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费瑞的故事第一季

我是一个住在非裔“贫民窟”的非裔女性，有一天隔壁搬来一个怪人，老是半夜敲敲打打，搞些刺鼻难闻的气味。我跟管理员投诉了好多次，隔壁还是一如既往扰民。

有一天隔壁跑出来一个半裸受伤的亚裔男子，迷迷糊糊像是喝醉或嗑药了。警察来了之后跟邻居对线了一会儿，相信了邻居“他是我的满19岁的男朋友，他喝醉了，脑袋磕到了”的说辞，护送男孩回到了邻居家。即便明眼人一看那个男子是未成年。后续我又打电话了解情况，接线警察告诉我已经没事了，两人同居中，男子已成年。我不相信又能怎么办呢？警察都这么说了呀。然而我再也没见过那个亚裔男孩，倒是好几次半夜听到隔壁重物倒地声、痛苦呻吟声、搏斗声。报警无数次也没用，谁叫我是住在非裔聚集的贫民窟呢。

没想到第二次警察来找邻居发现他竟是个变态连环杀人犯！！我当然知道这个人有问题，可我没想到他竟如此丧心病狂。。。。。。同时我又好气愤，报警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要不是警察不作为说不定这个杀人犯早就被绳之以法了！

于是我作为杀人犯的邻居接受了采访，痛斥这个大搞歧视的不作为的体系。好死不死采访被上司看到了，找我谈话，暗示我对警方的抨击的在我们这个保守派的公司影响不太好。嘿，怎么说真话还能收到职场压迫了？？行吧我不接受采访了，那我去慰问一下受害者家属吧。

面对家属我那该死的不必要的内疚又搞得我心力交瘁，总是忍不住想，要是当初我多投诉几次、态度再强硬点、甚至如果我是个白人的话，会不会我的话就会被重视，警察就会认真盘问隔壁邻居、将其早一点捉拿在案，那个年轻的亚裔男孩就能获救，也不会再有之后的那些受害者呢？

为了调查案子，我们这些无辜的邻居被迫暂时搬出去，为了不打扰家人，我自费住进汽车旅馆。虽然花了不少钱，但为了查案，牺牲一点没关系。听说那两个把亚裔男孩当作恶魔同居男友的警察被停职了！好哇，搞歧视就该知道会被处理哇！

终于等到那个该死的恶魔被判牢底坐穿，我可以回到我的甜蜜小窝了。可是，那些经历过的回忆变成噩梦依然每天都在提醒我，隔壁发生了什么。我曾经闻到的臭味、听到的声音，那都是活生生的人被残忍地杀害分尸啊！谁能想到杀人犯的邻居还会有PTSD呢？说出去只怕别人会觉得我在博眼球吧！

即便阴影挥之不去让我无法在家安稳入睡，我还是得继续我的新生活啊。没想到，那两个停职警察又复岗了，这该死的“白人至上”的世界！！接着管理员告诉我得另寻住处了，因为政府要把这座楼征收拆掉。难道他们觉得掩埋这座楼就能掩埋掉曾经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吗？不行！至少，为了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和家属，可以建一座纪念碑以示纪念吧！

可是，可是，两年过去了，这里还是一片空地，人们早就不记得那些受害者的名字了，只记得那个恶魔在这里犯下了耸人听闻的案子。好吧，同为这个恶魔的“受害者”，我还活着，还有力气为那些不能再发声的受害者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督促政府在这座废墟上建一个纪念碑，把他们的名字公之于众，被人们记得。我不知道能不能达成心愿、多久能达成，但我会一直努力做这件事的！

今天忽然想起之前看过的剧《怪物：杰弗瑞•达莫》里，达莫杀掉的一个孩子就是老挝人的后代。我还记得在法庭上，英语说不利索的老挝移民一代——受害男孩的父亲——一直在描述他们的移民故事“我们坐船来”。 为什么想起这个细节？因为晚上读了 《从“冷战棋子”到“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对苗人的利用与安置》这篇硕士论文，里面提到了1980 Refugee Act： 在《1980 年难民法案》(1980 Refugee Act)出台前，美国并没有专门针对难民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尤其是二战后全球难民问题突出的时期，难民的接纳只能靠国会针对每个具体(国际性)政治危机所采取的独立措施。如越战结束后针对接纳包括苗人在内的印支难民出台的《1975年印度支那移民与难民援助法案》，并成立了印支难民安置联合事务小组( Interagency Task Force for Indochinese Refugee Resettlement)。但处于东西方阵营对峙的两极格局大环境下，国际社会战乱频仍，战争与政治难民与日俱增，涌入美国等欧美国家的难民也随之激增。 尤其是东南亚政局动荡，事态不断恶化，印度支那三国的海上逃难者——“船人”骤增，用来逃亡的小船较简陋且人员严重超载，海上环境恶劣，淡水及食物的短缺等隐患加剧了危险，加上来自周边国家的海盜猖獗，被抢劫或杀害成为常态，这一惨状经报道公诸于世以后立刻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为平息国际舆论的指责，美国也着手采取行动出台专门的法案加以规范，将难民接收问题专门化。 出于特殊的人道主义关怀目的，为获准进入美国的难民提供永久、系统的方案，该法案于1980年3月由国会最终通过，3月17 日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签署同意并于4月1号正式生效。“该法案发的出台与实施细则中对苗人的安置产生重大影响的有: 依据该法案规定成立了隶属于“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难民安置办公室”(ORR) 与州和地方机构一道合作开展各项工作。四分布在各州和地方的苗人安置与管理问题在不断深入的基础上也趋向于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涉及到苗人群体具体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1980年难民法案》中规定在难民来美国之前就在难民营中着手对其进行教育和培训。尤其是从“农业文明”甚至“原始文明”阶段跨越而来的苗人，对其展开关于美国社会现状等方面的教育，及对英语和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培训，这样有利于苗人了解和融入美国社会。同时加强培训，意在让苗人对美国有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其决定是否离开难民营去美国，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难 民法》中的“自由、自愿”原则。

首先，我们要能够接受，每一部影视作品都需要在一个基本一致的格调中去讲述它的故事，更何况这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在这一前提上，才可以发散出更多的声音。

看之前以为只是一部简单的犯罪悬疑剧。可以预见的，看完后的触动真的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因为这太纪实，像是用纪录片方式拍的恐怖片，代入感很强烈。十集的篇幅对习惯了快节奏的现代人会有些拖沓，但这不影响我这个，喜欢慢慢讲故事，慢慢听故事的人。

整部剧集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部分的压抑，第二部分的感同，第三部分的无奈。在我看来，所有优秀的影视作品，都需要有不同的视角去审视性的观看。表面是在说一个恶魔的诞生，但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我们，有没有为恶魔的产生提供土壤，是需要反思的。影片的中途杰夫就被抓住了，导演和剪辑用最舒服的插叙跳剪，让观众可以从不同时间段的上帝视角，去观影，去思考。

其实全剧关于凶杀的镜头真的已经很克制了，并且也不是非常的多，导演需要这些镜头去表现受害者的遭遇，但导演也尽量去克制，因为凶杀现场不是要表达的主题，更多的恐惧感反而是通过邻居葛林妲房间的那个通风口去表现。她深知隔壁房间正在发生着些什么，但又无能为力。害怕，恐惧，占据了她几乎一大半的心理状态，正义是剩下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来记录本不该发生的一切，也期待有朝一日可以看到类似节奏的影视作品来记录这不平凡的三年。

最后，少刷社交媒体，少听专家的话，少看新闻，三句忠告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自己。

这一集真的看得惊心动魄！

我真的一直在哭，一直在担心！两次差点下药，一次差点下锤子！然后他妈妈就去报案了！我好担心啊！😭😭😭

Tony真的真的是能救Jeff！如果Jeff从小就有一个这么温柔的朋友就好了！！

我希望Tony没事！他真的是个天使！

FFFF！

后面居然反转了！FFFFFF！

整剧最清醒的人就是后妈了，感觉编剧把主旨都通过她表达了：造成悲剧的原因不是简简单单谁的错，（照应后面毁脑时）非要追究的话是复杂的，说不清楚的。

本来以为打给老挝爸爸骚扰电话的就是那些不懂事追求刺激的美国年轻人，后面镜头透露其实是那两个警察打的，真是心全凉了，也是彻底失望，完完全全地讽刺。既然说911是公共资源不是随便打的，警察这种职业也真不是谁想当就当的，建议加强考核质量和重视程度，这至少是众多环节里最快见效的一步了。相信国家相信政府，也要相信人民，多听取人民意见，这是双向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爸。这个人物似乎总是处在“合理”这个道德层面，比如他比妈更多的关心儿子，儿子杀人后，他痛哭流涕，承认是自己失职。但真的如此吗？比如他和继母怒发冲冠的反对把出版费平分给受害家庭。比如他的书受欢迎时，他和继母的喜笑颜开。如果真的是个正常爱儿子的父亲，如何能吃儿子的血馒头？他所表现出的“道德感”，难道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社会人面具？

男主的童年遭遇，似乎是他日后变态的一个外因，片子也暗示了脑损伤（比如母亲怀孕时药物的不当使用，会造成胎儿各种不同损伤），但他何时不是一个头脑清醒 满嘴谎言 操纵人心的清醒人？他说 为了让受害者不受痛苦 所以下药，以此在生命最后一刻博取对面黑人的恻隐之心。我更愿意推测 因为被害者都是男性，所以迷晕更方便。他日常戴着一副平静可怜的面目，好像一切恶魔行为和他内心无关，但他逼女邻居吃三明治的一瞬间，暴怒中也有的清醒头脑（门没关），一览无遗。

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 片子里更是直白的进行了曝光。

这片子的最后两集，其实在人性的揭露上，信息量非常大，是本片的精彩一笔。电视台为了博眼球，竟然请杀人狂上节目。杀人狂老爹恬不知耻的一起露露脸。各种脑残崇拜杀人狂，寄钱寄露阴照，做出版物（片子里一句话的讽刺了美国的“言论自由”）。政府拆了很多人的家，许诺的纪念公园遥遥无期，与其说是抹掉人们的悲惨记忆，更像是除去自己公务机构的污点（警察的巨大失职）。

说真的，比起杀人狂，这些人性让我窒息，毕竟杀人狂不常见，但龌龊的人性和那些灰暗的事情 无处不在。

达莫案里另一个关键人物但剧里没有演：达莫的缓刑假释官 Donna Chester。

由于剧里没有演这一段，似乎令很多观众以为 “达莫杀人很容易，因为都没人管啊”，甚至觉得 “看到没，白男犯罪多容易” 等理解，但其实恰恰相反。

现实里，达莫在他的213公寓里（1990年5月～1991年7月22日）一共杀了12名受害者，这些都发生在达莫的缓刑期内。也就是说，他当时是受监管状态的。而且他不仅被监管，还一直持续参加与戒酒和心理/精神的相关治疗项目。说白了，在那段时间里，达莫是不间断地和缓刑官，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咨询师等各种相关专业人士打交道。然而期间不仅没有一个人发现达莫有极高危险性的异常，反而给予达莫好评，说他是他们遇到过的最配合，最服从的一个。现实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

1988年9月达莫猥亵一名 13 岁男孩（受害者14岁老挝少年的哥哥），198九年1月30日定罪，198九年5月23日宣判5年缓刑和1年惩教院。达莫完成10个月服刑后获得缓刑释放，开始了他的5年缓刑假释。

自1990年3月开始（至1991年7月23日），Donna Chester 担任达莫的缓刑官。他们最后一次会谈是 1991年7月18 日，4天后，达莫被捕（1991-7-22）。

Donna Chester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社会福利学院，主修刑事司法。1990 年 1 月 9 日，她成为州缓刑/假释官，1990 年 2 月 25 日被分配到密尔沃基性犯罪科。在受培训后，1990 年 3 月，她接手了一名离职假释官的全部 121 起现役案件。分配给她的所有当事人都是性犯罪者，其中大约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被认为是高风险并处于最高监管程度。 （通常来说，性犯罪者被认为比其他类型的犯罪者具有更高的风险。）此外，她还有大约25个“机构移交案件”（“预备假释”状态的案件）需要她的大量时间和很多文书工作。

Chester 每月会谈达莫两次，会谈时间从10分钟到1个小时不等，大部分时间都超过半小时。Chester 说她 “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给达莫提供咨询服务，而不是提供所规定的平均时间”。

Chester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让达莫接受戒酒治疗，因为法院已下令将这种治疗作为缓刑条件。达莫将他的问题归咎于酗酒，达莫的父亲也强调了解决达莫酗酒问题的重要性。所以，Chester 让达莫参加 DePaul 康复医院的一个非住院式的强化戒酒项目，该项目从1990 年 5 月 22 日～ 1990年11 月15 日。无论是从达莫的档案还是从她自己与达莫的联系过程中，Chester 没有理由依据相信，达莫有药物滥用问题。随着他通过该项目取得了进展，达莫每周去DePaul康复医院见他的顾问1～3 次。经他的顾问转介，他通过DePaul接触到一名精神科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Chester与 达莫的顾问有定期联系，顾问报告说达莫非常配合并且似乎在取得进展。她也没有从DePaul康复医院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任何反映可以表明达莫似乎很危险，或者他在重新陷入犯罪活动。 1990 年 11 月 15 日，她从DePaul康复医院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达莫成功地完成了该项目。

大约在 1990 年 8 月 13 日，Chester 开始担心达莫的情绪抑郁问题。她与单位的心理学家 Joan Kojis 讨论将达莫转诊到惩教部临床服务单位。Kojis告诉她，由于达莫有工作、有保险并且已经在 DePaul 接受治疗，他应该被转诊给那里的临床医生。过了一段时间，达莫在 DePaul 的顾问打电话给Chester，建议达莫去看精神科医生治疗抑郁症，并为达莫预约了DePaul的医生。

1990 年 8 月 27 日左右，Cheser将达莫转诊到密尔沃基县心理健康中心进行评估和治疗。她打电话安排心理评估，被告知达莫本人必须来，否则无法预约。1990年9月4日，Chester通知达莫前往心理健康中心。

DePaul 工作人员向Cheser报告的唯一问题是，1990 年 9 月10 日，达莫每周三次的尿检中有一次对安定（镇定剂）呈阳性。Cheser命令他到她办公室。达莫声称该药物是先前治疗的残留药物；再次进行尿液分析，其结果为阴性。Cheser警告达莫停止服用任何药物，除非他现有处方，并且要他去密尔沃基县心理健康中心进行心理评估并进行审核。 1990 年 10 月 8 日，达莫过去做心理评估。他告诉Cheser他没有做心理评估所需的 200 美元，而且此后他还将被要求支付治疗费用。Cheser与该部门的临床服务部门讨论了达莫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的抑郁症似乎加重了。该单位的精神科医生再次表示，由于达莫在DePaul接受治疗，所以将 达莫转诊给那里的临床医生会更合适。

大约在 1990 年 10 月 23 日，Chester 得知达莫已经在DePaul看过精神科医生。 DePaul 工作人员中没有人建议Chester达莫有危险性应提高他的监管程度；也没有建议告诉她除了她已经做的这些之外，她还应该做些别的什么。达莫告诉她，医生开了抗抑郁药，但他买不起。这引发了一次咨询会谈，Chester告诉达莫，他必须改变他对金钱的消极行为和态度，要优先考虑他的需求，把钱花在必需品上，而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上。

达莫缓刑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 Ambrosia巧克力厂工作。他几乎没有缺席任何与Chester或他被转介的人的约谈。他符合缓刑监督的目标和宗旨，是Chester处理过的案子里最合作的当事人之一。

达莫一直说他没有再喝酒，他在 DePaul 的尿检结果对酒精也一直呈阴性。他告诉Chester，他偶尔会参加酗酒者匿名会议。在 1990 年 11 月 5 日的会谈，达莫和Chester谈了他想用破产这种方式作为处理他债务的手段。他告诉她，这样他就可以从他的DePaul心理治疗师那里买到较低价格的抗抑郁药物。

1990 年11 月15 日达莫在DePaul完成治疗后，他告诉Chester他将继续在那里就他的抑郁症和性问题看精神科医生，并且他正在服处方药。 1990年12月4日，DePaul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指出，达莫是他们最合作的客户之一，他只缺席过一次预约。1991年2月，达莫第一次与Chester失约。他打电话道歉，并在下一次预约提前一周自愿前来。他报告说他正在设法获得药物，而且他没有再喝酒。Chester将他转介到咨询中心的男同性恋互助小组。 1991年3 月，被Chester联系了咨询中心，设法想让达莫接受性犯罪者治疗。该中心拒绝接受达莫，因为他的罪行不符合猥亵儿童的典型情况。鉴于这种拒绝以及达莫在 DePaul 的治疗已经结束，1991 年 5 月Chester 再次尝试从该部门的临床服务部门为达莫获得临床医疗服务。 达莫得到了1991年6 月 11 日与 Dr. Crowley的预约。Dr. Crowley是该部门的心理咨询师。Dr. Crowley没有发现达莫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只有轻微的抑郁症，并给了达莫一张精神病药物的代金券。Dr. Crowley在报告里没有表明（达莫）有潜在的危险，也没有对Chester提出任何建议。

1991 年 6 月 24 日，Dr. Crowley再次与达莫见面。无论是抑郁症还是其他问题，达莫没有报告任何重大问题，并预约 6 月 27 日的Dr. Crowley。7 月 8 日（在他谋杀 Jeremiah Weinberger 两天后）达莫和Chester会谈，并报告说与Dr. Crowley，他正取得些进展。达莫担心他会因为旷工和迟到而被解雇，并且他正在考虑如果工作没了他就自杀。Chester不相信达莫有自杀倾向；事实上，在她看来，他似乎功能完善（fully functional）。她知道达莫两天后与Dr. Crowley有预约，她就他的工作问题给达莫提供了相关咨询。

与达莫的会谈一直持续到 7 月 18 日（达莫被捕前4天），Dr. Crowley在此期间没有看到任何危险的迹象证明，也从未向Chester建议她应提供更严密的监管或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除了她已经采取的措施之外）。

Chester 从未有依据需对达莫采取惩诫行动或监禁他。鉴于达莫对监管的服从、他对转诊的跟进、他有稳定工作、他参与治疗、没有任何关于暴力或非法行为或警方联系的报告，以及没有任何给他治疗的专家对他的问题发出任何警告，Chester没有依据也没有理由相信达莫需要严密监管。以工作量调整为理由，她提交了四次豁免家访的请求。这些请求分别于 1990 年 5 月 1 日、1990 年 6 月 1 日、1990 年 11 月 29 日和 1991 年 6 月 17 日得到了她的主管James Wake 的批准。Chester从未家访过达莫的住所。她与他的所有联系要么是在她的办公室，要么通过电话进行。

Chester 在达莫案件曝光后的会谈中说，通过她对达莫所记录的81页文件里得到的对他的印象而中间从未对达莫有过任何警觉的主要原因是达莫似乎除了杀人这个事情之外他什么都说。Chester表示，达莫有时会表现出有兴趣谈论他的性取向，还谈到他家庭情况的紧张，他一直在抱怨他个人财务问题，几次提到想自杀的念头等等。在Chester的缓刑日志里，达莫似乎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与家人疏远。警方报告也显示，随着工作情况的恶化，达莫的谋杀行为变得更加频繁。

1991 年 10 月 31 日（即他儿子去世117 天后），Jeremiah Weinberger（17名受害者之一）的父亲向威斯康星州及其雇员，尤其对Donna Chester以及她尚未透露姓名的主管要求索赔至少5万美元的赔偿。

Weinberger的父亲声称 Donna Chester在缓刑期间没有按照要求家访达莫；没有对达莫即将精神崩溃并重犯恶习的迹象采取行动；也没有做出为达莫寻求咨询的任何尝试。他声称，Chester不想去达莫的公寓家访是因为他住在一个种族混杂的社区。而 Chester不去家访的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助长了达莫在他公寓里进行谋杀犯罪，因为他没有理由担心他的缓刑官会去那里家访他。

大概是Chester的依据无可争辩，Weinberger的父亲撤销了他指控里关于Chester没有对达莫采取任何措施给其提供咨询这一项。但他仍然辩称：1. Chester 罔顾后果草率地接受了不合理的繁重案件工作量，这导致了她没有进行家访以及她没有意识到达莫的精神状况正在恶化，这剥夺了他儿子和他自己的正当程序；2. Chester对达莫的监管不力，使他儿子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剥夺了生命。

但是，他这样的辩称论点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的儿子，Jeremiah Weinberger，不是被Chester谋杀的，而是被不代表州（state）行事的第三方（达莫）谋杀的。根据第14修正案，保护个人免于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被州（state）行为而被剥夺生命，而不是（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免于第三方的行为（参见参见 1980 Martinez v. California案）。宪法没有规定为保护公共安全免受个人行为者(private actors)侵害的义务，只有当州行为者(state actors)造成危险情况或使受害者更容易受到伤害时，他们才能承担责任（参见1993 Reed v. Gardner案）。

Weinberger的父亲坚持认为，Chester没有对达莫进行家访是导致其子死亡的康州的疏忽：如果达莫没有他公寓的隐私权，谋杀就不会发生；因为达莫知道他公寓是安全的，他的缓刑官不会去那里。

但这个论点不仅其前提有问题，而且Weinberger的父亲既没有表明达莫知道他的缓刑官不会去他公寓家访，也没有表明她家访是不事先通知且周密的，没有表明这两个因素对于阻止 达莫使用他的公寓进行谋杀和存放遗体是至关重要。即使其子确实不会被谋杀，但对于Chester没有做突然家访达莫公寓，她的过失并不具有法律意义的因素（参见1995 United States v. Feliciano案）。

所以，如果Weinberger的父亲想力争对Chester索赔要求成立，他就必须证明对达莫的监管造成了或增加了其受害者的伤害，或者以某种方式使受害者更加脆弱。而事实上，受害者的处境并不会比假设康州从未对达莫进行监管来得更糟糕。受害者没有被拘留或以其他方式限制了他们照顾自己的能力，受害者肯定没有被置于他们本来不会面临的危险境地。即使在监狱里，康州也有保护囚犯免受其他囚犯暴力侵害的特殊义务，因为监狱“剥夺了囚犯几乎所有的自我保护手段，并禁止他们获得外部援助”。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Chester 从来不知道有对任何一个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的重大风险存在。达莫对她监管的配合与服从使她没有理由对此产生怀疑，给达莫提供治疗的专家医生们也都没有注意到有任何让他们对达莫的危险性产生怀疑的事情。尽管Chester知道达莫是一名性犯罪者，可能会再次犯罪，但她没有特别的理由让她相信达莫会在自己家中的隐私范围内做那些事情。

到最后，因为Weinberger的父亲未能举出任何事实来证明Chester的行为剥夺了他和他儿子的正当程序权利，也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Chester在履行职责时轻率大意甚至疏忽。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Chester 的行为认真且谨慎。不能仅仅因为她在进行正常处理时发生了她无法预料到的行为而被认定为疏忽。最终，Donna Chester 获得了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指控不成立。

Donna Chester对达莫的会谈日志记录原文内容可参见此链接回复区序号74.：//www.douban.com/group/topic/275484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