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2017

果断打出满分！真是一次历史文化、视听艺术的享受。结合以前上映过的《敦刻尔克》、《国王的演讲》，你会对二战的同一历史时刻有不同角度的丰富了解和精神感动。导演只有38岁，却连续拍出了《傲慢与偏见》05年、《赎罪》07年、《安娜卡列妮娜》12年等历史题材名片，不仅是他个人才华出众，更是他所处环境对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和艺术创作规律的尊重及稳定所致；片面、多变、狭隘、虚无的历史、艺术观掌控下，是出不了这样有价值的艺术作品的。

一 我抽烟，我酗酒，我暴脾气，但我是个好首相。这是电影《至暗时刻》为我们塑造的丘吉尔形象。说来有意思，如果把《至暗时刻》和前些日子上映的《敦刻尔克》还有几年前的那部《国王的演讲》一并看了，我们会对二战初期的英国历史有一个很立体的认识。用《史记》的体例，这里有一部本纪，一部列传，还有一个事件表，然后我们刚好读到了它们交叉的部分。 对于拍摄过《赎罪》《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的导演乔·赖特来说，历史剧正是他的拿手好戏，影片不敢说是杰作，但绝对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场面、台词、人物，无不精致典雅，透着浓浓的英伦风情。最好的场面来自英国下院开会，一个远景拍过去，工党和保守党剑拔弩张，气氛如同在莎剧舞台上那般夸张热烈。最好的台词来自于丘吉尔给海军将领的那个电话，半夜被叫醒的海军将领谎称自己没有睡觉，在看《圣经》，丘吉尔笑道：是“出埃及记”那段吗？《旧约》里的出埃及记，描述的是先知摩西用神力分开红海，帮助犹太人逃离埃及的故事。而当时的英军，正被困在了敦刻尔克，也渴望着有神迹出现。内敛的英式幽默，让人回味无穷。 最好的人物当然是丘吉尔，荣誉属于伟大的加里·奥德曼。在过往的作品中，他所塑造的每个人物身上都有自己强烈的个人风格。但这一次，加里·奥德曼这个演员消失了，留给观众的，只有温斯顿·丘吉尔。如果丹尼尔·戴·刘易斯、梅丽尔·斯特里普、科林·费斯能够获得奥斯卡，那么加里·奥德曼没有任何理由得不到这个奖项。把奖颁给加里·奥德曼，这是奥斯卡的荣幸。 二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部影片无法称其为杰作，因为它只是循规蹈矩地塑造了众所周知的丘吉尔。顶多，我们看到了他生活中可爱的一面。所以丘吉尔的形象主要还是靠奥德曼的表演来支撑，而作为一个人物本身却是单薄的。尽管在影片里，丘吉尔也有过挣扎，而且在影片的结尾，丘吉尔说：不懂改变主意的人什么都改变不了，但其实冲突并非来自内心，而是来自外部。他的内心世界始终是自洽的，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 简而言之，影片试图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丘吉尔，但调子始终还是主旋律的。而影片中最重要的冲突，其实被避而不谈了。那就是面对这么一个兵临城下的至暗时刻，选择和平妥协还是力战而亡，其实是极为困难的。影片简单地站在了历史胜利者的一边，而选择了绥靖政策的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则被描绘成了一个阴险的反派。说实话，影片中哈利法克斯的形象，跟石黑一雄笔下的达林顿勋爵一比，就高下立判了。同样是绥靖政策的鼓吹者和历史的弃儿，石黑一雄给予了达林顿勋爵极大的同情，去深入理解这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影片并未纠缠这些，所有的笔墨都用来描绘丘吉尔的伟大了。这也许正是优秀作品和杰作的分别吧。 影片其实提供了一个冲突点，就是丘吉尔命令位于加莱的4000英军拖住德军，为大部队撤离争取时间，这些人像谷子地一样被抛弃了。是否可以为了更大的目标，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我想这才是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之间的本质区别，也让他们分道扬镳。其实他们都是在试图回答老祖宗莎士比亚提出的那个问题：生存还是毁灭。 关于这个问题，编导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地铁上和伦敦市民交流的时候，丘吉尔引用了古罗马英雄贺雷修斯的言论：（大意）对于世上的万物生灵死亡迟早会降临，要为守护先祖的遗骨与信仰的神殿，去直面强敌并力战而亡。这就是英国版的轻于鸿毛和重于泰山。这答案当然无比正确，但也草率地剥夺了失败者的声音。丘吉尔声称他赢得了民意的支持，嗯，一节车厢的民意。但毫无疑问，整个国家都被他激昂的演讲和神圣的爱国热情捆在了战车上。当然，最终的胜利成就了丘吉尔的丰功伟业，但如果失败了呢？难道真的像丘吉尔所言，不惜亡国灭种？ 记得在二战的最后阶段，面对美国人的攻势，日本也喊出过“一亿总玉碎”的豪言壮语，打算和美国人同归于尽。然后，两颗原子弹熄灭了日本人的狂热。在原子弹面前，牺牲变得毫无意义。那么退一步讲，如果没有原子弹，而是双方以命换命，这样的死法就有意义吗？当然，日本的抵抗和英国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侵略者他们咎由自取。而且再说下去，诸位会诸位我对绥靖政策、投降主义充满同情。 我自然不会持这样的看法，在离开历史现场多年以后，我们可以更心平气和地看待历史，去理解剧中人的选择和动机。这里面当然不乏自私和怯懦的人和事，但还有些选择，我们也该看到那些走向妥协退让道路的人们，是不是也有着他们所珍视的价值。 三 不久前看了一部韩国古装电影《南汉山城》，同样试图回答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所不同的是，编导并没有预设立场，而是给影片中的正反双方辩手以同样的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 这同样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所改编的电影，讲述的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47天的故事。这段朝鲜历史其实和中国历史有很大关联，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元，为了给未来入主中原奠定基础，皇太极首先需要搞定自己的“后院”，也就是明朝的藩属国朝鲜，所谓”丙子之役“正是清朝入侵朝鲜的战争。而8年以后的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亡，随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一年之间，北京城两次易主。 可以想象双方的力量对比，基本上就是鸡蛋碰石头。自然而然的，朝中大臣分成了两派，主战派和主和派。影片描述了主和派代表崔鸣吉与主战派代表金尚宪的路线冲突。最后，朝鲜君臣开城投降。 影片把浓墨重彩着落在李秉宪扮演的崔鸣吉和金允石扮演的金尚宪身上，并且不带有主观的褒贬，让观众能够更加客观地思考双方的立场和选择，而在我看来，一部优秀的作品，会引发思考而不是提供答案。影评人杨时旸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偷生算不算苟且，赴死是不是忠烈？三叩九拜卸掉自己的尊严，换取一城百姓的生，这算是伟大还是耻辱？‘我们不知道国家社稷，只知道春天播种，秋天收获’，这是百姓的价值观和真实的日子。两个大臣，一个说着实用的方法论，一个说着悲壮的价值观，该如何评价他们？ 影片的结尾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开城投降之后，崔鸣吉去找金尚宪，劝说他和平已经来临，何不出山继续为朝廷效命。金尚宪拒绝了，他说任何人都可以投降，但他这个主战派不行。如果连他也做了墙头草，那么这个民族最后的尊严都失去了。最后，金尚宪上吊自缢。 这部影片改编自作家金薰同名历史小说，小说原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据说这本书也受到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推崇，金大中曾在与金薰的会面中给予主和派代表崔鸣吉极高的肯定评价。电影中塑造的崔鸣吉形象，并非贪生怕死之徒，甚至有几次他差点成为振奋军心的祭品。但他始终坚持和谈的主张，在他看来，百姓的生命高于社稷的兴亡。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样的人呢？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四 《南汉山城》中还有一个问题耐人寻味，就是真正决定开城投降的是崔鸣吉吗？崔鸣吉只有建议权，真正的决定权在朝鲜国王手里。其实是国王不想死，这才选择了崔鸣吉的主张。然而我们看到，在历史的书写中，国王是隐身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所有的焦点都在崔鸣吉身上。换句话说，国王决定开城投降，但这口锅要让崔鸣吉来背。这是传统文化里的君辱臣死观念 。君主怎么能投降呢？就连北宋徽钦二帝被俘虏到北方都要粉饰成“北狩”，意思是皇上到北边打猎去了。 说到这儿无法不想到一个人，今后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鄙视秦桧吗？他在岳王庙前一跪千年，当真是忍辱负重。离我们更近的，是李鸿章。那么多不平等条约是李鸿章决定签署的吗？他只不过是谈判者和签字人。1901年，是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78岁高龄的他还要和庆王奕劻一起出席《辛丑条约》的签字仪式。按理说这字应该由中方最高代表奕劻来签。但李鸿章取而代之：“天下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你以后的路还长，这卖国条约，还是让老臣来签吧。”李鸿章的传记作者梁启超评价说：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当然也有做出不同选择的帝王。比如那位自缢于煤山（今景山）的崇祯皇帝。无论活着的时候如何刚愎自用，崇祯终究用一死全了自己的名节，也成全了坊间流传的对于明朝皇帝的评价：“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当然，崇祯所面临的困境是朝鲜国王不能比的，对朝鲜来说，投降只是换了一个宗主国，而对于崇祯来说，投降则意味着亡国。 在二战欧洲战场上，同样也有这样鲜明的对比。在电影《至暗时刻》里，丘吉尔对外院议员发出疑问：你们愿意让纳粹的旗帜飘扬在白金汉宫，飘扬在温莎堡，飘扬在议会大厦吗？同样，英国那位口吃国王乔治六世也拒绝流亡，支持丘吉尔抗战到底。当然，作为一个并无实权的国家象征，乔治六世并没有决定权，但乔治六世的表态，让丘吉尔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这是超越政治的力量。 而同样面对德国入侵，丹麦政府和国王则号召人民对侵略军“放弃任何抵抗”。德军占领丹麦仅亡2人，伤10人。丹麦的想法我想和当年朝鲜国王差不多，一来实力对比过于悬殊，结局早已注定；二来，丹麦和苏联、波兰这些国家毕竟不同，纳粹和丹麦没有什么种族矛盾。就像清朝面对朝鲜，你投降了就行。 所以面对强敌，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一个国家的选择呢？我发现答案好像挺让人悲哀，危急关头何去何从其实充满了偶然性，往往取决于当时的主政者是谁。碰到像丘吉尔这样的强硬派，自然就选择了抗战到底，而如果遇到像朝鲜国王那样的软弱者，则只好开城投降。而大多数人，则身不由己，只有被裹挟其中的命运。 五 人类走到今天，其实已经有足够的平常心去回望历史，那些曾经不敢碰触的伤口，不愿面对的选择，都需要我们重新去面对和反思。而文艺作品，正承担了这样的功能。所以像《南汉山城》或是《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反思，而《至暗时刻》，尽管制作精良、演绎精湛，但其实避重就轻，老调重弹。 而反思的好处，则是让我们有机会纠正自己曾经偏狭的观念，同样也对正确的观念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理解。比如像李鸿章这个人，面对当时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究竟该承担多少责任，卖国贼这顶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是否合适？我想这是需要我们纠正的地方。同样，对于像汪精卫、贝当、哈利法克斯这些人，无论他们有怎样的理由或苦衷，他们的选择仍然是不可接受和不被原谅的。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而为何而生为何而亡，这同样是个问题。汪精卫和贝当们，他们以为自己赐予了民众和平，给了他们活命的机会，然而他们意识不到，这选择剥夺了民众做人的尊严和反抗的意志。他们恐怕也难以理解不是每个生命个体都把活着放在第一位，还有人选择尊严，拒绝苟活。 前些日子，媒体人罗振宇在他的节目中也谈到了法国元帅贝当和汪精卫，面对这些人物，罗振宇认为不该存有什么争议，他评价说：“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行为解释得合情合理。以人的智力，再不堪的行为，想找到一番光明正大的辩护词还不容易？但是，如果他们也是合理的，也是可以被原谅的，那我们整个民族怎么面对那些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烈士？如果汉奸不被惩办，下一次国难当头的时候，谁还会挺身而出？” 其实罗振宇多虑了，所谓英雄，并不会因为你辜负了他们就会选择放弃。危难的时候，总会有人选择挺身而出，毁家纾难。而反过来，无论历史如何评价，也总有人选择妥协退让，叛国投敌，这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不需要选择的，只有那些制造这种困境的侵略者。关于选择的问题，作家邹思聪说：“我们要清楚一点，人组成的国度，很少是正确与错误的选项，大凡都是在诸多错误选项中选择一个，并且为此承担后果，以及承担后果的后果。这种在‘一堆错误答案中选一个错误答案’的选择，我称之为‘悲剧性的道德选择’。而注定了，这个世界上，只有好人才会去做那些‘悲剧性的道德选择’，因为恶人不需要道德，也从来不想选择。”

印度议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3月10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被好莱坞美化的丘吉尔是一名刽子手》

丘吉尔曾说过：“历史最终一定会善待我的，因为我希望成为一个亲自书写历史的人。”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虽然他是20世纪出现的大屠杀凶手之一，但不像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西方社会，他得以逃脱历史的审判。他曾被授予诺贝尔奖（竟然是文学奖）。而如今，饰演丘吉尔的演员加里·奥德曼还成了奥斯卡影帝。

正如好莱坞电影所证，丘吉尔的声誉几乎全归功于他二战期间激动人心的雄辩和天赋般的华丽辞藻（哈罗尔德·伊万斯曾将丘吉尔称为“文明堡垒上伫立的不列颠狮心王”）。

“我们不会疲惫，也不会失败。我们会一直战斗到最后……我们将在沙滩上战斗，我们将在降落跑道上战斗，我们将在田野间和大道上战斗……我们永不屈服”，英国修正派历史家约翰·查姆理曾将这几句贬斥为“听起来崇高的废话”。

在二战期间，丘吉尔表示自己赞成“恐怖性轰炸”。他曾写道，他希望以“重型轰炸机带来彻底的毁灭性打击”。最终造成诸如德累斯顿轰炸事件带来的恐慌。

丘吉尔在爱尔兰独立战争中担任陆军空军大臣，也是为数不多支持轰炸爱尔兰抗议者的英国官员之一。1920年，他认为飞机应该用“机载机关枪或炸弹”来驱散抗议者。

面对1921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暴动，作为殖民地大臣，丘吉尔表现得简直像一名战争罪犯：“我强烈支持对未开化的部落使用毒气弹，这将起到扩散恐惧感的效果。”他下令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大规模轰炸，在45分钟内彻底将一个村庄从地球表面抹去了。

在阿富汗，丘吉尔宣布：“普什图人要认识到不列颠民族是比他们更加高等的。反对者应立即杀掉，毫不留情。”他写道：“我们有系统地一个村接着一个村前进，惩戒性地破坏：摧毁房屋，填平水井，炸倒塔楼，砍倒茂密的树林，烧毁庄稼，破坏水库，抓到一个部落成员应立即捅死或砍死。”

在肯尼亚，为了把富饶的高地腾给白人殖民者，当地人被强行迁离，超过15万人被送入集中营。丘吉尔若不是指挥官，便是共谋者。在他的规定下，为了折磨肯尼亚人，英国人强奸、阉割他们，用烟头烫他们身体的敏感部位，此外还进行电击。

不过，丘吉尔罪行的主要受害者当数印度人。“拥有野兽般信仰的野兽民族”，丘吉尔是如此“风雅”地称呼他们的。他想在印度使用化学武器，但是被内阁成员们否决了。他批评后者“神经兮兮”，认为“英国涉印事务部门拒绝对当地人民使用化学武器是毫无道理的”。

1941年，丘吉尔宣布不在印度以及有色人种殖民地推动《大西洋宪章》的实施。由此观之，他被尊为“自由的圣徒”就更显荒谬了。他拒绝承认有色人种与自己拥有同等的权利。“甘地主义及其所主张的一切早晚都会被彻底粉碎”，丘吉尔曾这样说道。

在此类事件中，丘吉尔可谓是英国人中最激进的。他的看法之极端，甚至不能被解释为当时的普遍想法。就连他自己的印度事务大臣爱默利都承认，丘吉尔和希特勒的观点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大。

多亏丘吉尔，约四百万孟加拉人死于1943年的饥荒。他下令将食物从挨饿的印度人那里转给口粮充裕的英国士兵，甚至用来补充位于希腊和其他地区的欧洲储备仓库。当有人提及那些遭罪的印度受难者时，丘吉尔回应称，饥荒之所以出现，责任在印度人自己，因为“他们像兔子一样繁殖”。

在《丘吉尔的秘密战争》中，玛杜斯里·慕克吉尖锐地叙述丘吉尔在孟加拉发生饥荒时的作为。有文件表明，当印度人挨饿时，英国大量购买粮食，导致粮价上涨，印度本国生产的粮食盈余被价格导向出口市场。满载小麦的澳大利亚货船被禁止在加尔各答卸货（在加尔各答，饿死者横尸大街），丘吉尔反而下令把粮食运送至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的屯粮仓库增加缓冲存货，以防希腊和南斯拉夫未来可能的入侵。欧洲的粮仓渐满，而孟加拉人却在一个个死去。

描绘这个龌龊之徒的又一部“圣人传”夺得奥斯卡奖。丘吉尔曾提议对伊拉克人使用毒气，1944年他还曾下令撞倒大街上的雅典抗议者。对于这些遇难者来说，对于普什图人、爱尔兰人以及像我这样的印度人来说，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何几句华而不实的演讲辞就能够洗净他散发种族主义气味的双手所沾染的鲜血。

我们中的多数人会永远记住：丘吉尔是一名战争罪犯，是正义和人道的对立面，是目光狭隘的帝国主义者，他对于非白人种族的抗议充耳不闻。归根结底，他最大的失败——他漫长的至暗时刻——是不断企图阻碍我们获得自由。

（青年观察者庄蕴菲译自3月1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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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In Winston Churchill, Hollywood rewards a mass murderer

Shashi TharoorMarch 13, 2018

A STATUE of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stands near the Victoria Tower of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as a British Union f

“HISTORY”, Winston Churchill said, “will be kind to me, for I intend to write it myself.” He needn’t have bothered. He was one of the great mass murderers of the 20th century, yet is the only one, unlike Hitler and Stalin, to have escaped historical odium in the West. He has been crowned with a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no less), and now, an actor portraying him (Gary Oldman) has been awarded an Oscar.

As Hollywood confirms, Churchill’s reputation (as what Harold Evans has called “the British Lionheart on the ramparts of civilisation”) rests almost entirely on his stirring rhetoric and his talent for a fine phrase during World War II. “We shall not flag nor fail.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The revisionist British historian, John Charmley dismissed this as “sublime nonsense”.)

Words, in the end, are all that Churchill admirers can point to. His actions are another matter altogether.

During World War II, Churchill declared himself in favour of “terror bombing”. He wrote that he wanted “absolutely devastating, exterminating attacks by very heavy bombers”. Horrors such as the firebombing of Dresden were the result.

In the fight for Irish independence, Churchill, in his capacity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and air, was one of the few British officials in favour of bombing Irish protesters, suggesting in 1920 that airplanes should use “machine-gun fire or bombs” to scatter them.

Dealing with unrest in Mesopotamia in 1921,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Churchill acted as a war criminal: “I am strongly in favour of using poisoned gas against the uncivilised tribes; it would spread a lively terror.” He ordered large-scale bombing of Mesopotamia, with an entire village wiped out in 45 minutes.

In Afghanistan, Churchill declared that the Pakhtuns “needed to recognis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British] race” and that “all who resist will be killed without quarter”. He wrote: “We proceeded systematically, village by village, and we destroyed the houses, filled up the wells, blew down the towers, cut down the great shady trees, burned the crops and broke the reservoirs in punitive devastation ... Every tribesman caught was speared or cut down at once.”

In Kenya, Churchill either directed or was complicit in policies involving the forced relocation of local people from the fertile highlands to make way for white colonial settlers and the forcing of more than 150,000 people into concentration camps. Rape, castration, lit cigarettes on tender spots, and electric shocks were all used by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to torture Kenyans under Churchill’s rule.

But the principal victims of Winston Churchill were the Indians — “a beastly people with a beastly religion,” as he charmingly called them. He wanted to use chemical weapons in India but was shot down by his cabinet colleagues, whom he criticised for their “squeamishness”, declaring that “the objections of the India Office to the use of gas against natives are unreasonable”.

Churchill’s beatification as an apostle of freedom seems all the more preposterous given his 1941 declaration that the Atlantic Charter’s principles would not apply to India and the coloured colonies. He refused to see people of colour as entitled to the same rights as himself. “Gandhi-ism and all it stands for,” he declared, “will, sooner or later, have to be grappled with and finally crushed.”

In such matters, Churchill was the most reactionary of Englishmen, with views so extreme they cannot be excused as being reflective of their times. Even his own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Leopold Amery, confessed that he could see very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Churchill’s attitude and Adolf Hitler’s.

Thanks to Churchill, some four million Bengalis starved to death in a 1943 famine. Churchill ordered the diversion of food from starving Indian civilians to well-supplied British soldiers and even to top up European stockpiles in Greece and elsewhere. When reminded of the suffering of his Indian victims, his response was that the famine was their own fault, he said, for “breeding like rabbits”.

Madhusree Mukerjee’s searing account of Churchill’s role in the Bengal famine, Churchill’s Secret War, documents that while Indians starved, prices for foodgrains were inflated by British purchases and India’s own surplus grains were exported, while Australian ships laden with wheat were not allowed to unload their cargo at Calcutta (where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had died of starvation littered the streets). Instead, Churchill ordered that grain be shipped to storage depot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Balkans to increase the buffer stocks for a possible future invasion of Greece and Yugoslavia. European warehouses filled up as Bengalis died.

This week’s Oscar rewards yet another hagiography of this odious man. To the Iraqis whom Churchill advocated gassing, the Greek protesters on the streets of Athens who were mowed down on Churchill’s orders in 1944, sundry Pakhtuns and Irish, as well as to Indians like myself, it will always be a mystery why a few bombastic speeches have been enough to wash the bloodstains off Churchill’s racist hands.

Many of us will remember Churchill as a war criminal and an enemy of decency and humanity, a blinkered imperialist untroubled by the oppression of non-white peoples. Ultimately, his great failure — his long darkest hour — was his constant effort to deny us freedom.

The writer is the author of 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 He chairs the Indian parliament’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ashington Post

Published in Dawn, March 13th, 2018

本文发表于《方圆》杂志。

看电影，就是看人。 影迷如老餮，电影上映，瞅一眼主创名单，看看导演何人，演员是谁，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至暗时刻》正热映，此片可看，因这三个人：乔·怀特，加里·奥德曼，以及丘吉尔。 乔·怀特，英国新锐导演，文学修养深，起手作就是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还改编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为乔·怀特暴得大名的。是2007年的《赎罪》。恍惚迷离的细节，清新饱满的画面，散发出浓厚的文艺气息，飘逸的形式下，却是关于赎罪与宽恕的严肃主题。 一边是如绞肉机般烽火连天的二战，一边是青葱岁月伉俪情深的布尔什维克烟卷。 天堂和地狱，原来都在人间。

《赎罪》与《至暗时刻》的历史背景，大抵重合，都涉及二战初期和敦刻尔克大撤退。 《赎罪》将普通人的故事写成史诗，《至暗时刻》则把历史风云人物还原为“普通人”。这两部电影，各有各的高明，导演端的好手段。 加里·欧德曼，无冕影帝，演技出神入化。他是《吸血鬼惊情四百年》里的德古拉伯爵，《空军一号》里的恐怖分子，《不朽真情》里的贝多芬，曾凭《裁缝，锅匠，士兵，间谍》入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此次，为演丘吉尔，喝成啤酒肚，贴出双下巴，明年奥斯卡，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加里·欧德曼演擅长诠释那些具有巨大精神力的人。德古拉伯爵，恐怖分子，贝多芬，乃至丘吉尔，莫不是如此。 最典型的，要数《空中一号》中的恐怖分子，把这个角色跟丘吉尔放在一起，张力就显出来了。自其异者视之，一个是苏俄恐怖分子，一个是英国铁血首相，肝胆楚越，风马牛不相及；自其同者视之，恐怖分子和英国首相互为镜像，都是具有巨大精神力的狂人。 加里·欧德曼诠释恐怖分子，极有层次，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静与动只是浅层对仗，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才是加里·欧德曼的最出彩之处。他运用肢体语言，将一个神经质的恐怖分子刻画得入木三分，有血有肉，堪称《空军一号》这部无脑动作片中唯一的“灵魂”，相形之下，哈里森·福特饰演的硬汉总统，成了脸谱化的“呆瓜”。 如本文开头所说，看电影，就是看人。看《至暗时刻》，第一是看导演乔·怀特，第二是看演员加里·欧特曼，第三，则是看本片灵魂人物丘吉尔——那个爱抽雪茄、作V字手势的英伦油腻白胖子。 电影中的丘吉尔，有点四平八稳，既有杀伐决断的一面，又不失幽默亲和。导演之本意，并不是颠覆丘吉尔家喻户晓的惯有形象，而是拍出这个秃顶老白男的威慑力和魅力。

于是，我们看到至暗时刻的连番好戏，大多跳不出传统套路的条条框框。他在下议院豪气干云的精彩演讲，他向美国总统搬救兵时的心急如焚，他与妻子独处时的铁汉柔情……

不得不说，西方自有一套“政治正确”，刻画丘吉尔这种历史伟人，不能像虚构角色那般天马行空，大方向绝对不能“错”。 丘吉尔的荧幕形象，跟革命电影中那些“高大全”的人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导演多撒了一层人性的佐料，算是保守“地方风味”。 无欲则刚的“高大全”形象，我们觉得假。殊不知，人性的，太人性的，同样会失真。 在《丘吉尔自传》《二战回忆录》等书中，丘吉尔的形象更为饱满，更贴近历史真相。 说得吹毛求疵一点，电影把丘吉尔拍得太像个正常人，有些“为尊者讳”的意思，事实上，丘吉尔压根儿就不是个“正常人”。 丘吉尔对军事的狂热，对战术的精通，并不亚于希特勒，他对奔赴疆场建功立业的渴望，在同时代的英国，亦无人能出其右。当然，他的“三观”比希特勒正得多，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国保守党的重要人物，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在丘吉尔之前，英国的首相是奉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

1938年，希特勒出兵侵占奥地利，随后又陈兵捷克边境。作为大国元首，张伯伦见周遭的小弟们被流氓欺负，自然气愤难平，于是做出了一个大国领导人常有的举动——强烈谴责。

德国法西斯吃准以张伯伦为首的英联邦是个“嘴炮”政府，继续变本加厉的侵略，而张伯伦也就继续变本加厉的谴责，并幻想跟纳粹媾和，想要以出卖他国（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保得英伦三岛太平无事。直到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大军压境，入侵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才如梦方醒，放弃绥靖政策。而此时，希魔羽翼已成，难以翦除，世界大战即将进入白热化。 我们评价英国绥靖政策，不见得非要一味指责，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此政策还算是符合英国的特殊国情的。 二战时期，英国这个老牌日不落帝国，实在是已到了日落西山时候，世界霸主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其国内经济受一战和大萧条影响，一直处在疲软状态，而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南非、缅甸、印度在内的八个自治领也非铁板一块，有很多都暗怀异心、蠢蠢欲动，早就不跟英国同心同德，只是迫于强力或出于安全考虑，才勉强跟英国绑在一起。 除了英国当时的实际境况，张伯伦作为国家元首，其自身的气质和性格也是实行绥靖政策的原因之一。 张伯伦童年坎坷，六岁时就失去了母亲，以致于性格极度内向，甚至腼腆到不敢参加学校的辩论会，虽然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上，张伯伦暂时战胜了自己的性格弱点，一路开挂，平步青云，但由童年阴影导致的性格缺陷，是难以根除的。此外，他不爱交际，只对植物学和鸟类感兴趣，甚至成为皇家园艺学会里的鸟类专家。由此我们推论，张伯伦很可能知鸟而不知人，尤其是不知希特勒这个“鸟人”，这才上当受骗。

希特勒者，狂人也，张伯伦者，懦人也。狂人遇懦人，自然是想捏扁就捏扁，想搓圆就搓圆。

有张伯伦这个懦人当政，英国自然被希特勒吃得死死的。当此万马齐喑之际，大不列颠好汉个个摩拳擦掌，两眼冒火，这帮好汉之中，最顶尖的那个，正是丘吉尔。

丘吉尔：“兀那厮希特勒，洒家不出手，你真当我英伦三岛无人哉？” 丘吉尔，猛人也。他不像张伯伦，喜欢提笼子架鸟，而是从小酷爱打仗游戏，曾收集两千多个玩具士兵，闲着没事，就在自家领地，用双筒猎枪打兔子。 恶人自有恶人磨，就像昆汀电影中表现的那样，只有比纳粹更“恶”的“无耻混蛋”，才能替天行道。 当“无耻混蛋”丘吉尔接替张伯伦，成为英国首相，希特勒的好日子也就快到头了。 狂人遭遇猛人，丧钟为谁而鸣？为希特勒。

说丘吉尔是猛人，绝非图口舌之快，而是有根有据，首先，他的家世就很猛。 丘吉尔出身豪门，祖父马尔伯勒，曾任爱尔兰总督，父亲则是下议院领袖，兼财政大臣。丘吉尔上学，父母为他选择最贵的贵族学校，有游泳池，足球场和板球场都很大。丘吉尔憎恶学校的课程，每天数着点，度日如年，一回到家，就摆弄自己的玩具士兵，玩打仗游戏。 早在哈罗公学读书时，丘吉尔就彰显出有勇有谋的特质。他喜欢在泳池边搞恶作剧，悄悄溜到别的孩子身后，猛地将对方推进泳池。有一次，他太岁头上动土，把一个六年级学长推进深水区，当对方表明身份，兴师问罪时，丘吉尔赶忙说道：“非常抱歉，你长得这么矮，我还以为你是四年级的呢。”对方听了这句话，如火上浇油，气不打一出来，眼看丘吉尔就要饱尝一顿老拳，这时，他机智地说：“我父亲是个大人物，财务大臣，他也很矮。”听了这句话，学长心里受用，哈哈一笑，化干戈为玉帛。

玩具士兵决定了小丘吉尔一生的志向，此后，他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让他得以进最顶级的军校——桑赫斯特军官学校。 在军校里，丘吉尔的课程包括战术、设防、地形学、军法、军政等。 《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声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项羽的万人敌，即是指兵法。 同样，在军校诸多课程中，丘吉尔独对战术最感兴趣，渴望学以致用，有朝一日能够“万人敌”。 丘吉尔钻研了大量军事典著，比如哈姆利的《战争运作》，梅因的《步兵战术》等，还定购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内战、普法战争、俄土战争的史书，很快，就有了一个小小的军事图书馆。 比起阅读理论，丘吉尔更爱“打野战”。他和伙伴们挖战壕、筑掩体、垒沙袋，设置铁蒺藜、制造定向地雷，并学会了使用火药，炸石桥、做浮舟，他甚至还绘制了一幅坎伯利地区的简略地图。 当希特勒还是穷困潦倒的文艺青年，在维也纳卖画为生时，丘吉尔就已经学完了大部分的军事课程，为日后干掉狂人希特勒打下坚实基础。 数载军校磨练，让丘吉尔踌躇满志，但一战前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又令他颇感遗憾。无事时，丘吉尔喜欢攀登到军校哨塔顶尖，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叹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 丘吉尔在自传中，写到那时心境： 若早生100年，我就有机会参加长达二十几年的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光是想想，就能让我激动万分。可如今，一切已成过去，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军队再也没有与白人军队交战过。全世界人民越来越热爱和平，越来越明智，妈勒个巴子，伟大的战争年代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好在，世界上仍然有一些野蛮民族，比如祖鲁人，阿富汗人，苏丹的德尔维希人。如果幸运的话，印度可能会发生兵变，我们将有机会再度征服印度，但跟可怜的印度人打仗，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跟打几只野兔子没啥区别。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丘吉尔骨子里是热爱战争的，但他喜欢“被动”，不打“无义之战”。 最好是有个“疯子”发动战争，他率领军队抵抗，这样一来，既能过足“战争瘾”，又能在道义上立住脚。 好在那个年代不缺“疯子”，狂人希特勒，用他那厚颜无耻的侵略满足了猛人丘吉尔“被动”抗争的需求。 这些堂而皇之写在《丘吉尔自传》中的内容，自然不方便在搁在电影里，因为“政治不正确”。 了解这些后，再来观赏电影，别有一番风味。当丘吉尔在下议会中，进行那“战斗到底”的演说时，唾沫四溅，全场雷动，镁光灯闪烁，但是，在他心底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那头渴望战争的巨兽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喂饱。 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在海洋作战，在天空作战，在陆地作战，在田野和长街作战，全方位海陆空地满足了丘吉尔的“战斗欲望”，那个在童年时，就用玩具士兵模拟战争的男人，第一次真正获得释放。

但是，这并不是说丘吉尔是希特勒那样的战争狂人，丘吉尔是理性的，对战争的热狂，对同胞的热爱，对侵略的反抗，这三者在他那里得到完美勾兑，而内心的野兽和社会的公义，在丘吉尔那里，也显得两两相宜。 丘吉尔确实具有“无耻混蛋”的可爱性格。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只直抒胸臆地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热爱，还把竞选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猛人丘吉尔，称得上议员班头，国会领袖，作为几朝元老，他曾说，自己参选议员的次数，多过任何当时还健在的下院议员。 关于竞选那回事儿，在丘吉尔嘴里，显得有点龌龊。先去各地方大佬那里“拜码头”，扫清候选障碍，再拜访社会名流，走访选区，研究选民癖好，起草竞选讲稿。当这一切处理妥当，就请大财团一掷千金，花钱炒作，通过报纸媒体给自己脸上贴金，与此同时，要不择手段地朝竞选对手身上泼脏水。 对于那些看似震撼人心的演讲，内幕更加无趣，丘吉尔说，无非是想几句大口号，再煽煽情，还得不时穿插几句笑话，显得自己举重若轻。每次竞选演讲，竞选小组的同仁最惨，他们要把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听上几十遍，每次听还得装出兴趣盎然的样子，简直虚伪透顶。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大嘴巴丘吉尔下野后，在他的自传中，彻底扯掉了“皇帝的新装”。但他关于竞选和演讲的真实看法，同样是“政治不正确”，你不会在这些主流大电影中看到。 若丘吉尔健在，看见人们在电影院，被那些演说口号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想必会暗暗莞尔，嘟囔一句：Idiot。

作者哲空空交流微信

看完国王的演讲来的，完全无缝对接（可惜早就看了敦刻尔克了，不然可以三部连看）。加里奥德曼演得太好了，完全没有自己的影子，简直就是丘吉尔本人！整部片的节奏、剪辑、配乐和气氛渲染在我看来都教科书般地无可挑剔。当然，最大的亮点还是成功塑造了一个不完美却有血有肉、充满激情、富有强大责任感和领导能力的战时首相形象，相当值得一看！希望Darkest Hour能在本届奥斯卡能取得好的成绩，加里奥德曼的表现完全担得起奥斯卡影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