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围的夜与雾粤语

　　

　　西哲有言：人无法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可如果撇开其中“白马非马”式的诡辨气息，其实每个人都在不断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太阳底下也许根本就没有“另一条”河流，所谓的生活无非只是让自己觉得今天踏入的河流实在有所不同。香港“新浪潮”领军人物许鞍华近日的两部电影作品《天水围的日与夜》（下文简称《日与夜》）和《天水围的夜与雾》（下文简称《夜与雾》）可以算作“不同”的代表：前者终于获得了不同的假象，而后者则是灭顶于相同的宿命，同样的天水围，哪里来多少不同的人生。

　　手停口停——世上无如吃饭难
　　天水围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区，地理位置偏远，距离中环市区大约25公里。天水围公共屋邨住着大量内地新移民，由于公共交通费用相对昂贵，这些低收入的新移民甚至无力承担每日外出打工交通费用，所以每天的大事无非是到哪里买报可以多得一包纸巾，会精打细算到买油时如何省下3元钱。而不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便只能长期倚赖失业综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简称综援）是香港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一项入息补助，作为经济上无法自给自足的香港市民的社会福利安全网，由香港社会福利署负责统筹。）
　　但综援自然不是万事大吉，其中很多人取得的综援并不足生活所需，所以就像《日与夜》里的寡妇贵姐靠在超市卖水果供养儿子的；又譬如孤老之年还要出来做工的阿婆；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申请综援并不是人人有份，从二零零四年一月起，申请人必须居港超过七年，并在申请前一年内离港不多于五十六日。非法入境者以及并非以定居原因而在香港居留的人士（如输港劳工、旅客等）均不符合申请资格。身体健康健全的申请人必须同时接受社会福利署的自力更生支援计划，积极寻找全职工作。《夜与雾》里的阿玲便是因为申领综援的资格不够，虽然遭受丈夫百般凌虐而无法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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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与夜》里最重要的场景就是吃饭，“每一场吃饭都是刻意安排的，因为没别的东西安排了”。 剧本里编剧注明了每次的菜式，而其中花样繁多最为繁多的就是吃鸡蛋：蒸蛋、荷包蛋、青豆炒蛋、虾仁炒蛋、豆角炒蛋…… 许鞍华说她在天水围认识的家庭主妇，每天都会研究怎么能用最少的钱，做最好吃、最有营养的菜。有两个菜是必备的：豆腐蒸碎肉，番茄炒鸡蛋。“这些都是香港普通人家经典的吃法。”既有必须的营养而菜式也不至于过分寒酸，当然前提这是最经济的。而与之相对应香菇这道菜式则显得豪华很多，而香菇在香港人家里也的确过年过节才吃的主菜， 阿婆送给贵姨一包香菇，贵姨没有用任何配菜，做了一道香菇，饭桌上，儿子和她几次赞美香菇“好味”。他们的关系能够相濡以沫便开始于一包香菇。
　　而在《夜与雾》里菜桌上比较“奢华”的荤菜则是任达华扮演的李森每天钓来的鲜鱼，虽然鱼嘴每次都被充满戾气的李森拉破，但这也是母女三人可以享受的最好荤腥了。而除此之外，邻居大妈邀请一起跳健身舞的每月五十元，女儿幼儿园办生日会需要的手续费五十元则只能支吾应对，逃之夭夭。李森去茶餐厅看望阿玲说要吃得豪气一点：“煎猪排，黑椒水”，此时的阿玲知道不能去想什么吃得香一点，而是要“不要吃得太贵”，当炸酱捞面端上桌的时候，被看穿的何止是李森的钱袋和自尊。正如李森开始回到阿玲乡下，带回一台电视机，还帮全家翻修房子，准丈母娘除了要落钉转脚地确认李森和阿玲的夫妻关系，连李森对自己小女儿的觊觎都默认无视；而当三女儿对姐夫冷静地说哦：“妈说你给她的钱已经用完了，没钱买菜”，哪怕李森暴露出打狗的凶残野蛮，丈母娘还是希望他把女儿带走去碰碰运气，运气好还可以寄点东西回来，运气不好，那也是阿玲自己的运气。

　　风往北吹——单亲妈妈和北姑
　　贵姨是一个独自拉扯儿子的寡妇，可以说是含辛茹苦，什么工作都做，什么苦楚都自己捱，但好在儿子懂事，譬如隔壁阿婆换一个电灯都四顾踌躇，所以哪怕是坐在啤酒箱上痛苦失声到底也是苦尽甘来，最后和阿婆和儿子吃月饼看月亮，清苦自知，但也有暖意荡漾期间。
　　而阿玲则是“北姑”。白衬衣下影影绰绰的黑胸罩，似乎让人知道面前的少妇再怎么干净还是有脏的底子在里面。北姑本来指自北方来的姑娘，而现在通常用来指中国大陆去南方 (尤其是香港) 打工过日子的北方女仔，包括妓女。但在大部分香港人眼里，包括妓女变成了大部分就是妓女。天水围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内地女孩以为自己嫁去香港做少奶奶，结了婚到了香港，才发现嫁的就是普通的香港司机、搬运工、修理工，住在远离市区的天水围。老夫少妻，家贫百事哀，矛盾没有出口，最后就变成一个个家庭悲剧。而一切便是从男人觉得“我买了那么多东西，你只要听话”开始。如何才算听话呢？婚内强奸，做牛做马，打骂随性，动刀动枪。
　　如果说贵姨这种弱势群体已经被边缘化，而不通语言甚至没有合法身份的“北姑”更是被那些失败的男人视为“次等、动物甚或物件”，把自己的沮丧和无力感，暴虐地发泄在她们身上。如剧中当被询问叫什么名字的时候，阿玲只能怯生生地回答：“我的老公姓李。”

　　老公姓李——失业的男人是异教徒
　　圣经曾有这么一句话:不能养家的男人无异于异教徒……
　　而根据学者叶荫聪在《今天．香港十年》的访谈中指出，经历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相对于邻近地区包括国内的经济优势不再，这动摇了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自豪感。李森在邻居眼中是彬彬有礼的中年男人，与儿子对答亲近抵死，甚至与女儿感情甚笃；看着他和儿子毫无架子地炫耀当年自己“一箭双雕”的豪气惬意，看着他带着两个女儿，自行车在阳光下晃晃悠悠。他在被香港“经济去势”之前也曾经那么彬彬有礼，一掷千金。但之后因为社会经济结构性转型令他失业，以致要领取综援，所以畸形地想在内地妻子（包括其家人）身上享受“皇帝”般的统治感，去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看着曾经阿玲在廉租屋的床上试探着问：我可以把孩子拿掉。然后任达华陪着她回乡下，买电视剧，翻修房子。她笑的多么甜蜜。然后看着如今的阿玲遍体鳞伤，心力交瘁，却看着李森大特写的脸，须发皆白。心里可曾想起丈夫帮自己洗头，抚揉自己的发丝如世间至宝。然后笑着和自己说：最后一次，然后友好分手。于是随他入屋，于是看他关门落锁，于是被他利刃入身……
　　做出这些的李森何止是异教徒，何止是凶暴残忍，但他那张对着邻居和蔼的脸又是如何消失的：“个傻女，踩单车跌烂咗。”
　　一切一切的一切，改变了就无法回头了吗。

　　无论是《日与夜》还是《夜与雾》，写得都不仅仅是只会在香港发生的故事，哪怕又再多的河流，人也只能在里随波逐流，经过也许就是一种皈依。除了被河水吞没毕竟还是可以上岸，可以去向更远方的河流。

  即將要到天水圍工作，片中發生兇案的公屋就是我快要到職的地方。有時候，有些機會要抓緊的時候就理應要抓緊，我沒有抗拒要到天水圍工作，但對天水圍的印象始終是流於主流媒體對他的印象。自天水圍開發成新市鎮以來，進去的次數幾乎五隻手指也能數得盡。走進天水圍，我感到自己是個「異鄉人」，在我城難免總有不熟悉的地方，沿著巴士的線路走，一路上經過「天X邨」、「天X苑」，所有的屋邨名字都是一字之差，從巴士的窗口望出滿是一幢幢四十多、五十層的樓房，與所住的社區差距甚大。或者在工作的過程中，我還會有更多的機會認識天水圍的社區與天水圍的人，從他們的身上或者會看到他們的「圍城故事」。

  要講到香港社區的新市鎮作品，立馬便想到二千年的時候劉國昌拍成了《無人駕駛》，講述屯門發展為新市鎮的童黨、少女問題，承接對新市鎮問題的關心與反映事實零八年劉導再下一城拍了《圍城》。而許鞍華也不甘示弱，以女性角度與視野描寫天水圍的婦女。從前作《天水圍的日與夜》就可見當中的人文關懷與家庭人倫之間的關係。電影的流動是緩慢、是平淡的，但相信是大部份天水圍婦女的生活。讀過陳惜姿編寫記錄的《天水圍十二師奶》，更可以讀一讀婦女們的內心世界，她們對外部世界的認識不多，只知道相夫教子的必要。奈何有些的男人對家庭的付出不多，生活的重擔就要由女人背上。《天水圍的夜與霧》的角色原型大致從書中的女人不惶多樣，甚有相同的遭遇。

  記得多年前的天水圍頻頻爆出家庭慘案，的確是令人聞者心酸，那些的滅門慘案、倫常慘劇透出香港在城市規劃與發展模式的不濟。天水圍作為一個新市鎮卻沒有一所社區醫院，交通網絡並不完善，彷如城市裡的一塊孤島。甚至有傳媒指出天水圍的物貨比市區更高，商店全都是連鎖店，個體的小商販沒有謀生的途徑。於是有人開始在河邊作非法擺賣，始終生活是最必要的。天水圍的市民在社區內自食其力，各出奇謀。《日與夜》的貴姐(鮑起靜飾)在超市當店員，《夜與霧》的曉玲(張靜初飾)在餐廳當侍應。基於在角色身份上她是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她是人稱的「北妹」，但同時她在養家活兒的唯一一人。

  男人的角色在電影中被塑造成自卑、軟弱無能的，不其然就想到了書中那些被記錄了的男性，都是躲在家裡，逃避現實。電影裡並沒有刻意提到男人的過去，只知道他對工作有別的想法。家庭的生活大致上依賴綜援基制，吃喝都變得緊縮。漸漸整個家庭的轉變也因而走向極端，男人決意要殺死太太與女兒的原因大致可以從幾個方向去想，一是男人不自覺地患上了精神病，二是他厭世與憎恨社會，但到頭來我們看到男人對女人的愛，可謂是愛之深，愛到瘋狂。

  男人的沉鬱正好是襯托了女人的果敢與含蓄，即使面對家庭暴力，女人仍然默默的忍受，為的是給兩個女兒一個完整的家。值得留意的是戲中人所飾演的新移民婦女屢屢受到大眾的歧視，或者當中是有些為了香港身份證而嫁來香港的害群之馬，但像女主角般不想依靠政府的人是值得市民去支持。要改變市民對新移民的印象或許尚要較長久的時間，特別是不少婦女的印象都是較負面的。或者是社會上仍帶有這種思想，不論是在電影世界還是現實世界裡「官僚體制」卻把一些可以避免發生的事變得無法避免。例如是曉玲前往報警與接見社工的程序，倘若有人的敏感度是足夠的話，可以徹底避免事件的發生。

  奈何，香港在這方面仍然是欠缺了敏感度，一般來說就是怕事，怕惹事上身。最諷刺的是明明男人已經報警說到發生血案，到頭來警署還要打電話確認。到出事之後又諸多推搪責任，而社福機構在事情上並沒有做到把關工作。硬把受害人送到虎口，釀成慘劇。很多時候，無論是有關的政府當局還是社福的機構只當市民是個案，彷似完成門面功夫就是完成責任，處理事情強行按本子辦事，只有繁複的程序，鮮有人間的關愛精神。在這點上，香港市民當遇到設身的事情時就身受其害，無論是反映在報案、還是醫療、教育、福利等問題都是同樣無止境的等待。

  曉玲對香港自有著憧憬，她盼望著嫁給這個男人會得到幸福，一家幾口雖然窮但起碼共聚一起。沒想到她的夢來到香港就破碎，霧裡不知身是客，她從前是孤身出走的農民工，如今客死異鄉。同樣，中港婚姻的問題在近十來年的確很常見，有些人有情人終成眷屬，有些人晚年卻孤身一人。中港婚姻的普遍引起了別的社會問題，老夫少妻、婆媳糾紛，每一日都充斥著各大報章的新聞裡。我們不得不接受香港社會因此而轉型，但我們也得要顧及最根本的問題，即使我們的背景不同，也要注重香港的核心價值。即使是新移民，他們也有人權，更不應被社會放棄，或者這是電影給香港留下的一個提醒。

文/Dorothy

       香港虽然繁华，但每次我去都看不到行人轻松的笑容，他们情绪的压抑和物质的繁荣对比很强烈。

    香港曾经的繁华与历史很有关联。闭关锁国的阶段造成了香港这个唯一通商口岸的一度繁华，内地的很多需求都要通过香港来完成。当历史前进后，香港已经不是唯一通道。香港的衰退是必然的。所以香港不能像以前那样再提供很多工作机会。于是造就了诸多李森类的人士。

    这个悲剧虽然是个特例，但是很生动地映照出香港的社会大环境。

   我看这个香港悲剧的主要根源是没有平衡的利益设计综合援助制度和貌似专业实则无能的处理方法！

   李森每月有8千多元的综援，是因为他有妻子和2个女儿，但都没有工作才能拿到这么多。但是所有的综援都是交给李森支配，这就造成了家庭利益的不平衡，当一个人拥有绝对支配权时，家庭的幸福就要视乎这个人的性情了。李森是个自私、狭隘而又很虚荣的人，所以每月8千才分配给妻女2千生活，自己就随时想着像以前那样去豪气一把。造成妻女家庭地位低下，处于非常尴尬的生活窘境。妻子要外出工作，女儿们的50元活动经费都拿不出。
    如果综援制度让他们夫妻拥有平等的支配权，每月将钱平均分配给他们，这样夫妻地位相对比较均等，就不会让李森有恃无恐地欺负妻子，妻子也不用忍辱受气、委曲求全。当一方使用家暴或者分裂家庭的行为，支配权就交给受害者，这样矛盾和冲突就会减少很多。这样预防规定比事后社工再假惺惺地来撮合家庭完整有效和成本低得多。

    那些貌似专业的社工，官僚化的处理手段，不先去了解个案案情就想当然地按照规定去处理纠纷。什么床头打架床尾和，那是在性关系和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的。
    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幼儿园老师讽刺学生傻，不懈地追问家长要钱。这些都是很多香港人性格很真实地写照。

如此的香港，这样的制度，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悲剧的发生已经不是意外了。

繼《天水圍的日與夜》在金像獎獲多個獎項並二度上演，許鞍華拍攝的「天水圍二部曲」，《天水圍的夜與霧》（下稱《夜》）登場。影片以轟動一時的2004年金淑英一家滅門慘案為題材，延續許鞍華歷來對社會現象的女性關懷。香港近年家暴問題日趨嚴重，問題到了清楚浮上水面、無法漠視的社會危機層次，家暴支援更成為2009年整體縮減開支的財政預算案中少數得到增撥的項目之一——當然是否足夠又是外話。《夜》中近鏡特寫麗姐（羅慧娟飾）在錄口供過程中拍案怒吼「這是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糾紛！」，可見影片也著意敦促各方注意家暴問題。

家暴之恐怖

由於有現實基礎，影片的調子非常沉重；有網上影評稱片子到後段顯得節奏拖沓，筆者個人則在影片開始半小時已感到緩慢的重壓。影片從慘劇發生開始倒敘（第一個事發屋邨樓房出現的鏡頭還伴著慘叫聲）——結局不但在片中被預告，慘劇發生後曾佔據各大報章多日頭條，港人更是記憶猶新——然後是鄰居憶述兇手李森（任達華飾）本來慈愛有禮，更有李森載著兩個孿生女身騎單車的輕快鏡頭。而曉玲（張靜初）初出場是飽受虐待如驚弓之鳥的初來港妻子，再接以又有相戀時李森為曉玲洗頭的親密片段。全片在類似的一鬆一緊結構中推進，兩種境況懸殊如天堂地獄，觀眾表面上是可以在輕鬆的環節裡透一透氣，但想深一層更恐怖的是，一個家庭、一對夫妻如何從這樣的甜蜜珍愛，走上滅門之路？

那個拒之不得、始終要沉重（暴力及生命威脅）而緩慢（鋪展到各個方面）同時是急轉直下（由「逃出慘案」的可能對照出來）地迎來的結局，可以讓沒有體會過家暴之苦的觀眾，理解家庭暴力的傷害為何這樣大：雖然與其它暴力一樣包含身體上的傷害，然而家庭暴力最恐怖之處是，無處可逃。當「家」這個一向被視為避風塘、獲取最後及最重要支持的地方，一旦成為暴力的源頭，受害人便會失去棲身之所——許多受害人啞忍，無非是沒有信心能夠自己獨立於天地間。因此，影片「冗長」、「拖沓」的感覺，不妨被視為導演讓觀眾體驗家暴籠罩在受害者頭上的無盡陰霾。「無處可逃」一般香港女性可能不太能理解，要走就走回娘家見朋友唱k乜都好啦？但新來港婦女所體驗到的卻是另一個世界：在來港後，以前溫柔體貼的丈夫突然變了樣子，而她身上無錢、家裡有孩子、人生路不熟、家鄉都以為她嫁了好人家，這才是無處可逃。

香港「經濟去勢」後的魔鬼一面

根據官方統計，在過去二十年，中港婚姻佔香港婚姻總數超過一半。有書籍記錄《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女性訪談錄》外，最近亦有《同根‧同天空──遇上新來港婦女》出版，裡面頗有看得人驚訝動容的實例，這些女性的遭遇，比電視劇情更離奇悲苦。盧卡奇（Georg Luacs）的「典型人物」理論，是指在特定的時候，在一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政治、經濟、歷史的各種動力之匯集動向。《夜》中曉玲是令人同情的角色，片末鏡頭在少年曉玲外出打工的山路上淡出，也寄託許鞍華在《日與夜》中對勞動婦女的禮讚。然而曉玲是想像的弱勢他者；如果在香港電影的脈絡來看，更具典型人物潛質的是李森，也更具爭議。

根據學者葉蔭聰在《今天．香港十年》的訪談中指出，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相對於鄰近地區包括國內的經濟優勢不再，這動搖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自豪感。李森象徵的就是香港「經濟去勢」後的中年一代。結構性轉型令他失業、致要領取綜援，同時想在內地妻子（包括其家人）身上享受「皇帝」般的統治感，去填補自己內心的空虛。現在愈來愈多港男為避港女到內地結婚，無非是覺得內地女性溫柔聽話；然而這種「要聽話」的要求，會不會導致更多悲劇發生？我們不要以為只有內地女性對香港和丈夫的經濟有著過多憧憬，香港男性對內地的「千依百順」，何嘗不是過多憧憬？

李森在鄰居眼中是彬彬有禮的中年男人，與兒子對答親近抵死，甚至與女兒感情甚篤；唯是對於來自內地的妻子，李森顯得毫無人性，以刀威嚇強要行房、在回鄉時垂涎曉玲妹妹、甚至因無飯食而將曉玲的家狗活活打死。影片指向這樣一種觀察：李森代表的香港男性，對待香港妻兒人事時毫無異樣，卻視內地的人為次等、動物甚或物件，把自己的沮喪和無力感，暴虐地發洩在更弱勢的內地女性身上。影片是濃縮、集中地表現了這種觀察，但這種觀察是一種直指人心的洞察，還是太早下定論的「即時聯想」？也許需要時間來證明。

兇手的放大與消失

我認為影片對李森的處理有點搖擺不定。李森身上體現具普遍性的社會政治經濟動力，而在妻女離家後，他百無聊賴在屋邨石凳上坐整個下午，透視出中年失業男性的苦悶（其實有沒有工作的香港人生活也許都是超悶的），這也是和缺乏社區設施的天水圍社區規劃有關的普遍性因素。在這些環節，觀眾可能會對李森產生同情，因為大環境的因素不是個人能夠輕易超越的。而影片另一些對李森個人性情的著墨，如他給女兒弄單車、給曉玲洗頭、宣稱要和曉玲結婚、到深圳找曉玲時以西瓜刀劃破自己胸腹等，也可能會令觀眾對李森產生好感。但李森的性格是支離破碎的，例如某些大男人的有趣粗豪小節，到後期全然消失。在往四川一段開始，李森就失去常性、好色貪心、嗜血殘忍，後來還有一個低角度陰暗背光暗示「入魔」的鏡頭。影片陷入兩難：殘忍必須是超越常理的，否則不足以對應其滅門的「獸行」；但如果殘忍超越了情節的合理性，觀眾就很難從理性上理解李森的所為。「兇手」在感官上的形象被放大，但同時在知性意義上消失了，我們無法理解兇手，也就難以防止悲劇重演。影片在這些環節，可能受到了煽動感官情緒的媒體報導影響。但這實在也是批判電影的兩難：「有乖倫常」的殘忍可以引發公眾興趣，但事件若從一個普遍性的危機，縮減為個別「獸父」的特殊例子，會減弱社會批判、要求政府正視的論證力量。事實上，許鞍華安排曉玲悲劇發生時麗姐因為遊行而無暇照顧曉玲，也是一個有趣的搖擺——對於以社會壓力來向政府爭取改善，許鞍華究竟有多相信呢？

影片中對女性情誼的著墨、對勞動女性的歌頌，許鞍華都是手到拿來信心十足。但在處理李森這個理應是盧卡奇意義上的「典型人物」時，卻顯得拿捏不當。因此吾友熊一豆提出一個犀利觀察：在電影中，真正缺席的是男性、父親。也就是說，經濟去勢後抑壓孤獨的香港男性，心裡究竟想著什麼，也許是我們這個社會都無法知道的，是拼圖裡關鍵的碎片。

（見六月號《香港電影》）

其实这是片中的灭门惨案主角李森（任达华饰）对妻子晓玲（张静初饰）说的一句台词，当然这种说法直观的勾画出了李森的男权暴力性格，但从另一方面，这句话也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向影片主旨的幽暗之门。
《天水围的夜与雾》很容易让观众联想起许鞍华早年的代表作《疯劫》，同样的婚姻爱情悲剧、同样的女性视角叙事——《天水围的夜与雾》在不经意间向我们提醒：许鞍华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到现在还在创作的香港新浪潮主将。

当然要跟《天水围的日与夜》联系在一起比较，后者替许鞍华在金像奖上拿了个最佳导演，从而更多的走入了普通观众的视野，但在我看来，《天水围的夜与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许鞍华作品，而且包藏着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和艺术野心——相较而言，《天水围的日与夜》更像是许鞍华一次浅尝辄止的实验性小品文。
完全可以跟贾樟柯的作品放在同一个序列中考察，从《世界》《三峡好人》到《二十四城记》，贾樟柯用冷峻的影像记录着这个变革时代里普通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惨淡生活——当整个中国变成一列高速列车开上现代化的轨道时，总有跟不上队伍的人被残酷的甩下来，对电影艺术家来说，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呼喊，显然也是他们创作的动力和灵感源泉之一。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区，天水围经过许鞍华两部作品的“宣传”，几乎成为了香港又一个知名地标。许鞍华导演用《天水围的日与夜》告诉我们：在这个底层劳工聚集的尺寸之地，并不总是伴随着肮脏交易和犯罪恶行，有许多经济拮据、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坚韧而又有尊严的生活着——这的确是天水围的一个面向，许鞍华首先用《天水围的日与夜》为她的新世纪底层书写笼罩上了一层温情（但真实）的面纱。
接下来的《天水围的夜与雾》许鞍华便举起了她的手术刀——或者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匕首和投枪”。大导演的一个特点就是能不动声色的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许鞍华便是这样，取材于真实发生的灭门惨案，但许鞍华并没有赤裸裸的将之奇观化，而是采取了类似《罗生门》的方式，通过倒叙和多元视角叙事尽力给观众们“拼凑”出一个真相。
那么这个真相真的真实吗？许鞍华没有说。但我们清楚的看见了香港社会福利体制的痈疮——漫不经心的社工、看似热心但又执行力欠缺的区议员、有“养懒汉”嫌疑的综援发放系统、推诿敷衍的警方，以及处处弥漫的对大陆来港女士（所谓“北姑”）的隐形歧视。
当然，香港的社会体制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比之《笼民》（张之亮）里的惨不忍睹，以及《投奔怒海》（许鞍华）里越南百姓的水深火热，天水围的老百姓还算温饱无忧。真要细究起来，晓玲的悲剧可能还是不具备普遍意义的。一个饶有深意的场景是：当晓玲被李森一次次的婚内强奸后，呆坐在屋外怔望远方，此时来了个大陆移民与其聊天，这个路人就盛赞天水围的环境好，而且与大陆隔海相望，是个住人的好地方。

这应当不是假话，影片很快进入了大陆的场景。晓玲来自四川乡下，家里连个电视机都没有，所以她被来自香港的装修工人李森俘获芳心是符合逻辑的。事实上，与李森的婚姻曾让晓玲父母的虚荣心大获满足——给家里带家用电器，给家里修房起屋，李森的到来，不啻于这个穷乡僻壤的救世主，在香港属于绝对下层的李森，在晓玲家乡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款。而且李森事实上已然凌驾于晓玲的家庭之上，他对晓玲妹妹的霸占举动，某种程度上就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主-奴式关系。
被斩断了与故土之根联系的晓玲显然是危险的，家乡对她的认知几乎完全来自于她从外界输入的资源。当晓玲妹妹接受警方质询时，她说姐姐只回来两次，带回来两件东西：一件是电视机，另一件就是姐夫——必须指出的是，晓玲自己也在千方百计的力图斩断自己与故土的联系。
安土重迁的农民被抛置在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变局中，他们当然是失位的——《天水围的夜与雾》就这样把视野拓宽到了整个中国，囿于香港的弹丸之地天水围所发生的风波，被放置在大中华地区的整体巨变下，其原因才能逐渐明晰。许鞍华就用这样抽丝剥茧的方式告诉我们，在现代化的繁荣表象下，还隐藏着许多上不得台面的内伤。李森灭门惨案所划开的社会伤口，正好成为许鞍华用摄影机展现这些内伤的契机。

巨大的地区差异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人们脑中的旧意识也成了背后的刽子手。当晓玲被李森粗暴的伤害后，她一开始只是不想丢家里的面子，不愿声张；而晓玲的父母也是这个想法，脸面第一，男人打女人是稀松平常的事；更为讽刺的是，连调解家庭暴力的香港社工也极力大事划小、小事化了，李森引用的“床头打架床尾和”的俗语最终让晓玲没能逃出这个火坑。
迈入新世纪的天水围，与整个中国已经血脉相连，这里的每个鼻息都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内找到动因。这是个高歌猛进的大发展时代，却又是个空前复杂的时代。现代化的进程、经济发达的香港，是一件醒目的白衬衣，不过如果我们定睛看一看，却能发现白衬衣下面分明藏着副扎眼的黑胸罩：几分诱惑，几分龌龊，又有几分不由分说。

而从导演自身来说，许鞍华至今未婚，与她的日本老母亲在香港租房过活（很多人都难以置信），或许，这也是导演能如此敏锐的捕捉到家庭伦常矛盾与底层生活裂隙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李森在他人生的前多半辈子没有显现出烂男人的特质，在他儿子和邻居的眼中，他和气、懦弱，努力挣钱养家，少交一点家用就会被老婆骂，用离婚威胁他。他是一个装修工，已接近老年，徘徊在吃救济的边缘，儿子是拉皮条的，一家人在香港属于最底层。
　　这样一个男人，在深圳可以找到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跟他，愿意为他怀孕也为他打胎，还对他深情款款，把他视作生命中的救星。于是，在情绪冲动的那一刻，他有了勇气和老婆离了婚，带着他刚刚赚到的一笔钱与小姑娘王晓玲回到王在四川农村的家。在这里，他的往常只能顶一段时间家用的那笔钱改变了小姑娘全家的面貌，让她一家成了全村最受人羡慕的家庭，而他本人在村人眼里，也成了一个既有钱又有情义、既有技术又有地位的人，从香港时那个loser，一跃成为一个体面人，有了他从未曾有过的成就感和存在感，他不仅得到了尊敬，还得到了他未曾期待过的——拥有支配和糟蹋她一家的权力。这是他漫长的一生中的第一次。
　　这滋味是如此美妙，以致于他不能再放弃，也不相信他会失去。当他们再次回到香港，回到这个他无法抬头做人的地方，他只能从王晓玲身上找那种感觉，他殴打她、强暴她、逼着她喊“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一切”，当他发现他所造就的她——他认为是他造就了——试图摆脱自己时，他疯了，用杀戮来终结“他给她的”生活，消灭“他给她的”一切。
　　李森在以前的婚姻中从未有过家庭暴力男的迹象，他的脾气是随着他在王晓玲一家前的优越感产生和膨胀的。王晓玲一家把他当做拯救者，于是他真的以为自己是神，并一定要把神当下去。“野狼不吃死孩子，都是活人惯的”，当王晓玲跟他说“你要是想要，我就生下来；你要是不想要，深圳打胎也方便”的时候，当王晓玲的妈恳求他：“晓玲肚子都大了，咋个办，你给个话嘛”的时候，这些自认为低贱的人们培育了李森不切实际的优越感。
　　谁该为王晓玲和她两个女儿的死负责？是的，她的确希望通过这场婚姻改变命运，她的父母的确希望通过这个男人改善生活，但他们并没有要求不该得的东西。是什么让他们在李森——这个在香港会被认为是loser的人——面前自感低贱，逆来顺受？是什么让李森这个没钱没工作、没技术没尊严的烂男人认为自己有资格当神？是地域经济差异造成的等级差！而大陆如同鸿沟般的城乡差异又将其翻倍。当王晓玲的父亲用常态的口气说“农民嘛，不就是让人欺负的嘛”，他说出的是长久以来的社会现状，也燃起了李森心中的歧视之火、暴力之火。李森什么也没有，却在这里发现他原来还高人一等，他为什么不享受这种等级差呢？！
　　这个通过各种待遇把人分了等的社会培育了无数李森这样的烂男人，他们通过歧视和迫害他们眼中的“低等人”来维持他们心中最后的平衡。并不是所有没钱没地位的男人都是烂男人，烂并不直接与境遇相关，而主要和人品有关。不烂的男人再穷也有尊严，绝不会用欺辱弱势者来维护自尊。

PS. 李家的那个邻居老太太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会热情地帮助和她没什么交情的邻居，会因为自己没有阻止王晓玲的被杀而内疚到发狂。她让这部片子有了一丝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