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地重生

二战末期，德国军人科利基文斯在战争中沦为战俘，被处以25年的刑期，而此时他怀孕的妻子和女儿则完全没有他的消息，只能求神保佑他还能活着回来。经过漫长的跋涉，一行战俘被送到了一个劳改场，那里没有围墙也没有栅栏，然而极度的严寒和千里冰原则成了难以逾越的屏障。这里位于西伯利亚东部，初到之时，由于天气和疾病，很多人都不幸死去，然而非人的矿工生活，才是真正的炼狱。科利基文斯从来没有忘记远方的亲人，一次失败的逃亡让他饱受看守的虐待，然而这却更加坚定了他要逃出这里的决心。后来在年迈的医生的帮助下，科利基文斯才得以逃离劳改场，从此获得回家的希望。可是在他面前的，将是长达14000公里的“死亡之地”，在被积雪覆盖的千里冰原，科利孤身一开始了漫长的回家之路……

小说的历史背景不明，叙述者始终紧贴他的德国主人公，在描述主人公遇到的其他人物，尤其是苏联人和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时充满了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他们，“至少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孩童，有一种幼稚的残忍和乐于助人的习气”，在小说中，他们“消瘦、眼窝深陷，一副穷酸样，看上去卑鄙、可疑，就好像他们能活下来都要感谢绞刑架上断裂的绳子一样”。战俘营中的一名苏联护士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她“既不能对任何德国犯人感同身受，也不像正常人类那样有情绪的起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几个德国人，即使深陷困境，他们也能保持“教养”和人性，其中尤以昔日的军官最为出众。

直到几年前，巴伐利亚的一位广播记者才发现了“中尉福雷尔”的原型。他综合了很多可靠的线索，证明了小说中叙述的故事从未发生过。在故事发生的时间内，西伯利亚东端根本没有什么战俘营，而所谓“真实的”克莱门斯·福雷尔也早在1947年就离开苏联战俘营返回了慕尼黑，因此不可能辗转跋涉3年。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此书讲述的究竟是谁的故事?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疑问，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部小说，而是类似的关于战争和战俘的作品的真实性都非常可疑。

在展开叙述的过程中，鲍尔不仅仅依托于对时代的见证者科尔内留斯·罗斯特(福雷尔的原型)的描述，其自身的丰富经历也是他创作的源泉。鲍尔于1940年加入纳粹国防军，还参加过对苏联的战争。他当时的出版商赖因哈德·皮珀，很早就曾表达过有兴趣出版一本关于他这段经历的书。这与鲍尔的野心不谋而合，他一直关注着战争，开始勤勉地搜集资料。“从我们第一天越过边境开始，直到今天，经历了无数伟大的、振奋人心的、可怕的和令人恐惧的事情。”他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伟大的经历从来都是战争，是我们的战士所打过的仗。……苏联的风光千姿百态，无不美丽、灵动、震撼人心。令人恐惧的是苏联人，22年的统治留下的痕迹远比战争中的他们更可怕。我当时并未弄清为什么这一目标值得追求，但是处处都可以看出，灵魂的缺失、简单化、同质化以及所有对人生价值的贬低都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必须面对这一切令我感到恶心和仇恨……命中注定我要遭遇战争，对此我毫无怨言。我很愿意再重新经历这一切，虽然辛劳，但我最终获得了成长。危险并未大到无法承担的程度。我相信，我会从这一切中受益。”

你离家不远了，只差一万公里 ――《极地重生》，也许会改变你的人生 你曾经莫名地烦躁不安、难以控制地对亲人发脾气，使他们生活在你精神污染的阴影下吗？你还在为人生的无常、前程的渺茫、未来的无望而焦虑、烦恼吗？如果可能的话，你愿意花三年的时间去做完一件事，然后解决掉你目前的一切问题吗？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可否愿意，花两个半小时，用心去做一件事，只做一件事，从而尝试着解决掉你目前的一切问题吗？ 跟我来吧！让我们打开电视和碟机，郑重地将《极地重生》这张碟送进去，开始我们的极地逃亡之旅。就做这件事。 时光带我们回到1944年冬天，德国拜恩州。 大雪纷飞，人头篡动，嘈杂声、喊叫声、催促、忙乱……这是德国军队即将奔赴苏联的火车站。德军少校克利.基文斯拥抱着泪水涟涟的妻子，“我一定会很快回来，我要回来过圣诞节。”五六岁的小女儿仰头看着他，“爸爸，你会为我带一张明信片回来吗？”基文斯纵有万般不舍，此刻也只有一句话，“我会的。我答应你。”基文斯紧紧抱着女儿，他的眼神向远方慢慢伸延…… 影片省略了所有战火硝烟的场面，镜头一转，直接将我们带到了斯大林头像下的苏联军事法庭。“被告人被控从事游击活动，罪名成立，被判处接受劳改。刑期25年。”基文斯押往位于北极圈内、白令海峡西岸的迪尼夫角监狱。 一列满载德国战俘、穿越西伯利亚的列车行进在暴风雪中。德国士兵已被冻得肢体麻木，脸色蜡白。基文斯蜷缩在这群战俘中，从未经历过的寒冷使他面目凝固，几乎动弹不得。一个懂地理的德国兵向这群可怜的同伴讲解他们的归宿，“我们已经远离欧洲大陆，埃蒂斯河在我们后面，再往东面走便接近叶尼塞河，之后是勒拿河…至于迪尼夫角，是在东面较远的地方，要长年累月才可到达，我们永远也不能抵达目的地，因为在途中早已冻死或饿死。” 寸草不生、寒冷刺骨的监狱，周边没有围墙和栅栏，因为不需要。试图逃脱只会使自己陷入北极圈内的茫茫雪野，不是冻死就是饿死。所有犯人不能私藏任何物品、信件，否则就被脱光衣服站在暴风雪中活活冻死。能够活下来的就被视为有劳动能力，被押往煤矿去挖煤。伤害、死亡日日在发生。医生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签发死亡证明书。 基文斯的同伴已经绝望如行尸走肉般任人摆布，唯有他发誓要逃离。第一次逃跑失败了，基文斯被抓回来，在严寒中被关在一个仅容一人直立的露天下水道中，冰冷刺骨的雨水连日连夜冲洗着他。不可思议的是，他竟没有死。同伴由于受他的牵连，被断食五天，饥饿使他们举起痛恨的棍棒，无情地打在基文斯的身上。然而，他心里只有一件事，我要逃跑，我要回家。 伤好之后的基文斯抓着狱医史塔科的衣服，“你要救我，我要写信回家。”“但永远也送不到你家。”医生说。 但基文斯的毅力和决心还是感动了医生。其实，这位德国籍的史塔科狱医也早已做了逃亡的准备，甚至已为此准备了简单物资。但他刚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无法再承受漫长的逃亡生涯。他把生存的希望给了基文斯。在医生的帮助下，基文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胜利逃离了这座人间地狱。从时间上分析，此时基文斯在监狱应已度过四年。 在这里应该重点介绍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负责监狱保安工作的苏联上尉施哥夫，此人在影片中基本上就一个表情――平静外表下的残酷与冷漠。但他与基文斯有一个相同点，即同样的坚忍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监狱派搜索队抓捕基文斯五天未果后，所有的人都相信他已死于零下40度的严寒，唯有施哥夫坚定地认为他肯定活着。因为施哥夫了解，此人的意志力定能使他创造奇迹。所以直到影片终结，施哥夫始终像一条机警的猎犬一般，紧紧追随着基文斯。 影片在此后的一个半小时里，讲述基文斯逃亡生涯的种种经历。猎人兼淘金者的相助与相残、野狼的袭击、雅库茨克居民的好心救助、林场工人的举报、被施哥夫险些抓获又再次成功逃脱的惊心一幕。在看似平静、有条不紊的讲述中，观众的心却始终被紧紧地揪着，其惊心指数绝不亚于好莱坞动作大片带给人的震动。 影片不时呈现精彩的细节描写，现列举几例： 特写一：基文斯所带不多的粮食已经吃完，面对四周寸草不生的绵绵雪野，基文斯绝望地跪下来，对天长啸，“我们在天之父，请赐我食粮……”仿佛神灵有知，一只肥嘟嘟的海豹突然出现在视野中。基文斯惊喜交加，拿出史塔科医生送给他的手枪，用颤抖的手瞄准了它……基文斯划开海豹的肚子，将冻僵的脚缓缓伸进了海豹热乎乎的体内，“对不起，我要借用你的脂肪。我要回家。” 特写二：终日走在雪原的基文斯筋疲力尽，几乎已不相信他能走出西伯利亚。除了漫天大雪，他什么也看不到。然而，奇迹出现了，前方突然出现了一株小树――那象征着希望和生命的小树。虽然它在风雪中抑制不住地颤抖，但依然坚定地、笔直地站在那里。狂喜的基文斯奔过去紧紧地拥抱着它，大喊道，“是一棵树，你是一棵树。我快要成功了！” 时间转眼到了1952年8月，已经逃亡将近三年的基文斯来到了苏联中亚地区。这里出现一派我们所熟悉的我国新疆一带的风土人情。在这里，已经形同乞丐，带着明显的逃亡特征的基文斯引起了一个波兰籍犹太人的注意。令人意外的是，这位犹太人没有去近在咫尺的“苏联警察总部”举报基文斯，反而带他回到自己家，替他梳洗，并给他办了一个假通行证和护照。 导演在这里为犹太人安排了这样一番独白，“你想知犹太人为何帮德国人？虽然德国人杀了我的兄弟。我们大都不知情，当然不知。你为了挽救妇孺，不惜把你的上司杀死。你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保守秘密。你只不过奉命行事。” 二战题材的影视作品非常多，基调基本上是对战争的反省、对纳粹和法西斯的强烈谴责。而关于战后德国战俘的命运的题材，似乎很难找到踪迹。《极地重生》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这一段空白。但毕竟，大肆侵犯他国、疯狂屠杀犹太人的德国军队是令人发指的，相信本片导演也是为了使影片有一个合乎伦理的立足理由，才偏偏借这位犹太人之口，从另一个角度唤起人们对基文斯的理解和同情。 好心的、博爱的犹太人在安全送走基文斯之后因疾而死。他最后一眼看到的，是苏联上尉施哥夫那无限遗憾、无限痛恨的眼神。 “走吧，只要稍有运气便会成功”，这是犹太人对基文斯说的话。观众此时也无比欣慰地想，也许他离成功真的已经不远了。然而导演还是不想放过我们，继续用那些不紧不慢的细节描写来折磨观众的心。 在基文斯购买通往苏伊边境的车票时，他再一次引起卖票人怀疑的眼光。基文斯努力保持着镇定，不让对方看出破绽。就在我们内心祈祷他赶快买票走人的时候，基文斯的目光被售票窗口上贴的一张明信片吸引住了。他想起八年前离家时，女儿问他，“爸爸，你会寄明信片给我吗？”基文斯出神片刻，毅然对售票员说，“我要那张明信片！”售票员仍然将信将疑地看着他，却没有继续深究，将明信片递给了他。 终于，历尽磨难的基文斯怀揣着犹太人给他办的通行证来到了苏伊边境。只要走过那道铁门，基文斯就可以永远摆脱苏联政府的抓捕，摆脱施哥夫对他的穷追不舍。基文斯故作镇定地将通行证通过小小的窗口递给边境官员。 我敢说此时观众的心同基文斯一样怦怦跳个不停。影片在这里没有任何别的声音，只有极其简单的对白。官员不经意的询问、基文斯强装平静、压低声音的回答。两名背着枪的士兵一脸狐疑地盯着基文斯，似乎随时会扑上来将他按倒在地。这些氛围的营造都使人紧张得毛发倒竖。 边境官员在简单地审查之后，眼睛死死地盯着基文斯，缓缓地将通行证递了出来，“你可以过境了。” 你是不是以为可以大出一口气了？错！ 当基文斯努力抑制住想跑的冲动，抑制住狂笑的冲动，强迫自己的双脚踏着缓慢的步子离开哨卡，走上苏伊边境大桥，走过高高在上的斯大林头像时，对面突然射来一道刺眼的强光。基文斯用胳膊无力地躲避了几下，透过强光，他见到了这辈子最不想见到的人――施哥夫。 此时，一起都无言了。 尽管逃亡习惯使得基文斯向后、向旁边看了看，似乎还在寻找最后的一线生机，但观众和基文斯都知道，四五年的牢狱生涯、三年来的苦苦逃亡，也许一切都白搭了。 施哥夫一言不发地盯着这个逃犯，这个他追寻了三年、横穿西伯利亚大平原、徒步逃亡一万四千多公里的逃犯。他脸上依然是那种没有任何表情的平静，透着残酷、冷漠与坚毅（请原谅我不得不用这个褒义词）。但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你会发觉他嘴角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奇迹再一次出现了，施哥夫无声地转向一侧，为基文斯让开了道路。基文斯不敢相信地看着施哥夫，他摒住呼吸，迟疑地迈出脚步，经过施哥夫的面前，继续走向伊朗边境。施哥夫这时轻声说了一句，“胜利属于我。” 这是一个军人对一个毅力超级顽强的人的对话。施哥夫无法抵挡内心对这样一个人的尊重，他是他的逃犯、他的对手，也是他内心崇敬的军人。但他也要让基文斯知道，我最终还是胜过了你。 随后，影片没有让我们高兴三秒钟。镜头又一转，基文斯被德黑兰联邦监狱当作苏联间谍而抓捕入狱。狱方头目根据基文斯的要求，请来了基文斯的叔叔核实他的身份。多年不见，加之基文斯已被种种磨难折磨得不像样子，叔叔竟然一眼没认出来他。所幸，在辨认照片时，一张当年送给母亲生日的照片救了他的命。 请注意，影片截止到这里，后面已经没有一句对白了。在此后的十分钟里，全靠演员的眼神、行为来向我们叙述故事的结尾。 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夜里，基文斯悄悄地来到了家的窗外。当年他离开家时，也是这样的下雪天。不同的是，当年五六岁的女儿，已经长成了一位美丽的少女，而妻子的脸上也刻下了不尽的沧桑。正当他努力平静心绪，想着怎样与家人相见才好时，家人却出门去教堂做礼拜了。 在教堂里，唱诗班的歌声再次唤起了女儿多年来对父亲的思念，她默默地将目光转向了圣母像――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就曾经无数次对着圣母虔诚祈祷父亲的归来。仿佛心灵感应一般，女儿继续回头，她看见了……当妻子随着向后看过去时，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看见父女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教堂里的人们无声地注视着这一家三口，在泪水与微笑当中拥抱、拥抱。这就是基文斯在狱中、在亡命天涯时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为了这一刻，他忍受了世间一切磨难。 本片于2001年上映，2002年荣获了意大利米兰观光影展的多项大奖，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关于导演和演员的情况，在网上很容易查到，本文在此不做赘述。我只想对本文题目做一点解释。 “你离家不远了，只差一万公里。”这是基文斯遇到的猎人兼淘金者西蒙对他调侃的一句话。如果对别人，这的确是调侃，但是对基文斯，一万公里确实可以说并不遥远。在他强大的毅力支撑下，在他对生命和家的强烈归属感之下，一万公里，它只是心与心的距离。 不要以为这只是个故事，它根据一个真人真事改编。我一直试图搜寻人物原型的资料，但是未能找到。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真人的名字。当你再次面对无法逾越的障碍，当你以为一切都不可能了的时候，我强烈建议你默念这个名字――克列门斯.弗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