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室风云

为了让影像获致一种现实生活的真实质感，已经有过不少探索。真正将此作为命题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展开探讨的，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此后，电影便朝着一条新方向前进：剧情→记录。当剧情片开始不自觉地向纪录片靠近（借助其拍摄方式、理念），影像也变得越来越“真实”，此一真实依然是就现实之松散而言（应当区分“现实真实”与“抽象真实”间的本质区别）。这是出现于第三世界各种新浪潮中的大多数早期电影的本质，一种记录本国现实、发展民族影像的冲动。

这条路走到现在，依然是条平稳坦途。只不过就手法而言，已经越来越趋向极致。甚至已经出现背反现象：正当各国电影人还在努力探索影像所能承载的真实限度之时，伊朗的电影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从过饱和的影像真实过渡到了影像虚构。这一异象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实则需要花更多时间与篇幅展开。在这条走了半个多世纪的道路上，我们大致也快触摸到终点，迎来了两位英雄：菲律宾的曼多萨和法国的阿布戴·柯西胥 。

两位导演手法相异，但殊途同归。曼多萨通过手持长镜头扫过物象并将其悉数纳入影像体系的过饱和方式，与柯西胥在狭窄空间里借助快速剪辑将特写镜头组装的方式有着本质区别。在曼多萨的电影里，人物在叙事线上的生成不断影响着影像体系的生成，同时影像体系的生成反过来也在辅助人物的生成。这是一个自得的世界，一旦给予了它足够存活的养分，便可自我发展。在这样的世界里，每一个在叙事线上延展出的人物都似乎在独立地发展出一个自我世界以附加到影像体系之中。（《养子》《情欲电影院》）而在阿布戴·柯西胥的电影中，通过不断加快剪辑速度，让观众在目不暇接中接受人物在对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形成一种过饱和和超高密度的影像状态，来使观众的观影意志弱化，不得不接受这些宛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质感。

从这一角度来看劳伦·冈泰的《课堂风云》，便显得容易得多。而这部电影也是我们可以举出的法国人拍出的“现实真实”实例之一（一般而言，法国电影是一种“抽象真实”影像，关注于精神与思想层面）。在这部电影中，劳伦·冈泰达致真实的手法显然用的是柯西胥式，而非曼多萨式。在课堂上，老师与学生间的对话便是通过短镜头间的快速剪辑来让影像达到饱和和高密度的状态。同时，我们也清楚，饰演这位老师的演员不仅是小说改编原著的作者，自身也是教师出生，曾经在与电影里相似的课堂出生入死过多年。这些学生也都来自现实生活，也即，他们在演自己。这是影像获得真实质感的关键因素（当然当然，电影是虚构的！）。另外，在课堂风云间穿插的课外活动片段，则以长焦镜头拍摄，类似于《天知道》中的镜头使用，如果大家未曾忘记的话，之前也已提过《天知道》是美国人极少拍出的真实影像之一。

十二点后，一个人看完了《课室风云》，又称《墙壁之间》。

故事极其简单。法国的一所社区中学里，善良的法语老师被一帮无组织无纪律的学生搞得焦头烂额，其实就这点事。

影片谈不上有情节，但信息量极大。表面上，白人、黑人、黄种人等各色人种的孩子们聚集在一个课堂，自由地表达观点兼顾捣蛋，似乎有着国际村般的宽容美好，实际背后却隐藏着多元文化碰撞后的不兼容。而这种不兼容的直接表现就是，黑人学生普遍的绝望情绪（读书无用），白人学生普遍的自私散漫（自我为中心游戏式地搬弄是非），以及华人学生普遍的羞涩自闭（沟通困难）。从这个角度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片名叫《墙壁之间》了，它直指着交融的背景下无法打破的隔阂。

我们回头看这张海报，实际上就是电影中一个既普通又典型的画面。白人女孩和黑人女孩都举手要求表达观点，后面的黑人男孩竖着指头表现不满，黑头发的白人女孩托着脸颊事不关己，课堂上的每个学生，都有着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这也就是为什么课堂上总是争吵不休。

表面上，电影的大部分都是老师和学生的争斗，控制和反控制。但实际上电影并不是讲这个，影片结尾老师们和同学一起快乐地踢足球就足以证明，问题的本质不是师生间的矛盾。那么，影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看看结局——最调皮的学生被开除了，因为他采用了暴力手段，公然地挑战了课堂的秩序。而其他人依旧共处。——这就是导演眼中的法国，一个对混乱束手无策，只能依靠强制措施维持秩序的国家。

而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最后选择退学的那个黑人女孩。当别的学生都炫耀自己学到了新知识的时候，她却在课后找到了班主任、那位善良的法语老师。

“我真的什么也没学到，我不想再读了”

黑人女孩说这话时的表情显得麻木和坚决，我似乎能看见，导演劳伦特·冈泰在用同样的表情，并操着东北话对整个现实的法国说：“我实在跟你学不到啥玩意儿了！”

基本分为两个部分：
1、一如既往的课堂模式，自由成为这群正处叛逆期人群的武器，借着自由，他们宣泄自己的不满，老师作为直接的面对者，自然成为他们的攻击对象，从边边角角的文字游戏讽刺到对授课内容的根本怀疑，老师的态度是：沉默、以玩笑的方式回旋、制止。
2、第二部分，佛朗转变自己的方式与态度，想融于集体。

“评委会全体成员这次能达成一致，出发点就是这部电影的艺术性。这是一部挑不出瑕疵的电影：所有演员的表演——神奇；影片中体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针砭和宽容——神奇；整个剧本以及其中的每一句对白——神奇。这部电影拥有你想在电影中看到的一切。”
——肖恩·潘谈“金棕榈”获奖影片《课》

洛朗·冈泰：虚构比纪实更真实
凭借处女作《人力资源》（又译：《人性挣扎》）一鸣惊人的法国导演洛朗·冈泰，被视作是法国影坛最重要的五位新锐导演导演之一。《人力资源》为冈泰赢得了2001年法国电影恺撒奖的最佳电影处女作奖。同年年底，他的第二部作品《时序年代》上映，还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表彰当年优秀电影的堂吉诃德奖。2005年的作品《南方失乐园》参赛威尼斯电影节之后，洛朗·冈泰的名字一时间成为话题焦点。
作为一位履历上只有三部电影，并且从未染指三大电影节奖项的年轻导演，凭借个人第四部电影就斩获金棕榈殊荣，冈泰的成功来得有点“太顺利”。甚至，现在在中国，媒体对于他的姓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译法，康代、坎迪特……花样百出。毕竟，相比同样入围竞赛单元的法国导演阿尔诺·德帕拉辛，洛朗·冈泰的名字，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名气上，都显得分量较轻。然而，德帕拉辛的《圣诞故事》尽管精致、细腻、生动、充满智慧的火花，但打动的却只有以《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付东为代表的法国影评人。作为最后一部亮相的电影，洛朗·冈泰的《课》却后发制人，同时俘获了普通观众和影评人的心。
这部影像风格相当“纪实”的电影，拍摄的手法也不传统。“早在筹拍《南方失乐园》之前，我就想拍一部探讨校园与教育问题的电影。”冈泰透露，“如今电视纪录片里学校的场面和对话都很假，要么夸张院校暴力和青少年犯罪，要么粉饰太平，我希望能有所不同，不提有关学校和教育体系的老生常谈，把人们对于传统学校的成见都扔在一边。”影片在拍摄之前花了一年多时间筹备，在真实的学校里建立起工作室，找来一群13到16岁的学生，一起生活、上课，电影人则在与这些孩子的相处中研究他们的行为和反应，准备素材，一点点完善电影的框架。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多部竞赛片都采用了想纪录片靠拢的叙事手法，选择非职业演员出演，其中包括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沃尔特·萨勒斯和女导演丹尼埃拉·托马斯联手执导的《越线》、土耳其名导锡兰的《三只猴子》、意大利影片《俄摩拉城》等。
谈及影片“纪实风格剧情片”的基调，冈泰说开拍前，他一直在思考，影片到底该用纪录片的手法还是虚构的手法来表现。“后来我觉得，拍纪录片其实很难。我不想冒险，不想‘守株待兔’，等待着什么的事件发生。”冈泰补充道，“其实，虚构有时比纪实更真实。在纪录片里，角色恰恰并不真诚，因为面对镜头时，人们会不自觉地选择他们想说的东西说。反而在虚构角色的‘保护’下，演员的表现才更真实，因为有了‘事不关己’这个借口时，人们最诚实。”
与当今大多数法国电影人只喜欢聚焦法国社会不同，冈泰的影片却常常具有国际性、世界性的视角。“我的电影有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表现复杂的世界中个人的处境和感受，探究个体如何看待真实的世界。”作为21年来首位获得“金棕榈”的法国人，冈泰极力为当代法国电影辩护，“其实，法国电影依然多样化。”


弗朗索瓦·贝高多：导演的“使者”
刚满37岁的弗朗索瓦·贝高多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巴黎的中学里当法语老师，业余时间，他经常发表文章，曾是《电影手册》、《世界报》、法国版《花花公子》杂志的影评人和专栏作家，经常在电视评论节目中露脸，同时还在《世界报》上主持一个足球评论专栏。2003年，小说《公平竞争》让他在法国文坛脱颖而出，2006年，他将自己当老师的个人经历写进小说《墙壁之间》，成为畅销书，并因此得到了导演洛朗·冈泰的注意，希望改编成电影，最后干脆请他自己演自己。
从影评人到小说作者到编剧再到演员，贝高多的电影之路显得另类而有趣。贝高多表示，此次在大银幕上露脸，完全是“责任”使然。“我必须接下这个角色。”他说，“洛朗找到我跟我谈剧本改编问题时说，这部电影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应该由‘真实的人’来演，而我正是这个‘真实的人’。”他在片中扮演的老师弗朗索瓦·马兰一角尽管是虚构的人物，但他遭遇的很多问题都来自贝高多当老师时的个人经历。“这是一个真实的虚构角色。”贝高多说。
在这样一部用虚构表现真实的电影里，贝高多的身份不同于传统的编剧或者主演。“他其实承担了一部分‘导演’的责任。”冈泰说，“或者说，他是导演的‘使者’，是导演派到教室这个社会里的‘大使’。”
在获奖者媒体见面会后，贝高多在接受早报记者的采访时，谈及身为影评人与演员的不同感受时回答：“我不是明星，甚至不是一个演员，我就是这个角色。”
尽管自特吕弗和戈达尔的时代起，《电影手册》的影评人就有从影的“传统”，但贝高多至今尚未拾起“导演”头衔，相反，在把自己的小说搬上大银幕时，却把百分百的信任交给了别人。对此，贝高多解释说：“信任洛朗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喜欢他的电影，我们有很多相似的观点。对于我的小说，我并没有‘放手’。这部电影在我们俩的合作中诞生，我们一起思考，一起创作。”
那么，什么时候拍自己的电影？贝高多笑了：“We’ll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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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是今年5月在戛纳刚看完片子时写的，现在对很多情节已经记不得，所以不另写影评了。
只是记得后来在巴黎，看到不少学校准备关门大吉，门口却挂着横幅，呼吁拯救学校。一个横幅印象深刻，“每关掉一个学校，就要新开设一个监狱。——维克多·雨果”
后来，甚至我碰到一些法国的普通老百姓居然都会主动跟我聊这个电影与法国教育制度现状的关系。看来，片中探讨的问题其实刚好是法国社会当下的矛盾焦点，所有人都很关注，原著作者和laurent cantet都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一部好电影很重要的素质之一。

这种伪纪录片的模式我也很喜欢，cantet自己那句话很有意思，“虚构比纪实更真实。”当时马上联想到的是王尔德的名言：Give him a mask, and he will tell you the truth.

法国更关心一个生命的生活和思想胜过关心地球。在这个保护赤贫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最大的矛盾不是来源于肚子，而是来源于头脑。当我们在当中生活过，经历过，品味过，那些台词也好，背景命题也好，不再是纸窗外的一个剪影。 他们坐下来大方地承认缺点，心平气和地和你讨论，末了还送你两句恭维话，转过身还是一脸洋洋自得。

从中国学生的切身经历来看，老师绝对是一个没话说的好老师。关心学生，不轻易生气，讲道理，细心，有耐心，尤其对象还是那样一群学生。

这群学生在课上爱讲话，吃东西，和老师顶嘴。当然，他们也会指出老师的错误，但大多时候有钻牛角尖的嫌疑。

这里有非洲人，中国人，白人，黑人。他们都不是法国人，住在贫民窟中，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他们敏感，偏执，有深深的不安全感。也许这正是他们作对的原因。

老师真的想了解他们，而卡尔的回答是：你都知道些什么？

你，一个法国人，一个欧洲人，一个曾经从事三角贸易的白人，都知道我们黑人些什么？

三角贸易已经成了历史书中的章节，奴役也已经成了历史，非洲人和亚洲人在欧洲人的课堂上刁难老师，然而，成见永远不会消除。

柏拉图的理想国永远不会实现。正如柏拉图的困惑一样，我们和他们只能不断的提出新的问题，却永远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而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着尽量使它更好些。这个学校的老师，尤其是他们的班主任，一直在努力。我想知道些什么，我想听你们说说你们的生活，你内心的想法，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这部影片中承载了太多的东西：教育的目的、方法和意义；种族问题；历史问题；移民问题；青少年心理问题；家庭问题……

那个高中课堂是社会的一个比例缩小的空间。当今世界上的问题都忠实地得到反应。最终的问题是：交流。

交流二字不是空话，而是必须去努力的方向。或许得到终极答案是个空想，但必须努力，否则这课堂将难以维持下去。

或许影片最后的方法值得借鉴：足球。老师和学生一起比赛，都为了一个球，全世界都一样的球，而不是别的什么。

19世纪中美关系的突破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极力摒除所有政治因素。

因为我们又一个共同点不可抹杀：我们同是直立行走的哺乳动物，都有同一个路径，分享同样的基因结构。或许造成如今隔阂的只是多年前的巴别塔，而试图打破这座巴别塔，从我们根本上相同的事物入手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良策。

体育，艺术……这些人类所共有的财富，是交流的渠道，通过这个路径，我们在走向理解和包容。

另外，可别忘了，我们还有一样东西：爱。

那位女教师说得多好：我有两个愿望，第一，我希望卫的母亲不被遣送回国，第二，我希望我的孩子和卫一样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