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2014

最近这些年电影电视基本上可以拍任何题材，任何故事，导演和编剧天真的以为自己很懂故事，很懂历史，很懂主人公，随便编的故事也就这样了，但是历史上真人真事儿还是悠着点吧。
作为一个东北人，从小就知道一句话”北人无文“，就是说风骚雅趣大多是江南才子与佳人的事儿，北边在大唐没落之后就没什么文学圣手了。萧红算是近代文学史上不多的能够让人想起东北的人物。放到现在，抽烟喝酒的女青年不是夜店里的时尚一族，就是满身文艺气息的高冷女神。可是放在那个时候的东北，就是东北三大怪之中最普通的一个，说白了，就是大街上拿着大烟袋的老板娘，村里的地主婆而已。
为啥要说这个呢？就是说现代人总是以自己的理解去拍电影，塑造人物，于是有了汤唯版的萧红，一个江南女子范儿的新青年。其实我想说的是，许鞍华也好，李蔷也好，都不是东北人，都不懂一个东北女人的性格。萧红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都是东北这块土地上的气息，萧红终生的主题也是乡土，拍萧红就是拍东北。萧红在不同作品中的乡土，就是不同心境之下，不同地点环境之下对东北的怀念和理解，所以开句玩笑说，赵本山都比许鞍华适合拍这片儿。于是演员们满口带有京腔儿的”普通话“说出来这片就毁了，东北女性的风骨和这片土地上的能量也没了，软了。冯小刚要拍1942，至少里面人都说河南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正宗，但是人家尽力了，尽量去体会当时当地的感觉，许鞍华大概没有这种觉悟，因为香港很小很小，基本上拍的东西也就是大家身边的事儿，香港人也有一种觉得自己的生活即是世界的感觉，所以脑袋里基本没这根筋

9.28去看。無限期待。轉一篇今天看到的影評……
（已看。敘述方式果然有點先鋒，一下子適應不來呢。感覺過於含蓄了。）

原文地址：http://dajia.qq.com/blog/443447088721723

《黄金时代》：一篇被史料压垮了的论文

杨早

《黄金时代》，是跟老婆大人一起看的。散场出来，相视一笑：
“熟悉吗？”
“太熟悉了。”
回家后伊发了条朋友圈，说仿佛“上了三小时课”。我倒觉得是花三个钟头，看了一篇很小心、很平稳的论文。
真的像论文哎。电影用萧红的自述与同时代诸人的旁白做了串连，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出处的。我不是萧红研究专家，最多算个爱好者，但也能分明地指出每一处的资料来源，偶尔与老婆大人窃窃私语，也是两名中国现代文学出身的学者在印证史料。
这不难。章海宁编过一套《萧红印象》，《序跋》、《研究》、《书衣》那三本涉及不多，只要细读过《记忆》一册，便可得其七八，白朗、梅志、许广平、胡风、聂绀弩、丁玲、蒋锡金、骆宾基……当然萧红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读，《商市街》、《弃儿》、《回忆鲁迅先生》，有一本《萧红小说散文精品》就行，能读四卷本《萧红全集》则更佳。还有萧军编《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端木侄子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葛浩文、季红真、林贤治、叶群、章海宁诸位写的传记。紧够了，大部分高校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参考文献也差不多是这样。当然，于坊间写萧红传挣钱的、骂萧红博点击率的写手，这也是一份必读书单。
倘我是匿名评审或答辩委员，或许会给《黄金时代》一个“治学严谨”的评语。它不仅小心到每一句对白、每一句旁述几乎都是直接引语，萧红史料中几乎所有的、为研究者或八卦派喜闻乐见的细节，它都没有漏过。哈尔滨的大水，商市街的苦中作乐，牵牛坊的朋友欢聚，上海与鲁迅的初见，萧军历次出轨与情变，两个儿子或送人或夭亡，乃至武汉文协的过道地铺、宜昌码头的倒地不起、重庆寓所的不别而行，最后是香港倾城中的挣扎与伤逝。“二萧分手”这个高潮，影片甚至排出了萧军、端木、聂绀弩三方不同的说法，而未加任何判断。同学们，你们应该好好向李樯编剧与许鞍华导演学习。
我还要赞赏的，是《黄金时代》对细节的铺陈，这是另一部萧红传记片远不能及的地方。有人说这部影片是“舌尖上的民国”，又有人嫌它拿这么多镜头拍穷街陋巷，让鲁迅梅志与萧红大谈穿衣之道，其实这正是电影的好处。除了用影像，我们还怎么还原那个时代？而镜头应该对准的，是风云变幻还是日常生活？香港前辈导演李翰祥曾分辨道：“大陆演员是在镜头前演戏，香港演员是在镜头前生活。”这话推及两岸的导演，也大致可行。回想《花样年华》对“食物”与“衣裳”的浓笔重彩，大致可以勾画出“港式文艺片”的重心何在。
不是说《黄金时代》在史料细节上无瑕可指（那我还怎么当评审委员？），我记得的槽点，比如鲁迅在灯下首次批阅《生死场》的手稿，那时这部小说的标题是《麦场》（或说未起名），后来才因胡风的建议改作《生死场》，手稿封面岂能就有生死场这三个大字？又如王志文将鲁迅话里“作为倒过去的资本”的“倒”念四声，其实该念三声，是“倒向”之意。另外有些细节改动明显是有意的，如宜昌码头上扶起待产萧红的，骆宾基记作船工，影片改为拄着双拐的伤残军人，是否要借此展现萧红与抗战的微妙关系？
论文是写给同行看的，不是大众读物。这也是我对《黄金时代》的印象。一边会心地瞧着银幕上各位演员顶着熟悉的名头，熟悉的形象，说着那些熟悉的话，我一边在担心：这部电影怎么让小白们看下去呢？有多少人会读完十几本书再来看这部电影？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黄金时代》算热闹么？我已经看到有媒体人在朋友圈里抱怨此片“难看到宇宙尽头”了，不知“全国文青拼命”（另一媒体人评语）能否给《黄金时代》一个合理的票房？
票房从来高难问，还是回到我的舒适区。之所以倍感“熟悉”，一半是缘于史料与作品的熟悉，另一半，在压力山大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国现代文学方向，有一句评语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无比熟悉的，那便是“被史料压垮了”。这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不会写文章”。研究生们被要求在史料方面“竭泽而渔”，花费大量时间在史料的搜集与梳理上，最后丢出来的，如鲁迅评郑振铎的文学史：不是史，只是史料长编。堆砌史实，面面俱到而无所见地，即便是论文，也不是好的论文。
《黄金时代》从剧本到表演，都相当的“收”，对于中国电影喜欢画公仔画出肠的低智化倾向，或许是一种反拨，但用来呈现一位人物而不是一个故事，却造成了明显的失焦。“为什么要拍一个脑子不好的女人？”也难怪会有这样的疑问，萧红原本是一个不世出的文学天才，她和沈从文一样，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人生路线充满不确定性，际遇往往随时俯仰，因人而异。他们都是用生命写作的那种人，后世对他们了解与研究的兴趣，也正是建立在他们作品的价值之上。电影当然更适合书写传奇人生，而非探寻作品意义。但以精神为志业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会呈现于他们的作品，也会投射于他们的人生。如果不能表现出这一点，萧红就只是一个神经质的怪女人，“情商极低”。散场后，我们讨论到这一点：
“如果你之前不了解萧红，你会因为看完这部电影而爱上她吗？”
“不会。”
这就意味着，电影只会是一种叠加，而非改变。研究界、史学界、情感界……关于萧红的争议历来多有，而看了《黄金时代》，也只是喜欢她的人仍然喜欢，不喜欢她的人或许更不喜欢。可是电影与研究的区别在哪里？电影是不是应该塑造一个活生生的萧红，让不了解不理解她的人，感受她的人生困境，领会她的人生逻辑，获得一个书本中得不到的萧红？
片方宣传语说，许鞍华导演用她的温暖中和了李樯编剧的残酷。许鞍华的确是温暖的，像《女人四十》里的争执与和解，父，子，媳，每一方都让观众体会到他/她的为难与温情，更别说《天水围的日与夜》与《桃姐》了。但在《黄金时代》里，许鞍华像一个无所作为的速记员，只是将镜头语言与演员表演，处理得含蓄平和，却任由纷纭的史料，将人物（特别是萧红）压成了扁平。
萧红、萧军、端木这个三角关系，无论是当时还是日后的舆论中，端木都处在绝对的弱势。按照胡适提出的箭垛子理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大有值得探寻的裂隙。但《黄金时代》似乎受到主流说法的影响，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端木蕻良的丑化。西安那场戏，聂绀弩与萧军一同回来，端木跑到聂的房中，给他刷衣服上的尘土。这个细节出自聂绀弩的回忆，但聂也只是说“他低着头说：‘辛苦了！’我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而影片却让端木自己说出了“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这句话，坐实了端木面对萧军的“畏惧，惭愧”，在这一点的处理上，《黄金时代》比充满偏见的聂绀弩偏见更深。
二萧的分手，在萧红的生命史里有着象征性的意味。《黄金时代》不是没有碰触到这一点，但始终未能有更深的推进。萧红为什么对朋友们都是“萧军党”如此介意？为什么反复强调“只想安静地好好写作”？她又为什么在余下不多的生命里写《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和《马伯乐》？电影中的碎珠，始终没有串成一条线。包括最后借舒群之口评价萧红“逆向性自主选择”，都很难让观众感觉到这里面的意识冲突，并非只是男女情变那么简单。
萧军萧红不和，几次欲离难离，朋友圈里众所周知。但为什么他们仍然强烈地希望二人在一起？聂绀弩近乎粗暴的干涉，胡风相当严厉的批评，朋友们拒绝参加萧红与端木的婚礼，是仅仅因为萧军讨人喜欢，而端木惹人厌恶？
我想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聂胡的批评都比较含蓄，而另一位萧红十八岁认识的好友高原，刚从延安归来，在武汉碰见了寄住在文协总会过道上的萧红，他的批评是如此的直白与严厉：
“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离合悲欢忆萧红》）
这真是吓人的罪名了。这里面有什么超过男女关系的“政治影响”、“后果”，以致是“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呢？联想聂绀弩说的那话：
“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二萧是东北流亡作家，而且是被左翼旗手鲁迅一手发掘的，以他们的文坛影响力，堪称左翼阵营的金童玉女。因此，他们在一起，是有“政治影响”的，二萧的分手，绝非只是两三人之间的小情小爱，而是组织密切关注，有所期许的。
萧红当然不会感受不到这种压力。但是她不愿意屈服，就像她不愿意过丁玲那样的生活，不愿热血冲动地打游击，也不愿写组织希望她写的文字。她决然嫁给端木，不惜远离抗战后方的中心重庆，在相对边缘的香港孤独着，用笔追忆遥远的童年，这是从人生到文字的抗争与独立。这一点，识她未久的骆宾基是有感觉的，因此在《萧红小传》里这样写：
“十一时，萧红终于掷下求解放的大旗，离开了人间。”
“求解放”，这才是对萧红一生最好的写照。在她的软弱，她的冲动，她的悲哀下面，始终有一颗倔强的心在跳动，不甘去“奴隶的死所”。
我隐隐地感觉，《黄金时代》碰触到了这些东西。如征途中（多少有些突兀）的批判托派汉奸，萧红与丁玲的相对无言，萧红与萧军关于打游击还是写作的争论，还有片尾对《呼兰河传》的引用：“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这些说的当然是萧红对自由、独立的向往，对“组织化”的疏离。也正是到了“二萧分手”之后，汤唯饰演的萧红才偶尔显出了她的活泼、顽皮、不羁的一面，可是，这些片断未能与前半部的逃亡、流浪与突围形成有效的呼应，萧红的形象仍然不够鲜明，她面临的时代困境（“娜拉走后怎样”的诘问），她贯穿一生的追求（包括被视为伊之原罪的依附男性、放弃新生儿，都与此有关）也便很难让观者有深入的感受。《黄金时代》，终于是一篇被史料压垮了的论文。
散场后，我笑道：“出了这部电影，最高兴的该是你们教现代文学史的老师吧？上课放一遍就好，省得讲萧红了。”
“三个小时？哪儿有那么长的课啊？剪剪还差不多。”

我们知道，在小说里，人物往往是抓对出现的，比如《红楼梦》里黛玉和宝钗、尤二姐和尤三姐、芳官和龄官，比如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李碧华《青蛇》里的青蛇与白蛇，法海和许仙。抓对出现的方式更易突出鲜明的人物个性，这种模式在影视剧中也有很多体现，比如都教授和富二代，花泽类和道明寺，弑君者和小恶魔什么的。

巧的是，萧红的生命里两个最著名的男人也是抓对出现的，那就是萧军和端木蕻良。

按照武志红老师的理论，成年后的感情经历是对童年的重建。按照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写，也如影片所反映的，在萧红的童年真正带给她幸福感的似乎只有祖父一人，而她的父亲暴戾冷漠（在电影里唯一的出场就是踢了萧红一脚），实在称不上什么父女情深。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在萧红的情感线索中，与萧军这个粗线条的、家庭（可引申为家族）强有力的保护者、有暴力倾向的、不善于情感沟通的男性形象相爱，其实是她对童年的重建——重建与同样具备以上特点的父亲的关系。

这种重建最终以失败告终。于是，萧红转而与端木在一起。在我读到的诸多萧红传记、书信集以及其他文字中，萧红为什么会突然与端木相爱，实在交代得不怎么清楚，以至于我不太认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爱情。我相信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正好捡到了彼此。

端木代表的男性形象完全站在萧军的对立面，他懦弱却温柔，退避却细腻，是重建童年宣告失败的萧红抓到的一棵救命稻草。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端木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贴合了萧红的祖父——她虽然疼爱萧红，但因为在萧红记事时便年逾古稀，很快就去世了，而且在家族中并没有话语权，所以仍旧无法依靠。所以，萧红与端木的结合，是另一个维度上对童年的重建，即借爱情名义重建与祖父的关系。

我们知道，这次重建又失败了。

观影时传来几次笑声，其中一次是萧红与萧军彻底分开后，告诉端木她怀有萧军的孩子。端木一脸纠结的怂样惹得影院里的江湖儿女们大笑不止。那些笑声非常年轻，无所顾忌，说不定脑中已经闪过“接盘侠”、“喜当爹”等字样，欢乐得不得了。在一片笑声中，端木不解地问萧红：“你怎么能跟这种人在一起？”萧红没有回答。

萧红弥留之际，端木不见踪影的几天，骆宾基照顾她左右，问她：“你怎么能跟端木在一起三四年的？”

这两个问题，如同萧军与端木这对冤家一样，也是抓对出现的。联系到之前种种——既然包办婚姻是错的，那么与爱慕的表哥私奔该是对的吧；既然私奔是错的，那么回归包办婚姻该是对的吧；既然与抽大烟的纨绔子弟在一起是错的，那么与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在一起是对的吧；与莽夫无法厮守终身，那么翩翩少年总是可以相濡以沫的吧……结果，却总有人在终点处不解地问为什么，点醒萧红，原来摆在她面前的选项统统是错的。

但这一次，萧红没有沉默，她回答了骆宾基的问题，大意是说：当一个人骨肉很疼的时候，皮肤的疼也就不算什么了。

显而易见，萧红对于端木自始至终的不信任，不抱希望：：冷清的新婚宴席上她便说对端木希求不多，只求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端木给怀着萧军孩子的她一个名分已经非常满足；千辛万苦搞来一张船票，端木走了，留下怀孕的萧红一人在兵临城下的武汉，没钱没米没住处，人问为什么端木自己走，她打个哈哈过去，不解释；产下第二个孩子，端木没有陪在萧红左右，承蒙白朗照顾，临别时，萧红说自己将孤独终生；弥留之际，萧红对骆宾基说，她与端木“终究是不能共患难了”……萧红从未真正像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一样需索端木的保护，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端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品质。

然而，关于萧军，病重时的萧红却说了这样一段话：……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拍一封电报给萧军，让他来接我，他一定会来的。

不过，无论是出于自尊还是爱情的覆灭，又或者根本是不自信，萧红并不曾发出这样一封求助的电报，所以我们将永远不能知道萧军会否真的如萧红所愿，穿过战火去救她。

当然，现实残酷，不知是福。

拣遍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红玫瑰与白玫瑰纷纷凋谢在了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眼前。天下之大，她却无处可去。如果不在乱世，如果不是贫病缠身，萧红或许有足够的时间走出命运的迷局，可惜她没有这个机会了。

大轰炸到来前最后的宁静里，端木终于回来了，面无血色的萧红拿起他放在床头桌上的苹果，努力地啃上一口——见汪恩甲时，萧红在吃；偶遇弟弟时，萧红在觊觎别人的蛋糕；在关于萧红的文字中，我们知道，被丢弃在东兴顺旅馆时，萧红被别人门上挂的列巴和牛奶香馋得心猿意马，甚至想去把吃食偷来；萧军刚刚有了点小钱带萧红去开荤，她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捞出的肉丸子；电影中，生命的最后，回光返照的萧红说：“好像完全好了一样，吃了这么多。”

吃，是一个人对生存怀有渴望的表现。如萧红自己所说，这世界上终有令她不能瞑目的东西在，所以她并不想死。她奄奄一息地对端木说“我也舍不得你们啊”，这个“你们”，未必实指病榻前的端木和骆宾基，而是指这纷纷的人世，和她三十一年的虽不漫长却格外艰难的人生吧。

就此，又要说到一次全员笑场，是聂绀弩旁白说萧军离开萧红后与王德芬相遇，二人厮守终老，养育八个子女。“八个！”我听到观众席上的小姑娘惊讶的低吼。是的，即使在那样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年月，也永远不要低估人们对生的渴求和热忱，无论萧红，萧军，影片中的任何人，或者我们自己。

为什么几乎所有跟萧红有过一点点瓜葛的人后来都那么热衷于用文字悼念萧红？当然，首先是因为萧红的文字穿越了时代和战火，最终留了下来。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一批人中，只有萧红曾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个贫病交加生如转蓬的当下，已经是他们共同的黄金时代——她认出了风暴，这场风暴无关意识形态，只关于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们的命运。

生，固然可爱，却极其艰难。所以，劝萧红放下爱恨，专心创作，“越飞越高”的聂绀弩，临终前对妻子说：我想吃一个蜜橘，我很苦。

三星半。分数全给技术层面，剪辑摄影灯光美服化道乃至导演和表演都无可指摘，也是华语电影最高水准。可惜——内美未充。之前在评论其他片子时也说过，精良的技术水准或者技巧，若无真正想要去表达的充实的内在，也不过只是浮浅的卖弄罢了。

这种内美未充，源于主创团队的背景与素质。许鞍华李樯的组合有先天缺陷，这在他们之前的作品里其实也能看出端倪——他们可以搞定萧红（双子座多重人格）精神世界中追寻心灵自由的那部分，也可以详述时代车轮与生活如何细腻地碾过一个女人的肉体和精神，但别的东西就实非所长。

许鞍华及其以往作品的格局受限于香港文化界的普遍状态（看看某些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处理方式就知道），拥有基本的常识和人文关怀，政治正确，但偶尔幼稚，偶尔眼光狭隘，感性大于理性，缺乏从宏观去分析探讨重大议题的视角，最终往往诉诸于呈现、感化、呼吁而非提出解决方案。而李樯呢，不得不说他的格局一直有点小，关注个人的生活与命运，特别是个体的精神渴望在现实中不断落空，要远远多于对大时代的叙述和剖析。在他笔下被描绘出的时代，往往带有强烈刻板印象所导致的简单化、平面化特征，始于《孔雀》止于《黄金时代》，时代都是呈现出阻碍者的面目，除了粗暴、不宽容，以及庸众们的平庸之恶外，基本给不了别的。

更何况，之前看到的主创访谈中，导演和编剧还表示，本身最有戏剧冲突也最能捎带上时代、文学观等宏大命题的萧红vs丁玲，不是不想拍，而是为了规避某机关和某制度而主动放弃与淡化掉了。这大概就真的是下个时代才能解决的结构性缺陷了。

因为种种先天病，特别是对戏剧冲突、煽情洒狗血的彻底抛弃，导致这部片子绝对无法得到普通观众的认可。三个小时的片长还在其次，叙事结构上的陌生化尝试才是致命的。

《黄金时代》的剧作结构，只是一个简单的多重嵌套叙事＋插段，电影中那些角色面对镜头的“旁白”，都是观察者提供的文本。因为萧红所在的圈子，编剧使用了一种“强文本”的处理方式，让萧红本人和她的作家朋友们无数次地以自己的笔而不是口来言说。

第一重叙事，是萧红的童年生活，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萧军在东兴顺旅馆的初逢时，也就是大着肚子聊天的那幕；第二重叙事，是萧红和萧军的相逢与相爱，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和端木西安碑林确定关系的时候；第三重叙事，是萧红与萧军的告别，以及和端木的下一段婚姻，这个部分正是萧红和骆宾基在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中所聊的种种。最后，囊括一生的概括，由她本人的《呼兰河传》来讲述，也就是她弥留之际，那片金黄色树冠浮现后呈现的文本。

此外穿插的， 则是作家们的印象。比如丁玲在灯下撰写纪念萧红的文章，比如其他人的回忆，比如萧红文章里记叙的与鲁迅的相处，所有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角色说”，其实都是“文章里写”。

这种手法的好坏固然可以探讨，比如某些差评所谓“电视散文”或“文配画”的讽刺尚算切题。在我看来，手法本身的技术质量是没问题的，从编剧导演甚至剪辑的交代来说（比如在第一重叙述里插入第二重的镜头，交代另一层的存在），都已足够清晰完整，技术上圆熟精致。如果对此有微词，只能说是欣赏角度未到。按照国内观众目前的主流审美，没高潮、节奏慢尚可容忍，之前也有很多文艺片用过了，间离或者布莱希特，则完全闻所未闻，就算这部电影秀给大家看，一般人也没耐性去接受。特别是同时还在玩结构呢。——在这个狂躁的年代，任何一点点周遭的不同寻常，都可以简单地被涉及智商或人品的人身攻击消解掉，许多人在他们的网络言论和现实生活中已经习惯轻易地放弃去思索和理解他人。

我觉得好的片子，别人说不好，一定是他们在装逼；我觉得不好的片子，别人说好，一定是他们收了钱。我觉得这部电影观影体验超级无聊，所以它的一切环节都该被打倒，必须一无是处，手法上的高门槛我见不及此，至少我懂得挑表演和剪辑的茬嘛……

凡此种种。甚至看到有人说这部片子“不是电影”，说许鞍华从来拍烂片，说李樯业余……说真的，拿这个罪名欺负欺负韩寒和《后会无期》也就罢了，对着许鞍华和李樯，你确定你比这俩人更有资格谈电影吗？

《黄金时代》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内在的缺失与思想的浅薄。萧红的确有追寻心灵自由的环节，这没有错，但心灵自由除了恋爱自由、迁徙自由、财务自由外就没有别的呈现层次了么？萧红的文学造诣，多数由旁人之口来评说，观众无缘介入，就算把她的作品原文搬上银幕，又有几个人真正具有专业审美的能力呢（拜中小学语文教育所赐）？萧红的结局，除了简单地归结为男人不靠谱、本人绿茶婊、左翼风气使然外，就没有别的根由应该表现么？以及，萧红的内心块垒，与许鞍华和李樯想要表达的内心块垒，真的可以共鸣、共通么？自我来看，许李二人，真的不足以谈萧红，或者说，思想层面，由真正的萧红的“大”，恰恰映出了这二人的“小”。

从观感来说，它大概是太两头不讨好了。眼光差的人，会因为看不懂而骂；眼光高的人，又会因为它不够好而批评。在目前国内电影市场，这样的夹板气一定会导致票房悲剧。以前我曾因一时兴起写过很哗众取宠的文章来抨击《王的盛宴》 ，平心而论，那部电影和其他很多电影一样，也是落入两头受气的窘境，我的骂是因为它吹破牛皮但不够好，被转发上万，却纯粹是另一端的人在推波助澜，甚或有意鼓动，只是出于不同的逻辑得到同一个结论。如今对《黄金时代》的批评也差可仿佛。如果说它对未来的电影项目有什么正面的启发，大概就是千万别做这样的“中间派”吧。

资金投入上，这部电影不可谓不大，或许也是许鞍华所能为的绝唱。由于人为提高观影门槛的那份任性，这部电影的票房一定会惨败，赔本是可以想见的结局。未来许鞍华或许将再也无法筹集这么大笔投资来做想做的项目，或者说，难得有这么大笔的投资，却最终没能在电影的思想性和宏大性更上层楼。两方面都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比起《白日焰火》或者之前的很多片子，《黄金时代》还有更深一重不幸——它甚至很难赢得欧美电影界的加冕，来堵住国内观众困惑但放肆的结论。这部电影是属于现当代中国人的，是为华语文化定制的。对它，外国人很难有公允评价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文学和历史造就的隔阂难以逾越。而中国人，包括许多萧红的读者，可能都还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

最近半个月，因为休假的缘故，在南京和上海的三家不同影院共看了四部电影，每一次体验都难说惬意。观众们似乎视开演时间为无物，迟至开场四十分钟还有人不断入场，偏偏他们还买了最中央的座位，必须在银幕前展示自己的剪影。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肆无忌惮地插嘴评议、自我炫示，大声聊天接电话，动辄在奇怪的地方笑场，又或是小孩子的哭泣吵闹，种种嘈杂都在展示着他们与这部电影的格格不入。这是电影市场的黄金时代吗？大概是，是属于《心花路放》那种片子的。

萧红的《呼兰河传》在四十年代无法被正当评价，原因很多，有些是不能说的。最终它等到了今天，变成了值得记住的文学经典。而《黄金时代》的命运，或许也会与此相类吧。

我对萧红并不太了解，因为没读过她的书。但是以前看过霍建起的电影《萧红》，对这位民国女作家很感兴趣。当时看完电影的短评如下：

“做工精致，但剧本肤浅，完全没看到一个‘赤裸灵魂’的萧红。一个好作家的痛苦也许源自生活的凄惶与遭遇的不幸，但这种痛苦却不应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命运的浅层。电影没能刻画出痛苦的升华与萧红才华的灿烂，仅抓取了八卦的表皮表演了一场平庸的爱情小品。”

所以对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和汤唯塑造的萧红，我还是有一点期待的。电影三个小时，最大的成就我觉得有两点：

1.伪纪录片式的叙事手法是很新鲜的，所有的人物都直面镜头和观众，打破第四面墙，直接诉说萧红，包括萧红自己。这让我想起了关锦鹏的《阮玲玉》，把作为人物的阮玲玉和作为演员的张曼玉对阮玲玉的精神寻找一同展示，非常深入。从电影这个特别的表现形式上说，《黄金时代》就很值得一看。但这个手法的运用却并不完善，尤其在引入萧红开篇自白一点上，除了作为引子进入叙述之外，并未充分利用第一人称视角的优势自然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萧红的自述是多余的。

2.把萧红作为一个人，她为什么是萧红表现得非常清晰。这一点在与电影《萧红》比较后感受尤其明显——萧红的痛苦并不全来自时代与生活境遇，而是深深扎根于她自己的个性。萧红的性格非常执拗、固执，认定了的事情可以不顾环境压力和人情世故一意孤行。这就是我们说的“骨子里躁动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充满痛感，必须激烈地活着或者死去，必须把生命力挥霍到最后一点一滴。这样的人我是理解的，他们心里都旋着一个黑洞，必须竭尽全力去感受生活，必须无所保留。这样的人有毛姆笔下《月亮与六便士》里的画家斯特里克兰德，有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有英国大提琴家Jacqueline du Pré，有中国的诗人顾城。而所谓才华就是人心里这样的黑洞，压榨灵魂毫无保留。才华是幸福，才华更是上帝的诅咒。我觉得萧红在生活与精神上所遭受的痛与不幸，换一个时代她也还是必须遭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在“寻找”不幸。她必须这样激烈地感受生命，对自己和他人都不留余地，才有那样从骨子里涌出来的充满痛感的活生生的文字。那是开在血肉淋漓上的自私的鲜花，开在永被诅咒的黄金时代。

电影的不足也是同样明显的，这主要在于编剧和导演两个方面。

编剧上，对萧红作为作家的才华与写作理念表现不足，尤其萧红与当时民国时期其他进步左翼作家之间的创造差别性表现不足。对萧红的文学成就最后还来了个盖棺定论的大总结，是大败笔。萧红作为作家在电影中的展示不足最大的后果是造成观众与人物的疏离——如果没有通过文字认识萧红，只看她这样的一个人，她真是非常不可爱的——没朋友、没责任感、私生活混乱、对民族国家的命运似乎也不甚关心。所谓no zuo no die，仅仅通过行为认识萧红真的很难去理解作为作家的萧红（包括鲁迅当时为什么那么欣赏她）。但萧红这个并不可爱的人物，她之所以值得理解，值得那么多人在战乱中为她年轻的生命而恸哭，却还是因为她的才华、她的视角、她在文字中所表露出的对这个世界一种深沉的痛与爱。电影只在最后朗诵了《呼兰河传》的一小点文字，但就是那么一点点，都让人无限唏嘘，那皮肤的柔软和骨头的坚硬，那作为活着的无上自由。

导演上的不足有两个方面：

1.选角。汤唯的气质和萧红不符。萧红这个人太有生命力了，表面的苍白之下她有一种狠，非常狠，对自己，对身边的人，她是非常自私的，所有的能量都用在生存和写作这两件事上了。电影让郝蕾饰演丁玲，其实郝蕾饰演萧红才是更加合拍的选择，那种蓬勃于近乎丑陋的燃烧的生命力。而汤唯的气质更静，虽然也有犟，但不是硬，不是狠（章子怡在《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也有到了南墙不回头的气质）。

2.掌控力。许鞍华大概是不适合拍多角度多线程的复杂叙事剧本。她的长处在细微处见真情，越没情节她拍得越好。《天水围的夜与雾》她就没处理好，搞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这部也有凌乱感——当然这还是跟剧本没有聚焦在作为作家的萧红身上有关，但作为导演在掌控上，许鞍华缺乏大将之风，没在萧红动荡杂乱的生活中抽出一根最明晰的最具震撼力的主线索来。虽然二萧的爱情是个主线，但二萧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却暧昧糊涂。归根结底，还是不够手狠，三个小时的片长啊，作家萧红的文字魂竟然没剥离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