引发了一次咨询会谈，Chester告诉达莫，他必须改变他对金钱的消极行为和态度，要优先考虑他的需求，把钱花在必需品上，而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上。

达莫缓刑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 Ambrosia巧克力厂工作。他几乎没有缺席任何与Chester或他被转介的人的约谈。他符合缓刑监督的目标和宗旨，是Chester处理过的案子里最合作的当事人之一。

达莫一直说他没有再喝酒，他在 DePaul 的尿检结果对酒精也一直呈阴性。他告诉Chester，他偶尔会参加酗酒者匿名会议。在 1990 年 11 月 5 日的会谈，达莫和Chester谈了他想用破产这种方式作为处理他债务的手段。他告诉她，这样他就可以从他的DePaul心理治疗师那里买到较低价格的抗抑郁药物。

1990 年11 月15 日达莫在DePaul完成治疗后，他告诉Chester他将继续在那里就他的抑郁症和性问题看精神科医生，并且他正在服处方药。 1990年12月4日，DePaul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指出，达莫是他们最合作的客户之一，他只缺席过一次预约。1991年2月，达莫第一次与Chester失约。他打电话道歉，并在下一次预约提前一周自愿前来。他报告说他正在设法获得药物，而且他没有再喝酒。Chester将他转介到咨询中心的男同性恋互助小组。 1991年3 月，被Chester联系了咨询中心，设法想让达莫接受性犯罪者治疗。该中心拒绝接受达莫，因为他的罪行不符合猥亵儿童的典型情况。鉴于这种拒绝以及达莫在 DePaul 的治疗已经结束，1991 年 5 月Chester 再次尝试从该部门的临床服务部门为达莫获得临床医疗服务。 达莫得到了1991年6 月 11 日与 Dr. Crowley的预约。Dr. Crowley是该部门的心理咨询师。Dr. Crowley没有发现达莫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只有轻微的抑郁症，并给了达莫一张精神病药物的代金券。Dr. Crowley在报告里没有表明（达莫）有潜在的危险，也没有对Chester提出任何建议。

1991 年 6 月 24 日，Dr. Crowley再次与达莫见面。无论是抑郁症还是其他问题，达莫没有报告任何重大问题，并预约 6 月 27 日的Dr. Crowley。7 月 8 日（在他谋杀 Jeremiah Weinberger 两天后）达莫和Chester会谈，并报告说与Dr. Crowley，他正取得些进展。达莫担心他会因为旷工和迟到而被解雇，并且他正在考虑如果工作没了他就自杀。Chester不相信达莫有自杀倾向；事实上，在她看来，他似乎功能完善（fully functional）。她知道达莫两天后与Dr. Crowley有预约，她就他的工作问题给达莫提供了相关咨询。

与达莫的会谈一直持续到 7 月 18 日（达莫被捕前4天），Dr. Crowley在此期间没有看到任何危险的迹象证明，也从未向Chester建议她应提供更严密的监管或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除了她已经采取的措施之外）。

Chester 从未有依据需对达莫采取惩诫行动或监禁他。鉴于达莫对监管的服从、他对转诊的跟进、他有稳定工作、他参与治疗、没有任何关于暴力或非法行为或警方联系的报告，以及没有任何给他治疗的专家对他的问题发出任何警告，Chester没有依据也没有理由相信达莫需要严密监管。以工作量调整为理由，她提交了四次豁免家访的请求。这些请求分别于 1990 年 5 月 1 日、1990 年 6 月 1 日、1990 年 11 月 29 日和 1991 年 6 月 17 日得到了她的主管James Wake 的批准。Chester从未家访过达莫的住所。她与他的所有联系要么是在她的办公室，要么通过电话进行。

Chester 在达莫案件曝光后的会谈中说，通过她对达莫所记录的81页文件里得到的对他的印象而中间从未对达莫有过任何警觉的主要原因是达莫似乎除了杀人这个事情之外他什么都说。Chester表示，达莫有时会表现出有兴趣谈论他的性取向，还谈到他家庭情况的紧张，他一直在抱怨他个人财务问题，几次提到想自杀的念头等等。在Chester的缓刑日志里，达莫似乎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与家人疏远。警方报告也显示，随着工作情况的恶化，达莫的谋杀行为变得更加频繁。

1991 年 10 月 31 日（即他儿子去世117 天后），Jeremiah Weinberger（17名受害者之一）的父亲向威斯康星州及其雇员，尤其对Donna Chester以及她尚未透露姓名的主管要求索赔至少5万美元的赔偿。

Weinberger的父亲声称 Donna Chester在缓刑期间没有按照要求家访达莫；没有对达莫即将精神崩溃并重犯恶习的迹象采取行动；也没有做出为达莫寻求咨询的任何尝试。他声称，Chester不想去达莫的公寓家访是因为他住在一个种族混杂的社区。而 Chester不去家访的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助长了达莫在他公寓里进行谋杀犯罪，因为他没有理由担心他的缓刑官会去那里家访他。

大概是Chester的依据无可争辩，Weinberger的父亲撤销了他指控里关于Chester没有对达莫采取任何措施给其提供咨询这一项。但他仍然辩称：1. Chester 罔顾后果草率地接受了不合理的繁重案件工作量，这导致了她没有进行家访以及她没有意识到达莫的精神状况正在恶化，这剥夺了他儿子和他自己的正当程序；2. Chester对达莫的监管不力，使他儿子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剥夺了生命。

但是，他这样的辩称论点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的儿子，Jeremiah Weinberger，不是被Chester谋杀的，而是被不代表州（state）行事的第三方（达莫）谋杀的。根据第14修正案，保护个人免于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被州（state）行为而被剥夺生命，而不是（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免于第三方的行为（参见参见 1980 Martinez v. California案）。宪法没有规定为保护公共安全免受个人行为者(private actors)侵害的义务，只有当州行为者(state actors)造成危险情况或使受害者更容易受到伤害时，他们才能承担责任（参见1993 Reed v. Gardner案）。

Weinberger的父亲坚持认为，Chester没有对达莫进行家访是导致其子死亡的康州的疏忽：如果达莫没有他公寓的隐私权，谋杀就不会发生；因为达莫知道他公寓是安全的，他的缓刑官不会去那里。

但这个论点不仅其前提有问题，而且Weinberger的父亲既没有表明达莫知道他的缓刑官不会去他公寓家访，也没有表明她家访是不事先通知且周密的，没有表明这两个因素对于阻止 达莫使用他的公寓进行谋杀和存放遗体是至关重要。即使其子确实不会被谋杀，但对于Chester没有做突然家访达莫公寓，她的过失并不具有法律意义的因素（参见1995 United States v. Feliciano案）。

所以，如果Weinberger的父亲想力争对Chester索赔要求成立，他就必须证明对达莫的监管造成了或增加了其受害者的伤害，或者以某种方式使受害者更加脆弱。而事实上，受害者的处境并不会比假设康州从未对达莫进行监管来得更糟糕。受害者没有被拘留或以其他方式限制了他们照顾自己的能力，受害者肯定没有被置于他们本来不会面临的危险境地。即使在监狱里，康州也有保护囚犯免受其他囚犯暴力侵害的特殊义务，因为监狱“剥夺了囚犯几乎所有的自我保护手段，并禁止他们获得外部援助”。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Chester 从来不知道有对任何一个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的重大风险存在。达莫对她监管的配合与服从使她没有理由对此产生怀疑，给达莫提供治疗的专家医生们也都没有注意到有任何让他们对达莫的危险性产生怀疑的事情。尽管Chester知道达莫是一名性犯罪者，可能会再次犯罪，但她没有特别的理由让她相信达莫会在自己家中的隐私范围内做那些事情。

到最后，因为Weinberger的父亲未能举出任何事实来证明Chester的行为剥夺了他和他儿子的正当程序权利，也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Chester在履行职责时轻率大意甚至疏忽。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Chester 的行为认真且谨慎。不能仅仅因为她在进行正常处理时发生了她无法预料到的行为而被认定为疏忽。最终，Donna Chester 获得了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指控不成立。

Donna Chester对达莫的会谈日志记录原文内容可参见此链接回复区序号74.：//www.douban.com/group/topic/275484885

整剧最清醒的人就是后妈了，感觉编剧把主旨都通过她表达了：造成悲剧的原因不是简简单单谁的错，（照应后面毁脑时）非要追究的话是复杂的，说不清楚的。

本来以为打给老挝爸爸骚扰电话的就是那些不懂事追求刺激的美国年轻人，后面镜头透露其实是那两个警察打的，真是心全凉了，也是彻底失望，完完全全地讽刺。既然说911是公共资源不是随便打的，警察这种职业也真不是谁想当就当的，建议加强考核质量和重视程度，这至少是众多环节里最快见效的一步了。相信国家相信政府，也要相信人民，多听取人民意见，这是双向的。

说老实话，刚开始看这部剧的动机仅仅只是因为喜欢伊万小天使和题材的猎奇，「同性恋连续食人狂魔」，拜托 侦探犯罪爱好者哪里忍得住啊。

可能是想早早给大众吃一颗定心丸，第一集就把杀人犯捉拿归案了，剩下的剧情在成长回溯和牢狱自述中穿插展开。没有什么意外的情节，老套的原生家庭破裂，孤独阴晦的童年生活，但比起更为残酷的成长环境，杰弗瑞的父亲其实给了他不少的爱和陪伴，此剧无心讨论他为何变成一个恶魔，更多的重点与高潮放在了后半部分——少数群体的抗议与公权力的失职。

此剧最重要的正面角色——格兰达在剧中有一句台词令我印象深刻，她在面对终于愿意为受害者群体发声的杰克逊牧师说——“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连在欧洲巴黎的记者都来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他们，却从来没有联系过我。”紧接着，她被公司告知因为接受采访和工作时流露太多个人情绪而被停职，紧接着，她提议为受害者建造一座纪念公园的诉求被一次次长期搁置，紧接着，她在一个小小破旧的房间里接受了不被同仁认可的警察局长颁发的勇敢市民奖，而此时豪华的警察局宴会厅正在为两位失职警察举办复工典礼…

熟悉的剧情不久前也在我们这发生，我们甚至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恶魔将那10位平民推入火坑，至少那样我想都不会激起什么民愤，比如两年前杭州的杀妻分尸案，大家也只是止步于感叹人性的恶。

杰弗瑞达莫的悲剧，我想至少90%的原因在于他本身的恶魔体质，但此剧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了剩下的10%，对少数群体的极度忽视、失去部分理性的工会体制、对个人意志的过度放纵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受害者和家属群体的伤痛。

看到后面一直在疑惑和思考，我们一直高呼的自由民主，具体到底是什么？那两位失职警察在我们的体制下一定是永不可能光彩复职的，杰弗瑞也绝不可能在服刑时继续讲述和卖弄他的“精彩”人生，我们一定能在绝对意义上做到言论公正，可后续的呢？对于这个案件背后的千丝万缕的认知和思考，我们还看得到吗？好像也不太可能。

对岸的「自由」要付出个体的极大代价，但这好像也给了他们极大的机会来完整主体的思考和成长，我们的「自由」是可以选择不看见残酷的”真相“，在长期不变的框架里安稳生活（没有大病大灾的情况下），我毫不质疑个体和权利都想越来越好。但你和我说我们要做世界第一？对不起，我对技术不懂，但我对人的可能性抱有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