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巴耶夫

拍的真好，完全出乎意料。

恰巴耶夫同志就是苏联版的李云龙啊。当然，他在中国的名字更响亮——夏伯阳。

苏联的内战进行了3年时间，作为游击队出身的恰巴耶夫成为白军的噩梦，四处出击，神鬼莫测。以至于敌人悬赏2万卢布要恰巴耶夫同志的人头。

作为1939-1942年间延安公映的苏联电影，给中共的领袖们应该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部电影1951年经过配音后在大陆发行放映。具有同样属性的苏联电影还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

用土豆做的打仗比喻，让新来的政委印象深刻。

如果敌人用炮兵，我方主帅在哪里？如果敌人用10挺机枪阻击，我方怎么处理？如果敌人退却 ...，如果敌人两路夹攻....

这些土豆、香烟、烟斗组成了不同的战斗场景，恰巴耶夫给自己的旅长上了生动一课。

其实，这里不仅是恰巴耶夫同志，对政委的描写也是很有力道的。当恰巴耶夫的好同志抢了农民的东西后，被政委关了禁闭，恰巴耶夫觉得小题大做，来要人，甚至要和政委决裂。但来表示感谢的农民们让恰巴耶夫意识到了军队是在为谁而战。从而信服了政委，并在全军面前发表感言，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禁止强抢老百姓东西。

发言中，有人问恰巴耶夫拥护共产党还是布尔什维克，他说拥护共产国际，政委惊讶的问他，拥护哪个？第二还是第三，恰巴耶夫的回答是，让他拥护谁，他就拥护谁。政委报以微笑。他又补充了一句，列宁同志是哪个国际的？

第三国际。

哦，那我也是第三国际。

就是这么的诙谐和接地气。

这个场景的描绘，也很精彩，随着骑兵部队的叛乱，恰巴耶夫只身来到部队平息的叛乱。并带领骑兵及时赶到战场，击退了敌人。

但人终究有弱点，不断获得胜利的恰巴耶夫没想到敌人会绝地反攻，他的同志们，他的警卫员都牺牲了，他自己也在泅渡过河的过程中，中弹（该处未描写，但按这类片子的一贯表现，应该是渡河成功，带队反杀）...

总之，该片生动展现了苏联内战时期，一线指挥员的战斗场景，灵活生动，也有思想转变的过程，政委+军事指挥员的双线领导，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红军的真实状态。

本来应该是托罗斯基领导的红军，在此成为伏龙芝领导的红军，也是历史给修改后的一种表现。

①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思想指南，认定“生活是连续不断的运动、变化”（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卢纳察尔斯基）。因此，从革命的发展的观点，从矛盾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及其趋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最基本的特点。

②坚持列宁的党性原则。党性就是作家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高尔基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时代、国家和阶级的事业”，作家必须自觉地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工作。同时，党性并不是一种附加物，不是从外面贴到作品上去的东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党性是溶化在思想体系中的美学因素。法捷耶夫特别指出这一点：“工人阶级的事业应当成为作家本人的事业……只有这样才会使社会主义的艺术创作具有深度的真诚和丰富的感情。”但是作家的政治倾向性不应当是赤裸裸的。“社会主义思想进入作品应当不是作为某种外来的东西，而是体现在形象里的作品的本质”。只有“当思想在作品中得到具体的、感情的体现，当智能和意志、善与恶、爱与憎、勇敢与怯懦、正直与伪善体现在活生生的、生气勃勃的形象里，当内容找到了相应的、鲜明的形象时，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完全合乎要求的、令人信服的东西”。

③肯定社会主义的现实,塑造正面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高尔基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可能并有权肯定，它的批判是针对过去、反对过去的残余。而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形象描绘事实、人物及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方法来确立社会主义”。法捷耶夫也指出，我们的现实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表现并肯定新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此相联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具有理想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这种理想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高瞻远瞩”：“站得比现实更高,并且在不使人脱离现实的条件下,把它提升到现实以上。”（高尔基）

搬运百度

早在1939—1942年间就在延安公映，1951年经过配音后在大陆发行放映。具有同样属性的苏联电影还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

夏伯阳，一个原型式的人物，但看起来远没有那么高大全，而像是修正后的人物（比如李云龙赵刚和尚），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有种种人格缺陷和人物弧线，有一种克制而自然的理想化，并不是那么有煽动性。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明显的缺陷，夏伯阳鲁莽不修边幅，政委不懂军事，勤务员好色，但他们形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真挚平等的同志关系，一个炕上睡觉，一起上前线，仿佛只有职位而没有地位的差距，相互提携成长，最终给人留下的的是一种纯粹的同志友情而非一种意识形态色彩。夏伯阳分不清“第几国际”、“布尔什维克还是共产党”，却能把握本质，只要人物有这种性格特质，影片的目的就达到了。英勇善战的战士是夏伯阳式的。起初的赵一曼没有那么多性格弧线，但后来红色娘子军有了人物的成长。政委是布尔什维克党象征。

艺术形象取代真实存在的人物进去历史

1934年的夏伯阳在人物真实性层面比1970年后的国产影视还好，可以尽可能拨去意识形态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保留草莽习气。亮剑服装应该是破破烂烂才有历史感，草莽英雄的原型更像是红高粱里面的。

夏伯阳优缺点共存，瑕瑜互见

对英雄的性有避讳，但其实警卫员有一个女人也还不错。

对死亡没有避讳。在《列宁在一九一八》等影片中，英雄死亡镜头通常一笔带过，因为不能直接对着伟大领袖开枪，避讳。

夏伯阳保留了英雄对生前死亡的恐惧，他对传令兵和女战士说你们真好啊，打仗么，总要死人的，不是敌人死，就是我死，人之常情的流露甚至是羡慕。

了不起的男人——英雄

英雄的死亡，死在河里面，悲剧色彩，《中国儿女》里抗日联军八个女战士跳江自杀不投降，冰天雪地走向滔滔江水，全部死掉，英雄气概，之后正面人物的牺牲再没有这样的镜头了。

和传令兵谈恋爱的女战士，强调是工厂来的，是因为苏联革命要在电影中表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们从一种本能的性欲望发展成革命伴侣。战争环境中女性狼入虎口，是一种历史真实的反映，自然本能。

这种本能，直到《一个和八个》才浮现出来，但俏丽的女兵激起的只是反面人物的人情绪反映，男女两性只在敌我关系之中，一群日本兵试图强暴女战士，老土匪解决了他。

能够从影片看出革命初期军队真实的历史面目本来面貌，袁庆丰称之为“朴素的历史观念和艺术表观念”，但同时又时刻受到党政意识形态的管束，对工农阶层的赞美，工农和自然联系起来说明他们有一种天然的革命本质和正当性。

夏伯阳打胜仗是因为政委出现，最终死掉是因为新的政委经验不足，潜在的故事逻辑是这样的。

对知识分子鄙视轻蔑，对白军军官弹钢琴的优雅与处死士兵的冷酷对照，白军军官团整起的队伍行军，“精神法？”，被夏伯阳讽刺，知识分子么。60年代后大陆称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

这不仅是夏伯阳个人的喜好，也是政党意志路线政策乃至国家价值取向的体现。49年后大陆对此现象变本加厉地呈现。

主要摘录的文献

《从夏伯阳看苏联早期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袁庆丰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北城（来自豆瓣）

《夏伯阳》该片上映时，距卢沟桥事变还有三年。虽说是老片子，我看的东北话配音版，倒是津津有味儿，也许黑白色彩过于单调，叙事情节过于陈旧，但它依然不愧是苏联国宝级影片。《亮剑》的很多元素，包括主要人物的设定、剧情的构造、场景的置换，战争场面的拍摄角度和节奏大概都有参考这部片子。

片中人物是鲜活的，他们有血有肉，如夏伯阳是个有性格缺陷的战斗英雄，所以影片以偶尔调侃他的知识分子政委作为人物形象的补充。有爱情有胆识的警卫员小伙子，有给将要死去的兄弟钓鱼吃的白军络腮胡大叔，有美丽又勇敢的农妇，剧中人物没有扁平化，没有玛丽苏。

俄罗斯优美的民族音乐贯穿影片始终，那是苏联文化的宝藏。在战争间歇中，战士们悠扬的歌声将一日一日的苦痛融化在温情之中，每个人都在火光里，在黎明前夕，怀着期盼构建着即将醒来的梦。夏伯阳在四起的祥和静好中，看看他的勤务兵和阿娜，不禁感叹：“你们可真幸福啊。年轻，好的日子都在后头呐。等仗打完了，你们在一起结了婚，等到那个时候啊，大家都有好日子过呀，谁都不愿意死啊。”作为一个铁打的将领，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过来的铁血硬汉，夏伯阳的内心却对温软的生活有着自己都不曾察觉的向往。他曾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为第几共产国际奋斗的人，但他始终是一个向往和平与自由的人。

文/菠萝吹雪

《亮剑》的主角李云龙。作为草根人物，他是一个脾气暴躁但又有突出军事才能的干部。但是，在近几年，随着群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与对“人民军队”这个概念的重新认识，对李云龙这个角色的评价也在逐步走低，这是为什么呢？

我先来举几个片段:

首先在《亮剑》一开始有这么一个情节，八路军129师遭日军合围，李云龙作为新一团团长率部突围，旅部命令是从俞家岭方向突围，而李云龙在战场上做出的决定却是“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最后也的确做到了。

不过这是什么行为？这合理吗？

尽管赢了，但是很不幸，我们的李团长不仅违反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也违反了我党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在人民军队中是不允许这样擅作主张，违抗军令的人存在的，这可是抗命行为啊！有人要反驳:“李云龙最后不也成功突围，且击溃坂田连队，立下大功一件？甭管命令不命令，打赢不就行了？”对于这种看法，我只能说这是一种错误思想，毕竟战争它依靠的不是侥幸。

然后《亮剑》中还有一个桥段，就是李云龙被降职为营长。但独立团内部还是叫李云龙团长，没按照规定正确称呼他的职务。在守门的卫兵见到李云龙喊了一句“营长好”后，李云龙没按照纪律回礼，瞪了他一眼就走了，警卫员段鹏见状，上去给了卫兵同志一个耳光，还说道：“营长是你叫的？你个新兵蛋子！”。卫兵很委屈，哭着说:“你凭什么打人啊？”然后政委赵刚见状竟然也过来训斥他：“谁让你这么叫的？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到没有！”

这是我个人看来《亮剑》中最离谱也是最让人生气的一个桥段，这一个桥段触犯了八项注意中“不打人骂人”的条款，也违背了八路军民主治军，官兵平等的原则。他们的行为让人感觉像国军和小日本，反而不像我军。而且更离谱的是身为政工干部，赵刚看见段鹏打人不加以批评制止，反而去帮着骂卫兵。党员怎么可能是这个德行？这是彻头彻尾的军阀作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级思想在这个片段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真实历史中，像李云龙这种把部队搞成自己的独立王国、私人武装，天天触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组织无纪律，屡次违抗军令的指挥员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作为党员、部队政工干部的赵刚，不明事理，还动手打人，搞军阀习气，没有改造好李云龙不说，最后竟然还被李云龙“驴化”了，这也是歪曲了政工干部这个形象，也只能说是相当魔幻，都可以当武侠小说来看了……

聊完让人心悸的《亮剑》，下面就来谈谈苏联的“亮剑”——《夏伯阳》与他的两个主人公——恰巴耶夫（正确译法）和克雷奇科夫（即富尔曼诺夫本人）。《夏伯阳》原著是富尔曼诺夫根据在夏伯阳师的真实工作经历写出的，电影的情节也跟小说大同小异，讲述了夏伯阳这个粗俗但有军事才能的指挥官，如何在政委帮助下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

夏伯阳是贫农出身，文化水平极低，是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让他翻身做人。他对党和列宁充满感情，所以他毅然决然的参加了革命。夏伯阳与李云龙两人非常像，文化水平低，出口成脏，喜欢骂人，脾气暴躁，政治素养也不足，虽然没上过军校，但在实战中磨练出了优秀的军事素养。可以说，他是一个优点与缺点一样突出的人。

电影一开始，夏伯阳的部队被捷克军团击溃，丢了农场，夏伯阳正好这时乘着搭枪卡赶来支援，一听战况就火了，一马当先带着部下夺回了农场，战后检阅士兵，正规军的战士却给他整出了土匪的感觉——明显的军纪散漫，站没站样，列队都不齐，穿啥衣服的都有，完全没有军人的样子，武器也在逃跑的时候丢河里了。

见状，夏伯阳气的差点投河自尽，赶忙让战士们去捞枪。而就在这时，政委克雷奇科夫带着他的部队到了。政委带来的部队，军容整洁，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与夏伯阳那群散兵游勇完全不一样。克雷奇科夫正好看见夏伯阳的士兵在捞枪，于是就问他们在干啥。夏伯阳自觉丢人，无可奈何的答道:“洗澡呢，天热。”

还有一个片段，是夏伯阳的老战友和心腹爱将日哈列夫抢了老乡的小猪仔，还说“现在是战时，小猪仔就白吃了罢！”。政委一听，毫不犹豫的让他去蹲禁闭，日哈列夫当然不乐意，大发雷霆，甚至掏枪威胁，但政委的态度非常坚决，直接给日哈列夫强制禁闭了，还把抢的东西全都还了回去。夏伯阳听说爱将被关暴跳如雷，马上就来要人，看政委坚决不放人，还生气的问:“到底谁说了算？”政委冷静又坚定的回答到——“你和我”，就在两人吵架时，农民来拜访了，他们被抢的东西，全部还回去了，都来感谢夏伯阳，抢劫的战士也被处罚了，于是便对红军有了信心。而这时夏伯阳也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事后也召集百姓发表了演讲，表示若再有作奸犯科的通通都要枪毙，就连他本人也不例外。

到这里，夏伯阳作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的一面就开始慢慢出现了。上文也很好说明了为何一支军队要有铁的纪律，毕竟老话说的好，和一群散漫的虫豸在一起，怎么能搞好军事呢？

还没完，咱接着说。就在夏伯阳发表演讲后，一个老乡问道：“夏伯阳，你是支持布尔什维克还是共产党呢？”，老文盲夏伯阳直接愣住了，赶紧搪塞过去：“我支持共产国际”。政委看到后也笑了，问道“第二还是第三？”夏伯阳又不会了，在那里手足无措。

以上的片段都很好的说明了为何红色军队要有钢铁一般的纪律；为何军人一定要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为何军人不光要搞好军事，也要学习文化、政治。从此之后夏伯阳有了大的转变，衣冠整洁，开始恶补文化知识，狠抓部队纪律，夏伯阳的部队也变成了一支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反观白匪军队呢？电影中白匪头子的勤务兵的兄弟想投靠红军没成，被抓了个现行，本来按照军纪是要枪毙的，但就是因为勤务兵和白匪头子的关系，改成了鞭刑。而从这我们也能看出白军输掉战争的原因之一——裙带关系普遍、大搞人情、赏罚不当，就这样也想打胜仗？

电影的后面，政委要调去其他地方工作，夏伯阳非常舍不得他，两人拥抱在一起，依依惜别，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的见面。电影最后，夏伯阳的指挥部遭袭，夏伯阳率部突围，在强渡乌拉尔河时不幸牺牲，但如今的夏伯阳师已今非昔比，指挥部被打掉后仍然能够保持战斗力，重振旗鼓，击溃了白匪军。

之所以把《夏伯阳》和《亮剑》拿出来对比，不光是因为我们和苏联有着相同的革命历史，更是因为两部作品都有着近乎一致的情节。但不同的是，《夏伯阳》中，政委成功改造了夏伯阳，让他进步，变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革命战士、合格的指挥员，而脱胎换骨后的夏伯阳师，也展现出了人民军队真正的样子。

反观《亮剑》，政委赵刚不光没改造李云龙，反而被李云龙改造了，沾染了军阀习气，违反纪律，搞宗派主义和等级思想，完全堕落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而李云龙的部队，也是败仗胜仗一半一半，作战毫无章法，也没有正规部队的样子。

随着网络风气的改变与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很多人意识到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开始给历史上那些政工人员一个全面的评价。举个例子，苏联第一元帅伏罗希洛夫虽然军事能力欠佳，但他主打政工且小有成就，也被世人所认可。政工人员，绝不是那种只喊口号、管管生活的形象，他们是一支军队的核心，是革命军队的灵魂。

因为让政治走进军事，用思想武器来武装头脑，所以我们和苏联的军队都各自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成为了真正的人民武装。正如伟人所指出的那样：“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