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参政论者

这是1912年的伦敦，这是一战还没有打响的伦敦，这是20世纪的伦敦，这是影响了日本女性运动的伦敦，这是工业化先驱的伦敦，这是功利主义盛行的伦敦。

这是最好的伦敦，伍尔夫写出了我最喜欢的《属于自己的房间》。这也是最坏的伦敦，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情况》里形容『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

我看到许多人庆祝盖因•福克斯和因他诞生的11月5日烟花节，我看到每年六月的Pride游行，我看到了片尾人们端着Emily Davidson的灵柩手捧百合游行。
我看到在这页影评里，许多人让我们不要忘记少部分人的牺牲，不要忘记她们的牺牲。
而我们在烟花里看到多少玩乐，又看到多少铭记？
我们在彩虹旗里看到多少玩乐，又看到多少铭记？

而就算是铭记，铭记的意义在哪里？
铭记她们的牺牲有什么意义？

铭记的意义在与同理心，在与理解你自己，同时也更好的理解她人。就好像你从小被教育着忍让自己的兄弟，却又愤恨又不自知得长大之后找了男朋友加倍地爱回你。又好像你生得俊美，却总是有人说你像男人穿女装，凭什么男人不能穿女装，而又凭什么要有什么男女装，凭什么这些二元化的言论要让你曾活的这么小心翼翼，怕自己『不女人』。我们只有在回溯自己的困境的同时，才更能理解别人。

但让我们不忘记我们的牺牲，我们的眼泪，我们饱受二元社会的剥削和洗脑，这又有什么用？
同理心有什么用？
同理心除了让人有一份虚假的安心和虚伪的相互取暖，什么都没办法改变。

你的愤怒呢？！

真正有用的是你在经历了百转千回，看透了世间百态之后的愤怒啊！

你只满足于记录那些没办法结婚的同性恋了么？
你已经满足自己挣脱开了原生家庭在自己身上重男轻女的禁锢了么？
你已经原谅了所有男人，女人，老男人，老女人，因为你是女生从而对你的种种羞辱，种种无知的评价，种种浅薄得让你犯尴尬症的定义了么？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
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
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
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如果你还有种、有良心，你一定要想办法告诉这个社会，告诉你的家人，告诉所有因为你是女生欺负过你的人，告诉每一个对你阴阳怪气的人：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即使我们到最后没办法像"天真女侠"龙应台一样出任『文化部长』，但我们也并没有就活在几百年前那些愤怒的女人的阴影下苟且啊。

而记忆的意义在哪里？
记忆的意义在于管理好我们的愤怒，管理好我们的理智，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不要还没弄清未来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已经急急忙忙要求自己做出选择，就向错误的方向努力。

我们自身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不同民族的历史都在提醒着我们学会停下前行的脚步，反思。
慢一点，再慢一点。

不要Emily去撞马，你也去啊。

所以你想过性别研究的意义在哪里么？
人文社科的意义在哪里么？
明明家里可以养着你一辈子，但你却一时咬牙出国读书，容忍异国他乡的孤独的意义在哪里么？

不，不应该只是愤怒，不应该只是理想情怀，不应该只是莽撞得停不下脚步，所以『 just break the window and do it.』

哪怕永远不可能，哪怕在你有生之年看不到，我们存在着就应该改变世界，让更多的人拥有改变生活的权利，从而拥有改变世界的权利啊。

然而，也正因如此，我们永远不能也不可以忘记，任何权利都是斗争。
任何斗争，都是政治。
任何政治，只要玩不好就会有人牺牲。

但政治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得让无数个Emmeline Pankhurst活下去，为无数人赢得改变生活的权利，改变世界的权利。

因为只有政治才能改变世界。改变你，改变我，改变我们的父母，改变所有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需要政治代表，我们需要梅姨饰演的Emmeline Pankhurst。
而我们需要也必须了解政治，参与政治，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放自己，解放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

与此同时，Emmeline Pankhurst需要Watts, 需要Miller, 需要Davidson。政治家需要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律师，法官，医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千千万万的支持者。

政治代表需要我们每一个有用的人来成为国家的保险和信仰。

高晓松抨击梁植，甚至抨击清华，说，名校是什么？名校是国之重器。名校培养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你一个大名校生，一没有胸怀天下，二没有改造国家的欲望，来这里现什么眼？

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每一个有用的人来成为国家的保险，信仰和希望。

（也千万不要搞混，the government is only the institution to impose for a certain regimes. It is not what we defend and fight for as the counterpart of state and nation.）

我们只有成为那个最顶尖的人，才能站在一个领域上呼喊，才能成为捍卫国家尊严的保险，才能让一个疯狂迷乱的民族重新相信知识，相信教育，相信真理。
也只要这样才能让你身边的人相信你，相信因为你而生的『男女平等』。

所以我们不能只干嚎着铭记，而不去告诉这些躲在国会的MPs和Senates，『等到战争打响，你们就会需要女人支撑整个国家。等到金融危机，你们就会需要女人一起生产结余一起消费过剩。』
我们不能等到乌克兰全民公投，才对国防部说，『我们需要东部乌克兰的人类志和20世纪俄罗斯边境的社会成分研究』。（King 2015）

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已经不再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声音被倾听，我们的父母辈有这个经济底气让我们去学人文社科（不论他们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就应该比1912年的这群勇敢却无奈的女人做的更好，更彻底，更加振聋发聩。

而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我们连一个像样的女权运动都不曾有，我们连允许一个像样的女权运动都不曾有，我们连允许知道这样一个像样的女权运动的存在的权利都不曾有。
连日本这样以物化女性著名的国家都曾在20世界呼应伦敦的Suffragette运动，我的心里充满了羞耻，充满了愤怒，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朋友还要生活在这样的二元压迫里不自知多久，我更恨我自己不知如何讲这份羞耻与愤怒好好地传递给她们。

那些这些做性别研究的跑哪儿去了？！
那些留学生，这些Vassar，七姐妹的毕业生跑哪儿去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李银河早就退休在家写书了，谈起潘綏銘，我们还仍然再讨论中国女性的『性屈从』。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内的性教育，性别教育还是一片可耻的空白？


这让我们用哪个年月的性别理论作斗争？凭借怎样文盲的群众基础争取妇女权益？以怎样『宝马车里哭，结婚先要有车有房』这般物欲横流的性别共识解放男性？

我们的Emma Watson在哪里？我们的SheforHe, HeforShe又在哪里？


所以啊所以，学术界的人们请拿出一点文人的骨气来抵挡消费社会下的诱惑，拿出一点年轻人的血气方刚来构建只有你们才能做到的信仰，拿出一点坚持来鼓舞我们这群学政治的神经病，和我们还没有被污染的一点梦想情节。

所以如果有一天，当你发现你已经被这个二元的世界洗脑，发现不知何时开始否定自己就如同抹杀自己一般，请你看在这篇文章的份上，相信自己经历过的所有苦难，所有颠沛流离，所有迷茫困顿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
也请你相信一定会有人理解，在意，关注着这样的一个你，相信就算是这般穷酸，颠簸，只能睡在『教堂』的你也一定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而如果有一天你做到了，一定也会有人拼了命努力为你们创造出一个环境，绝不会让我心爱的你死在时代的马蹄下。

我们可以拉钩。

References
King, Charles. 2015. “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hy Flying Blind is Dangerous.” Foreign
Affairs. June 16.
龙应台. 2014. 《野火集》1985, 6. (ISSN: 9576070589).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and David McLella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Web.

「You want me to respect the law? Then make the law respectable.」


「We do not want to be law breakers, we want to be law makers.」


「I would rather be a rebel than a slave.」


「Never surrender. Never give up the fight.」


「I'm worth no more, no less than you.」


「The woman wanderer goes forth to seek the Land of Freedom. “How am I to get there?” Reason answers: “There is one way, and one way only. Down the banks of Labour, through the water of suffering. There is no other.” The woman, having discarded all to which she had formerly clung, cries out: “For what do I go to this far land which no one has ever reached? I am alone! I am utterly alone!” And reason said to her: “Silence. What do you hear?” And she said: I hear the sound of feet. A thousand times, ten thousand, and thousands of thousands and they beat this way! “They are the feet of those that shall follow you. Lead on.”」

主演是穆里根，梅姨就出来一小段。片子结构挺简单的，我觉得意义大于形式。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虽然有一些警察殴打抗议者的镜头，片子里男性对女性的直接暴力其实不多，对女性的控制手段更多的是羞辱：入狱时脱光抗议者的衣服，用警车押送女主回家交给她丈夫，在报上刊登照片，同事避女主如瘟疫，丈夫把妻子赶出家门，禁止她探视孩子，等等。这片子里的女性被殴打，血流满面，大哭，挣扎，绝食，以命相搏，而相对应的是衣冠楚楚高视阔步的男人们，因处于权力的绝对优势而从容不迫，甚至鲜少高声嘶吼。这种对比最终由Emily向奔马纵身一跃推至最高点。弱者如能以血唤醒世界，竟然已是最好的结局。

以另一种方式过此生
                                                                     ——关于英国电影《女权之声》
                         张泠

        2015年，关于二十世纪初英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电影《女权之声》（Suffragette）上映，引发系列争议。有人批评几位主演（凯瑞·穆里根、海伦娜·伯翰·卡特、梅丽尔·斯特里普）穿的T恤衫印有“我宁愿反抗也不当奴隶”伤害非裔人感情，也有人认为影片“洗白”女性主义抗争史，只关注白人女性运动者而忽略其他族裔参与者（这些批评主要来自美国）。一部电影引发如此多话题，很可细述。我的观影经验及听到、读到的经验，这几乎是“泪与火的旅程”，有悲哀的瞬间，也有坚定抗争的力量。情感表达不至于滥情，一个世纪前的历史在当代听到回声。

    英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和平进行了五十年，被嘲讽、忽略，收效甚微，直到“女性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创始人、女性投票权运动倡导者潘克赫斯特（Pankhurst，1858-1928）夫人号召女性要使用激进和暴力手段，令掌权者听见她们的声音。《女权之声》故事便始于此时此地，1912年的伦敦，从一位劳动阶层女性的视角叙述（这人物并非历史上实有其人，却也并非虚构，而是几位真实人物的合体，如女工安妮·肯尼Annie Kenney、裁缝与社会主义者汉娜·米切尔Hannah Mitchell与康斯坦斯·利顿Constance Lytton）。24岁的洗衣女工莫德（凯瑞·穆里根饰），与丈夫和儿子过着清贫但尚称得上满足的生活，直到偶然卷入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被警察殴打和羞辱、被丈夫训斥、被邻居侧目而视，她更意识到自己自7岁起在洗衣工厂超时劳动、超低工资、被工厂主性骚扰敢怒而不敢言、兢兢业业只为作贤妻良母……有改变的可能性，如她在国会作证讲述自己工作状况后所言：“我可以另一种方式度过此生”。

然而，这代价对于劳动阶层的女性尤其惨痛：莫德被丈夫扫地出门、被拒绝探视儿子、因反抗厂主而失业、屡次被捕入狱、在狱中绝食而被强行以吸管插入鼻中鼻饲……她与女性战友支持和鼓舞彼此，所有不公对待都令她们成为更义无反顾的战士。她们打破窗玻璃、炸邮筒、破坏电讯系统、炸政要官邸。莫德对警探讲的话振聋发聩：“我们打破窗户，烧掉房子，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在千家万户，是人类的一半，你们无法阻止我们！我们最终会胜利！” 她们使用激进手段唤起注意，但需要强调的是：她们破坏财物，从未伤害和恐吓过人，有些英文评论将她们的行为称为“恐怖活动”是极不恰当的。她们集会、出狱时，总带着、传递着小花，在手中、胸前、帽檐，美好的生命的希望。无人因她们而伤亡，运动中流血牺牲的，是她们自己。

最终，战友艾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1872-1913）在1913年的德比赛马日冲向国王的马，要将条幅“votes for women”悬挂其上，被疾驰的马踏而丧生。这一景象被当时的默片拍摄，也被世界媒体广为报导。她的牺牲，使得女性投票权运动为更多人关注。遗落在现场的条幅，被一位父亲拾起，裹在新生女儿身上，参加了戴维森的葬礼。历史上实有其人的戴维森，受过良好教育，因是女性，就业机会受限，加入抗争后，曾被捕9次 。她以生命践行了潘克赫斯特倡导的宗旨：“行胜于言”，也宣称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女性抗争者们在狱中绝食，为狱友争取更人道的对待方式，为怕闹出人命对政府不利，狱方强行通过她们的鼻子喂食。这一过程极度痛苦而屈辱，她们的痛苦喊叫（戴维森曾被强行喂食49次），触目惊心。屡次入狱、也曾被鼻饲的潘科赫斯特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我有生之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尖叫回荡在我耳膜引起的痛苦”。这段落被《女权之声》重现，声音慑人，久久回响。而戴维森在赛马场一场，通过喧闹音景、震天马蹄声与她倒地后的突然沉默对照，令人窒息……摄影师Eduard Grau以晃动的、迫近的手持摄影，传达混乱的及时性和紧迫感，使片中影像粗粝、充满新闻纪录式的当代质感及感官性。

1918年，英国规定：男性21岁以上、女性30岁以上有投票权；1928年规定，21岁以上女性可以投票。争取女性投票权的运动告一段落，而期间，曾有超过一千位女性被捕入狱。在女性争取投票权的抗争中，“一战”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影片中被省略）。战争期间，潘克赫斯特提议结束武力抗争、支持政府、一致对外（德国），战后政府为安抚为国服务的各方，突破社会阶层和性别偏见，形式上做到政治权利的相对公平。《女权之声》结尾字幕，出现女性获得投票权的国家与年份。世界战争和权力格局重组，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也给改变不公带来机会，如俄国（1917）和中国革命（1949）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女性、“二战”和反殖使得欧洲国家（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和前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女性有投票权。而被西方人视为“文明”的瑞士，女性在1971年才有投票权。我听到后排的美国观众惊呼，他们一定不愿意相信，中国女性怎么可能比瑞士女性更早获得投票权……

《女权之声》是几乎全部女性团队的制作，编剧艾比·摩根（《铁娘子》编剧）、导演萨拉·加芙隆（曾执导《砖路》Brick Lane）、两位制片人及主要演员皆为女性。回应关于种族问题和“洗白”的批评，导演萨拉·加芙隆解释，根据她们十年来所做的历史研究，1912年左右的英国劳工阶层女性抗争者中，白人女性为绝对主体，“二战”后的五十年代，因移民政策的改变，英国的人口才更多元。当时有两位亚洲女性参与其中，但她们是贵族，被官方更客气地对待，与劳动阶层女性不同。英国演员海伦娜·伯翰·卡特扮演自制炸药炸毁邮筒的药剂师埃迪斯，坚定的反抗性别歧视的战士，而她祖母的父亲，正是曾激烈反对女性投票权的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海伦娜说：“我要以这种方式跟我的长辈谈谈。”

加芙隆提及影片的当代相关性：全球仍有6200万女孩因性别歧视无法受教育、英国只有22%议员是女性、多数行业有同工不同酬问题、三分之一英国女性遭受各种形式的性暴力。而电影行业内部的性别不公、薪酬差异等近年也被更多女性从业者批评，至今，全世界只有1-10%的电影出自女性导演。历史由强力男性书写，关于女性的历史被抑制、抹去。很多出身底层的勇敢女性终年劳作，识字率低，也无暇写自传，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但她们是推动变革的先锋。加芙隆愿意继续挖掘那些被历史遮蔽的女性的故事，令她们的声音被听到。

从年轻到年长的男性对此片的反响，也耐人寻味。在伦敦，一位13岁男孩看完《女权之声》后在电影院里站起来大喊：votes for women! 制片人艾莉森·欧文14岁的儿子与男校同学去集体观看，回去组了个女性主义社团。片中饰演爱尔兰警探的男演员布莱丹·格里森慨叹：“我这辈子从没进过雌激素这么高的剧组，感觉很好！”当然，也有轻佻的男性网友写道：戴维森闯入赛马场被马踏而丧生，不知那匹马后来怎么样了？居高临下的讥笑、嘲讽一直都在，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后依然如此。女性成长期间接受的教育通常是“别找麻烦，别出风头，作个好女孩”，而《女权之声》中的女性，为了抗争歧视和不公、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不惜使用武力，被污名化，她们说：我们不想成为违法者（law breakers），而要成为立法者（lawmakers）！1979年，英国出现第一位女性首相，不远的未来，也许美国会出现第一位女性总统。但日常的与结构性的各种暴力、歧视，并不会因这些标志性的事件而消失（也如《女权之声》导演所言，希望影片有更广泛的意义，抗争的不仅是性别问题，包括一切族群、阶层等等不公）。这些是一个个未完成的故事，应有权益的获得，并非通过上层开恩施舍，而是旷日持久的抗争，甚至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争取公平正义的抗争会持续下去，街头、家里、电影银幕，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Suffragette》这部电影，直译过来是《妇女参政论者》，非常准确，但是作为一个电影来说，这个译名一出来，票房估计就没了。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名字还不如《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台湾和香港处理这个词就比较聪明，直接采用《女权之声》。虽然并不准确，因为这部电影讲的是1912年左右英国女性为了选举权发声的一部电影，准确来说，她们争取的女权非常具体，就是参政权利。

妇女权利这件事，跟其他的平权运动，都不大一样。黑人、同性恋、少数族裔、信仰等方面的平权，本质上都是既存群体对新兴群体的一种打压之下反抗的运动。而且，他们的时代背景都十分清晰，脱离了那个时代背景，再议这种平权会显得非常幼稚。比如我现在跟你说，要允许黑人坐公交车，你肯定会嗤之以鼻：这还用允许吗？但想当年，轰轰烈烈的黑人运动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一名黑人女士Rose声称自己有权利坐在公交车的任意一个座位上。

而女权运动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女人甚至比男人还早出现于这个星球。自有了人类这个物种以来，女性就存在。男人和女人这两个群体，经历过上百万年的磨合，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竟然是越发割裂的！这也决定了在我们讨论女权时，必须寻求新的突破，才能触及两个群体的根本矛盾。

所以说回这部电影。电影里争取女权的代表，即女主角，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初女性：带孩子，做家务，做女工，还要维持英国社会特有的女性社会身份。观众会发现，女性在上一个世纪的生存境况，与现在相比，竟然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

中国的一个比较传统，普通的女性，同样上着班，带着孩子，做着家务，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这些要求跟对20世纪初的英国女性的要求竟如出一辙！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可以获得较高的好评，观众也普遍表示，很多地方感同身受。

说一个插曲，我看电影时前面的一对夫妻，刚开始时女的靠在男的肩膀上，到了冲突激烈时，女的坐的笔直，男的捂住自己的嘴。直到电影最后，上演员表了，两人才重新拥抱。男的说：“拍的很好。”（It's nice.）

然而女的并没有说话。
我想那个女的之所以没有说话，是因为这个女权问题只有女性自己知道：它非常复杂。看完电影的她，一定有满腔情绪与思考，却不知从何说起。



如若有一天女权运动在中国普及了，我的本科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定能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章。
当年网络上轰轰烈烈的《阴道独白》话剧事件，从广场舞大妈到高校教授，都评论了几句。
个中矛盾就不细说了，说回这部话剧带来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反思：
女性运动，究竟有没有符号？如果有，该不该有？

阴道无疑是一个符号，一个女性独有的符号。它就像同性恋运动中的“彩虹”，给人以冲击，进而让人们关注这一事件。然而，该不该用阴道作为这个符号，在女性群体中间，却又是分裂的。有一位大妈曾经强烈抗议，称不能接受自己女儿举着牌子说“我的阴道我做主”。她觉得这成何体统。

这部电影里面也是一样。选举权作为一个符号，也在女性群体内部产生了分歧。有一部分妇女为了选举权流汗流血时，另一个部分妇女甚至认为这些女的“被男人赶出家门，成何体统！”这也是女权运动比较尴尬的地方。男女两个群体共同生存了上百万年，身体机能上的区别必然会随着私有化带来不同。如果能够轻松解决，也许几万年前就解决了。

所以电影并没有想深入地讨论，一个女人究竟需要什么权利，需要多少权利。对于黑人来说，可能能坐公交车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然而对于女性来说，尤其是现代的女性来说，电影里的选举权、儿女的抚育权等还远远不够，甚至显得非常幼稚。导演也非常明白，如果他把镜头对准女性权利的扩大，那他只会两头不讨好：即不讨好带女朋友来看电影的男人，也不讨好对女权有着更高要求的女人。

所以电影塑造的是什么？是一个符号。描写一个事件的电影，想要抛开符号化，几乎不可能。所以电影最后还是把女人符号化了，这个女人是勤劳的，是持家的，是爱家的，是为自己的权利奋斗的。对于与这个符号接近的女性，无疑这部电影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共鸣。

然而我也知道，很多女性并不是一个符号。活生生的人，她们的故事都大相径庭。因此一部分观众会说，20世纪初的女权运动，完全没有借鉴意义，现在女人面对的情况更加恶劣，更加复杂，所以，还不够；而另一部分观众会说，现在的女人好幸福，可以不用工作，享受着丈夫的宠爱，所以，感恩吧。

而很多其他女权化的影视作品，其实都走上了某种程度上的歪路。比如最近新的美剧，女超人。如果给女人穿上超人的衣服就是女权主义作品了，那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黑人穿上超人的衣服，需要同性恋穿上超人的衣服？其实说白了，女超人很漂亮，很性感，收视率很高，这才是拍女超人的目的。

当然，这部电影并没有走上歪路。它只是选择了一条很困难的路：把1912年的女权运动，还是针对选举权的运动，展示给观众看。而电影结尾最后的字幕也是非常耐人寻味：

“1949年，中国和印度，宣布女性拥有选举权。”

当时电影院小规模的哗然，还蛮让我感到丢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