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大审判

作者 枫林仙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Никита Михалков）、亚历山大·诺沃托茨基（Алексадр Новотоцкий）及弗拉基米尔·莫伊谢延科（Владимир Моисеенко）显然是三位俄国古典文学修养深厚的电影人。但当我看过他们2008年改编自美国电影的《十二怒汉》后，那些“俄国化”的东西却让我失望了——它们实在是太熟悉，以致于无法打动人；相反，倒是让我深感遗憾。

俄版《十二怒汉》在玩儿过炫目的俄式蒙太奇片头后，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幅似曾相识的场景。这个场景曾经发生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的开头：法庭上，一群陪审员在聆听审判长讲话，要求他们审慎对待一起刑事案，作出被告是否有罪的判断。在座者或者心不在焉，或者全神贯注，或者吊儿郎当。在进入陪审团合议厅后，这些陪审员开始各怀心事，为了日常的事务力求早早判决交差，然后他们开始东拉西扯……只不过在托尔斯泰那里，陪审团最后阴差阳错地判决被告马丝洛娃罪名成立。而在这部电影中，却引爆了漫长的争议。

表面上看，随后的故事发展截然不同。然而，事实上，俄版《十二怒汉》与《复活》的内在精神逻辑完全是一致的——它们都偏执于道德上的省查，却轻视法律，漠对程序正义，对其中的深刻内涵隔膜甚深。

让我们回放电影的开头部分。从十二位来自莫斯科各个行当的公民陪审员进入体育馆，吵吵嚷嚷开始会议，直到第二次表决后十二人的反应为止，就技巧而言，毫不逊色于美国原版。然而俄国化的地方随后就开始了。同样的“开端”也发生在《复活》中。托尔斯泰的小说描写的是俄国进行了现代司法改革后的一起案件，但托尔斯泰却对这一确立了司法独立性与透明度的时代完全隔膜，将审判描写成了一出黑色幽默的场景。通过与司法过程的疏离，托尔斯泰将人物的精神发展与读者的视角都引向了道德拷问。

在俄国版《十二怒汉》中，托尔斯泰式的刻意贬低早已消失——这也许正好反映了俄国在这一百多年来的进步。但托尔斯泰式的隔膜却仍然存在。“但我们在讲的，是个人啊，是个人啊！”俄国工程师说出这句话时，他已经开始用俄国古典文学中的那一套人性论来发言。此时，切入了关于俄国社会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反犹种族主义的对话。由此，一方面是对俄国当前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展示，另一方面是对一个有车臣战争背景的案件的审判。每一个在场者都开始讲述自己的小故事和经历。工程师讲述自己如何堕落和复苏；工人则讲述自己的叔叔如何参赌、打劫和被宽恕；最起劲的反对者则抱怨莫斯科不再是莫斯科人的莫斯科；犹太老头子讲自己父亲的风流韵事；甚至有人挥舞着匕首跳起了高加索山民的舞蹈……

这种讲故事大会是俄国文学中的传统套路——一群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凑到一起，于是开始讲故事和议论，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中间夹杂些眩目的绝活或歌舞，参与者乐此不疲乃至通宵达旦。从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蒲宁甚至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此类会饮比比皆是。这种俄国式的会饮（symposium）绝不是一般的故事会。其中心主题乃是从客观的故事讲述，一点点分枝蔓岔，经过现实与感情的交叉地带，渐渐过渡到内心的道德反思，其主题是人生、命运和对社会的道德批判。例如，墓地管理员说道：“法律是死的，没有人情味儿。”然后这位墓地管理员开始抱怨俄国社会的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他总结说，“七十年来，这个国家没有一点儿进步”。在一个接一个的滔滔不绝中，人们讨论了高加索的混乱，对高加索人的歧视，社会的腐败和不道德现象。所有这一切，与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是在审判一起严峻的刑事案件，而是在批判俄国社会，如同聂赫留朵夫跟随玛丝洛娃案件的进程而展开观察和反思。

当导演把这场本来严肃的司法审判变成文学式的会饮活动后，托尔斯泰《复活》中向道德内心转向的精神发展逻辑就开始起作用。虽然导演还按部就班地遵循了原版电影，呈现了几项关键质疑，但这时候，会饮的中心主题已经不是通过严密的司法逻辑来推敲各项证据和证词，并追求最接近正义的判决。

在美国原版中，陪审员们在“有罪”与“无罪”之间不断变换立场，其原因都是基于司法逻辑和对证据及证词的合理质疑（reasonable doubt）。简·方达舌战群儒的激烈抗辩充满了理性拷问的怀疑、审慎和果断。但在俄版中，陪审员们在“有罪”与“无罪”之间的游移却不是基于逻辑理性，而是发自良心的同情或怀疑。美国原版中涉及的几项关键的质疑（刀子、老人、女证人）之间的逻辑冲突是被关联起来呈现的，而在俄版中，则这几项却互相孤立，彼此之间的逻辑关联并未予以重视。它们仅仅充当了情节推进的踏脚石，更不是全部电影内涵的自然流露。因为，俄版的中心根本不是案件的司法程序本身，而是对俄国社会现实的道德反思和批判。莫斯科的陪审员们关心的是案件中几项关键质疑之间道德上的关联，而不是逻辑上的关联。

《复活》里的忏悔贵族聂赫留朵夫先生因那次陪审活动，而对司法制度乃至整个俄国社会发起怀疑、否定和反叛。最终他跟随被侮辱被伤害的玛丝洛娃去往西伯利亚充军，忍受苦寒与煎熬，开始灵魂的救赎与自新。而在俄版《十二怒汉》里，聂赫留朵夫分身为十二位莫斯科市民。这位忏悔贵族的灵魂拷问转换成了十二个人的道德对话和辩驳。十二名陪审员从最初的漫不经心，没心没肺，一步步走向了对车臣少年的同情、理解、关怀以及接纳。这恰恰是俄国式道德宽恕的终点——宽恕受难的罪人。只不过在这部电影里，被接纳的只是一个仅有“罪犯”名头的无辜少年。

电影开头，工程师说，“但我们在讲的，是个人啊，是个人啊！”他所定义的“人”仅是道德意义的人。到电影结束时，他回到举行陪审团会议的体育馆，目光聚焦到了东正教的圣母像上，放飞了象征圣灵降临的小麻雀。随着这一举动，电影完成了整个对人的道德定义的完整陈述。《马可福音》中曾说：神的灵仿佛鸽子般降下，落在他（耶稣）身上。（马可福音，3：16）这里，麻雀代替了鸽子，把上帝宽恕罪人的圣灵带到了十二名陪审员当中。当它飞走时，已经洗涤了人心的污浊。到会议最后阶段，在场的陪审员们，几乎个个都坦陈自己对被告的身世非常了解——他们其实都是知情人。这时观众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只是在做一场道德拷问，他们追求的结果是——宽恕罪人，发现良心，更新灵魂。体育馆是一座神圣的东正教堂。墓地管理员则如同神父般，讲述了让富人与穷人在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更换墓地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人们——善有善报。到这里，俄版的整个精神底蕴完全绽露，它就是一部翻版的《复活》。

区别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很难把俄国版的《十二怒汉》与美国原版相提并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数。显然，俄国版紧扣的道德上的质疑、探寻、同情、感叹与接纳，都完全是托尔斯泰式的精神拷问。这种关怀，完全是俄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因此，俄国版看似是在强调司法程序正义，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它关心的仍然是陈旧的俄国式的道德和宗教拷问。整部俄国版《十二怒汉》的主题则是通过对凶杀案实情的暗示来点睛的。电影中反复暗示元凶是在案发现场搞拆迁的资本家——“他们为了资本主义，要赶跑两个老人家。”这才是导演想控诉的社会现实：人们的贪欲又被放纵出来，造成了现实中的罪恶。

其实俄式道德拷问与程序正义没有关系。俄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是关怀社会正义和善德善报。所以俄国版《十二怒汉》中，好几次嘲笑了美式司法精神，并在电影开始时，把从哈佛学习法律归国的经理刻画为一个丑角式的人物。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关心的是俄国的社会正义，他怀疑程序正义能否带来真正的正义。所以电影才在结尾时赫然打出一句话：法律至高无上，但仁慈高于法律！

俄版《十二怒汉》再度暴露了俄罗斯思想的短板：不理解程序正义的意义，不懂得在理性的程序性追问中，所包含的深刻人道主义内涵；而是凌虚蹈空，脱离经验的理性探求去寻找道德正义。这正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俄国思想的悲剧所在。不难留意到两个版本中提及最多的关键词。美版中的关键词是“合理质疑”；而在俄版中，则是“良心”。当中的差别令人深思。

浓重的俄国古典文学道统糟踏了这部精彩的司法电影。与悉德尼·卢梅特（Sydney Lumert）导演、雷吉纳德·罗斯（Reginald Rose）编剧的1957年美国原版相比，米哈尔科夫的俄国化努力，偏离了法治精神，更偏离了在反思社会现实时必不可少的理性精神。

但想了想，还是只给了三颗星。

为什么？

因为这部电影太不pure了。它设置的主题太多，想要传达的信息量实在太大，虽然不至于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但实际拍出来的状况是多少显得混乱：鲁迈特原版的对陪审团制度的质疑保存了，车臣战争对俄罗斯人心态的影响更是他着重强调的，然后贯穿始终的对俄罗斯现状的不满（“满街都是奔驰宝马奥迪，到剧院步行只要三分钟的路堵了八次”），涉及到每个人叙述部分时又掺杂了每个人太多的个人感情，几乎每个人都说了一个自己的跟案件未必有关系的段子，然后又对案件本身兴趣大增（因为跟民族问题相关啊）增加了不少悬疑剧元素，最后还自作聪明地弄出个陌生男人……王怡认为这个版本比鲁迈特的立意高，呵呵，或许吧，但立意不是一切，虽然米哈尔科夫总算没有让他的电影失控，但还是显得凌乱不堪，而且力道一散，感觉无论哪个主题，都着力不够，只是浮光掠影，就这样过去了。不管立意不立意——我讨厌以文学的方式来讨论电影，就影片成色看，无论是节奏、集中性，还是叙事的掌控力，这个都比老版要逊色不少。

接着说说技术。无论新版还是老版，都是技术相当出色的电影，但区别在于，老版的技术，跟叙事融合得很好，无论是开场极漂亮的跟踪长镜，还是进入封闭空间后精准的走位，都没有一点突兀的感觉，而新版，很多时候，让人觉得是炫技——技术成了一种装饰性的尝试。比如4次插入进来的小狗叼着人手经过的镜头，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可以减少一次，总是重复，连闪着亮光的悬念，到最后都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看这部电影，说明一个道理，不是把海鲜放在一起煮，就叫佛跳墙的，大杂烩还是大杂烩。

顺便说说米哈尔科夫，这个斯拉夫主义很重的导演，可以算目前俄罗斯导演中名气最大的之一了，但我不是很喜欢，因为那种斯拉夫的味道太重了！有时候为了渲染这种情结，他不惜破坏整个电影的结构（西伯利亚理发师），使这情绪本身成了电影中一个独立出来的部分。说到意境，跟同样有斯拉夫情结的索科洛夫比，差远了。

这片，自己理一下，自己看。

开始，由那个发明家开始搅局：以西瓜的故事来说明事实的重要性。
他的故事：想死却最后获得别人理解的故事。
社会观点：好的发明无人问津，不能报国只能报己。

其次：犹太人改变观点：认真负责、全面看待问题。
他的故事：凡事总有可能，父亲与德国军官妻子的爱情故事。

发明家提出了刀的疑点，质疑检察官的判断。

地铁员改变观点:合理的看待一件事会改变事件的本身性质。
他的故事：叔叔抢劫银行的故事。

守墓者提出了社会问题：官僚机制形成的处理实事畸形方式。

演员开始改变观点：因为很多事实并不可笑。
他的故事：关于真正笑的故事。
社会观点：人一旦遇到需要认真处理的东西的时候，只会打哈哈了事。

大学教授改变观点：整个案件的逻辑性有问题。

医生的故事：一个外来人在俄罗斯的生活，站在人才的基础上。

进行老共产党员证言真实性的验证，结果为不可能。

医生改变观点：证言不实。

哈佛商人反水，出租车司机证明了外来人对本地安全和就业的威胁。

守墓者改变观点：这是一起由于房屋拆迁造成的敲诈嫁祸案。
守墓人的故事：用私人赚钱的法则及建校。
社会观点：很多责任该由社会承担，却只能由民众自发进行。

出租车司机改变观点：寡妇的证言是因为妒忌造成的假供。
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儿子不变的微笑......
社会问题：强权下的屈服和痛苦

艺术家的观点：杀人罪不成立，但无罪的话在这个社会很快被杀，建议有罪，并希望集体帮助这个孩子。
个人均以各种理由推脱，社会问题：不做实事，扯皮啊。

最终结果，无罪，少年由艺术家收养，全篇结束。

翻拍片啊，但题材不错，一边骂管理机制、一边讨论民族问题。不可解，我一直这样认为。以前和别人讨论过新疆帮和新疆人才的问题，无解。

刚刚看完这部电影，几个镜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所以不吐不快。
第一个，少年与车臣部队的士兵们共舞。
站在整部影片的背景来看，无疑这是表现了俄罗斯对于车臣不可磨灭的良心。因为整部电影回忆部分的基调都是萦绕在俄罗斯对车臣分裂的镇压战争中，俄罗斯文化中对于车臣战争的定位与理解在这一段其乐融融的舞蹈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车臣并不是如战争一样邪恶，他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这一段舞蹈在让人看过电影之后不禁思考，人性的美在战争面前真的太过渺小。
第二个，第一次投票时，物理工程师1:11时的忐忑、不安、但又坚定不疑。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正如《乌合之众》里所说，一个团体鲜有理性的智慧，但是当这些乌合之众里的一个人展现出领袖的勇气时，这是最难能可贵的。要对抗大众，需要面临的自我与他人的质疑无疑是非常让人难以忍受的。这位俄罗斯演员准确地体现了这一点，并没有力排众议的坚定决绝义无反顾，而是惶惑中带有不容置疑的态度，让人信服，他只是站在一个尊重生命的角度来看待这起案件，而不是在买西瓜。
第三个，少年说自己很冷时，开始跳舞，跳的正是当年与车臣士兵们一起时的舞。这一幕让我胸中不禁狂涌大男子主义的蛋汤！每一个少年梦中多少都会有军人热血男儿的影子，年少时与心中的英雄们一起起舞这成了这个孩子心中最美好的回忆。当自己在监狱中生死未卜，而又饥寒交迫时，他用这段舞蹈让自己从身体到灵魂感到了温暖，自己的养父就是当年士兵的英雄之一，如今自己却成了杀害他的嫌疑犯，这段舞蹈也包含了嘲讽与无奈。
片子表达的内容有很多，我只是对这几幕印象实在深刻，最后尼古拉退役军官收养了车臣少年，并且问道：你记得那些人吗？我们会找到那些人的。这里想表达什么呢，我很期待。

看完了之后才发现还有美国1957年的原版。不过说起来这部电影的感染力有些地方是俄罗斯民族化的。
提示一些小细节：“犹太人”，一个陪审员（忘名字了，经常演苏联卫国战争的军官）在指责第二个“变节”者时说，这是犹太人的逻辑。。。没有所谓的半个犹太人。
知道那段历史的基本就能发现，这折射的是俄罗斯内部的民族问题，话说当时纳粹和斯大林时期哪里都不能待，西边是希特勒的集中营，东边是苏联的，只能跨洋往美国跑。问题是为什么当时这么大的反犹激情（而且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民间是有憎恶犹太人的情绪的。。。
话说那半个犹太人（演员）转身就搞笑地模仿起瘾君子，只是为了刺激那个弟弟吸毒而死的医生。。。
比如那个被叙述出来的因为老虎机变成恐怖分子的某人的叔叔，比如第一个物理研究员，看过俄罗斯小说的人不会陌生，人是怎么从单纯的纯洁堕落的，当然这里没提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上帝的拯救，那个侄子用宽容来代替上帝了。于是一个警察局长和一个恐怖分子痛饮了一番伏特加，推心置腹一番了以后此事就不了了之了。典型的俄罗斯情节。
再看看那个墓地商人，那个用骗来的钱做慈善然后能心安理得的人，恰恰是他最先发现了可能潜在的“阴谋论”（为什么，因为他很熟悉这里头的利益矛盾，换言之，如果换作是他，说不定也会干出这种事情来）；以及那个醒悟到后妻对自己的儿子施行软暴力的父亲（那个开始坚持正义审判的人），提到他那个只会微笑、道歉的儿子却偷偷把他的皮带做成上吊的套圈时，那种俄罗斯人的性情跃然而显了。美国的孩子是不会如此的。
最后是那个老艺术家的点睛之笔、那个车臣孩子的回忆，以及大家在知道了即使判决无罪后，孩子所要面对的是比他强大得多的恶势力。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以物理研究员为首大家纷纷开始推搪，是啊，我们救了他，但是我们不可能去帮他找出凶手报仇。看到这一刻，人心冷淡了么？别急，最后他是怎么放生那只室内的小鸟的？
不再依靠上帝，也没有放大所谓的法律正义的神话，而是：怎么走，由你自己决定。
又是这个“自己”，或许这个口头禅对今天中国的我们也不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