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子疑云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是好莱坞的老牌影星，演而优则编则导，还担纲制片和音乐制作。但说实话，与演员伊斯特伍德相比，我更喜欢一点做编导的伊斯特伍德。

1990年代以降，伊斯特伍德导演的电影正经有几部不错的，譬如1992年的《杀无赦Unforgiven》，1993年的《完美的世界A Perfect World》，2003年的《神秘河Mystic River》，2004年的《百万宝贝Million Dollar Baby》，2006年的《父辈的旗帜Flags of Our Fathers》和《硫磺岛来信Letters from Iwo Jima》，以及2008年的《老爷车Gran Torino》和《换命谎言Changeling》。

上述这些片子，除了《老爷车》待看之外，其余的都已经浏览一过。今天要说的是《换命谎言》。虽然这部片子是2008年戛纳电影节的参赛电影，也获得了今年度第81届奥斯卡影后、最佳摄影的提名，但我必须承认，这部长达140分钟的片子只能算是一般。

故事是个好故事，而且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true story，情节足够跌宕起伏，摄影、美术也很讲究，但我之所以说它一般，盖因这电影里各个人物的性格单一，非黑即白，所以看上去不够过瘾。

之所以会为一部我认为一般的电影写一点儿东西，主要还是因为这片子的认知价值。

这部电影有点儿像美国版的《秋菊打官司》。柯林斯太太的儿子失踪了，洛杉矶警局（LAPD）给她找回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不是她的儿子，但洛杉矶警局一定要她承认这男孩就是她的儿子。为什么？因为1928年的LAPD是一个贪污腐败、恶行遍地的警局，他们之所以糊弄柯林斯太太，不过是为了结案、为了他们的公众形象、为了堵住那些批评他们无能的声音。母亲会不认得自己的儿子吗？当然不会，于是，柯林斯太太要找回自己真正的儿子，而非接受这个LAPD塞给她的赝品；于是，柯林斯太太的利益就与LAPD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最终，当然是正义战胜邪恶，虽然柯林斯太太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回自己的儿子，但她还是一个胜利者，因为她不屈服也不顺从州官放火，坚持点亮属于百姓的灯，而且赢了。

坏警察，在好莱坞电影里屡见不鲜，典型或非典型。《换命谎言》里的LAPD是一个坏警察群体，是暴力、邪恶、腐败的代名词，是正义、公平的对立面；其中，被指控妨碍警察公务、违反了“第十二条”的人就要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这做法则令人发指，——这事儿似乎只有在“老大哥”的国度里才会发生，但这电影却告诉我们，美国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据此可见，天下乌鸦其实一般黑，只要暴力、邪恶、腐败掌控了公权力，罪恶就会发生，并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

不过，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依靠制度来修正公权力的作恶。于是，我们才会看到这电影里的“公理战胜”，才会看到LAPD那把州官的火最终熄灭于柯林斯太太那盏百姓的灯面前。

其实，这电影的后半部分我看得已经基本上没什么感觉了，因为不知道是真实故事本身就那样好莱坞化，还是电影把那个true story俗套了，总之，每一个情节的发展基本上都不出意料之内外。而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其实也已经脱离了电影本身，而是想到了更多与电影没什么关系的东西。

譬如，我知道这样的电影几乎不可能在我们这里出现，即便有人大胆编出了这样一个剧本，也逃脱不了被“枪毙”的命运。因为在我们这里，即便是发生了“躲猫猫”这样的事情，依然还是要坚持“正面歌颂”，据说“正面歌颂”可以鼓舞人、引导人、教育人，而揭露和批判据说会搅乱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失去方向。

譬如，我们的影视作品里也有坏警察，但那不过是偶然的个体，官再大也只能是个“副”的，而且他的坏，也主要是由于自己个人的原因，或被金钱腐蚀，或被女色迷惑，不会出现当年LAPD那样的集体作恶的状况。然而，现实中我们这里不是没有“窝案”，只是影视作品是不允许揭露的，因为这不符合“主旋律”要求。

譬如，柯林斯太太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这样的戏，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是不可碰触的禁区。我们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例如当年的张志新，她的遭遇与柯林斯太太的遭遇相比，柯林斯太太那简直就不算什么，但我们不可能把张志新的故事搬上银幕，即便是那故事已经成为历史也不可能，因为我们这里提倡的创作准则是多歌颂光明面、少暴露阴暗面。

譬如，是不是一部社会批判性质的电影就会动摇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根基，就会让我们的人民因此产生思想混乱？是不是“反低俗”、“反三俗”就可以让我们的人民从此崇高起来？而我们怕的、顾忌的，究竟又是什么？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不是因为文艺作品揭露了其阴暗面就会变得不和谐、不强大？

譬如，连《断背山》都不引进的国家，会引进《换命谎言》吗？“躲猫猫”这样的题材，我们会拍成电影吗？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人民傻吗？是不是不鼓舞、不引导、不教育，我们就会变成一堆没脑子、没判断、没思想的愚氓？我们曾经把自己的脑子交给“红太阳”，但我们得到的却是一场幻灭，当我们试图独立思考的时候，“导向”又来了，我们还敢相信吗？地球都村了，互联都网了，谁比谁傻？谁还甘心情愿把自己的脑子交给别人？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换命谎言》这电影基本上是不会引进的，因为它可能会让人产生太多的联想，可能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想看的话，你只能去看盗版碟了。

    我是一直坚信世界上所有情感的极致都是由女人演绎的。世界上最恶毒的人一定是女人，最善良的人一定是女人，最脆弱的人一定是女人，最坚强的人也一定是女人。
    而何谓坚强，你来看这么一个女人。
    
出场

    Walter问妈妈，为什么爸爸会离开。Christine答，因为他害怕一个东西，叫做责任。
    家庭的完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不仅仅是两只手都有人牵。树木的枝繁叶茂是因为阳光和水，土壤和肥料的共同作用。孩子也一样，如水的温柔和如山的肩膀对于身心的生长缺一不可。我们需要母亲的笑容，同样需要父亲的威严。
   所以当Christine对Walter说，Never start a fight, always finish it.你会发现这个母兼夫职的女人的坚强，因为这些话原本是father-and-son thing。

理智

    Christine的理智是让人原本紧绷的神经更加压抑的原因，对于孩子的失踪心急如焚，但无论是在警局还是精神病院，无论是面对警长还是医生，Christine从未像个泼妇一样歇斯底里。她一直秉持原则，据理力争。面对对方近乎无赖的强词夺理，她既没有想过放弃争取，也从来没有崩溃失常。失去的是唯一的亲人，一生的羁绊，而面对的是无理的搪塞，无情的打压。任何一个弱女子都有大哭大闹，歇斯底里的理由。但是Christine没有，因为她知道，坚强不是刚，而是韧。

坚定

    警长说，再纠缠就把你关进精神病院。她说，他不是我儿子。医生说，只要你签了字，明天就放你出去。她说，我不签。
    如你见到的，这从来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站在这个弱质女子对面的巨大黑影，不是一个警长或是医生，而是庞大的国家机器。是的，你从开始就毫无胜算。然而她却坚定地恪守着自己的真理。
    要做正确的事情，哪怕与全世界为敌。

坚持

    世界上最难的不是做好事，而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任何事情都不难，但任何事情能坚持都是难的。更何况这不是一种食物，一项运动，一类爱好。这是每每想起都让你痛不欲生的事情。而为了那微乎其微的希望，她做的却是终其一生。
    我是 Christine Collins，昨天打过电话的。我想知道你是否已翻阅文件，发现有和我儿子 Walter Collins一样的。我明白了。嗯，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一过些日子再回电吧。非常感谢。
    每过几天Christine就要重复这段话一次。而这远远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机械重复，她重复的是巨大的悲伤，当然还有那渺茫，但却依稀存在的希望。

自制

    区别于《三岔口》中郭富城的一蹶不振，Christine的悲伤相当自制。她依然做着接线员的工作，依然如故的生活，依然会看《埃及艳后》和《一夜风流》，也会试着和好男人约会。
    把悲伤作为颓废借口的人都是生活的弱者。他们无法承受伤害的侵蚀，把堕落当做忘却伤痛的杜冷丁。善良的人们会因为他们的失去而同情，然而不爱惜自己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去爱人。
    而Christine的自制，却是她坚强的最好体现。就像刮骨疗毒的关羽，她心中的泪滴不是用来换取怜惜的。她不需要将悲伤表现出来来减轻内心的负担。因为能说出来的悲伤，都不叫悲伤。

      片中，Walter的老师Fox夫人对主人公Christine Collins说：“Collins夫人，如果他真是你的儿子，我就把我的尺子给吃了！我不仅可以给出书面证明，我还可以出庭作证——如果必要的话，我甚至还可以去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他那儿作证。”
　　
　　1928年美国的总统是柯立芝，一位奉行无为而治、据说在任上睡了很多觉的共和党总统。他崇尚小政府，认为联邦政府只应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服务，同时鼓吹“地方自治”与“个人至上”。
　　
　　可即使生活在总统口中的“小政府”之下，Collins还是免不了要面对时刻在伺机自我膨胀的公共权力，还是免不了要含着泪看警官跋扈的臭脸；整个社会还是免不了要同Collins一同面对公务员的渎职、腐败、犯罪，亲见公民权利在权势面前的脆弱。
　　
　　我相信美国当时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领跑全世界，然而你看，现实还是会无情地提供无数似乎可以证明这种制度“虚伪”、“可笑”的例证——从八十年前的柯立芝时代，到今天的奥巴马时代。时代在进步，可黑暗与腐败仍如影随形。
　　
　　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说，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大是小，而在于政府是否有效——可这句话不能排除人们心中对于自由与权利被侵蚀、损害的担忧，因为政府可能在一时“有效”之后又给社会与每个公民带来更多的问题，因为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
　　
　　不过，还好。
　　
　　毕竟1928年的洛杉矶，报纸可以登出案件的最新进展，告知公众警察之前对这起儿童失踪案的判断错误，从而迫使精神病医院放出Collins——而不是只能噤声，或者只能集体发出同一种声音，沦为政府迫害公民的帮凶。
　　
　　毕竟洛杉矶市民可以合法地、堂堂正正地在市议会门前集会、示威，给议会施加压力，让警察担心他的饭碗，让市长担心他连任竞选的选票——而不是只能做沉默的不明真相的看客。
　　
　　毕竟洛杉矶市议会真的有权，可以召开调查警局渎职、犯罪行为的听证会，代表民意提出将队长J. J. Jones永久停职、将警局局长撤职的建议，并最终促使Jones停职、局长降级——而不是，只能每年春天，在会堂里用为行政官员鼓掌的方式来醒醒瞌睡。
　　
　　毕竟还有教会这样自治的社会团体。
　　
　　毕竟还有一个打赢过四场民告官官司的律师。
　　
　　毕竟还有一个可以仰仗、信赖的相对独立的法院。
　　
　　毕竟这么一个顽固不化、不断“骚扰”警局的女人，除了行政部门，她还有议会、法院、媒体、公民团体等多种渠道供她寻求利益的伸张——她最终得到的也不是“刁民”的恶名或一张“精神病人”的病历卡，而是多数人对一个公民与母亲的尊重。
　　
　　所以，还好，洛杉矶的这个政府还不是那么招人恨。
　　
　　所以，还好，1928年美国的社会公正还不算一个笑话。
　　
　　因为有权力的分割与相互制衡，有基本公民权的保障，有相对独立、自治的民间社会与大众媒介，才（起码）让公权力不至于膨胀成怪兽，（起码）让一个母亲失去孩子、被扔进精神病院的痛苦经历不至于化为对政府甚至社会的刻骨仇恨，而只是成就了80年后这部Emotionally gripping，sometimes disturbing的电影。艺术，总是比一把尖刀要好，不是吗？
　　
　　1928年，是Christine Collins开始执着寻找自己的孩子的第一年，也恰是美国的大选年。这一年总统大选，赫伯特·胡佛获得444张选举人票，大胜对手阿尔·史密斯，成功当选为美联邦第31任总统。
　　
　　我只是想问，我们离1928年的美国，还有多远？

       （02/14/2009）

    他们都说我疯了，可我知道我没有，在洛杉矶精神病院的这三十年里，我见过了太多的疯子，她们有的口眼歪斜，有的满嘴胡话，我跟她们不一样。拿和我同屋的芭芭拉来说吧，她是真疯了，从我被关进这家医院同她一个房间开始，她就几乎一刻不停地念叨这是她的房间，是她一个人的，连梦话都说这个，足足念叨了三十年，这不？当我写这篇日记的时候，她还在那边念叨呢，尽管她老得连嘴都瘪了，牙都兜不住风了，房间说得就像飞机，该死的中国口音，可我知道她还在想撵我走呢，听这个三十年早就习惯了，我耳中听到的只有一片寂静。

    今晚我要做一件大事，我在这里呆了三十年，没想到老天居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哪怕连一小时我都不想再等了，可现在刚刚晌午，走廊里全是医生护士，挂着警棍的黑杰克也在到处晃悠，我必须要等到晚上，等到他们都睡熟了。在去做这件事之前，在我将要离开这里之前，我要把我这些年的经历写在这里，因为一旦我回不来了，这篇日记可以跟你们解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些年来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要你们知道，一个正常的女人是如何成为了他们眼中的疯子，而这个疯子又究竟是怎样的人。

    我叫克里斯汀.柯林斯，本来是一家美国电话公司的接线员，在那天来临以前，我几乎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碌碌无为的普通人一样，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如果说我跟一般人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区别，那就是我是一位单亲妈妈，我有个健康可爱的儿子，叫沃特，这小家伙简直就是一个天使，天使都是讨厌吃麦片的，我几乎每天都在门框上量他的身高，小家伙长得可真够快的。什么，你问我孩子的父亲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有那么重要么？如果我说孩子他爹现在正在全世界最性感男人庆典上领奖你信吗？所以这个问题无关主题，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1928年3月10日，年代太久远了，连二战还没发生呢，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那真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可惟独对我不同，这一天改变了我的一切，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所有一切都改变了，我的月经周期从那天起就再也没准过。我的儿子沃特在那一天失踪了，彻底不见了，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直到今天，我也再没见过他，本来那天我要带他去看电影的，可该死的工作把我从他身边带走了，永远带走了，这三十年里每个夜晚我都在想，如果那天我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踢开该死的工作和老板，信守我对沃特的诺言，那么所有的一切就不会发生，此刻陪在我身边的也一定是我高大英俊的儿子而不是活见鬼的芭芭拉，这一定是上帝对我这个不合格母亲的惩罚，可为什么是我的孩子，我的沃特，而不是我……唉，我真是越来越像那个中国的祥林妹妹了。

    那天之后没过多久，到了8月份吧，警察说找到我的孩子了，我欣喜若狂，要不是那个警察实在太丑，我简直就想立刻嫁给他，我一路狂奔到火车站，可当他们找到的所谓我的孩子从火车上走下来，当我看到那孩子面孔的那一刻，我惊呆了，我对他们说一定是搞错了，这不是我的沃特，可警察却说幸福来得太突然使我秀逗了，那分明就是我的孩子。我说我的孩子是小圆脸，可眼前这人脸方得像台电视机，还是宽屏幕的，警察说孩子在外面呆久了脸都会变方的。我说我的孩子才九岁，可眼前这人足足有四十多了，你看那脸上的褶子，警察说外面环境多恶劣啊，老相点儿是正常的。我说我的沃特是小男孩啊，可眼前这人她是女的，她都能当我大姐，警察说你别废话了，记者们都在外面等着呢，这就是你的孩子，赶紧认。这时候更令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那个警察找来的沃特，我不知道是该叫她大姐还是大婶的，居然扑进了我的怀里，捶着我的胸部叫我妈咪，两个醋钵大的拳头差点把我给捶死了。

    我忍着胸口的巨痛勉强把那个人领回家，她的个头顶过门框了，要弯腰才能过，那天晚上她把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我不得不再去外面给她买了两只烧鸡。第二天我流着泪冲进警察局，我说报告政府，我再也不能养那个人了，那不是我的孩子，我要你们找到我的儿子沃特，警察阴沉着脸看着我说，那就是你的孩子，新闻和报纸摘要上都说了，你赖不了的，我也发了狠，横下一条心说那绝对不是我的孩子，沃特的老师和医生都可以为我作证，警察冷笑着说你确定？从他身后闪出两个人，我一看正是沃特的老师和医生，也不知道他俩庞大的身躯怎么能一直躲在警察后面，他俩异口同声地对我说，那老娘们就是我的孩子，他们认识的沃特一直是那个样子的。我绝望了，能做的只是坐在地上，抱住警察的大腿撒泼，很快来了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架住了我的两条胳膊，于是我像只烧鸡一样被带走了，被关进了洛杉矶精神病院，症状是妄想，受迫性幻觉以及和现实认识错位，我和被关进这里的很多人都顶着同一项身份，同样依据第12号条款被收押，叫警察干预。

    我在洛杉矶精神病院呆了三十年，这些年的日子乏善可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不知道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写在纸上，主治我的医生换了一拨又一拨，开始是斯蒂尔，后来是鲍博，然后是布拉德，再后来我连名字都懒得知道了，他们只有同一个治疗方案，那就是每周拿出一份保证书来，上面写着如果我确认警察找到的人是我的孩子，并且承认自己的精神失常，那么就可以出院，可是我一直也没有签，我相信如果我不签的话，那么警察局就不会结案，那么找到我的沃特就还留有一丝希望。三十年的岁月现在看起来很快，但实际过起来却很漫长，其实连我也不再相信还能找到沃特了，可我留在这里，留在这家连狗窝也不如的疯人聚集地，上帝背对着我，那么我就觉得我曾经对儿子犯下的罪过可以得到少许补偿，比大海还广阔的苦难可以缓缓洗涤一位不合格母亲的罪过，总有一天我会获得救赎，在天堂里与我的儿子相遇。时间久了，就连医生也很少再拿保证书来叫我签字了，最近几年一次也没来过，可能那个人，我是说警察强加给我的所谓的沃特，那个老娘们已经老死了吧，她比我大，理应死在我的前头，也不知道这些年来谁在养她，要我说，这实在是个很奢侈的举动。

    这些年来我看了不少电影，医院总在安排病人吃过药后给她们放电影看，那药实在是很厉害，吃过的人全都五迷三道的，一般人看个开头就迷糊了，什么电影也看不明白，以为是删剪版，有次我吃过一回，妈妈呀，简直比摇头丸还厉害，晕得我差点吐了，平时我都把药压在舌头底下，没人注意的时候吐到手上，回去给芭芭拉吃，这样她就能少念叨一会，叫我能静下心来想我的儿子。我最喜欢看一个叫约翰•马尔科维奇的演员演的电影，他的大光头简直要把我迷死了，我真想把他的光头印在内裤上，晚上坏一下，我是说，一个正常的女人，又和一群疯女人关久了，难免会对光头有种麻麻的想法。我时常把他想成一位神父，或者特工什么的，总之是位英雄，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能发动他所能动用的一切社会力量来为我申冤，把那些不管我儿子死活把我关进这里的警察高官们统统就地免职，然后找到沃特，我们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唉，话又扯远了，电影终归只是电影，一个电影演员连头发都没有了又能做什么呢。

    此时窗外的阳光正透过铁丝网的方格照在我身上，那是被金属割裂过的阳光，这是我唯一能享受到的阳光，虽然不完整但又何苦追求太多呢，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曾经如流淌一泓清水的明眸如今浑浊得如同沟渠，干涸的皮肤上遍布的皱纹使我常常怀疑镜子是碎的，还是那对似乎娇艳而饱满过的双唇，我脸上最引人注目的双唇，如今干瘪而苍白，常有护士怀疑我偷吃雪条，这真是天大的委屈，令我生不如死，如果不是昨晚的那则新闻，那则上帝发布的新闻，我真以为此生就要这样遗憾地度过了。

    上帝叫我结识了那个人，那个变态，那个畜生，当我见到他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曾经干过什么，新闻上说三十年间他曾在本地杀害过20个未成年的儿童，我知道其中一定有我的沃特，恍惚间我几乎可以看到，幼小的沃特，我幼小的孩子是怎样跪在地上向他求饶，又被他的斧头切成条条片片，跳跃着生命的鲜血淌在地上与泥土混在一起，逐渐冷却。多么讽刺，我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被警察关进精神病院，而他，我不关心他的名字，只愿称呼他叫禽兽，畜生，却因为杀害了别人的孩子同样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一个在制造一个在毁灭，一位母亲和一位凶手，一个人和一个畜生，三十年前他们人兽疏途，三十年后他们却疏途同归，这真是天大的玩笑。不过不只是这样的，别人也许会诅咒这个玩笑，而我却要感谢上天的安排，再恢弘的海哮也无法压过我内心感激的呼喊，千万年的雨水也注定比不上我流淌的热泪，上帝一定已经原谅了我，三十年的苦难终于救赎了我的灵魂，就在这一刻，他转身看到了我，体谅了我，把我从阿鼻地狱中一拉而起，而将我的仇人送到了我面前，三十年来没有人相信我，没有人帮助我，所有的磨难全是为了今天，千万天的时间淬练成今晚这一夜，让我可以亲手送他下地狱，亲手将他推入熊熊的地狱烈火中，亲手将死神的连枷套在他的脖颈上，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任何人的帮助，我只要凭着我自己的手，用我的血和我孩子的血击穿那个畜生的身体，然后将着三十年的罪与罚消散得一干二净。

    好了，时间已经不早了，我要准备今晚的行动了，从明早开始，这个世界上将不再有我，不再有那个名叫克里斯汀的疯女人，朋友们，请你们为我祈祷，我请求你们能为我祈祷，为我祈祷今夜上帝不眠，众神都站在我这一边，为我祈祷那个畜生在临死时会向我大声求饶，然后我一刀刺中他的心脏，让他罪恶的黑血流淌到我脚下，为我祈祷那个畜生在被我刺中的时候会很怕疼，那样他就能感受到我孩子和所有孩子的恐惧，感觉到斧头落在我孩子身上时的痛苦，为我祈祷他在临死时会乞求上帝的宽恕，那我就会代替上帝告诉他绝不宽恕，只有用无休止的地狱在等着他，为我祈祷杀死仇人后能勇敢地死去，与我的沃特在天堂相见，一吐三十年的思念衷肠。而我，我也将为你们祈祷，我祈祷，我真挚地祈祷，过了这一夜，这世界上所有的罪恶和磨难都将被我的血洗涤，我祈祷人世间不再有欺诈，嗜血，虚伪，恐惧，社会真正变得和谐而美好。

    永别了，朋友们。

    昨天看过了伊特斯伍德的《换子疑云》，让我想起了很多名字，有李扬，有李树芬、刘亚玲、熊灿辉，有刀客，有夜幕下的哈尔滨，还有很多很多无力的人群，包括我自己。

    影片的结局除了朱莉那不停地寻找不值一提，正义战胜邪恶，那是为了观众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看到那些难堪的、随时可以再发生的或者可以是正在发生的残酷历史。

    有人说，导演是抄袭的中国的真实故事，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一件事，放在中国根本就是不值一提，也不会引起媒体的重视，要知道，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媒体，或者说，中国的媒体还没有担当媒体责任的能力，不是传媒人不努力，而是先天的残疾，一开始就被阉割了，从新闻课程的学习，到新闻业务的实践，都是一群傻逼糊弄着你，让你变成傻逼之一，当你回过头来时，想不傻逼都困难，你说哪里最傻逼，第一：央视；第二：新华社。这两个地方的传媒人最无奈、最没有社会良知，有良知他她也呆不下去。当然，他们也许很有能力，有优秀，但是当一把刀，它刀刃不锋利，再漂亮也没用。

    回到《换子疑云》上来，先说朱莉的演技很令我折服，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内大牌演员可以做到的，那种真切，那种痛苦，没有经历是表演不出来的。这部片子里，她让我忘记了皮特，忘记了《古墓丽影》，她在这里，只是一个脆弱的女人，一个坚强的母亲。

    刚才说到如果换子事件发生在中国不值一提，为何？君不见，多少儿童累死在黑暗的山西煤矿里，多少少女被拐卖到深深的大山里，但是高级领导只是一个“道歉”，就可以了事，甚至有些时候不用道歉，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我们是一个健忘的民族，看看，现在还有多少人关心矿难儿童的事，还有多少人关心那些肾结石的婴儿，国人的同情心是有限的，因为这是一个曾历经苦难的民族，他们中的一些人刚刚富起来，他们怕失去。

    说实话，虽然电影技法差了点，李扬却比伊特十伍德要勇敢，要动心魄，但是了解中国社会的人根本不用去看什么电影，在中国底层社会的大舞台上，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好戏”，有着无数朱莉这样的母亲，她们也许没有她那么漂亮、性感，但是却和她一样有着做母亲的责任感与勇气。

    为纳粹呼喊过得著名导演伯格曼曾经这样说，“我们从没有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没有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死的。”而我们的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天受害的可能是“她”，但明天就有可能是你。不要指望什么外力来帮助你，只有你自己可以帮助自己，什么可以推到罪恶，只有千千万万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