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拼图

虫鸣窸窣，艳阳高照，水波潋滟，这是意大利予人一贯的地理感知。提及这座物产丰饶、人文荟萃的亚平宁半岛，总叫人联想到以宗教神话为背景的长诗。去年的爆款作《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中，瓜达尼诺以古典而熨帖的镜头，精准复刻了原著中唯美的地中海风光。安德烈·艾席蒙笔下大段生机涌动的文字，辅以35mm胶片特有的怀旧颗粒感，浸渍出令无数人魂牵梦绕的仲夏图景。这种高度协调、统一的影像特性，除去取景地独有的物候环境外，自然还要归功于导演在影像调度上的丰沛经验和强大直觉力。

复古16mm胶卷，仿佛影像匀净呼吸的毛孔

看完《幸福的拉扎罗》后，我的思绪再次没入一汪深潭，就像主人公迷失于时间的夹缝，观影过程中的心理震颤也渐渐停驻，失语，随那出逃的管风琴声一道，遁于低垂的夜幕中。然而这般迷幻的沉浸式体验，并非如前者那样以高浓度的亲密氛围将人包裹，而是从繁复交织的线索中剥离开来，导向另一种奇异而开阔的审视。如果说CMBYN寄托了完美如古希腊雕像的初恋情愫，那么拉扎罗从田园走向都会，从过去闯入未来的奇谲旅程，则更像是一个纵深的隐喻。时空的棱角在此处被大幅抹去，唯留下数声性灵而出人意料的呢喃。

影片在许多方面与导演洛瓦尔彻的前两部作品《圣体》、《奇迹》一脉相承：自然光的纯熟运用，点睛的超现实结尾，不过最出挑的当属她以意大利民间传说和童谣为配方，从中萃取出的绝妙灵感。

在主题揭示上，影片被有意拆分为两段，前半程以恬然如诗的画面，勾勒出桃花源般隐逸的乡野美景，与佃农制度还魂的暗线相映衬，多少给人以压抑的危机感。而在讲述圣人与饿狼故事的画外音落定后，叙述者意欲书写的内核才越发清晰：作为“好人”象征的拉扎罗跌落悬崖后在谷底苏醒，他是圣经中死而复生的拉撒路，是见证了时空错位、沧海桑田的旅人，亦是被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双双驱逐的美德之子，一个落魄而幸福的殉道者。

片中象征原始部族、面对地头蛇忍声吞气的劳工

至此，对于原始环境下阶级秩序的渲染行将末尾，尽管电影的主线尚未明晰，更像是由部分零碎而互不关联的情节串接而成：因被烟草业奴役而日渐麻木的农人与庄园主的身份悬殊，和他们恍如蚍蜉撼树的命运。影片开头便借由一双私奔遇阻的年轻恋人，挑明了权力契约压倒性的剥削。侯爵夫人的形象在此处附上两重含义：利益生产的垄断者/思想行为的审查者。在其一手遮天之势对人的规训和钳制下，不论村民有限的反抗还是贵族公子策划的“绑架”闹剧，都像是驾着一叶孤舟迎击浪头，再怎么设法翻身，都无法撬动剧情出现重大的转向和推进。

《奇迹》（2014）

而正如《奇迹》中的商业真人秀，将关涉现代化进程的矛盾适时引入，洛瓦尔彻在新作中同样安排了与「传统」相对立的警察角色，正是他们看似突兀的造访，打破了村庄常年来的停滞和死寂，将这一地处文明边缘、黑暗笼罩的角落拽入水泥森林。影片也在这时从纯粹的阶级寓言跳出，上升为一道扑朔迷离的幻景，为后半段连同场景、摄影、声效在内的一系列风格过渡埋下了伏笔。

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导演喜欢通过分段处理的方式，赋予影像更为丰富、递进的层次感。但当剧本缺少顺畅自洽的逻辑，用以榫合各部分的内在结构，便会使影片呈现明显的脱节与断裂。好在洛瓦尔彻总能以令人折服的技巧，将视点放置在一个个灵气溢出的人物身上，填补叙事起跳留下的空白。《圣体》和《奇迹》中的小女孩，都拥有无比纯真细腻、免于世俗糟粕的内心，回到本片中，这个关键的人物便是拉扎罗。

天使静坐泪流，是片中极美又令人心痛的一幕

拉扎罗之于这个世界，犹如费里尼《大路》中历经坎坷，却仍善心未泯的杰索米娜，与前者不同的是，围绕他的身世和性格成长，导演并未做出太多交代。作为纯洁良善的化身，他的存在更像是一个缥缈到近乎不切实际的所指，包括人物的面庞和语调，都与画中走出的神明别无二致，正巧对应了那幅油画质感的海报。当友人们叽叽喳喳讨论着重返家园时，他坐在月光下默然垂泪，宛如一尊哭泣的圣母像。

那或许是因夜空中洒落的旋律而触动，或许是为好友坦克雷迪困厄的命运而哀怜，又或许是被世人冰冷的言行刺痛……答案无从考证，唯一可确信的是，在气候流转变幻的世间，承载记忆的感官终将钝化，而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伴，也都成了铁轨旁蜷居的陌生人。

正如片中充满想象力的一幕：入夜村民们围在窗前，眺望远处忽明忽灭的微弱红光，猜想那是宫殿中燃起的火把。随着故事切换至第二幕，光源的真实意蕴才昭然于众：象征现代工业奇观的信号塔，及其影射的一连串外部变迁（文明进化，社会重构，封建阶级消亡），与这些动态特征对照鲜明的，是人性深处荡涤不掉的原罪，和拉扎罗始终皎洁清亮的双眸。

导演和主演在戛纳国际电影节

在这种乡土环境孕育的至善反衬下，村民们集体涌入的城市，就像一座聚集了破产与偷抢诈骗、令人窒息的监牢。面对全球资本巨鳄土崩瓦解、难民流落欧洲各地的现状，导演并未将意识形态的口号正面打出，而是借由呼吸式的胶片影像，让观众随拉扎罗的脚步一道，穿梭于冲突不断的混乱国度，间接融入对现实议题的针砭和探讨。

如此诗意又异常鲜活的手法，足可见其在承接前人衣钵的基础上，对于自身作者风格大胆成熟的探索，和女性特有的轻柔、感性视角碰撞后，瞬时迸发出一种简约而不轻薄，饱满而不空洞的生命力。也难怪在戛纳电影节高度政治化、命题创作沉闷的今天，这样一则富于普适意味的警世神谕，能打破地域和文化的限制，让令所有人为之动容。

影片结尾，拉扎罗在银行里被暴民围殴，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他的身影幻化成狼，伴随那支神圣的管风琴曲钻入车流，逆向奔跑在马路上，仿若浊世间一抹残存的温度，寄寓了人们对光明存续的幻想。笔者私以为，相比于构建这样一个俨如天方夜谭的神迹，创作者真正的意图，在于激发幕布外的人去自觉思考，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值得拉扎罗这样的坚守付出吗？换言之，在争斗和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世界，真能为笨拙如斯的良善提供栖身之所吗？

我无法回应这个尖锐的问题，只能引用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的几句诗，留作对在世所有纯洁生灵最美好、虔敬的祝愿：

“我爱回忆那些毫无遮掩的岁月

圣洁的青春/神色单纯

面容甜蜜/清澈明亮的眼睛像流水无瑕”

观看《幸福的拉扎罗》的过程，无异于铺展一块意大利电影的索引图示，它轻而易举地唤醒了我们对意大利黄金时代电影的久远回忆。那是德西卡、维斯康蒂、罗西里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和帕索里尼等巨星云集的时期，意大利电影为世界描摹出了一幕幕无可比拟的辉煌图景。

阿莉切·罗尔瓦赫尔的电影具有一种真正的魔力，轻灵、优雅，将现实与超现实完美熔铸于一体。这似乎让我们想起电影史上最为杰出的魔术师费里尼的成长路径，最开始作为“新现实主义”的一员力将，到后来成为一代“超现实主义”大师，同样有着将现实与超现实共铸一体的魔法。

在《大路》这部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代表作之一的电影中，已经出现了好几幕具有浓郁“超现实主义”氛围的运动镜头。尤其表现在杰索米娜逗留农妇家到楼上看望生病男孩的那一组镜头中，镜头跟随她的脚步，并通过光影变化，实则与《八部半》中的镜头创造出的梦幻之感相似。

阿莉切·罗尔瓦赫尔当然不是费里尼的学徒（库斯图里卡才是），但我们却不能不想到她的电影与那位伟大的同胞之间隐秘的关系。首先是片名，“幸福的拉扎罗”意大利原文是Lazzaro felice， felice放在后面形容Lazzaro，表示幸福。但看过全片的观众都知道，拉扎罗一点都不幸福。

因此这个词具有一种反讽的用意。这不难让我们联想到费里尼的杰作《甜蜜的生活》，这个片名意大利原文是La Dolce Vita。按照意大利语语法，用来形容名词vita的dolce应该放在末尾才是，对此费里尼有自己的用意，他说他这样表达其实是想说生活的甜蜜，而不是甜蜜的生活。

无论何种情况，dolce在这里与Lazzaro felice中的felice具有相同的用意，因为《甜蜜的生活》中讲的生活也一点都不甜蜜。我想这是我们能为阿莉切·罗尔瓦赫尔的《幸福的拉扎罗》找到的其中一处与费里尼有联系的地方。其次自然是拉扎罗这个角色与《大路》中的杰索米娜具有的相似性：

他们的单纯、善良与正义，是这个糟粕世界中再难寻见的圣洁象征，而且在这两位人物身上我们都能显见一种宗教元素的影响 。《幸福的拉扎罗》中载着拉扎罗前往大城市的车与《大路》中藏巴诺载着杰索米娜离开乡村的车如出一辙，车厢都挂着一块绘有图案的布，只要看图就清楚了。

大路

《幸福的拉扎罗》

《幸福的拉扎罗》中出现的超现实场景——除去那些显示神迹的地方：拉扎罗死而复生，圣音从教堂飘出，狼的出现…仅仅指在日常生活之中突然出现的神秘——也与《大路》中出现的一样：其中一处是拉扎罗顺着喊他的声音进入烟叶林，镜头向前逡巡移动，这与《大路》中杰索米娜上楼寻找孩子的场景如出一辙。也就不必提将环境音消去、放大风声的手法，早在费里尼的电影中就有了；村民的口哨声瞬间让观众跌入神秘也是同一个道理。

《大路》中的两处超现实

观看《幸福的拉扎罗》的时候，我想起了几年前看的《星际迷航2》。

电影开头，一群土著出现了，从他们的穿着和武器可以看出他们的文明还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

本以为这是远古时期，然而紧接着一架宇宙飞船浮出海面，土著们一脸茫然，随后又在地上画出宇宙飞船的样子，对着它顶礼膜拜，宛如看见神灵。

宇宙飞船的出现不仅刷新了这群土著的认知，同时也让观众产生了疑问：这到底是古代还是未来？

原来，是主角们驾驶宇宙飞船来到了M级行星尼比卢，科技与原始的碰撞直接颠覆了土著的三观，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历史。

这种“文明的碰撞”并非第一次在影视作品中出现，梅尔·吉布森执导的《启示》也有所涉猎，一个惊艳的结局直接将电影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是类似的故事，“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透露出他们的封闭和落后。

除了电影和文章之外，这种现象同样也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有一个叫做“达里雅布依”的地方，被称为“最难到达的村落”。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被政府发现。因为环境、地理位置太过复杂，耗费了政府30年的时间去寻觅他们。

这里的村民与世隔绝，不问世事，俨然是现实版的桃花源。

他们习俗原始，住林间木屋，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以至于这里的民警34年没办过一起刑事案件，被新闻界称为世界上最清闲的警察。

《幸福的拉扎罗》中，拉扎罗所在的因诺拉塔也是一个类似桃花源的地方。

村民每天农作、玩耍，过着原始而又朴实的生活。

原本你以为这是一部讲述几百年前的故事的电影，但随着汽车、手机的出现，你又渐渐开始对电影的年代背景产生疑问。

而阿方斯娜侯爵夫人就是类似“武陵人”的存在，只不过她就没有武陵人那么单纯了，她利用村民的无知和单纯，隐瞒了社会上所有的变革事件，让村民免费为她干活。

村民不但没有收入，反而经常负债累累，越工作反而越穷。

偶然之下，警察找到了这个无人问津的地方，解救了这群终日生活在谎言之中的村民。

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城市，甚至都不敢迈过小溪，将自己囚禁在一口水井之中，沦为井底之蛙。

正如《天堂电影院》的台词： 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就会以为这就是全世界。

侯爵夫人因非法奴役54名农民而被逮捕并没收了财产，村民也融入了现代城市的生活。

可是，村民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

从前他们被侯爵夫人压迫，现在仍然被侯爵夫人当初的管家尼古拉压迫。

从前他们一群人住在一间屋子里，现在仍然是一群人住在一间屋子里。

从前他们虽然没有收入，但至少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现在却因生活困难，走上了偷窃和欺诈的道路。

说好的侯爵夫人要对他们作出赔偿，最后也不了了之。

说好的把他们转移到安全而舒适的地方，实际上是一群人蜗居在一个废弃的地方。

他们虽然来到了城市，但并没有比以前过得更好，反而想要回到村子，这样的结果给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他们究竟是在因诺拉塔过平静安宁的生活，对外界一无所知更好（假如没有侯爵夫人奴役他们）；还是进入城市，只有偷拐抢骗才能维持生计更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他们的转变相当于从一个臭水沟来到了另一个臭水沟，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让我想起上周上映的《雪怪大冒险》，一群雪怪生活在喜马拉雅山顶，村长为了防止雪怪下山而遭到人类射杀，骗大家说山下是一片虚无，去了就回不来了。

一边是用谎言保护大家，另一边是告诉大家真相，但是大家可能因此受到伤害，该如何选择？

《幸福的拉扎罗》中，警察告诉村民佃农制度已经废除很多年，现在有合同，有条约，有工资，他虽然说了实话，让村民面对现实，但同时也打破了他们的美梦，改变了村民原来的生活秩序。

当然，如果警察无所作为，村民可能仍然被蒙在鼓里，仍然是侯爵夫人的奴隶。

前有虎后有狼，好像两边都是绝路。

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对拉扎罗来说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人。

拉扎罗是一个圣人般的存在，他好像从来都不会生气。

侯爵夫人压迫村民，村民还去压迫拉扎罗，所有脏活累活都让他干。和拉扎罗相比起来，村民就过得不是特别惨了。

在村子里，他任劳任怨，毫无怨言，干再多活也不抱怨，帮大家煮了咖啡结果被放了鸽子也不生气。

在城市里，大家都觉得他是多余的，想要把他赶走，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大家一直为吃饭发愁，他却发现路边的野菜可以吃。他总是那个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人。

他是不幸的，因为他处处受到压迫和不公，几乎处于食物链的底端；但同时他也是幸福的，因为知足者常乐。

但是这个社会太现实了，容不下这么纯洁善良的人，好人不见得就会有好报。

侯爵夫人奴役村民结果腰缠万贯，富甲一方。

村民勤勤恳恳干活，没有收入不说还倒欠侯爵夫人钱。

拉扎罗更是任劳任怨，最后却遭到人们的毒打。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昨天被一则新闻刷屏了，成都某高校学生因忘带饭卡，就微信转账给食堂阿姨，事后转身就把阿姨举报了，最后阿姨被罚款2万元，而学生得到了2千元奖励。

虽然学校明文规定不允许用饭卡之外的支付方式，但是你求别人帮忙，最后还告她，这不是当了婊子还立牌坊吗？

这样的新闻还有很多，比如小伙扶老太太结果被讹诈，比如女生帮助迷路小孩回家结果被拐卖，比如小护士胡依萱扶孕妇结果被先奸后杀……

你善良，罪犯就会利用你的善良来实施恶行。偶尔冷漠，警觉，怀着一颗防人之心，才能保护自己。

但如果程度太过了，就会进入另一个极端，成为心机、狡猾，如侯爵夫人一般欺骗村民，谋取不义之财。

相对于拉扎罗的极端善良、侯爵夫人的极端坏蛋，村里的姑娘安托是一个折中的角色。

她知道演戏、博取同情心、偷梁换柱等一系列手段来骗钱，但她同时也会守住自己的底线，她决定以后行骗不带上拉扎罗，因为她不愿让拉扎罗纯洁的心灵受到污染。

当年在村子里人人都对拉扎罗指手画脚，只有安托愿意和他做朋友，还带他去看侯爵夫人家的餐具。

如今在城市里所有人嫌弃拉扎罗，觉得他是多余的，只有安托愿意收留她。

尽管特蕾莎（的家人）曾经压迫了村民，尽管唐克雷迪承诺请他们吃饭却毁约了，安托也仍然把昂贵的蛋糕送给他们。

安托是聪明的，成熟的，所以她不会像拉扎罗那样遭受太多的委屈，但她同样也没有像侯爵夫人那样利用村民的无知来欺骗他们。

知世故而不世故，是最善良的成熟。

我们可能做不到像拉扎罗那样单纯善良，正直无私，但我们可以对他们给予鼓励和支持，而不是把他们的没有心机当做是愚蠢无知，把他们的助人为乐当成是没有头脑，把他们的乐善好施当成是智商欠费。

我不知道善良是不是一定是对的，但我知道作恶一定是错的。

我们不一定要成为拉扎罗，但我们可以选择不成为侯爵夫人。

也是在慕尼黑电影节上观看了这部电影，本来只是来看电影的，导演意外地在开场出现在影院，主持人对她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导演谈起了拍电影中的趣事，如何找到拉扎罗。

在制定好拍摄大纲后，摄制组开始寻找拉扎罗的人选，因为这个角色对于整个影片太重要了，所以摄制组寻找了很久。终于在一所中学看到了我们的主演阿德里亚诺,塔尔迪奥洛，导演一看到他就觉得他是演拉扎罗的不二人选，他美丽的眼睛，白洁的皮肤，微卷的头发，一脸纯洁无暇的脸，简直就是为拉扎罗量身打造的。于是导演组向他发出邀请，向他解释了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阿德里亚诺明确的表示了“不”。 于是摄制组又不得不开更细致向他展示参演的好处，可以得到的报酬，名誉等等，阿德里亚诺则表示自己对此不敢兴趣，但可以介绍一个对此感兴趣的朋友给他们。摄制组仍没有放弃，经过几次交流，阿德里亚诺告诉摄制组他不参演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让他们更加惊喜。 他说他从来没有拍过电影，这是个他不熟悉的领域，他不懂这个领域，所以没有把握能做好他，也不能为此负责。于是摄制安排了一些试拍，如果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表现满意，阿德里亚诺就接拍，如果不满意，他们便不再勉强。结果试拍的结果双方都很满意，于是我们才能有机会看到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

【约11:1】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马利亚（伯大尼的马利亚，现在一般认为与抹大拉的马利亚不是同一人）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

【约11:2】 这马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

【约11:3】 她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阿，你所爱的人病了。

【约11:4】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约11:5】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她妹子，并拉撒路。

【约11:6】 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约11:7】 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约11:8】 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

【约11:9】 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约11:10】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约11:11】 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约11:12】 门徒说，主阿，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约11:13】 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

【约11:14】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约11:15】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约11:16】 多马，又称为低土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约11:17】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约11:18】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

【约11:19】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马利亚，要为她们的兄弟安慰她们。

【约11:20】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马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约11:21】 马大对耶稣说，主阿，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约11:22】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约11:23】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约11:24】 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约11:25】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约11:26】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约11:27】 马大说，主阿，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约11:28】 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她妹子，马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

【约11:29】 马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

【约11:30】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约11:31】 那些同马利亚在家里安慰她的犹太人，见她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她，以为她要往坟墓那里去哭。

【约11:32】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阿，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约11:33】 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约11:34】 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

【约11:35】 耶稣哭了。

【约11:36】 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约11:37】 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约11:38】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

【约11:39】 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阿，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约11:40】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约11:41】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阿，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约11:42】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约11:43】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约11:44】 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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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2:9】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

【约12:10】 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约12:11】 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完整看过两次后，《幸福的拉扎罗》仍然是一部我无法给出评分的电影。

《拉扎罗》的主线故事，可以简单理解为纯良的天使在两种社会中的两次毙命。但剧本中提供的（几乎在时长跨度上均等）的两种时间跨度无疑为人物展现提供了更丰富的舞台，（拉扎罗的不变、社会环境的变化、其他人的变化、 少爷唐克雷迪的变化）但无论是怎样的环境，拉扎罗的命运似乎都早已写定——为自身笃信的善良殉道，就如同其原型《圣经》中的拉撒路（Lazarus）在羊皮纸上写定的命运一样，必死，而后复活。

电影里的拉扎罗是一个完全没有私心的男孩，或者我们说他没有思考更为合适，他不会拒绝他人，把他人的玩笑一 一当真，脸上总是带着真诚善良的微笑。或许是天生，又或许是过早地被隔离在“桃花源”般的小镇成长，拉扎罗拥有某种可悲的残疾，即某种适应人类社会中复杂人性的基本能力，辨别“真”和“假”的能力，或者说——摒弃自己理想主义的能力。在拉扎罗的眼中，一切都是“真”的，甚至一切都是“善”的，他用某种固执的笃信把“假”和“恶”排斥在外，疑惑的神色是他无法从逻辑上去理解“假”和“恶”行径的自然流露，这样一种天生的缺陷，在勉强适应了小镇生活的固有模式（即“烟草女王-村民-拉扎罗”的稳定剥削链）之后，被突如其来的救援直升机打破，而拉扎罗此时又一次不幸脱节掉队了，高烧坠崖导致他丧失了二次成长的机会，丧失了和其他村民一样渐渐进入到这个大社会的机会，第二次有可能治愈他的残疾，进入大人类社会并适应的机会。（村民通过警察救援获得了正向的，真实的首次外界接触，而拉扎罗对外界的首次接触则是两个闯入的盗贼，搬家的谎话，且在时间跨度上，拉扎罗初次接触社会已经是村民接触初次社会二十年后，他面临一个更加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这些因素无疑都为拉扎罗的“康复”增加了难度）

在两个社会（影片前半段和后半段）的对照组中，诸村民组以女仆安东尼娅为首，在两种社会中都保持着些许对不公的愤怒些许狡猾，也秉承了一贯的妥协，是某种“正常人”；另一组富人也可细分为“残疾组”和“正常人组”，正常人组以Nicola和他女儿为代表，在小镇上摆出剥削者的架子，而当则在大社会中失去了自己的一切，通过“否认”（Nicola否认认识拉扎罗，Nicola的女儿否认认识拉扎罗一行村民）勉强维持着曾经属于自己的已然崩塌的尊严，与之相对，“残疾组”只有一个人：少爷唐克雷迪，一贯玩世不恭，热衷玩笑，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在前半段批判母亲拉着拉扎罗做骑士学狼叫，后半段继续学狼叫邀请穷村民来早就窘迫的家里吃饭。（俨然一副要实现共产主义堂吉诃德式的骑士形象）

拉扎罗和唐克雷迪两个“残疾人”，如唐克雷迪的戏言所言：“我们没准是半个亲兄弟。”两个理想主义者分别在各自的困境中湮灭。唐克雷迪的理想主义来自富足，而拉扎罗的理想主义来自一无所有。在影片前半段的社会中，唐克雷迪生活优渥到病态，不屑于母亲的好意，不屑于拉扎罗的食物，不屑于母亲残忍的剥削，不屑于Nicola女儿的示好和关心，也不屑于众人寻找他的奔走和关心。唐克雷迪是顽劣的挑食的小孩，唯一引起他兴趣的是制造虚假的降临在自己身上的苦难（麻风病、飞机失事、绑架）来表达叛逆。拉扎罗则相反，拉扎罗一无所有，他生活的选择少得可怜，大部分时候几乎是没有选择，但他也和唐克雷迪一样进行着某种对现实的否认——对于村民剥削自己现实的否认，（当唐克雷迪对他说：“我妈妈把你们当牲口使。”）对于烟草女王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否认，对于唐克雷迪利用和捉弄自己的否认。唐克雷迪生活富足，却以病态的烟鬼形象，白色肌肤和削瘦示人，拉扎罗生活窘迫，却以健康强壮，“干活不惜力”的样貌出现，“我们没准是半个亲兄弟”，唐克雷迪的这句话，和两人在影片两段中都学狼叫并立的镜头，似乎暗示了在滑稽的外表下，两人身上更深层次所共有的缺陷：理想主义。

当唐克雷迪把拙劣的弹弓以骑士形式送给拉扎罗，就赋予了拉扎罗这个原本的一无所有者一项私产，唐克雷迪并不屑于给出一件破烂玩意，也不屑给出一份带着捉弄意味的友情，但对于拉扎罗来说，这却是头一遭，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拉扎罗这个拥有者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自己仅有的一件礼物和友谊，又或者，唐克雷迪所期待他完成的“骑士精神”——效忠——决不能得到辜负，哪怕为唐克雷迪罹难两次也在所不辞。

但拉扎罗是一个好人吗？电影中的旁白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一匹老狼因老态龙钟被赶出了狼群，它很饥饿，跑到人类家里吃掉鸡鸭。人类很讨厌这匹凶残的狼，却不知道这只是一匹虚弱的狼。老狼的故事传到了一位与动物有交流能力的圣人耳中，他接受了人们的请求——与狼进行和平谈判。圣人出发去找寻狼，一路长途跋涉，冬天降临，精疲力尽，却仍找不到狼的踪迹。狼也饿了，而且跟踪圣人已经很久了。终于有一天，圣人倒下，狼现身，正当准备要吃掉圣人时，狼突然闻到一股气味，这一股从未闻过的味道阻止了它，一个好人的气味。”

拉扎罗是一个“好人”，一个对善良和理想主义执着的信徒，一个忠心耿耿的现代骑士，一个纯度过高的人，却不是一个健全的人，或者，一个真实的人。但在拉扎罗殉道的路上，我们人人都是冷眼旁观者，又或者拉扎罗的状态，是每个诞生于世界之初蒙昧天真者（对照片中被众妇人诓骗“母亲死掉”后流泪不止的小男孩皮伯）的磕磕绊绊。

拉扎罗是一个好人吗？如果“好人”的定义是忠于自身的信念……或者这也是一种“好人”的定义。

但我以为，安然度过“拉扎罗理想主义癔症”，康复后仍然能阅读出拉扎罗神性的每个“健康人”，身上仍然一样有着与“幸福的拉扎罗”神性残片，而理想主义崩塌后终止生活或继续生活，我不知道“做出选择”的拉扎罗和“放弃选择”的正常人，正如自杀者和生活者，哪一种才真正称得上真正的幸福。

作者：Manuel Yáñez-Murillo (Film Comment)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在电影导演的生涯中，总是会有这样的时刻：他们拍摄的影片，不仅仅回望了自己过去的作品，也预示着将来的创作路径。例如，罗伯托·罗西里尼在拍摄了被人们称作「法西斯三部曲」的影片之后，拍摄了《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这部电影一开场，我们就意识到导演在电影意识与美学上的觉醒；而在让-皮埃尔·达内和吕克·达内的《罗塞塔》中，这对比利时导演兄弟一反《一诺千金》的那种严肃、精确的风格，在开场时采用了强烈摇晃的跟拍镜头；而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血色将至》那段意义深远的无声「开场白」，则预示着导演将开始批判性地探索美国历史。

与这些电影「重生」不同——这些时刻不仅仅只是某种转折点，而且还是风格和主题上的拓展——在阿莉切·罗尔瓦赫尔的影片中，这种启示性的时刻，不在于影片的开头，而在于结尾。在她的影片《奇迹》（2014）的最后两个场景中，我们看到她用过渡镜头，昭示了从自然主义到世俗幻想的转变。那个养蜂家庭的长女，年轻的洁索米娜，找到了这个家庭的养子马丁。我们看到镜头审视着这个男孩，他舒展着身体，躺在一个被火光照亮的洞穴里。在洞穴的墙上，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影子，那可能是洁索米娜和马丁在一起玩耍。接着，镜头又回到了这个睡着了的男孩身上。在这个简单的镜头运动中，我们看到罗尔瓦赫尔钟爱的成长叙事，转化为一种抒情的影像谜题：通过在柏拉图式的洞穴中，对孩童戏耍的迷人书写，马丁从故事中消隐了，而洁索米娜则不同——她曾在这部影片中花费了大量时间，对抗过于沉重的责任和难以企及的欲望，而现在她终于获得了某种平静的自信感。

在《奇迹》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场景中，我们看到洁索米娜在一种突然成熟的状态里，回到了她家人的农场。我们这位年轻的女主角遇到她所有的家人，甚至包括她父母的朋友珂珂。她们都挤在一张户外的床垫上，这在当时并不足为奇——在后嬉皮士时代，家庭组织是动态的，社会中有一种公社化的氛围。洁索米娜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而珂珂向她暗示，在屋里「藏有一个秘密」，留待某人在未来有所发现。接着，镜头在屋内外的场景中往返，我们看到了那头父亲花大手笔买下的骆驼。接着，我们又重新回到屋外——但这时候，那个家庭已经消失了。我们只看到金属的基座，以及房屋的残迹。罗尔瓦赫尔用一个镜头，拍出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景象，她将个人的记忆，与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混合起来——不是所谓的「失落天堂」，而是她失落了自己所珍视的经验和情感。

《奇迹》最后两个段落中的转折令人难以预料——在倒数第二个场景中，我们看到虚与实、梦与醒之间的转换；在最后一个场景中，我们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切换。这些转换已经成为某种启示性的表达，它们也开始成为罗尔瓦赫尔的风格特征，因为她似乎对转变与凝滞之间的辩证法很感兴趣。她的首部叙事影片《圣体》（2011）也讲述了一个变形的故事：一个女孩身体的变化；一群年轻人经历基督教的受洗仪式；一个神父失去他的信仰。而在《幸福的拉扎罗》这部罗尔瓦赫尔的第三部、也是最好的一部故事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天使般男孩的寓言，看到一个圣洁的愚人。他从乡间来到城市，从「过去的某个时代」来到现代，目睹了持续的边缘化、败坏的道德和被权力机构剥削的穷苦人们。但是，他的内心却「出淤泥而不染」，始终未曾改变。这部影片分裂式的结构——这一结构的种子，早在《奇迹》最后的那两个结论性镜头中埋下了——推动了这部影片革命性精神的呈现，它问了一个简单但急迫的问题：我们是如何停止拥抱、称赞善与美的？我们又为何如此？

在罗尔瓦赫尔的新作中，她采取了一种从过去到现在的视点。「过去」是某个并不确定的时代，一个受压迫的农民社群以在土地上耕种为生；「现在」则是当代的意大利城市，在那里存在着明确的阶级划分。这两个地点都标识着罗尔瓦赫尔在场景设置上那种「不确定」的特征——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让我们不知道这一系列情节是在历史上的哪个确定阶段发生的。在《幸福的拉扎罗》前半段，那种古色古香的、十九世纪的建筑风格，让我们想起埃曼诺·奥尔米的《木屐树》。但当侯爵夫人阿诺西纳·德·卢娜（尼可莱塔·布拉斯基饰）溺爱的孩子坦克雷迪（卢卡·奇科瓦尼饰，他是一个流行歌手、Youtube红人）使用手提电话的时候，我们有了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坦克雷迪所用的电话机，也曾在《圣体》最初的场景中，被一位神父所使用。

事实上，现年三十六岁的罗尔瓦赫尔，是在想起一篇高中时代的文章时，有了拍摄《幸福的拉扎罗》的想法。那篇文章提及了一个贵族家庭的烟草农场。虽说在意大利，佃农制已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被废除，但多年以后，那个农场的农民仍深受贵族的剥削。在罗尔瓦赫尔的设定中，那种具有创造性的「不确定」感，将银幕故事引向了当代的城市景观：在影片中，拉扎罗最后身处的大城市，可以说是米兰和都灵的混合物。简而言之，在罗尔瓦赫尔的视点里，过去与现在的融合创造了一个「停滞不前的意大利」——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借信仰之名、行利益之实，不断上演着剥削底层的永恒轮回。罗尔瓦赫尔的三部故事片，都以黑暗的场景开头，这当然不是一个巧合。在那些场景中，宗教信徒、猎人和农民们，仿佛都在静寂的深夜里游荡着、迷失着。

罗尔瓦赫尔为自己角色取的名字，都具有某种指涉性：《奇迹》中的洁索米娜，让我们想起了费里尼的《大路》；而《幸福的拉扎罗》中的坦克雷迪，也让我们想起了罗西尼改编自伏尔泰原著的歌剧《坦克雷迪》中那个被放逐的士兵。当然，拉扎罗这个名字，为这部影片添上了一点《圣经》式寓言的色彩，《幸福的拉扎罗》可谓是耶稣拯救拉扎勒斯这一故事的变奏。罗尔瓦赫尔对《圣经》「穿越时空」的重写，正符合了她反教条的宗教理念。可以说，《幸福的拉扎罗》更像是一首实验性的民谣，而不是一首福音歌曲。这部影片与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正午显影》可谓不谋而合，它们都通过神话的形式，来探索现实与幻想融合的可能性。

在《幸福的拉扎罗》中，罗尔瓦赫尔超越了以往作品中弥漫的自然主义，让这部影片自身成为了某种神秘的造物。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罗尔瓦赫尔在怀旧的情绪中，将记忆解放出来。她还通过对声音和剪辑的运用，强化了她的影像中蕴藏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活力。在田野中，那个向拉扎罗求救的刺耳的声音，还有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嗡嗡声，都从声音上体现了罗尔瓦赫尔非现实主义的导演手法。在《幸福的拉扎罗》里，观众或许很难预料到，阳光普照与大雪纷飞的场景之间的剪辑。这类剪辑与之后天马行空的空想镜头一起，创造了一种「狂热」的两分法，从而将影片一分为二。

在罗尔瓦赫尔的影片中，她令人心痛地指出，是情感与道德的空虚，让真正的意大利陷入某种德波式的「景观」（译者注：此处指法国著名思想家、导演居伊·德波在其著作《景观社会》中阐发的概念）之中：《圣体》中的儿童庆典与简陋的宗教仪式；《奇迹》中的才艺表演；《幸福的拉扎罗》前半部分中过时的封建幻想，以及后半部分中最令人不安的、可耻的现代奴隶市场。在纽约，当罗尔瓦赫尔被问起这部影片的当代社会关照时，她说：「《幸福的拉扎罗》想要表现的是……我们自己可以意识到的某种处境。它首先提到我们过去是怎样的——当我们还是人类的孩子的时候，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他坠落悬崖，我们就开始探讨过去和当代意大利的关系，这就是我的国家在过去三十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存在着某种过去，那里不全是繁花盛开的美妙景象，那是一段被虐待与剥削所标识的过去，而且还和现在存在着某种联系。当他坠崖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但是社会运行的机制都是一样的。只是过去的农民，现在被另一种形式的奴隶所取代罢了。」

罗尔瓦赫尔对国家的剖析，与喜剧这一形式并不矛盾：《圣体》中致敬卓别林（《有闲阶级》）的讽刺手法；《奇迹》中那个荒谬的场景——生性反叛的父亲，只穿着一条内裤，用喊叫来对抗一伙猎人时，我们不禁想起格雷厄姆·查普曼在《万世魔星》中笨拙的表演；最后是《幸福的拉扎罗》中的「古道热肠」：当拉扎罗教授那个塞尔希·洛佩斯扮演的小贼，关于铁路边可食用植物的知识时，他不免由于拉扎罗「祖传」的、自然的智慧而陷入惊异。

友善与理解这两根柱子，再加上一些对传统电影叙事的反叛，就撑起了《幸福的拉扎罗》中绝不轻易顺从的灵魂。对于今日电影中流行的那种愤世嫉俗的趋势，罗尔瓦赫尔并无兴趣。她用美丽动人，但也刺痛人的影像，不仅向我们昭示了当代社会的恶疾，也给予了我们击败它们的情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