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战

演技都在线，颜值在线，咖位也在线，剧情漏洞太明显。剧情太想追求跌宕起伏，但绝对忽略了气愤的营造，观众有种被愚弄的感觉。看来是没有拍谍照片的经验啊。

亮点在于任达华和郭富城之间戏码。怎么说动作场景都到位了，唯独太迎合观众最终丧失逼格吧……

不过作为一部无聊时候的消遣也还不错了

7000多万的票房的确扑街了，4.3的打分也有点太低，看来电影还是要有一定的营造。

我后来也明白了，作为演员，在一部作品里面，你必须完成你的功能。只要出现在镜头前，就必须要完成你的任务，你的角色任务。不是说一场戏你把它做满、做足，一定压过对手才是好的。在这个角色的功能性之内，把它发挥到极致，就OK了。

电影《密战》是一部“老剧新拍”，致敬了1958年的经典红色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剧中男女主角林翔、贺兰芳分别对应了经典的荧幕角色李侠和何兰芬。但《密战》不是简单的对老片加以翻拍，而是在情节加入了新的故事脉络和影视元素，力图使其更适应当代人的审美趣味。

演员朱一龙在《密战》中饰演了钢琴师岑子默，同时也是一名地下党员，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后来拜男主角林翔为师父之后学习发电报，最后就成为了一个地下工作者的骨干。

作为《密战》中的配角，朱一龙在剧中的出镜时间加起来仅有七分钟左右（不完全统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配角中的配角。然而用行话来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岑子默这一角色即使在整部影片中着墨不多，但是对演员本人而言，在每场“岑子默”出场的戏里，他就是自己的主角，是独立存在并需要通过演技来丰富血肉的“主角”。

01 岑子默角色的局限

1、与主角高度的同质化

人物定型化是类型片的一大特征，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红色谍战片已经累积了大量相似的人物群像。“岑子默”作为热血的爱国青年，自然而然贴上了正义凛然、信仰坚定、为了理想舍身忘死等深入人心的固有形象，整体而言，他与剧中其他爱国青年的角色并无很大的差异。

从角色的外型气质来看，他也与主角林翔有种一定程度的类似。作为钢琴家，他沉稳优雅；作为报务人员，他专注机敏；作为地下党员，他不畏牺牲，以上元素在主角林翔身上都能找到。可以说，岑子默就是年轻版的林翔，是千千万万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革命理想和精神气质的传承人。

我曾在知乎上看到过这样的解释，“一个配角的人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角设定上无法顾及的元素。主角性格中缺失的元素越多，配角补位的空间就越大，主角缺失的元素越重要，配角的戏份就越讨巧”。比如剧中岑子默的发小梁栋，身为投靠日本人的法租界巡捕，行事既有为虎作伥的恶的部分，也有出于人性的良善的部分，即使一度为日本人卖命，但最终还是迷途知返、投身革命。所以在此剧中，梁栋出现的镜头往往可圈可点，时不时有闪光点出现。

如此可知，配角岑子默自一开始就很难出彩，人物设定与剧中的主角、其他配角都有高度的重合，这样高度类型化的角色，要演出来不难，要演好并不容易。

2、浪漫主义的审美需求

谍战剧受到大众的欢迎，在文化层面上反映了大众浪漫主义的审美姿态和价值取向。这种审美取向使得在塑造英雄人物时，往往对人物形象采取浪漫化的处理方法，正面人物往往被设定为俊男美女，以符合“英雄美人”的审美趣味，使观众将自身的情感投射于角色身上。

岑子默这一角色也不能免俗的带有上述“浪漫主义”色彩，英俊潇洒、充满文艺气质的爱国青年，在鱼龙混杂的华懋饭店以风度翩翩的钢琴师身份作掩护，时时与敌人周旋，不断结交三教九流。

事实上，真实的特工往往外表不引人注目，其生活场景也尽量避免涉足复杂的场所和环境，以尽可能不引人注目的姿态来确保传递情报的隐秘和安全。

隐蔽战线工作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无声处”三字，才是谍战题材的魅力所在，浪漫主义的审美导向固然重要，然而如果能兼具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将更好地驾驭此类题材。岑子默这类角色所虚构的历史图景，某种意义上反而削弱了“谍战”题材的独特美学意蕴。

02 表演者演绎的分寸

1、微表情的准确运用

作为《密战》的配角，演员朱一龙应该说是完成了他的角色任务。

岑子默在全局中的戏份并不太多，很多场景都是按秒来计算出镜时间，但是这个角色却始终贯穿全剧，是故事情节中一条不可或缺的线索，用演员朱一龙的话来说，就是“每场还挺有戏、挺有意思的”。

比如在本剧的重要场景交通员“大猫”牺牲的那场戏中，朱一龙很好地诠释了热血青年在目睹战友被捕时，一方面本能地想冲上前不顾一切帮战友脱困，但另一方面，身为地下工作者，却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战友牺牲的矛盾与痛苦，他用恰到好处的微表情和肢体语言，演出了其中的隐忍与克制。

镜头中，当看到“大猫”被围捕时，第一时间，岑子默的脸上闪过了愤怒表情，继而他蓄势而发，想冲上去营救“大猫”。此时，“大猫”却甩给一个他警告的眼神。岑子默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动作渐渐停止，表情顿时转为焦急和茫然无措。

而在“大猫”从二楼护栏摔下来再无法逃脱后，惊愕、痛苦、悲愤在岑子默脸上一闪而过，他下意识后退了一步，但眼神立刻警觉地看向别处，生怕自己的真实情绪被敌人所察觉。

朱一龙在谈论到“大猫死的那场戏”时，他说，“当时是真的有那种感触，看剧本的时候不会那么大的感觉，但演的时候感受就特别强烈，那种特别想做点什么又确实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所以拍那场戏我哭了，真的觉得特别难受”。从画面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岑子默眼眶微红、嘴角颤抖，情绪无法克制地有些许外露。

在一般人的预想中，此时此刻的岑子默应该极力保持面无表情与肢体的静止，但是演员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用了很多细腻的小动作和微表情来诠释内心的情绪，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尽可能地展现出来。

我以为，演员朱一龙对这个场景的诠释是恰如其分的，岑子默此时此刻的表现正与他“青年革命者”的人物设定是相匹配的。岑子默从事革命的时间不长，尚未经历太多血与火的洗礼，尚不能做到“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他无法克制地流露出痛苦和愤怒，是完全合理的，演员朱一龙对此的演绎，也是恰到好处的。

2、多向度的人物内涵

演员朱一龙扮演的钢琴师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展现了兼顾优雅与勇敢的热血进步青年形象，从个人魅力上来讲，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如果仅从这个方向上着力展示人物特质时，岑子默这个人物又略显得单薄。

人物并不是静态地生活在固定的场景里，每个角色在整体故事框架里都应有着多元的面貌，只是故事的讲述者、影片的观赏者只能从一个视角观察，所以那些戏份不多的配角往往只能呈现单一的、片面的形象。

可喜的是，岑子默的表演者在为数不多的镜头里，赋予了这个人物一些生活化的细节，为这个在弄堂中长大的钢琴师增添了市井气和真实感。

剧中，梁栋因心情郁闷而在楼下射击酒瓶发泄，偶然路过的岑子默主动给他递烟，陪他聊天。面对发小“从小到大，你就喜欢当好人，但我告诉你好人没好报”的质疑，岑子默吐着烟圈，颇为戏谑地反问：“做好人也有错吗？”

他没有义正言辞地纠正梁栋的想法，采用的姿态也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无所谓，吸烟的手法也颇为老练，实话说，镜头里的岑子默与模式化的单纯执着的正面爱国青年形象略有反差，但也正是这一点反差，一点隐隐约约的江湖气，让岑子默这个形象不那么平面，同时也带给观众一些关于他的成长经历的想象空间。

相似的处理手法也出现在林翔被捕后，兰芳、岑子默、梁栋三人因怎么去营救林翔而产生争执。

兰芳在马路上差点被过路的车辆撞到，没想到车门一开，秦老板的小妾从车里探出头来，娇滴滴地唤了句：“子默”。

此时，镜头中岑子默的外在气质立马有了改变，变得有些游戏人间的意味，这与影片前端，秦老板小妾曾从二楼包厢向弹琴的岑子默招手示意遥相呼应。在华懋饭店的花花世界里，风流倜傥的钢琴师到底有过什么故事，特务头子的小妾与他是否曾有过遐思，都给观众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令这条人物故事线丰富起来。同时，这个情节也承前启后，推动了剧情的向后发展。

结语

在每一个角色当中，其实我都在做自己心里的一些小的突破吧，不管是角色还是在表演上，所以一点一点突破……（岑子默和我自己）都有自己的执念吧，有自己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岑子默这个角色在《密战》中戏份不多，作为完成一定角色任务的功能性配角，在全剧中负责推动剧情的发展，承前启后，贯穿始终。该角色因为天然设定的局限性，可以发挥的空间不大，并不是那种能够让观众眼前一亮、念念不忘的人物。演员朱一龙在表演中很好地把握了配角配戏的分寸，尽可能完整、丰富又恰到好处地呈现了岑子默的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人物塑造上可圈可点。

最终，大荧幕上呈现给观众的“岑子默”，是演员朱一龙作为表演者的用心和诚意，镜头不多，仍犹有光彩。

你的用心，我们收下了。

彩蛋 观影写评时收获的小知识

【中共无线电电台的创立】

中共在隐蔽战线的无线电工作可以追溯到中央特科时期，特科的四科为无线电科，负责人为李强、陈寿昌。早在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就决定建立无线电通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涂作潮（《永不消失的电波》原型人物李白的电台机务老师）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就此诞生。

【林翔与岑子墨师徒传承的故事原型猜想】

经典老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男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李白，1905年5月生，湖南浏阳人。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遣李白到上海建立电台，担任与党中央的秘密通报工作。李白遂改名李霞，在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幢三层楼房中隐身下来。他还由此结识了另一位隐蔽战线的杰出战士——涂作潮（外号“木匠”）。 1939年冬，涂作潮奉命培训报务员李白的机务技术。在威海路338号的福声无线电行，涂作潮化名蒋林根（或蒋贵庭），是老板兼师傅，李白是账房兼学徒。

【10厘米的电线圈】

经典老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组制作了在外观上和当年完全一样的道具，主角李侠，抱着卧室内的收音机，上阁楼去收发报；他右手抄报，左手微调无形收报机的旋钮……但老电影没有继续展示的是，1942年9月15日，日本人闯入前的刹那，李白卸下了那根只有约10厘米长的电线，从窗户扔出去了。

这个场景在《密战》中进行了还原，林翔在被捕前的最后时刻，用力拆下了发报机上的红色电线圈。这就解释了当时日本人抄出了发报机，摸着仍然发热的收音机束手无策；也解释了影片中，日本人方面的无线电专家在做完技术鉴定后会说：“从林翔家里缴获的是一台单向发报机和一个普通的收音机，根本算不上什么电台”，这才有了后续营救林翔的可能。

【犹如指纹的发报手法】

“发报手法就像发报员的指纹，没有两个会完全相同。所以，模仿别人的发报手法，是有效的隐蔽手段。”——这是《密战》中的台词，也是岑子默迷惑敌人营救林翔的手段之一。

事实上，这个桥段不是编剧的杜撰。我党无线电工作先驱王诤（后任我国四机部部长），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无线电工作起步时大胆启用的国民党军归化的技术人员，他能从发报手法中判断敌军报务员的所属部队，为及时准确掌握敌情提供了依据。

最后，借用电影《密战》的结束语：“谨以此文献给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以及所有为新生活奋斗过的人们”。

该影片以抗日题材为背景，讲述了我党林翔同志和兰芳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结成“假夫妇”与日本侵略者和伪政府特务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在影片中，虽然有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侵略者卖命，然而也更不缺乏那些为了民族和国家大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英雄。这些英雄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感动颇深。

最令我感动的是岑子默，他的不忘初心。他是一个在战争中和组织失去联系的流浪儿，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要回家去，回到自己温暖的党组织中去。在失去联系以后，他没有依靠自身掌握的党的秘密去投靠侵略者以谋求荣华富贵，而是时刻关注上海的动向以寻找自己的家——党组织。当找到组织的踪迹之后，他冒着暴露的风险，去营救地下党员，去寻找自己的组织，这是难得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