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斯·疯狂的心

弁言的弁言：

虽然作为精神科医生，里面的许多情节已是司空见惯，但今天看过这部片子心里仍很是感动，在精神病学的历史上出现过太多像尼斯这样的改革家-精神病学家，像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皮内尔（可参见《疯子的自由：菲利普·皮内尔医生在1789-1795》一书）、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反精神病学运动中的R. D. Laing，他们对于传统精神病学的反思与批判——正如《尼斯》片尾对于尼斯本人的真实采访里，尼斯所说的：“每个人都有成为自己的一万种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意义。”——无不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精神病人从不因其精神疾病而被所谓的“正常人”褫夺了其为人的尊严与价值，只有在此意义上确立起的精神病学理论与实践，才能回归医者这一概念的内核，否则病人也便无区别于机器，或者像这部片子里借某位病人之口所隐喻的“垃圾”。

这位病人在这部片子里反反复复说道：“垃圾是人分类的……种子不是垃圾……”确实就像由人所分类的垃圾一样，DSM或者ICD[均为精神病学诊断与分类手册]中所罗列的数百十条精神病学诊断同样也是由人所分类出来的，人永远是爱分类的[理性]动物，我们从学习语言的第一天起，无不就在给人世间的种种存在的实体进行着所谓科学上的分类，父母亲告诉我们：“哦，这是狗……哦，那是猫……哦，这是树……哦，那是花……哦，这是男人……哦，那是女人……”而到了后来，我们渐渐长大，又有人开始告诉我们说：“哦，这是本地人……哦，那是外地人……哦，这是中国人……哦，那是外国人……哦，这是好人……哦，那是坏人……哦，这是正常人……哦，那是疯子，他会伤人，最好离他远点！”这就是人，我们在分类里认识世界，认识世事，认识你，认识我们自己，否则这个世界便只会是如《圣经》里开头所讲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这个世界上，也不是所有存在的实体都是可以分类的，都是方便分类的，比如番茄究竟是水果或者蔬菜的经典问题，又比如精神病人究竟是正常人或者非正常人的问题，也许前一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生物学去找到答案，但对于后一个问题，答案又在哪里？当我们思考正常或者非正常的时候，我们又在思考什么？正常何谓？非正常何谓？在社会文化中存在的许多概念，我们要知道，都只不过是人分类的而已。对于疾病的分类，对于精神疾病的分类，当然有它的好处，正如前文所言，如果我们不去客观理性地[或者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客观理性地]去对于这些疾病进行分析与归纳，我们又如何能够理解它们？能够研究它们？如果我们连疾病的名字都喊不出的时候，我想不到，我们还能如何去治疗它们。但是，在此意义上由人所建构起的任何“分类法”，倘若是以褫夺一部分人[往往是少数人]的权益而维护另一部分人[往往是多数者]的既得利益为根本前提的话，那么这样的“分类法”，请允许我说，它不该存在，或者理应修改，而这也正是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反精神病学中我们一再讨论过的。

“每个人都有成为自己的一万种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意义。”在此我重申这句话，这句话的重要性与我或你作为精神科从业者的身份是并没有实质性关系的，这句话是说给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听的，是说给我们自己听的；尼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不是作为精神科医生在说这句话的，也不是作为所谓精神病人的代言人[我们并无法代表谁，我们都甚至无法代表这里所谓的“我们”，谁都只能代表他或她自己]在说这句话的，她只是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在说给屏幕前的另群“人”——也就是我们，——在听的。说到底，她只是或多或少说出了我们每个人都想说出的实话而已，精神疾病固然是人的不幸，然而他们正如我们，我们正如他们，我们所有人[而不必区分所谓的他们或者我们]，都至少活过，都至少活着，并且但愿是活出自己的活法与尊严与意义的。

我们并没有权力去以所谓的“不正常”、“疯子”、“傻子”、“呆子”这样的词汇去指控他们，去非议他们，因为谁都一样在这人世间“含泪而活着”，谁都或多或少、此一时彼一时地要去担负所谓的不幸，只是对于他们，是精神疾病，对于其他人，则也许是离婚、失恋、破产、战争……

这部片子的女性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尼斯在刚来到作业治疗部时对那位男护士说的——“去倾听，去观察”——所制造起的情节冲突，大可以作为电影分析的材料来使用，在此我就不赘言了。

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病学已经经历了一二百年的发展史，精神病人至少在院内的待遇已经大不是片中所反映的那样了，虽然在世界上不少欠发达地区，《尼斯》片中的精神病院场景大抵也可以作为想象的材料，但我仍旧想要去强调的是，想象永远只是想象，真实是另一码事，所以还是恳请各位“去倾听，去观察”，你不曾想到，也许你此时此刻对于精神病人或者对于精神病院的东方主义式想象，会在另一场合，怎样伤害到我们的病人。虽然在各方面，这部片子已经在还原度上下了狠工，但想要真正了解精神病人，请去倾听他们，请去走进他们；想要真正了解精神病院，也欢迎来做志工！书籍、电影、戏剧等等，在对于所谓的“真实”（reality）进行“再现”的时候，艺术化的修饰与加工是少不了的，尤其在现如今的汉语文化圈里，某些东方主义式的猎奇读物（比如某本相当著名的但又是如此不负责任的所谓的“国内首本精神病人访谈录”）仍旧不时会出现在畅销书的榜单上，这也不免要叫人唏嘘，但我相信，各位看管的眼睛仍旧是雪亮的，各位看管的行动仍旧是可加期许的，所以请去倾听，请去观察罢！！

本来只是想给下面这篇旧文章再加个弁言，结果又洋洋洒洒写了这许多，又半夜三更，肚里饿得很，如有语无伦次、词不达意之处，还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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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前两天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认识了国内一些非常不错的NGO，其中有些精障类别的NGO在做精神病人的艺术治疗，而后又联想到之前在英国Bethlem医院实习期间，参观了他们的医院博物馆，名字很好玩，叫“心灵博物馆”（Museum of Mind），里面展出了许多精神病人的画作，非常有感触，包括国内也有些组织在专门策划这类的艺术展。所以，就想就这一话题写些什么，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通常又叫做“局外人艺术”（Outsider art）或者“素人艺术”（Raw art），这里只是讲一段在国内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段历史交织了精神病学的历史与二十世纪艺术史，本文不涉及作为治疗方式的艺术创作，即“艺术治疗”，也许下次可以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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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春天，一战刚结束不久，年满33岁的精神科医生汉斯·普林茨霍恩（Hans Prinzhorn）从战场上复员怀乡，他来到了风景宜人的德国名城——海德堡，决定在海德堡大学的一所附属病院里继续他的医学生涯，而等待着他的却是一项极端琐碎而又无趣的文档整理工作。



德国最负盛名的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培林（Emil Kraeplin）此时已步入花甲之年，离他的生命终点也不远了。他在退休时给海德堡大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就是他搜集的几千幅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不是出自名家之手，也不是出自孜孜矻矻想要赢得主流文化圈认可的艺术小生之手，这些作品都是克雷培林医生在他过去几十年从医生涯里接诊过的精神病人画的。



而现在，这笔遗产交到了年轻的普林茨霍恩医生手里，普林茨霍恩医生的任务就是将它们整理成册，并且扩充它、丰富它。

这项任务交给普林茨霍恩来干，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普林茨霍恩的求学生涯里，他先后读了历史学、哲学的学位，而后又飞往大不列颠，修习了音乐。他原本想要成为一名职业歌手，可这时一战却点燃了导火索，他此生所学的都没了实际的用场，英国也待不下去了。他只好飞回德国，又接受了几年的医学及精神病学教育，做了军医，以谋三二稻粱。



战争结束，他也便解甲归田，在海德堡大学附属精神病院里从头做起。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也便是这画作归档工作，虽然这活计有些枯燥乏味，但颇有艺术修养的普林茨霍恩干起它来，倒也得心应手。

更何况病人们的画，确也能从中读出些许况味来，所以，他在精神上与在生计上，确也能获得双份的酬劳。



他一旦偷得一星半点儿的闲时间，便去病院里搜罗病人们的画作，而或也教熟识的病人积极地创作。精神病院里从来都不乏创作型的天才，但这话也许又说得不确切，非止是精神病院里，办公楼里、菜市场里、农作坊里、学校里、监狱里、小商铺里，我们身边哪里都不乏创作型的天才，只是对于新闻报道而言，似乎精神病院更是个不错的噱头。



两年以后，普林茨霍恩医生手头的画作就突破了5000幅，他整理了近五百位病人的艺术档案。而到了1922年，他便从中精挑细选了十数位病人的作品，结集成册，出了本叫做《精神病人的艺术性》（Bildnerei der Geisteskranken）的专著，这是历史上第一本分析精神病人艺术作品的专著。

在这本书里，普林茨霍恩医生，从精神病学的专业角度，详尽地分析了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能力及其艺术风格。

他企图像精神分析学派分析病人的梦那样，来分析病人的艺术创作，并从中窥探出精神疾病背后的病理学，或者用于智识上的理解，或者用于实践中的诊疗。



他同时也企图将这些艺术作品转置为某种隧道，进而走入病人的精神世界里去。

他更加想弄明白的是，在疾病与创造之间、在话语权力与自我表达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真的诚如流行文化、世俗文化或娱乐文化所指涉的，在精神疾病和创造能力之间存在着某种科学上认可的相关性吗？




在“艺术=天才=疯狂”这个不严谨的公式里，究竟更多的是歧义，是旁指，是误解，是语言游戏，是异化，还是想象？

可这本书出版后，在学术圈子里，却反响平平，具体原因也请各位看官自去猜想了。




这本书没有成功，普林茨霍恩医生也便从海德堡大学离去了。此后的日子里，普林茨霍恩医生偶尔写写书，做做讲座，却再没能拿到教职。学术上的失利，加之婚姻上的挫折，没几年他便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直到1933年，他因为斑疹伤害死在了慕尼黑，而那年他还不满50岁。




在事业上成功的永远只是少数，而大部分人正如普林茨霍恩一样，也许不是才不如人，而只是生不逢时，一生也就在这默默无闻里，乃至在那穷困潦倒里，过去了。

可普林茨霍恩的故事，到这里，还并没有结束。




在普林茨霍恩去世后十多年，有名法国艺术家在读了他当年写的那本讨论精神病人艺术创作的专著后，深感震撼，并且大受启发。

究竟什么是艺术？究竟为谁而艺术？难道只有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才算是艺术？难道只有那些遵循了焦点透视、黄金分割等等传统原则、艺术规范的作品才算是艺术？难道只有“学院派”的作品才算得上艺术？难道艺术一定要附会什么、表达什么、意指什么、说明什么、阐释什么、告诉读者什么？难道艺术不是自在，而是主流文化的“奴隶”？难道艺术不是本真，而是时髦观念的“贩售”？艺术听从的究竟是什么？是自己？或者是商业？

那位法国艺术家回答说：“（艺术）不是为了取悦那些所谓的艺术专家，而是为了那些在街头工作的人们而存在的。我感到，我和他们才是贴得最近的；我感到，我真正想结交的是他们这些朋友；我感到，我通过我的工作真正想取悦的是这些人。”



艺术应当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它是街头的，它是民主的，它是自由的，而不是高墙内的权威阶级、保守主义者、财阀、意见领袖所鼓吹的、所拥护的、所炒作的。艺术是人人都会的，它从人类在岩洞的墙壁上画出第一只动物的时候就开始了它的书写，它从我们每个人小时候在白纸上随意涂鸦出的第一个图案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其存在的意义。艺术是我们本性的流淌，而不是某种在历史叙事中建构起来的话语中心，更不是某种在权力运作中虚构出来的货币价值，它是反建制的、反虚构的、反阐释的、反规则的、反理论的。因此，艺术只可能存在于现实的边缘，只可能存在于现实的局外。

于是，这名法国艺术家便给自己所向往的、所追求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起了个名字，叫“局外人艺术”（法语原文为：Art Brut，后由艺术评论家罗杰·卡蒂诺【Roger Cardinal】译作：Outsider art）。

这种艺术是持以一种批判性的“局外人”立场，在反观局内发生的种种，它主动站在了现实的边缘，以保证艺术的纯粹性、本真性。在这个“艺术的乌托邦”里，每个人都是艺术家，艺术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没有谁来宣判他可以成为艺术家而你却不能。



而正是在他所读到的那本《精神病人的艺术性》里，他读到了一种原始的、本能的艺术冲动，这种冲动是纯洁的，尚未被外在世界的资本价值所污染的，是发自内心的，是快乐的、是孩童般的。
正如这些病人被隔离在了传统社会的外面，他们的艺术创作也被主流价值给排斥了，他们的艺术冲动也同样被否定了。

但是，自始至终，“局外人艺术”都不应该是猎奇，更不应该是某些体制内的艺术家借以揽财的商业化标签。



我们姑且撇开有关精神疾病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的学术争论，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其价值也完全不是因为，他们作为精神病人的这一“医学标签”或者说“消费标签”，而只是因为，他们作为社会边缘群体，有否进入艺术话语空间的可能性大小，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或者其理念，或者其风格自身。

任何由于其身份标签所附加上去的价值，都是对他们的创作以至其作为“人”的尊严的贬低。

这里放的任何一张创作，也都只是对这些边缘人群、弱势人群的致敬与褒扬，也请用心体会，用心感受，正如你感受你自己的创作、你朋友的创作和毕加索的创作一样。



这只是他们用言语无法传达的声音。

语言无疑是贫乏的、基础主义的、不实际的。

他们的智慧与才华同样不可估量，不因他们的疾病而贬损，也不因他们的疾病而夸大。

只是平凡的人，而“局外人艺术”也只是“常人艺术”。

美，不是美学里的一条两条。

美，只存在于每个人对美的追求之中。

而每个人都有自由去追求那属于自己的美。

这就是艺术。



那位法国艺术家名叫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在1948年的六月，他和超现实主义创始人——提倡“纯粹的精神自动”（pure psychic automatism）的安德列·布勒东（André
Breton）在巴黎成立了“局外人艺术协会”（La Compagnie de l'art brut），他们收藏了许多所谓“局外人”的艺术作品，这里面包括精神病人、农夫、儿童等等，而现在这些作品都放在瑞士洛桑的“局外人艺术博物馆”（Collection de l'art brut）里。

我们暂且不论“局外人艺术”的风格性；不论“局外人艺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风格学上的概念建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身份学上的；也不论“局外人艺术”究竟是否名副其实，究竟有否为那些他们口中的“局外人”争取到了艺术上的些许话语权，或者只是又一种“消费弱势群体”的形式。但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局外人艺术”的原始文本含义依旧是好的。

也许，汉斯·普林茨霍恩并不曾想到自己的著作会“墙内开花墙外香”，也不曾想到在他过世十年后、一百年后仍有人在讨论他。

也许，我们总应该在自己活着的时候，给这世界留下些什么，留下些自己活过的证据。

也许，哪一天，还有人会记起我们。

更多作品可移步：//www.douban.com/photos/album/1649952504/
原文载于知乎：//www.zhihu.com/question/62661521/answer/200753579

精神病在卡尔·荣格的概念中，简而言之是隔绝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壁垒被破坏后，无意识侵占了意识领域从而主导人的行为的一种状态。换句话说，在任何意义上，精神病人都回到了童年——他自己的童年，人类总体的童年。那是原始，是混沌，毫无秩序可言。但在荣格之前，随着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发展，人们逐渐相信，肉体是一切的基础，通过对肉体施加影响，可以改变人的精神。影片中的所有暴力的治疗，都是基于这一核心观点。而不幸的是，这种观点在随后的时间中大行其道，影片背景设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仅仅是这些实践的开端罢了。在影片《革命之路》设定的1955年，美国人仍然运用电击疗法来治疗精神病患者。而直到现在的中国，电击仍被用于规训——虽然这与精神病的治疗已经几乎没有关系了。
而影片所表现的，尼斯医生所采取的方法，无疑更先进，更人道，是对荣格学说的一次伟大的实践。对精神正常的人所有效的规训，亦即构建秩序方法——就是那些头发梳的一丝不苟，道貌岸然的医生们，还有最初的男护士利玛所能做的那些——对这些精神病人是必然无效的。在这些人之间进行秩序的重构，如果按照荣格的理论来进行，则必须让他们重新从幼年时期成长起来。尼斯医生所构筑的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环境，自由、信任、表达、感情、关爱、陪伴、快乐……他们不需要太多现代文明成果的浸染，而需要这些基础的东西来重构意识，来让他们“抓住一些什么东西”，模仿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也许这需要很久，但并不需要人类进化至今那么久。即使是精神病人，他的意识也必然残存，也就更容易重回“正常的”社会。
但实践中的乌托邦必定脆弱。建立这个环境花费了一整部电影的时间，破坏它却只需要一组镜头。在作为乌托邦组成要素之一的宠物狗全数被杀后，这个环境便已然无法挽回地崩溃了。阿德琳娜的一声声“murder”（我知道不是英语，但葡萄牙语我不会。。。）就是这个乌托邦的安魂曲，同时也真正刺痛了作为观看者的我的心。但要追究它被破坏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存在破坏了已然形成的秩序。“医院不准养苟”是既有秩序的体现。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之下，精神病人是一种麻烦，一个可以被淘汰的对象。为了他们去破坏秩序，在“正常人”看来是完全不值得的。影片中也提到，尼斯医生所做的“不仅是医学的，也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其政治性正是体现在此处。
而它的艺术性则几乎是对荣格文艺理论的展开了。荣格认为，真正的艺术都是人类无意识的体现，艺术家在创作时的精神状态与精神病人是有相当大的相似之处的。所以在荣格的理论体系下，精神病人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而关于作品中的意象，我读书不精，所知甚少，就不再展开了。
总而言之，这部电影的观感相当不错，十分值得一观。值得讶异的是，它为什么会被拿到院线呢？。。。但不管怎么说，能在院线看到这部电影是我的幸运。正好最近想读福柯大神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就以此作个引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