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一位犹太年轻人独创了一门语言；

一个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故事；

一部改编自现实的德国反战电影。

这三个要素凑到了一起，也许你会对电影《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 ）产生兴趣。

在朋友直呼“近年来最好看的德国电影”的盛情推荐下，我观看了这部集中营题材的片子，它身上有一些同类作品《钢琴家》和《美丽人生》的影子，甚至还有点《无耻混蛋》式的黑色幽默，但《波斯语课》的调性和气质又与过去的同题材作品截然不同：

冷峻、轻巧，始终保持着镜头的距离和情绪的克制，同时也没忘记应有的理性、反思与慈悲。

【友情提示：下文会有剧透】

为活命，我生造了一门语言

《波斯语课》整体上是一部偏严肃的文艺片，但它同样富有通俗的商业性，看起来并不沉闷。

影片开场，几名党卫军枪毙了一车犹太人，唯一的幸存者吉勒斯慌乱着自称是“波斯人”，并拿出了一本波斯语书作证。

其实吉勒斯根本不是波斯人，他手上这本书，是刚刚在车上用半个面包与另一个犹太人换的（对方也是偷来的）……可现在，他必须叫书上写的那个名字“雷扎”。

原来，集中营里的科赫上尉一直想找人教自己波斯语，吉勒斯这才捡回一条命。

为了圆谎活命，吉勒斯充分发挥了急智，靠着自己刚学会也是唯一会的单词，成功把自己变成了“不会读写只会口语”的波斯人雷扎。

当然，科赫不会简单听信“雷扎”的一面之词，两人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由于父亲是犹太教老师，吉勒斯有些语言底子，他靠着生编硬造的几个波斯语单词应付过了第一夜。

可是，犯了疑心病的科赫，扬言要把每天学4个单词的目标改成学40个……

胡编乱造容易，要记起来却很困难，这样下去迟早穿帮。

正当吉勒斯一筹莫展的时候，科赫给他安排了一件差事，书写记录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信息。

写完后，吉勒斯看着笔记本突然灵光一闪：对啊，我照着名单上的名字编单词不就行了吗？！这样我就能靠记名字把所有单词记住了！

于是，吉勒斯开始努力去记住集中营里所有能接触到的名字……

凭借着独特方法和聪明才智，吉勒斯骗科赫学了半年的假波斯语，可因为一个单词重复的口误，怀疑自己被耍的科赫把他送去了采石场。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肉体精神折磨并未摧毁吉勒斯的意志，他在近乎昏厥的状态下，依然说着只有他和科赫听得懂的波斯语……

这个“下意识的本能表现”，让科赫相信，之前真的是因为一个多义词而错怪了对方——于是吉勒斯得到了第二次机会。

重新回到骗局里的吉勒斯再也没犯过错，他甚至还会主动出击，让科赫用“波斯语”与自己进行口语交流。

吉勒斯的种种表现，让科赫深信自己的波斯语已经学有所成。

当某天晚上，科赫情不自禁地赞叹“这门语言真优美”的时候，那一幕陶醉在谎言泡沫里的场景着实荒诞可笑。

可若稍一细想，观众恐怕就笑不出来了：因为科赫口中的美妙词汇，正是由一个个已死或将死的犹太人名字改编而来的。

上尉和波斯人

《波斯语课》令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出色塑造，复杂、生动，且不脸谱化，最成功的角色当属拉斯·艾丁格演绎的科赫上尉。

科赫是一名严格到苛刻的集中营后勤军官，刚出场就是狠狠教训女助理史托弗的戏码，只因为对方写的字不够清晰整齐。

但在严酷、暴躁、气量狭小的外表下，他又自认为有通情达理的“温和”一面。

只不过，他的温柔与尊重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别人能百分百符合他的要求。

也许有人觉得，科赫这样做事一丝不苟算个优点，可把如此作风放到对纳粹集中营的管理上，就有些让人不寒而栗了……

科赫让吉勒斯记录名单的行为说明了两件事：一，他没意识到，自己变相承认了一个“低贱的外族人”可以比“高贵的同族”做得更好；二，他没把名单上的人当回事，那些名字只是一个个字符而已。

一个精细、无情的纳粹军官形象呼之欲出，可这个角色的厚度又不止于此。

这个在别人眼中“没有缺陷/没有死角”的严苛军官，会笑着告诉吉勒斯自己将来打算去德黑兰开餐厅，找哥哥团聚，憧憬着一段与年轻女士的爱情，还会聊到自己的家庭和过去——他似乎真把吉勒斯当成了亲切的朋友。

然而，在察觉到吉勒斯可能说谎后，科赫立刻换上了一副歇斯底里的狰狞表情。

他立刻对这位“朋友”破口大骂、拳打脚踢，与其他同僚没什么差别。

甚至于，科赫要变本加厉地折磨这个犹太骗子：一枪毙了他太过便宜，得送去采石场干重活累活，再叮嘱早就看吉勒斯不顺眼的拜尔下士重点“关照”，务必要让他生不如死才行。

实际上，科赫的严苛一直没有变过，只因为吉勒斯是个任打任杀的犯人，他才可以毫无顾忌地施暴。

等意识到自己“错怪”吉勒斯后，科赫又轻描淡写地表示要翻篇，两个人应该往前看。

注意，科赫由始至终都没道歉，他只是面带歉意地说些软话再给点吃穿上的补偿——两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关系，这也进一步完善了科赫精明、自负和虚伪的形象。

相较之下，男主角吉勒斯的层次感就没那么鲜明了，他身上最重要的一个看点，是对自身处境、对集中营生活、对同胞苦难态度的转变。

一开始，他只是个不计一切手段想要活下去的犹太青年，有些聪明才智，却也没更多的闪光点。

直到经历了采石场的艰苦、受到科赫的优待，不断感受着同胞的磨难，吉勒斯才开始重新审视他所处的生活。

他不再惧怕枪口的威胁，除了被科赫“宠幸”的有恃无恐外，更多是因为恐惧、愤怒和麻木让他看淡了生死。

随着记录、划去的名字越来越多，他对这些名字也有了越来越深刻与沉重的认识。

他不再只是单纯地记名造词，而是会根据对眼前人的印象来生成特定的词汇，他传授给科赫的波斯语，也有了更加血淋淋的生动含义。

吉勒斯把眼光从自己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同胞身上，他并未因自己相对舒适的处境而庆幸，相反，他对其他受苦受难的同胞有着感同身受的痛楚和悲悯。

于是，吉勒斯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例如马尔科和雅各布兄弟，后者也付出生命助他躲过了败露真相的危机。

在《波斯语课》后期，吉勒斯和科赫两人的对手戏开始不断突出、升华主题。

吉勒斯不再卑躬屈膝，不再掩饰内心的愤懑和疲惫，这是他作为一个人最后的尊严和坦荡；

科赫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友善和傲慢，他不希望吉勒斯生气、担惊受怕，确实有关心“朋友”的成分存在，但更多还是出于“我没杀人，我罩着你，你应该高兴和感恩”的强势和伪善。

在此语境下，观众们迎来了全片的最高潮：吉勒斯宁愿与其他人一起赴死，也不想苟活了，科赫发现后不顾军令把他带了回来，两人间爆发了唯一一次争锋相对的争执。

“他们不是无名之辈，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即便你手上没有直接沾血，你也是一名杀人犯。”

吉勒斯戳破了科赫的冷酷无情、自欺欺人和虚伪造作，让这段本就不存在的友情恢复成了霸蛮欺凌的原貌。

韵味浓、后劲足的德国反战片

与《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等其他集中营题材的电影相比，《波斯语课》没有太浓重的情绪渲染或浪漫化的处理，也没有过多展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甚至在前半段里，除了少数几场戏外，观众都不太能感受到故事发生在集中营里……

直到后半段，伴随着吉勒斯心境的变化，影片才逐渐出现一些“支离破碎”的细节，悄无声息又冷峻严肃地诉说着历史上发生过的可怕往事。

这是一部很懂得“藏”的电影，多数言语和内容都放在表面之下，该有的东西一件没少，着实深邃和沉稳。

相较其他国家的创作者，德国人对于如何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兴许更为敏感，所幸，影片通过塑造科赫，很好地完成了这最关键的一步。

科赫确实是一个优秀能干的军官，做得好事情也搞得定政斗，同时他还思路清晰、眼光长远，在其他党卫军仍幻想第三帝国能力挽狂澜时，他已看到了纳粹德国的穷途末路。

所以，当别人在销毁证据、准备撤退的时候，科赫已经收拾好细软跑路了——学好波斯语前往德黑兰正是他蓄谋已久的后路。

在跑路前，科赫不顾风险，动用自己最后的职权带走了吉勒斯。

无论怎么看，这个行为都有些多此一举，吉勒斯也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放自己一条生路，毕竟两人之间没什么情谊存在……心情大好的科赫回答了他的疑惑：我说过会保你一命，我可不想输掉我们俩之间的赌约。

其实这个赌约是科赫自顾自强加给吉勒斯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科赫究竟骄傲自负到了何样的地步。

可最终，科赫还是变相输给了吉勒斯，他败露被抓的缘由，恰恰是他跑路最大的倚仗——一门狗屁不通的波斯语。

科赫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纳粹战犯，他们本身或许没那么极端与邪恶，但在恪尽职守的情况下仍然犯了深重罪孽，这样的人，不应逍遥法外、逃避罪责。

科赫口中蹦出来的一个个词汇（名字），正好象征着一个个受害者对罪犯的控诉和审判。

名字，正是《波斯语课》的题眼。

原本记录在案的集中营近3万名犹太人的名字，已经随着罪证被焚毁而消失了……

有些观众可能会留意到一个细节：影片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男主角的真实姓名（本文所写的吉勒斯是影片资料里的名字）——就好像那些死去的犹太人那样，他们来过，他们存在过，但这个世界没能留下他们的姓名。

于是，吉勒斯独创的“波斯语”又有了新的意义：成为那2840个犹太人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证明。

随着吉勒斯缓缓吐出一个接一个死去同胞的姓名，他不紧不慢的声音逐渐吸引了盟军收容所里所有人，那些陌生而又朴实的字眼，戳进了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里。

《波斯语课》用这样偏于抽象的“符号”，完成了对于不义战争的反思与控诉，视听冲击力不强，却同样拥有千钧之力。

那是沉闷的怒喊，也是哀伤的悲鸣。

【本文首发于FIX昆仑德语字幕组 ，也欢迎关注我的公号“有爱评论区”。】

元素有些杂糅，吸引人的亮点本该是假造波斯语以及谎言被揭穿之后的戏剧冲突。结果真的波斯人刚刚出场就领盒饭了，有点失望。 然而语言学部分只是作为推动情节发展而存在的，如果多一些造词部分就好了！将从名字中提炼出来的词根和意义联系起来，比如说假词根“－ico”就是从名字中提炼出来的。 要是导演还能继续补充就好了，哪怕从他的犹太同胞中选一个来刻画，讲一下词根词干词缀如何组成普通单词。比如说－avvi是生命，从那个布娃娃的标签上得来。那么失去希望/失去生命这些单词就可以拿出来造词。

再者，影片另外的卖点是“你所记下的2468个单词，是惨痛的犹太人的名字。”这里其实容易给人一种暗示：纳粹军官改变了，并且受到了冲击。我想看的地方是，军官识破假波斯语之后，这种师生关系，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开始改变。犹太人可能会流血，可能会死，但一定会给军官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但是影片带过，没讲很多。仅仅提到纳粹军官被拘留起来，去不了德黑兰了。不过这一部分的张力很强，军官的梦想破灭了，看起来有点痛。

我想看的是军官不仅发现自己的梦想破灭，还要看他的思维方式产生一点点改变，记下来的这2000多个单词对他也产生了冲击。

语言会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学习一门语言就像破解密码一样。不过军官只学会了2000多个单词，算不上掌握，只能应付简单的口语会话。在这一方面，特雷姜做得很好，但是波斯语课没做好。

同时，这里也存在一点谬误。犹太人谎称自己只会用波斯语交谈，不会使用书面文字。这里我原推测的是他出身比较低，因为掌握书面文字的阶层确实会高一点。但是他又能写一手很漂亮的德文。军官竟然丝毫没有产生怀疑。这就像只会说方言的人竟然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

虽然是为了糊弄军官，也感觉怪怪的。

还有，电影中为了体现“你念出自以为优美的文字，其实是犹太人惨痛的血泪”，拍了一个靠在窗边念诗的镜头。这是亮点二，但是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略过了。其实大可以多加一点语言学知识，比如学习的过程中雷扎解释这个词根，比如说如何造句。波斯语的语法必定和德语不同吧。就算是异族文字，也应该会有规律。

如果语法也照搬乱造，军官真的不会产生怀疑吗？

最后，犹太人逃出来了，但是如果他没有借助军官的能力，恐怕一定会死。

而且他挤占了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间接杀了那位意大利兄长，以及真正的波斯人除了他以外的人，都死得非常冤枉。雷扎要为此负责。但是影片中唯一得到救赎的就是他，由此我有些不平衡。

但是集中营里没有丝毫人性可言，就是这样吧。

最后，名叫“希望”的犹太人其实没有希望，名叫“生命”的犹太人丧失了生命，学习假波斯语的德国军官以为找到了和家人团聚的希望，这些都是雷扎编出来的假东西。

那么影片中什么是真的？影片想要体会什么？是军官和犹太人之间的友情？还是普通纳粹军官的无可奈何？还是犹太人惨遭屠杀的痛楚？还是人性普遍存在的恶？不清楚，每项都有体现，但是都体现得不多。

首发于公众号“影探”

ID：ttyingtan

作者：Scott

转载请注明出处

《波斯语课》的主创阵容很强。

导演曾操刀过俄罗斯爆款神剧《背叛》（豆瓣9.1）。

主演拉斯·艾丁格，德国演艺圈的扛把子，曾出演过高分神剧《巴比伦柏林》。

《巴比伦柏林》剧照，该作品三季均分9.3

该片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所改编。

曾入围2020年柏林电影节非竞赛展映单元及北京电影节。

本应代表白俄罗斯参战今年奥斯卡颁奖季，怎料因创作团队不符合标准，被取消资格。

虽不能走向更大的舞台，但这部作品给观众们带去的感动与震撼是满满的。

>>>>剧情简介(看过的可以略过)

1942年，法国。

男主小卷是个犹太人，在逃亡途中被纳粹德军抓获。

车上，坐他身边的一大哥提出要用一本珍贵的波斯语书换小卷半块面包。

小卷看书上写着“雷扎”和“帕帕”，便问大哥是什么意思。

大哥说，“雷扎”是房东儿子的名字，“帕帕”是波斯语“爸爸”的意思。

原来这本书是大哥逃难前从房东家顺走的。

虽波斯人有戒律名曰“不可盗窃”，但是食不果腹的战乱年代，谁还在意戒律清规呢？

在乎的，只有活命罢了。

面包还没吃上两口，全车人就被德军赶了下来。

行李放一旁，列队成一排，人群中还有婴儿的啼哭声。

德军突然一顿扫射，人群瞬间倒下，没了一丝声响。

小卷提前倒地装死躲过子弹，但是被德军发现。

他连忙说自己不是犹太人，是波斯人。

并拿出刚刚交换的波斯语书籍证明身份。

而刚用书来交换面包的大哥，已一命呜呼。

《波斯语课》预告

说来也巧，营地中有个纳粹军官想在战后去德黑兰生活，他在找会说波斯语的人。

小卷灵机一动，说自己叫雷扎，自己的父亲是波斯人，母亲是比利时人。

会说波斯语，但是不会拼写。

军官问他“帕帕”什么意思，波斯语“妈妈”怎么说？小卷都对答如流。

得到军官“青睐”的小卷保住了一条命，被派去厨房做帮工，但是代价是要教军官说波斯语。

但其实，小卷只知道“帕帕”是爸爸，并不知道“妈妈”怎么说。

情急之下随便编了一个说法，骗过了军官。

但军官要每天学习新的波斯语单词，还要复习检测……于是小卷开始在厨房里“自创”波斯语。

随便编简单，但要记住自己编的那些单词，还是很费脑力。

哪怕记错一个单词，他的身份就会被识破，到时等待他的将不是死亡，而是折磨。

小卷每天的生活已经如履薄冰。

谁想到有天军官嫌一天学4个单词太慢，要改成学40个。

这下小卷傻了眼，我上哪去现编40个波斯语单词，还要倒背如流？

惊慌失措中，小卷发现营里犹太人的名单正好可以对应军官让他翻译的单词。

他灵机一动：为何不用这些人名作为词根呢？

小卷每天用同胞的名字做词根“造”波斯语，但每天陪伴他的，还有其他德军的质疑。

军官虽然相信小卷，但依旧恐惧被小卷当猴耍。

一天小卷无意中解释“树”怎么说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音在之前教“面包”时已经用过。

尽管他赶紧瞎扯“树”和“面包”在波斯语里同音，但还是被多疑的军官一顿暴打。

正常语言环境中，同一个单词有不同意思也很正常，就像汉语在不同发音下有不同用法一个道理。

军官也不是蛮横之人，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过激后，也派人送小卷到军医处治疗。

小卷死里逃生，同时他也更加清楚自己陷入了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猫鼠游戏之中。

一旦身份暴露，只有死路一条……

>>>>抹去与铭记

表妹有幸在去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欣赏了这部《波斯语课》。

观毕，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久久不停，席中更是传来一阵阵抽泣。

不夸张说，作为一部二战题材的作品，它有着强烈且动人的张力感。

主创出席柏林电影节

两个核心人物：纳粹军官、犹太囚徒。

本身对立的两人，以波斯语教学的形式产生联系、建立关系。

更重要的是，一门本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语言，却成了他们的命脉，决定着生死。

一个教波斯语是为了在战乱中活命，一个学波斯语是为了在战后移民保命。

这部《波斯语课》用极具美学的手法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光辉。

全片画面以冷色调为主，从色彩上给到观众一种压抑的情绪。

镜头语言也格外冷静克制。

被屠杀的犹太女人们躺在车上，借以黄金分割比例的构图体现静态美学。

也在提醒观众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人间惨剧。

上一秒纳粹军官们笑盈盈大合影，下一秒观众们就看到犹太人在矿地上血汗劳动。

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是侧面烘托，给予观众心灵上的落崖层次感：

有些人在战争中花天酒地，而有些人却活得胆战心惊。

不需要枪林弹雨，不需要血腥屠杀，细节的比对就足以体现这些纳粹们的恶行。

电影中有一幕戏让表妹印象最为深刻。

小卷为了报恩，和营中一位意大利人交换了身份和衣物，加入到了万人坑的队伍当中。

军官得知小卷离开了军营，连忙跑到队伍中揪出他，并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一个意大利哑巴就要牺牲自己？为了他你就要和这一群‘无名之辈’一起去死吗？”

在这里，军官强调这些赴死的犹太人是无名之辈。

可小卷却说，不能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就认为他们是无名之辈。

这些人有名有姓，是鲜活的生命，是真实的存在。

这些所谓的“无名之辈”，他们的名字组成了军官日日夜夜背诵的“波斯语”。

当军官颇有兴致对着小卷朗诵自作的波斯语诗歌时，他念出的其实是集中营里的那些“无名之辈”们的名字。

军官所说的每个单词，都是一条犹太人的生命。

他随口一说，就是一大片生命。

何其讽刺，又何其震撼。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所改编，但很可惜，表妹找不到“小卷”的原型。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表妹也发现，其实“小卷”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

他代表的是世界各地愿意正视、尊重并保护历史的人们。

1953年，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在以色列建成，以此纪念600万在纳粹统治下遇害的犹太人。

馆名很简单，只有两个单词，名为“Yad Vashem”，在希伯来语中表示“记念、名号”的意思。

正如影片最后，纳粹被击败后烧毁虐杀犹太人的证据，犹太人的名册被付之一炬。

而当小卷被救出，被问到你是否记得那些受害者的名字的时候。

小卷说：我记得。

那人问你都记得谁？

小卷说：我记得2840个已故犹太人的名字……

据BBC报道，截止到2017年，600万大屠杀遇害者中，470万已有迹可循，仍有130多万姓名不详。

这470万有迹可循的遇难者中，或许还有2840名犹太人，是通过小卷的“自创波斯语”所记录下的。

纪念馆有1.3亿页文件、10万张幸存者证词、40万张照片、1.5万份国家档案文件以及2.5万件文物和1.2万件艺术品。

每一份都是沉甸甸的历史记录，每一份都代表着那些“无名之辈”们曾经存在的痕迹。

受害者们的鞋子

小卷、还有像小卷那样孜孜不倦为那些“无名之辈”正名的人们，将600万这个冰冷的数字，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个体。

他们绝不是集中营里的代码，不是600万，更不是纳粹军官口中的“无名之辈”！

纪念馆前些年还发起了“消失的100万”的活动，收集那些没有被记录的遇难者的姓名、信息。

记住，或许是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之一。

27年前，一部《辛德勒的名单》让观众们看到了人性光辉点亮黑暗的战争年代。

辛德勒凭一己之力救下了千万犹太人，如救世主一般，为命悬一线的犹太人们提供了一个避难之所。

27年后，一部《波斯语课》又让我们感受到苦难时期仍然有人愿意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历史，记住了营中2840名同胞的名字。

将德军刻意隐瞒的事实公之于众，将集中营内的恶行一一复述。

活下去，并记住。

小卷用一种柔软的报复，为那些遇难者们正名，也给纳粹军官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而军官所学的“波斯语”，将会永生永世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将永远被噩梦所困，永远记住那些在集中营里受苦受难的犹太人姓名。

可惜的是，直到影片结束，观众都不知道小卷的真实名字。

但就是他这样的一个无名之辈，记住了2840个曾在集中营受苦受难的无名之辈。

悲痛而不血腥，沉重却让人深省。

好的作品会给观众们带去深层次的思考和反省。

更难得的是，这样一部作品的制作团队多是德国人或后裔。

他们愿意正视历史，愿意将黑暗面展现在观众面前。

同样的，他们也希望观众能够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去看到历史。

导演曾坦言，自己并不想拍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电影，而是想做一部真正关于交流的作品。

从不同的文化层面及身份背景出发，看到战争的无情所带去的伤痛。

也要牢记战争中人性光辉所带来的温暖和感动。

以语言为桥，以历史为镜，唯有正视，方能进步。

文/大表妹

作者： pASslosS

提及二战大屠杀此类题材，影史上已有不少佳作，经典如《辛德勒的名单》《大街上的商店》，纪录片则有《夜与雾》和堪称巨著的《浩劫》……那段历史总是人们用来审视人性黑暗的最佳素材。

《波斯语课》作为一部精心编排的二战大屠杀剧情片，于去年北影节展映后就收获了不俗的口碑。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比利时犹太人为了在集中营里活下去而自创了一门语言的故事。 虽然电影片头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字样，但本片其实由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改编自短篇小说，是个更接近于寓言故事的存在。

以此为基础，再加上成熟又略带匠气的电影手法，成为突围的易食佳肴也在意料之中。

回顾导演瓦迪姆·佩尔曼的职业生涯，其上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是2003年的《尘雾家园》。该片当年拿下3项奥斯卡提名，讲述的是移民故事。而这部新作《波斯语课》则源于导演回望历史的冲动。

瓦迪姆·佩尔曼14岁时离开苏联，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二战，却看到了二战对其父母的影响。在他的家庭里，与大屠杀相关的一切都很少被提及，导演说这个话题就像麻风病一样可怕，避开不谈已成习惯。

身为观众，我对《波斯语课》的第一观感是流畅和精彩。这首先得益于两位挑大梁的男演员，尤其是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钢琴家》里瘦削的艾德里安·布洛迪。

此前毕斯卡亚特留给影迷的印象更多来自像《每分钟120击》《我是你的》这样的LGBTQ题材影片，其实他在《天上再见》里扮演的法国士兵也颇为惊艳，绝对是前途可期的演员。

在《波斯语课》中，他以比利时犹太人Gilles的身份出场，随后机智地装作伊朗人逃过了第一次屠杀。为了生存，Gilles必须向一名负责纳粹餐饮的德国军官科赫教授波斯语。

这种设置非常巧妙，两人共处一室，一个想通过学习波斯语在战后逃到德黑兰开始新生活，另一个则需要临时编纂波斯语以求活在当下。

对于科赫，（假）波斯语是“爱的语言”，但对于Gilles，这却是“求生的语言”。

此外，集中营里复杂的权力关系也是看点。导演掺进些微的哲学因素做辅助，最终在历史素材和吸睛创意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

集中营里的人都需要一个位置，活人有活人的位置，可以是杀人犯、受害者、幸存者或是权力系统里沉默的大多数……死人也有死人的位置，他们的尸体被一车车拉走，旁边的焚烧炉冒着滚滚的黑烟。

如果说最初Gilles的处境是如履薄冰的求生，那么在他彻底得到科赫的信任后，便已经脱离了同期犹太囚犯的悲惨处境。

他是幸运的个例，所以能从被迫害的人转而成为体系的一部分。但他没有拯救犹太同胞的能力，这种耻辱感在他的灵魂里逐渐积淀。

片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比如意大利兄弟遭受着非人待遇，Gilles却在屋子里给德国人切面包；当他被科赫偷偷运到农场避难，Gilles抬起头来，听到了地狱火车的鸣笛声。

反观科赫，借助这门莫须有的语言，他从残暴的共同体中解脱出来。但这个人物仍缺少反省。他很聪明，但并不悲悯，也不值得被同情。科赫从未觉得自己是屠杀犹太人的同谋者，他认为自己是在完成工作，也把战争的结束看做一次个人的解放（尽管历史不会饶了他）。

这其实带来一种猜想，那就是仇深似海的纳粹军官和犹太人究竟能靠一门虚构的语言弥合多少距离。 科赫用（假）波斯语回忆自己的父母兄弟，他读出那首全世界只有他们二人才能听懂的诗，就像是狮子向猎物朗读自己对食素癖好的向往。

可惜猎物很清醒，他知道就算眼前的狮子食素，自己也迟早会被其它狮子吃掉。

剧情越向后推进，科赫对Gilles的迷恋就越发明显。当然，对我来说他们之间的“暧昧”是观影过程的意外享受，但享受之余又觉得有些猜不透导演的意图。

这种迷恋到底从何而来？是对“波斯语”还是对“能说流畅波斯语的Gilles”，亦或是单纯对“语言带来的人性的希望”的向往？

我更愿意相信是最后一种，也就是身为军官的科赫对自己被泯灭的人性仍有一丝需求，并把这种需求投射到了Gilles身上。

但因为导演没有明示，我这种猜想或许也只是一种过度解读。

那么另一面，集中营的细节其实能够决定一部二战题材的影片是否尊重历史，比如《索尔之子》就能把细节做到时空穿越般精细，观众的视角就是索尔的视角，色彩、灯光甚至是行走的路线都由匈牙利历史学家现场把关。

与《索尔之子》相比，《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就粗糙了很多，甚至有刻意伪造的嫌疑。在片头，集中营入口处有一句纳粹的口号“Jedem das Seine（依功过论处）”。

上图为真实的集中营大门，下图为影片截图

二战期间，纳粹曾将这句口号用在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门口，但这句口号在法国的任何集中营中都没有出现过。导演把这句标语用在这里，可能是为了渲染恐怖氛围。

影片中还有几个着墨不多的纳粹军官，通过他们其实能窥到一些“纳粹的世界”。

在纳粹的世界里，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和琐碎的怨恨便能轻易决定生死。这种暴力的对象不止于犹太人，也同样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惩罚上。这种权力系统真正让“人”成为非人，也是屠杀犹太人的罪恶根源之一。

大屠杀是一场军事化的屠杀，所以集中营的种类繁多，包括勘探营、铁路修筑营、过渡营、集中劳改营、岛屿集中营还有青少年集中营……本片中的集中营应该是设在法国的过渡营，其目的是将囚犯运往波兰的集中营。

基于此，片中有个别细节的设置可谓四两拨千斤，比如在被抓时，主角被建议“该绕去意大利”，但在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那里的犹太人也开始遭殃。

这里面除了当地的犹太人，还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南斯拉夫的犹太难民。德国纳粹将他们围捕，所以观众才能看到那双来自意大利的犹太兄弟。这暗示着，只要是犹太人，逃到哪里都没什么用。

看完《波斯语课》的观众也许会发觉，这部影片如果真有一个大bug，那就是语言上的使用了。

一门语言不仅仅是发明和记忆单词，片中这个设定或许符合科赫对语言的常识，却很难说服观众。很明显，《波斯语课》中的词汇大多是名词，那些不是名词的词汇也多以名词的形式被使用。

不过导演为了创造这门假波斯语，也确实下了番功夫。他找到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让他基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法国犹太人受害者的真实姓名来创造，并尽可能加入东方韵律以显得逼真。

不过就算只是两千余词汇量的学习，也会有表达时态语态的需求，常用的短语也应该有，但影片对此一带而过，着实有些牵强了。

影片另一个不太合理的地方是主要角色所掌握的语言。来自安特卫普的人主要说荷兰语，但在片中Gilles竟然能说流利且没有口音的法语和德语，却对是否会说荷兰语只字未提。

这种语言上的混乱同样发生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波斯语课》的剧本最初是用俄语写的，然后被翻译成英语，最后又翻译成连导演自己都不会说的德语。

对比过往的经典作品，《辛德勒的名单》中，大多数演员都讲英语，他们用口音来表明角色的出身；《索尔之子》中的演员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及方言）进行交流，甚至重造了一些已经消失的词汇，就是为了证明这是来自欧洲各地不同国籍的犹太人。 但从剧作角度看，（假）波斯语其实是用来调整科赫和Gilles人物张力的核心工具，它可以牵动“威胁、试探、信任、能力、交易”等一系列促成观众情绪转折的内容，本质上更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都是用人物弧光撑起剧情，并将筹码压给人性光辉。

《辛德勒的名单》

科赫和Gilles用一种新的语言相遇，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已被政治和人性之恶所绑架，是被剥夺的语言。似乎只有通过假波斯语，他们之间才有敞开心扉的可能，这也让他们每次的交流如同一本私密日记。

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关于历史的记忆和见证。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成了活体字典，每个人都对应着一个单词。最后，这些生长在不毛之地的（假）波斯语词汇变成了大屠杀受害者的名单，电影也因此而升华。

其实就连导演自己也说：“如果Gilles没有决定根据囚犯的名字来编写语言，整个故事就不会有趣。”

历史往往有被抽象化、琐碎化的风险，但《波斯语课》带来了某种启示，它警示着大屠杀并不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它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群体当中。

而且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会发现德语中的“烹饪/厨师”即是科赫(Koch)的名字，一个直白又单薄的词汇

片中有一幕呈现了纳粹军官奢华的野餐，台词非常讽刺：

他们以伟人的姿态庆贺并合影，只感叹时光流逝，未曾想过历史会以怎样的方式清算到自己的头上。

一切都能轻易地结束？永远不会。任何人都逃不过道德正义的审判。

《波斯语课》主演访谈：纳威尔·佩雷斯·毕斯卡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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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该文章为西班牙语机翻）

今年年初，他带着两部彼此之间没有多大不同的电影登陆柏林电影节。 一方面，他是瓦迪尔·佩雷尔曼（Vadir Perelman）《波斯语课》的主角，在其中扮演了一位比利时犹太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里假装是波斯人，这样他们就不会杀死他，这不仅挽救了他的性命 但他却是出色的拉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扮演的德国指挥官的监护人和门生。 这部德语电影刚刚在德国发行，已经在美国发行。 但除此之外，纳韦尔·佩雷斯·比斯卡亚特（NahuelPérezBiscayart）的电影也标志着他重返电影院（阿根廷）的到来，这部电影标志着他重返电影院。 他与Natalia Meta携手合作，与Cecilia Roth，Daniel Hendler，Erica Rivas和Mirta Busnelli在El profugo上分享了海报。 从他在巴黎的家中，BéséCésar（每分钟的节拍数）和Tattooed的银秃鹰获胜者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尽管获得了奖项和表彰，他还是一个梦想成为发明家并发现自己的男孩。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所工业学校偶然进入了剧院。

沉迷于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对您来说有多疏远？

我不知道是否疏远，但这很强大。 我们在明斯克州南部一个叫Bobruisk的小镇里的一个废弃棚屋里拍摄了影片，在大雪和天下，气温低于零下15度。 就其本身而言，背景非常复杂，这增加了电影的主题，当然，这使整个体验变得十分激烈。 更糟的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拍摄的那个地方曾经是斯大林主义的拘留营，在拍摄的漫长日子里，我们学到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也开始变得有趣起来，并加剧了一切。 幸运的是，我被一支伟大的团队所包围，并与超级演员们分享了这一场景。 白俄罗斯人是一个与人共事的小机器，非常热情而且非常积极。 可以想象，上下文不是很有趣，但是表演的优雅之处还在于，它使自己置身于那些地方，知道这是一种持续一定时间的强烈体验。

电影拍完后，您是否感到幸运地出生于另一个时代？

完全可以，但是我一直都这么认为，我想告诉你，即使是1983年以后出生的人，我也已经很幸运了。 当然，还拍摄了一部在欧洲发生的电影，在一个看起来很遥远的地方，当您全神贯注于试图接近可能发生的事情时，它最终再次证实了关于民主的许多事情，尽管它们工作非常糟糕，无法与许多人经历过的恐怖相提并论。

我们对您的角色了解不多，因为他需要一直撒谎才能生存。 您是如何与他建立联系的？ 建造它是什么感觉？

除了我们所谈论的困难之外，这与故事的悲剧背景有关，面对这个角色非常困难，因为他不是党卫军军官，除了他的沧桑和微妙之外，我们知道它在哪一边，在什么方面它将扮演的角色。 当一个人不得不扮演一个扮演角色的角色时，解释的可能性和假设就会成倍增加。 扮演一个生活在恐惧中并为了生存而发明另一个人格的角色，意味着人们会按“这个角色的表现如何？”，“他的谎言有多好？”这样的顺序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恐惧会看到他吗？” ，“我什么时候可以展示它，什么时候不展示？”，“如果我展示很多，党卫队将发现并杀死我”，“如果我不展示它，公众只会说这个男孩十分镇定，没有看到他处于危险之中”，然后不得不不断地调整这些旋钮是非常复杂的，以寻找可以与公众以及与我的敌人建立联系的小行为，而又不会放弃我。

您已经用德语工作过，但是您真正了解该语言多少呢？ 您是否曾经向我解释过，您是先用法语制作了一部电影，然后才学到的。

是的，与德国人一起，我正朝着这一目标前进。 我想更深入地学习，但我会告诉您一个故事，今年夏天，我在萨尔茨堡的节日音乐节上受邀，这是一个非常负盛名的戏剧节，是去年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上演的最后一部戏文学奖获得者。 他们在波斯语课程中看到我，并认为我的德语说得很好，他们给我发送了汉德克的文字，这很疯狂，因为汉德克用比他更复杂的德语写了半页，只有一点的对话，甚至对德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自己，但我受到鼓舞并做到了。 因此，现在我可以告诉您，用德语拍电影就像去买一公斤土豆，这很简单，无需夸大，但是我在工作中经历的复杂性使我对语言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不会说德语，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我理解60％或70％，有时甚至100％，但是我的发音很好，人们对我的理解也很好。 我热衷于用这种语言表演，我喜欢它，这是我在“ Nahueles”中发现的另一个角色。

在这些场景的中间，您正在扮演一个比利时人，他会说德语，他本来是在法国，但实际上是在白俄罗斯，阿根廷人会捏自己说：“我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

我的阿根廷就像它的出现和消失一样。 有时候，我发现将西班牙语中的某些句子拼凑起来有些困难。 纳韦尔不再是阿根廷人，他是一个畸形的人，没有地方也没有起源的嵌合体，但显然有很多事情使我联想起了我的童年，一切都是混杂的，都是美丽的。 但是，如果您不相信它，我就不会知道...当事情进展顺利时，您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满意并成长，与激励您的人会面，在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事，这似乎对我来说，您不必做太多问题。

在《波斯语课》中，这种角色是您的角色与拥有巨大才华的演员拉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一起玩的这种纸牌游戏。 考虑到他一直都有中奖牌，和他一起玩这个游戏感觉如何？

好玩！ 我承认，当他们告诉我在波斯语课中扮演这个角色的可能演员是谁时，我说“如果是拉斯，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理解，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互相理解其他，我们玩得很开心。 实际上，您在电影中看到的所有内容也都发生在相机后面。 如果我在早上三点将我们交换的音频转发给您，我教他说虚假的波斯语，您可能会注意到。 拉尔斯（Lars）带着他的德语文本，他必须学习波斯语，这样我才能为他录制波斯语。当我对如何用德语发音存有疑问时，他会以这种语言向我发送音频。 我觉得拉尔斯（Lars）的角色科赫（Koch）和拉尔斯（Lars）本人是演员，能够做更多他想做的事，因为他被绝对权力位置所证实，所以很难，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在我的角色表达层面上非常残障或残障，因为我必须体现一个不断受到观察和判断的人，基本上是拉斯的角色一直在陪伴他，以观察他是好是坏。 这就像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双重游戏，有时我会非常紧张地结束日子，以解释生死场景，但这是一次非常丰富的往返旅程。 当我们在柏林放映这部电影时，这是非常疯狂的，人们在最大的紧张气氛中笑出声，我认为我们很享受那件事，因为在那场悲剧和沉重的重担中，

在那个柏林电影节上，您带来了两部电影，一部是用德语讲的合拍电影，另一部是我认为是您回到该国的阿根廷电影，对吗？

是的，因为我已经有4到5年没有在那儿拍摄了。

在贵国重返工作岗位，但已经在欧洲大获成功并赢得电影界凯撒大帝奖的演员的经历如何？

不，那是人们想要相信的，但是没有任何改变，我只说了几种语言，我曾经经历过。 回到与您已经知道的合作伙伴一起行动，例如我已经与之合作过的塞西莉亚（罗斯）和丹尼尔（亨德勒），在那里我遇见了埃里卡（里瓦斯），那真是太美了，我们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 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会以我们一直以来的爱心做事。 也许变化是一个人承受的压力更大，而这正是我最需要做的，因为尽管局外人看到了奖项，成功，红地毯，但有时所遇到的障碍比知道如何处理这些障碍要困难得多。不要淹死。

用西班牙语（一种您的语言）来解释一个字符是否与在白俄罗斯或演戏中用德语来解释一样？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演戏就是演戏，但是在过去的9年里，我用各种语言拍摄电影，演戏不仅在演戏，而且还知道新的语言和声音并学会与之交往。 因此，如果演戏的概念对我来说变得更加复杂，那就不是纯粹的宽松母语和自由娱乐。 回想起来是技术和寻找游戏的混合体，但我发现或发给我的魔力是，通过那些奇怪的声音，在表演时还可以激发出动力和情感，并且它们因为它们与我的母语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历史负担，身体负担和偏见减少了，因此我也开始将它视为一种伪装，因为另一种语言也是一种更自由的工作方式。 我承认，当我不得不再次用西班牙语行事时，有时我听不清自己的声音，因为我很难再次锚定并站稳西班牙语单词，现在这是相反的工作，我觉得我的语言是也变得奇怪，但同时又不完全，那么我必须重新获得与我的语言的更多初始和主要联系，或者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语言，我喜欢这种语言不是表演的主要手段，这很不错，因为它还使您可以对文本采取行动，可以使与字面意义的逻辑无关的事物变得有意义。 我要告诉你，这扩大了我用其他语言行事的能力，也让我很累。

RPM没有为您带来在美国工作的建议？

不可以。这部电影的发行时间过长，显示效果很差，影片的呈现方式很奇怪，预告片将其显示为一种流行音乐，并且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更具积极性的东西，它可以实现她会感觉到的美国青年的呼唤要强烈得多。 我觉得他们害怕将这部电影政治化，并且通过将其非政治化而失去了这部电影，他们像陷入困境一样淹死了它。 他确实在场，但我没有任何建议。 关于用英语表演的话题，我仍然很镇定，就像我想到德语和法语一样，如果英语达到了我，它就会浮现在我身上，但我不会在这里找到工作的那种疯狂。美国美国。 我有一位经理和所有联系人，我对韩国，中国，意大利或召集我的任何国家/地区都非常开放，并准备好项目，我非常乐于助人。

《波斯语课》演员访谈

HeyUGuys 频道对话男二拉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

原视频链接🔗：

//youtu.be/qSzSEPDqeg4

（渣翻见谅）

Q：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是昨天看的，我真的觉得意义深远，因为昨天是大屠杀阵亡将士纪念日。这真的是一个绝妙的故事。显然我不会剧透结局，不过这真的是一个绝妙的结尾。今天我要先问你这个问题，是什么吸引你参演《波斯语课》这部电影呢？

A：我想其实是故事本身。当我读剧本时，我不认识这个导演，我也不认识其他卡司。当别人问我是否愿意参演一部发生在二战时期的电影，

我总是很犹豫。作为德国人，你总是会与二战

有着特殊的关系或联结。因为我认为我们（德国）仍处于战争留下的精神创伤之中，虽然是以一种好的方式，但是它仍然存在。有时候人们会说，这些都是历史，它与我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的祖父参加过二战，我父亲在战争时期出生，我是在他们的教育下成长的，所以二战对于我有着很大影响。

我可以感觉到这种影响。我总是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参演这样的电影，能够追溯我的过去，能够追溯德国的历史，能够质问我自己二战对我来说具有何种意义。

至于我为什么犹豫的原因，我对于那些对战争详细赘述的内容会比较警觉，我认为如果一部电影努力试图展现二战时期发生的真实事情，

一部电影努力试图展现集中营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

你对于让电影引导人们相信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具有很大的责任。这就是电影的运作方式。有时当你看过一部电影后，你会想：我了解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但我认为这在我们这部电影中不太可能发生。我很高兴导演或者作者把整个故事置于一种寓言之中。我读到剧本时真的惊呆了，因为所有的这些方面，都是隐喻性的，

他（男主）用集中营囚犯的名字发明了一种语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到结尾了——

他记得所有的这些名字。一个纳粹军官和犹太人说着一种被发明出来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又是由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的名字构成的，这真是……我无法想象出一个能够更好刻画过去发生的事情、更好刻画当时那种恐怖的比喻了。

Q：你用了“精神受创的”这个词

我经常想，我们其实离战争时期并不遥远

我们离战争年代其实只有两代人的时间。

正如我一个朋友所说，而且他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现在与80年代的时间间隔和80年代与40年代的时间间隔是一样的。对于我来说，80年代离我非常近，我还记得80年代是什么样子。

想象一下我在80年代长大的时候，战争对人们来说是如此的近，就像80年代对我来说一样，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二战）真的是我们最近的历史了。

Q：这段历史还是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也可能是令人永远无法接受的事情。但是在电影中扮演那个时期的角色会对你理解这段历史有某种帮助吗？

A：是的，我当然这么认为。我们拍摄的时候我经常讲起我父亲和祖父。有时这对我在拍摄中即兴发挥点什么有帮助。比如“你想听听我家族的故事吗”，不过最后被剪掉了。不过这确实有助于我尽可能地接近角色。之前有一部德国电影叫做《帝国的毁灭》，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

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德国人们却批评这部电影。其中有一条评论说：“他们把希特勒表现得太像人类了。” 我也不是很喜欢这部电影，我其实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是出于别的原因。但我认为把希特勒作为一个人来表现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有人说：“好的，纳粹其实是外星人，他们占领了地球，他们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会非常高兴。当我面对一个像科赫这样的角色时，我必须在我自己身上找到这个角色，而不是站在远处从外部观察这个角色。我认为我自己身上是有一些科赫的影子的。在当时，纳粹是被选出来的，德国人是为纳粹投票的，大部分德国人是希望纳粹掌管德国的，这点非常重要。尽管这非常荒谬，但是知道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今天你能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与当时那段历史有关的人，每一个人的祖父母（都会说）他们参加过抵抗运动，但是实际上参加这种抵抗的只是一小部分非常勇敢的人。大部分人跟纳粹持有相同的价值观，这永远是问题所在。特朗普不是问题，投给特朗普的人才是问题。德国的RFD并不危险，让他们变得危险的是那些投给他们的人民。他们现在是政府的一部分了，这才是危险的。

Q：不知道你的家族是来自哪里的，不过我的祖父母就是来自柏林的，所以我也与德国有着某种联系。我每年都会去柏林电影节—当然今年没有去（因为疫情）。我总是被参展电影数量震惊，也许每年柏林电影节总会有两三部二战电影。似乎德国比其他国家更能直面自己的历史。你觉得这样说有道理吗？你认为德国面对过去的恐怖有多重要？在我们英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些不光辉的事情，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你很少会看到有电影会触及这类话题，仿佛我们选择遗忘一样。但是你们德国人很大程度上选择铭记你们的历史，你认为这点重要吗？

A：是的，但这是矛盾的。过去有很多电影

有走错方向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以一种滑稽的，错误的方式叙述历史以至于人们开始遗忘，以一种错误的或者不够现实的方式看待历史，所以这是个很难处理的主题。我拍过一些与二战主题有关的电影，但不是所有的这些二战主题电影都发生在过去。我在德国拍过一部叫做《昨日之花》的电影，我扮演的是一位德国大屠杀学者，所以这部片子是从我们的时代回溯过去，这个角色的祖父是纳粹。我认为这类电影真的有助于我们抚平创伤。我真的这么认为。另一方面（这类电影）对于我们铭记历史，防止历史重演非常非常必要。

Q：你提到了一点当代政治，我不是在暗示会发生又一次像世界大战这样戏剧性的事件，但是近期右翼政治在欧洲有所兴起。你认为可以把今天和30年代早期的纳粹主义做比较吗?

A：当然。这种悲剧总是使我感到悲伤或沮丧。

我是一个戏剧演员，从1999年开始，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柏林的邵宾纳剧院工作，我是戏剧公司的成员。我参演了很多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

看到这类（莎翁剧一样的）冲突的迫在眉睫是令人沮丧的，而且它们永远在重复自身。人类社会永远不会说："《奥赛罗》的矛盾不再是属于我们的矛盾了。” 我认为种族之间的仇恨或者别的什么，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永远存在的，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真的令人沮丧。看看过去的一年，去年的大事件就是“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Q：有趣的是你刚刚说你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总是想如果我活在二战时期，我会尽我所能去阻止发生的事情。但是事实证明我们对于现实是无力的,是不是？

A：我很高兴你能这么说，但我不会这么说。我会说我们当今所处的语境让我很确定我不会（为纳粹）工作，置身事外地说“我会参加抵抗组织”总是很容易。我并不是做比较，只是举个例子来理解这个想法：我认为总有一天，我们的孩子，或孩子的孩子会问我们：“你们怎么能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你们知道资本主义体系是怎么运转的，你们知道它建立在穷人的苦难之上。” 德国的大部分钱都来自于向其他国家出口武器，这真的是一个悖论。我们认为我们都是不同程度上的和平主义者，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热爱和平，然而我们一直都生活在战争时期。他们不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打仗，但他们在其他国家打仗，在其他国家的边境上，但这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发生的战争。

Q：我想问，你之前提到了扮演科赫这种角色的困难，很显然试着代入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一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了诠释好这个角色，你必须要喜欢这个角色吗？或者你必须要同情他吗？我认为，显然在他身上找到人性的那部分是你的任务，为了扮演科赫你必须喜欢他吗？

A：是的，当然，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别人也有这种想法。人们有时候会说：”这部电影真令我震惊，在某个时间点我开始同情科赫了，我甚至开始喜欢他了。”这就是矛盾之所在，如果单纯地去恨这些人，或者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些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会容易得多。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开始认同的时刻。我们开始辨认我们是否在其他人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的某些方面，所以建立起这种冲突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演这个角色时的唯一目标。但是当我扮演他时我可以完全理解他所有的决定这并不是说我会宽恕他们，也不是说我就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理解这个角色的逻辑。

Q：这部片子是你和纳威尔（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共同撑起来的，是一个真正的双人戏。你也与一些优秀的演员共事过，你最近与尼娜·霍斯在《我的妹妹》中合作过，你在未来的项目中还会与伊丽莎白·于佩尔合作，你和你的搭档实力一样强。你在职业生涯里能与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合作一定很兴奋。

A：对，的确。人们总是问我如何走入演艺之路

如何找经纪公司如何成为知名演员，这真的很难描述，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你不能强求。一方面来说这很悲催，另一方面也能让你冷静下来。因为我不相信什么参加一个party跟制片人聊聊天，他就能突然为你想到一个角色或者别的什么，事情就这么水到渠成地发生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20年之前当我灰心丧气的时候，我妻子常说：“你必须得站在角落里尿到痛为止。” 这句话说得非常正确。

我之前在一部法国电影里见过纳威尔，好像是叫做《每分钟165击》，具体多少击我不记得了。我在这部电影中见到他时我惊呆了，我想：“这是谁？这个演员也太厉害了吧？” 而且因为这是一部法国电影，我非常肯定纳威尔是法国人，但他实际上是阿根廷人，他是为这部电影特意学的法语，现在他又为了这部电影特意学了德语（实际上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在《每分钟120击》之前已经演过几部法语电影，2015年演过德语电影）他在语言运用上非常有天赋，能以一种音乐的方式运用语言，能够掌握语言的乐感。有意思的是，我刚看完这部电影，就见到了这部电影的演员。还有伊丽莎白·于佩尔，我有幸以前和她拍过戏。我真的很崇拜她，就这么跟她合作了，所以是的，我真的非常荣幸，你是对的。

有时候，尤其是疫情这段时间，因为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已经两个月没上班了，天天坐在浴缸里。过去的日子开始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我对自己说，好的，我见过她，我见过他，我开始想，我的确挺走运而且挺荣幸的。

Q：搞笑的是你提到他（纳威尔）要学德语，要学法语，不过他倒是不用学真的波斯语。

A：有趣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确是他教我的假波斯语。我们当时待在一个旅馆里，那儿真的是个特别诡异的地方，离白俄罗斯很近，要不就是在白俄罗斯境内，是一个专门给我们（剧组）准备的地方。我们被告知不能出门，因为太危险了，我们就待在我们的旅馆小房间里。

我们互发语音信息，他会教我如何正确地发音（假波斯语）。这真是很棒，因为这让我们之间有了私人的关系，这对电影来说也很有价值。

Q：我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于你来说，这段时间总是临近柏林电影节，这个电影节通常都是每年二月份开办。你一定感觉很奇怪，我猜这可能是你每年都要参加的活动，而且已经参加了几年了，所以今年二月份没能参加你最喜欢的年度活动之一是不是有些奇怪呢？反正我是这样的。

A：是的，是的，这是一件很伤感的事情。

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活动。他们把一切安排得很好，当然电影节也会邀请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人，但另一方面，它也变得更亲密了。对我来说，它变得比庆祝平安夜都重要。因为在那里我能见到我所有的朋友。而且我不信神，所以对我来说，平安夜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的日子。（柏林电影节）是我们庆祝艺术、电影和电影制作的地方，我非常享受这样能够相聚在一起庆祝电影庆祝生命的时刻。

Q：我们明年还会回来的，希望如此。非常感谢你今天能够挤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祝你一切顺利。希望有一天我们能面对面地做这种采访。

A：我喜欢你的毛衣，颜色不错，选的好。

仅从语言学的角度谈一下电影。那位上火星的马斯克最近说，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居然不是飞行器也不是汽车）——是语言。很难不赞同：社会若失去语言则不能称其为社会，历史若失去语言则人类失去历史。

这部电影显然跟语言并没有多大关系。但凡导演想多放点心思在语言上，就不会把“波斯语”仅限于学单词上了。事实是就算你把2840个单词倒背如流，也不一定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如果你不懂语法的话。何况波斯语作为印欧语系的分支，还有时和体的变化。更别提作诗，那充其量是词语的堆砌罢了。

当然，本身电影想说的就不是学语言这事，和语言有关的是“指称意义”。当一个事物拥有了名称，我们可以用语言指称它时，它就不再是无意义的了。就像小王子的玫瑰，于千千万万的玫瑰花中，只有它是有意义的。它是“小王子的玫瑰”，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一朵叫不出名字的玫瑰。不然试着回想一下那一大片玫瑰花园中的玫瑰，除了小王子的那一朵，你还能想起哪一朵呢？

这就是为什么“好心肠”的军官会认为即将赴死的平民是没有价值的“无名之辈”，不值得“雷扎”替他们牺牲。“雷扎”是有名姓的人，是具有了生命意义的人。整部电影除了军官，另一个以“雷扎”称呼男主的人最后则为他献出了生命。

“指称意义”的重要性在这部影片中更体现于结尾，也是最高潮的片段。当男主缓缓报出2840个被杀害的平民的名字，观众才从这一个个或长或短的名字中意识到无法承受的震撼。当受害者不再被匿名化或以数字表示，历史真正的重量才浮现在人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