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看了纪录影片<1931刺杀宋子文>，感慨有三： 一，吊诡的历史让人瞠目结舌。 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抗战史有过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是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的，更多的人不知道在57天之前的1931年7月23日，还在中国上海发生过一起触目惊心的“北站血案”。 这起血案的刺杀目标是民国大名鼎鼎的财政部长，蒋介石的妻兄、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 许多读者观众大概都熟悉，“虚构”是文学戏剧影视作品的艺术手段之一，而“真实”是纪录片的灵魂。那些可以虚构的艺术门类，将一个故事编的多么奇诡、奇葩，读者观众都不会挑眼，观众欣赏的是作品的艺术手法，体悟的是人生百味就够了，但<刺杀宋子文>这个纪录片的复杂和一个接一个的巧合，悬念不断又扑朔迷离，在观影过程中，笔者多次下意识地发出：“这巧合也太多了”的质疑。然而，在影片结束后，影片最后告诉我，导演告诉我，历史学家告诉我，影片中的人物后代告诉我：就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于是，笔者惯性的欣赏审看影视剧的审美经验短暂的崩塌了，大脑里情不自禁的蹦出几个字：历史才是最好的悬念大师！ 二、陌生的表现手段 作为一部纪录影片，该片的表现手段陌生又新鲜。导演摒弃了以往纪录片制作时，比如大量选取老照片，老场景和后期做旧等等手段，采取了以人物再现（演员出演历史人物），场景服化道再现等现代影视手法，再现了几十年前的波诡风云。 传统纪录影片给人的观影感受是，间离、回顾、审视、反思等效果，而该影片这些新表现手法的借鉴，给笔者的观影感受是：虽然是历史，却有种身临其境的带入感，会瞬间的产生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亲近感和关切感。 笔者以为，触动读者观众的七情六欲，是一切文学艺术家的本源动力。 笔者通常在判断一部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是否有意义，有价值时，作品是否有新鲜的表达，新鲜深刻的思考，是否有感官的冲击，来作为审美坐标。 显然该纪录片的导演，不走寻常路的表达，勇于探索尝试的精神，是值得为其击掌点赞的，况且古今中外文化艺术史里，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经典案例也比比皆是，这似乎也是人类文明进步，文化艺术发展变化的不灭规律。 三、离奇吊诡的历史故事给人的启示 笔者喜欢历史，常常被历史沉淀淘洗后的厚重博大精髓深深震撼，被历史人物不同的命运而唏嘘不已。该纪录片选取了这个当年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作为素材，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吊诡之极，奇诡之极，奇上叠奇的真实的历史故事。 这本来是一个由日本军人精心策划，欲给侵华寻找借口，又要嫁祸于中国，交由上海大名鼎鼎的斧头帮来实施的暗杀事件，却因为一个个看起来很偶然的小错位，使该刺的没刺，不该刺的，刺死了，也使日军侵略中国的行动错后了40多天，似乎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拨弄着一切…… 狭义上讲，宿命，是指人的一生，先天注定，带有迷信色彩。而命运却是可以改变的。该片偏偏是拿这个太多的巧合叠加，又不带虚构的历史事实，来告诉我们宿命和命运，这两个命题的纠缠状态。宿命和命运谁在先？谁在后？谁在其中？谁在之外？让我纠结不好评判的是它们是纠缠在一起，混沌在一起快了，它将我以往的许多认知带入重新思考，就仿佛物理学界发现的量子纠缠（不知这样比喻恰当否？），也让笔者感到意识形态领域里这两个命题的纠缠，这或许是该纪录片的另一种意义吧。

杨晓林-原载《中外军事影视》2019年第8期。

历史本来是静止的，是冰冷的，对其探究、解剖、诊断、解读，无不加入了解读者的主观情感色彩。而解读者因经历、学养、立场、感情不同，所处时代、环境有异，从而使得解读不可能完全客观。因此，无论是历史学家推崇的秉笔直书，还是文学家钟爱的放飞想象，主观偏向性都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历史获得了无数种被讲的可能，从而充满着诱惑和迷魅，历久弥新。

《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是“讲史”方式创新的一次大胆实践。 影片将自《公民凯恩》（1940）《罗生门》（1950）直至《罗拉快跑》（1998）《英雄》（2002）《源代码》（2011）等悬疑电影表现手法，与纪录片的形式结合了起来，特别是以当事人——被误杀的唐腴庐亡灵的视觉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刺杀对象、杀手、相关人员，以及刺杀过程及结果等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这种极具创意的表现手法，综合电影和记录片之长而蹊径独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讲史”方法。既兼顾了教材和史书中的既定观点和材料，又设身处地地揣测小人物在大时代所思所感，对历史偶然性所衍生的传奇性和荒诞性，做了独特地影像化评述。 偶然性是《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叙事的戏眼，也是本片的重点和看点。 所有偶然的集结，促成了制造历史事件的惊天图谋竹篮打水一场空。日本公使重光葵被睡眼惺忪的列车员失误叫醒，大光其火地提早下车躲过一劫，导致“魔法军人”田中隆吉枉费心机。而穿同款服装的助理唐腴庐被误杀，导致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逃出生天。斧头帮小喽啰“小泥鳅”与军师郑抱真想救人却误打误撞地引发了枪杀，而无名小卒唐腴庐莫名其妙地李代桃僵成了替死鬼。此前，“暗杀大王”王亚樵派手下庐山行刺蒋介石，却被包裹手枪的火腿纸包泄露天机，功败垂成。其后，郑保真于次年在淞沪抗战策划轰炸日军旗舰，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被炸死，而重光葵则被炸断了一条腿。大难不死的重光葵历任日本驻中国大使、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被称“跛子外长”，还在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签署投降书。命大者还有宋子文，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民国历史的掌舵人之一…… 历史本来不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无数的偶然却使其成为那样，历史显得那么吊诡和不可捉摸，冥冥中似乎一切早已安排，因为人算不如天算。 在“刺宋事件”中，仁人志士以弄潮儿自潮头立的姿势力图为国家命运掌舵，政客军人如巨礁和险滩一样的筹划惊天阴谋意欲改变历史航向，而小人物则如浮萍一样漂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挟裹着，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百年弹指间转瞬即逝，曾经纵横捭阖的枭雄，和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小民一样，都已变成尘埃。读史可以使人明志，看史亦常使人茫然。个人之于历史，都被“偶然”这种一如天命的东西掌管者，“偶然”充满着戏剧性，顽皮而不听调教和指挥，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亦如空穴来风，来无影去无踪，玄之又玄，好似众妙之门，让以求真为天职的史学家劳心伤神，惶惑不已，给以想象为使命的故事家平增无限的欢喜和乐趣，也给后人的街谈巷议留下了无穷的谈资。《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得其三味，拎出“偶然”作为戏眼，结构故事，致敬了《罗拉快跑》，使纪录片与后现代叙事相粘连，使非虚构叙事变得亦真亦幻，在影院电影中卓尔不群，独树一帜。 唐腴庐的爱妻望夫不归，佳人肠断，侠肝义胆的刺客王亚樵给她送去慰问金壹仟元致以歉意。而唐腴庐的妹妹——和陆小曼并称为“北陆南唐”的唐瑛与宋子文姻缘亦就此止步，小人物的小幸福和小快乐被大时代的狂飙突进强势碾压，才子佳人的故事也未能如唐传奇和明清戏曲那般好事多磨，结局美满。家国一体，处乱世，个人的幸与不幸也是偶然，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就如此以“偶然”的方式连结。 僵冷的历史一经个人叙述便就有了生命和温度，变得鲜活。特别是以被偶然卷入，遭受无妄之灾，成为历史祭品的唐腴庐亡灵的视觉来讲述——这种来自《罗生门》创意的更是令人耳目一新。阿加莎式的悬疑推理叙述手法，使画面如《源代码》一样一次次后退，一次次重新来过。这种叙事的推演，使尘封于档案馆里的历史谜案，变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侦探故事，烧脑而又奇趣盎然。艺术贵在创新，《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叙事手段不落窠臼，画外音对芜杂历史背景的条分细缕，充满象征隐喻的画面和景象，导演的入画，学者和史学家的访谈，诸多教科书照片的搬移和解读，历史人物和历史现场的搬演和还原，使得本片叙事枝繁叶茂而个性张扬。 总之，《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探骊得珠，充满了温度和机趣，充满了感性和哲思，为纪录片讲史拓出了一条新路，谨祝导演后续的“刺杀系列”创作花生满路，佳构连连。

杨晓林，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编剧，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链接：http://sh.people.com.cn/n2/2019/0530/c134768-32995668.html）

前一天晚上三点半看完巴西对阵瑞士，只睡了几个小时，凭残存的意志爬去的影院。脑子还没缓过来，看什么都觉得是在看世界杯……用我自创的球场思路看了这部电影，感觉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对民国历史一点不通，但是不论是黑帮、日本还是国民党，政治场上怎么乱，无非就是势力对决，并且有输有赢。对于这场刺杀案来说，比赛打了平局——斧头帮踢出了“刺宋”这个乌龙球，黄道会被亮红牌，宋子文重光葵传球成功，日本队换人失败，而小将唐腴胪，获得一次“伤停补时”。

不明白伤停补时的可以补一下

笕昌也有部电影就叫《人生伤停补时》，讲主角在人生最后时刻，得到司命裁判官给出的“伤停补时”资格，利用临终前几小时时间改变命运的故事。《刺杀宋子文》也类似于这种叙事，“明知会死也要拼一拼”，只不过它是一部纪录片，没那么多夸张的编剧，还比较遵循史实。

片子可以说就是一场历史的“伤停补时赛”，唐腴胪不断的返回命案当天，各种势力的摄入让他一次次燃起希望，最后还是不敌命运之手。看完之后心情有点down，倒不是因为主角死了，而是想到像我们这种人如果放在民国，不是黑帮大佬、不是政坛大亨，比起宋家公子宋子文，我们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唐腴胪，生没做人杰，死也不算鬼雄，但是凭良心港，如果不是他，抗日战争可能要多打57天了。

好的片子讲来讲去其实都是讲人生，《刺杀宋子文》讲民国刺杀案可能只是一个幌子，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其实是一场普通人的“人生补时赛”，最后彩蛋出现，还是有点唏嘘的。

它是一部纪录片，它又是一部故事片，这是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首先给人的强烈印象。

乍一看，这是一个上百度就能查明来龙去脉的旧案：1931年7月23日，以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为首的“反蒋派”，委托“斧头帮”帮主、人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在上海火车站北站刺杀蒋介石的大舅子、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案发后，大人物毫发无伤，无名小卒做了枪下冤魂。

但继续往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世人皆知的“刺宋案”底下，居然还隐藏着另一个诡谲莫测的凶案——刺公使案：日本特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行刺日本驻华公使，并嫁祸“斧头帮”，以挑起事端，借机发动侵华战争。发生于上海地界的一起局部事件，竟差点引爆两国战争，这就是“案中案”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那么，如此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是真的吗？

接近真实，却无法抵达真实

真实，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史真实、逻辑真实、事实真实、艺术真实，哪个才是真正的真实？

拍摄历史纪录片，无非有以下三种“必杀技”。第一技，档案资料，包括文字、照片、影像。影像当然是最好的，但即便是影像资料，也不能保证一定就是完全真实的。

第二技，口述历史，包括当事人采访、亲历者采访、见证者采访、专家采访。但是口述历史就一定很准确吗？不一定。对于年龄较大的亲历者而言，有些可能因为记忆遗忘，有些则可能因为选择性遗忘，比如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或出于对自己有利，口述内容往往与真实存在着距离。

在国外，口述历史更多被用于研究者进行研究。口述者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说到某个细节时会尴尬？尴尬就是一个表情，虽然在语言上没有表达，但摄像机却能够及时捕捉到，观众也能从中体会到某种意蕴。

第三技，对当时场景的还原，也就是所谓的遗址拍摄。比如四十年前我在这幢楼里上学，现在我来拍这栋楼，这是真实的吗？显然它已经不是四十年前的楼了。因此我认为，采取任何手段试图去恢复历史，都是有缺陷的。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近真实，而永远无法抵达真实。

为了尽可能接近真实，《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不惜采用第四技：找人扮演。不仅如此，还有第五技、第六技，不仅找活人扮演，甚至还有蜡像、亡魂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通过这些手段，影片不仅再现了已知，还挖掘了未知：案件背后的复杂性、历史的诡谲，以及灵魂与肉体、生命与死亡、常态与无常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这，正是影片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让不同学识、不同阅历的人，体会到不同的含义，是比史实真实更难得的真实，比真实呈现更具难度的呈现。

不仅“主观”，还要大大方方“主观”

体现创作者的主观性，是《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给人的另一个强烈印象。

任何类型的纪录片，哪怕没有解说词，它仍然是具有主观性的，原因就在于筛选和排列重组。选择拍这个或者拍那个，选择拍这一段或者拍那一段，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一个故事，无数细节，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表达出对世界的不同认知，这同样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

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这部影片里，导演韩晶显然对所有能搜集到的细节，进行了精心的排列和重组，就连影片结尾的彩蛋，也无一遗漏地被纳入到重组的序列中。影片大胆地以一位亲历者的第一人称口吻来叙述，甚至导演本人也作为与往事对话的“角色符号”，进入到现实与历史的不同维度，展开饱含“主观意识”的历史叙事，从容，坦荡，又不乏理性与克制。

这样筛选和重组的好处是，使影片具备了环环相扣的悬念和步步惊心的情节，吸引人往下看。同时，影片对事件细枝末节的雕刻，成熟而富有感染力的运镜，既透露出纪录片追求史实真相的执拗，又展现了故事片对声画美学的超凡掌控能力。

细想之下还会发现，影片不仅再现了事件真相，更指出了事件导致历史进程发生改变的种种可能性。虽然大的历史走向无可更改，但如果1931年日本特务机关的阴谋得逞，那么战争则可能提前爆发。而主张对华协调路线、反对武力征服中国的重光葵，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当时的日本“鸽派”，一旦他在北站被刺身亡，则当时日本“鹰派”就会更加疯狂，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很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这，恐怕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会自动添加的“主观”吧？

18年冬天，在广州的电影院看到了这部电影。

今天在微博上突然看到这部电影今天就要上映的消息，瞬间发觉时间过得真快。

再次看到这部电影，突然间就想说几句关于这部电影。

记得去年看完片子，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部片子的导演真是个勇敢的人。

勇敢不是说她大胆的创作手法，而是作为一个稍微了解影视行业的人，所发出的一声感慨。

做影视往往需要你做太多的妥协，有关市场，有关资本等等，这些都是。

能在一众爆米花电影中，坚持做这么一部影片，整个团队背后的压力可想而知。

影片时长87分钟，不长不短。片子讲述的是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家掌权人——宋子文，在1931年7月23日所遭遇的刺杀。这起刺杀案在当时很是轰动。一是因为被刺对象位高权重，身系国家大事；二是整起刺杀的离奇结局，让两个家族决裂。而事后，凶手迟迟未能抓捕归案，又为这起事件加了点神秘色彩以及谈资。

这段历史在民国事件中并不起眼，单单把它拎上大屏幕，其本身十足的戏剧性，也足够满足广大吃瓜群众的好奇心了。

这是一起复杂的刺杀，复杂的不是刺杀手段，复杂的是所有看起来不似巧合的巧合。两起刺杀时间地点的巧合，提前下车的巧合，衣着相同的巧合，车门锁死的巧合，最后只能归结于命运的巧合，这就是一场大戏。

影片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台面上复杂的政治角逐，暗地里腥风血雨的江湖争斗，人命渺小无力。一颗子弹就随意结束一生的时代，混乱又热血，激情却脆弱。

刺杀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理所当然地发生了。西装革履的精英官员，热血的江湖草莽，甘为走狗的白脸汉奸，暗地窥视的侵略者，一个接一个出场。在付出几条人命的代价后，一切终于落幕。随后历史便张开大口，囫囵吞下整个故事。

电影再次将它翻出来，直到片子四分之三处才揭露真相。在一众巧合的铺垫下，倒地的人是谁，似乎顺理成章。连片中的多次返场，也只是徒劳的挣扎，结局早已注定。而在这起刺宋中，判断谁对谁错，似乎并无立场，刺客与被刺者为了救国救民，如何评判？当然关于同时发生的另一起刺杀，不必多说，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对错。

这或许才是整个故事的精彩之处，这个故事不是阐述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这个故事里只有死人和活人，以及那些死去的活着的他们的故事。

还有一点，关于死者的自剖，我内心一直存疑。面对死亡，真的有人可以如此豁达吗？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正如片中所说：在那样一个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谁生谁死，不是谁能够左右的。

2019年5月24日

“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漫谈 汤惟杰 “死去的人，是我”——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的叙述语调颇为奇异，在这场谋杀案中饮弹殒命的唐腴庐，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如同向导，引领80多年之后的我们——当代观众——穿越时间的屏障，重新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之前，我们也许知道，在1931年的中国政治天平上，T. V. Soong（宋子文），是南京蒋介石的“财神”，作为财政部长，他为蒋的政治军事布局谋划经济基础和资金保障。 我们当然也知道宋氏家族特有的影响力，宋子文和他大名鼎鼎的姐夫和妹夫们共同书写了半部中国现代史。 然而，可能至此我们方才知道，1931年7月23日早晨7点08分在上海北站响起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源自三个方向：在行刺的广东反蒋势力和“斧头帮”王亚樵组合，以及作为刺杀目标的宋子文及背后的南京蒋介石政府之外，原来还有来自日本军部的一方和它在上海的代表——特工首领田中隆吉，他们意欲驱遣上海帮会的常玉清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为其侵华行动制造借口。 我们更难知晓，在这一系列惊天密谋的棋局上，曾经有过几个棋子，甚至道具，几乎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王亚樵手下的“小泥鳅”发现了常玉清也向日本人买过烟幕弹，南京—上海夜车上唤醒重光葵的列车员，列车到站后突然打不开的车厢门锁，以及，“我”——唐腴庐那天身着的白色上装。 这片中，诸多碎片化的“偶然”叫人牵肠挂肚，“就差那一点点”——是的，就是那一点点，原本历史的车辙可能就会拐向另一条轨迹。 显然，导演在片种上玩起了“脱轨”花样，跟制式化的“记录电影”不同，《刺杀宋子文》大量使用扮演式情景再现，甚而被误伤致死的机要秘书唐腴庐成了聚焦叙述者，现实与可能的事态互相穿插，导演本人作为另一个声音也参与了叙述…… 无疑，《刺杀宋子文》采取了一种颇为后设的历史视野，那就是，承认作为本片主题的“历史”只有借助叙述才能接触；我们关于历史的经验与关于它的叙述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只有被叙述才能被领会。因而，叙述人“我”——死者唐腴庐，不过是这重历史理解的极致化的表达。“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作为观者，我感兴趣的是，由死者/幽灵引领我们进入历史的场景，这个《神曲》或《埃涅阿斯纪》式的设置，体现的是“诗（此刻电影是它的样式）”和“史”之间的辩证，最终，导向了如何追求“真”这一纷争已久的主题。 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照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这样说到。而《刺杀宋子文》的有意思之点就在于，它并不急于、甚至不意图去建立一个随时被“偶然”的小石子击垮的因果链叙述，它颇为享受对这些“偶然”小石子的摆布，在蒸汽车头前行和后退的牵扯中，在子弹壳落下和弹起的反复中，在被刺者倒地/定格/倒带/再倒地的循环里，1931年7月23日上午北站的“刺杀”被镜头悬置为一个结构，一个结晶体，它名叫“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