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居

转自《世界知识》一个“编码/解码”的游戏：一面精心编织着结构巧妙的家庭伦理故事以绕开审查制度，一面似又在试图煞费苦心地引导、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2011年可谓满载而归：其小成本新作《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以下简称《别离》）继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之后，又击败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而获得了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最近亦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荣誉收入囊中。
　　
　　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
　　《别离》的故事，似乎更像是从伊朗日常生活中截下的一个断面：为了女儿的教育而打算移居国外的中产阶级夫妇在成功申请签证之后却发生了分歧，决心离开的妻子西敏拗不过坚持留下来照顾患老年痴呆症的老父亲的丈夫纳德，也无法凭借法律程序带走女儿特梅，只得以分居相抗衡。这场别离令纳德陷入了接二连三的困局——因无暇照顾老父而不得不雇佣瑞茨做保姆，后又因瑞茨擅离值守而在盛怒之下将其推出房外，终被后者以暴力致流产的罪名告上法庭。故事原本简单而琐屑，却在导演匠心独运地将“真相”悬置后而变得充满张力，如同一座以谎言搭成的精巧迷宫，每个人都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却都无法找到出路。
　　这部可谓大获全胜的伊朗影片看起来“基本上无害”，然而柏林电影节的评审之一、伊朗导演贾法尔·帕纳西因被伊朗当局监禁而导致的缺席所引起的声援浪潮，却也令《别离》的获奖多少染上了一些暧昧的政治色彩。此外有趣的是，曾因发表支持帕纳西等人的言论而面临禁拍危险的法哈蒂， 在获奖之后表示自己“只是个拍电影的，更情愿在不冒险的情况下自由创作”，并在谈及审查制度时说“我们也学会如何避开一些题材和内容的陷阱，如何在挑战官方的底线时又能说服他们过审”。而在另一次访谈中，法哈蒂的回答更像是别有深意：“当我拍摄电影时，我会预设我的观众像编剧一样聪明，能够看出其中的复杂性。”显然，导演在此有意地主导了一个“编码/解码”的游戏，一面精心地编织着结构巧妙的家庭伦理故事以绕开严苛的审查制度，一面似又在试图煞费苦心地引导、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
　　
　　现实处境的隐喻：“外部世界
　　消失”的现实
　　“现实性”似乎是导演为本片选取的最坚定不移的地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现实”在此有着一个特殊的伴随物，即封闭空间。导演法哈蒂似乎钟情于将故事封闭在一定的空间之内：《别离》的主要场景都是室内，而在室外的场景中，人物也更多地被放置在汽车这样一个狭小空间之内，或者用主观镜头进行限定。这种倾向首先与出身于舞台指导专业的导演法哈蒂的剧场经验不无关联——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这部实景拍摄的电影中压抑封闭的场景与剧场的相似性时，法哈蒂坦陈自己虽然试图将电影和剧场分开来，但是确也从之前的剧场经验中受益良多。
　　然而，除了服务于戏剧冲突与现实性的功能性作用以外，空间的封闭在本片中仍包含着另一个效果，即内外部的分离。影片的起始段落令人称道地借一场激烈的争执交代了“别离”的起因，却也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对外在环境的表现，同时尽管从对话中可以得知冲突的焦点在于西敏的离开，但又无从得知她究竟是要去哪里。法官的一句问话“难道你的女儿生活在这个国家就没有机会吗”得到的回答是“作为母亲，我宁愿女儿不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而“这种环境”是什么却无法从西敏的回答甚至于整部影片中找到明晰的答案。在此，“外部世界”诱惑着西敏，并间接导致了两个家庭的冲突与分裂，但就其自身而言又十分面目不清。
　　可以说，《别离》意图呈现的伊朗现实，是一个“外部世界消失”的现实，然而伊朗所面对的国际困境却令这一选择显得颇为刻意。事实上，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孤立”便始终是描述伊朗国际局势的常见词汇。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尽管同属伊斯兰教，以什叶派为主体的伊朗很难在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世界寻找到盟友——在逊尼派穆斯林眼里，什叶派俨然与异教徒无异，而这种对立近年来在西方势力干涉下被不断放大，也已不再仅仅是“教派之争”能够一言蔽之的了。带来了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与接受了伊斯兰教却没有改变民族特性的波斯人之间的对立，也是使伊朗深陷“孤立”的原因之一。片中的一个细节颇可玩味：特梅在回答父亲纳德的口头听写时，按照老师所教答出了一个阿拉伯语词汇，纳德立刻纠正为波斯语，并且告诫特梅“错的就是错的，不管是谁说的”，对于女儿抱怨“老师会扣分的”也坚决回答“就让她扣”。纳德的固执无疑激活了一个事实，即中东地区所有阿拉伯国家尽管方言千差万别，甚至很难互相理解，但其书写文字是统一的阿拉伯语；与此相对，伊朗的波斯语虽然是以阿拉伯语字母拼写，且词汇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阿拉伯语，却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种。另一方面，地理位置的敏感性和巨大的石油储量使伊朗在近代以来成为西方国家的争夺对象，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冷战时期巴列维王朝强烈的亲美政策也很快被意在抵抗西方文化的伊斯兰革命所逆转。自1979年至今，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始终未能得到缓解，也与阿拉伯世界扞格抵牾，处在一种双重孤立的状态，而近几年的“核问题”更使这一问题白热化——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别离》中不断出现的禁闭空间，以及“外部世界”的模糊不清恰恰可被看做是伊朗现实处境的隐喻。
　　
　　黑色罩袍：最标志性、最凝练
　　动人的影像之一
　　此外，可能没有人不注意到瑞茨的穿着——那反复出现的、穿梭在人群和车流中的一袭黑色罩袍，无疑是本片中最具标志性、最凝练动人的影像之一。然而稍加留意便可看出，尽管都头戴头巾，瑞茨和西敏的戴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任何公共场所，瑞茨都是以黑色头巾辅以黑色罩袍为主要穿着，头巾将头发与颈部完全遮住，罩袍则或者用牙齿咬住或者用一只手揽在胸前（只有第一天在纳德家做保姆时因为需要活动而稍微有异）。相较之下，西敏的头巾显然更为艳丽、多彩一些。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并没有完全按照教规规定那样遮挡头部和颈部，而是将头巾松松地搭在头上，额发有时甚至脖颈被露出大半部分——这一细节显然是两人身份的直接指涉。事实上，伊斯兰世界女性的头巾有着非常具体而复杂的历史，不同时期与地域的头巾穿戴方式也大有不同。以伊朗为例，佩戴头巾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才成为一项法律规定、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在实施当中，尤其是近几年里，完全符合要求进行穿戴的往往是如瑞茨般的下层阶级的女性，而一些相对西化的、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更倾向于以一种如西敏那般模棱两可的方式佩戴。这一有意为之的细节有时甚至承载着结构性的作用，如瑞茨央求西敏以及瑞茨家中的谈判这两个关键性段落之间的衔接，便是靠剪辑西敏和瑞茨佩戴头巾的镜头而完成的。
　　标志阶级分立的二元结构并非只存在于这一处。如果将一头一尾两个在法院离婚的段落去掉，便会发现故事事实上是以纳德家的分离为始，以瑞茨家的变动为终的，两个家庭的场景显然将下层阶级家庭与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对比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镜头跟随着西敏在纳德家内部穿行，在交代几个人物之间的张力关系的同时，也看似不经意地扫过家中的陈设，钢琴、电脑、曲谱、客厅大量的绘画与贝多芬胸像、干净整洁的厨具等，无一不暗示着纳德与西敏这对夫妇的社会身份。而结尾段落哈德特与瑞茨家一幕中，画面中所充斥的则是低矮的沙发、剥落的墙皮、简陋的茶具以及肮脏的厨房。
“抗暴”情节：藏有一个陈旧的
　　阶级故事
　　此外，这种结构也同样延伸到了伦理层面。颇可玩味的是，《古兰经》在影片中共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对应着一次道德考验，敬畏与否似乎成为了两个阶级面对宗教的分野，相对于把尊严和信仰看得比丢失一个孩子更为重要的瑞茨，纳德更多地将敬畏感视作可以利用的手段而非束缚——无论是在面对法官的质疑还是女儿的哀求时，他一次次地发誓却又一次次地说谎。而因无法保护自身权益而被激怒的哈德特在影片中向法官喊道：“我在修鞋铺干了十年，被他们解雇，说随便我去告。我打了一年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他们让我回去待着。但这次我不会就这样算了。我就是不像他那么能说会道。”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夹在这两段法庭对峙中间的细节此时看起来别有意味：法庭外等候的小女孩索玛耶静静地盯着背诵课文的特梅的嘴唇，机械地重复着她的话：“在萨珊王朝，人们被分为两个阶级，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在一旁的外婆马上更正道：“平民阶级。”虽然“普通百姓”和“平民阶级”在波斯语中的差别难以考证，但至少可以说，这个细节暗指着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所激活的恰是阶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阶级”这个听起来抽象而冰冷的概念在当今伊朗社会中却是极为具象化和现实的。自平民出身的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内贾德2005年当选伊朗总统之后，曾被悬置的阶级问题便逐渐显影。一方面，内贾德所大力推行的倾向于平民阶层的政策使其获得了不少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民众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为了与西方对抗而采取的封闭、高压的文化政策亦引起了大量中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不满、逃离与对抗。2009年所谓的“绿色革命”便是其直接结果：内贾德以62.63%的票数连任的结果，引发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侯赛因·穆萨维的不满，后者以选举存在严重舞弊问题为由要求重新选举。大批民众以“民主”与“自由”为口号走上街头游行，并且都佩戴绿色头巾、丝带等表示对穆萨维的支持（穆萨维用绿色作为竞选颜色）。这场运动从德黑兰开始，波及到全国各地，并受到了海外伊朗侨民的声援，声势极为浩大，甚至被国外媒体以颜色革命来命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反政府群众运动虽然以“人民”为名，但其参与者实际上是以善用网络媒体的中产阶级为主的——这多少暗示着在影片“抗暴”的故事情节背后，恐怕仍然藏有一个陈旧的阶级故事。
　　
　　个人选择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两个家庭/阶级之间的沟壑最终在两个女孩之间阴郁的对视中失去了所有修复的希望。如果说，瑞茨家的悲剧仍旧是那个被压迫阶级的老故事，那么故事的新题似乎指向了伊朗中产阶级的内部分化与逃离的不可避免——影片起始处半真半假的离婚诉讼最终演化为难以挽回的无奈结局。纳德与西敏的分歧无非去留问题，即究竟是要留下来照顾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还是应该为了让女儿得到西式的教育而抛下父亲。这里，父亲与女儿的象征作用不言而喻：许多评论甚至导演本人都指出，老迈的父亲便是过去伊朗的隐喻，而女儿则象征着未来。有趣的是，在第一场离婚诉讼中，西敏反驳纳德“照顾父亲”的理由时，说道父亲已患老年痴呆症，根本不认得儿子，然而随后在纳德家的场景中，我们又看到纳德父亲有预感般地握住西敏的手不放，并且不断呼唤着“西敏”——显然他虽已神智不清，却仍然是认识西敏的，而恰是在西敏离开之后，老人才开始小便失禁，话也越来越少直至几近失语。另一方面，坚持着“只要我认得父亲就行了”而留下的纳德，也不得不选择对外部的双重拒绝（西方/阿拉伯），同时在与瑞茨一家的对峙中曾经拥有的女儿的信任也一点点地消失了。被法官视角与开放结局推上前台的，无非是伊朗中产阶级的现实困境：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凤凰网娱乐柏林讯 伊朗影片《内达和西敏：一次离别》近日亮相柏林电影节并得到观众的极大喜爱。目前在电影节场刊Screen的观众评分页上，本片得分最高，位居第一。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接受凤凰网娱乐独家专访。谈起跟中国相似的严格审查制度，阿斯哈说，“在伊朗，导演们也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我们也在努力的寻找新的拍摄方法。”

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娱乐：阿斯哈导演，您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一次离别”，请问“离别”的含义是什么？

阿斯哈：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是内达和西敏离婚的故事，其实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传统和现代思想的分离，道德和法律的分离等等。我并不想把“分离”定义的太清楚，这是留给观众的问题。

凤凰网娱乐：您在什么情况下想到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

阿斯哈：几年前我在柏林创作一个剧本时，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伊朗的音乐声，就在我隔壁。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里的人和事已经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段时间，无论在街上、公车上，我都在想起伊朗。最后我回去了，开始创作《内达和西敏》的剧本。

凤凰网娱乐：为什么《内达和西敏》主要突出女性角色？

阿斯哈：我试着将我电影里的每个人物都塑造的现实和复杂，无论男性或女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女性拍成主角，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毕竟在伊朗，女性在争取自己被剥夺的权利斗争中更加痛苦、挣扎，她们更具有抵抗力和判断力。

凤凰网娱乐：您曾凭借《关于伊丽》在2009年获得银熊奖最佳导演，但当时这部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发行得很好。我听说《内达和西敏》目前已经跟近10多个国家签了发行协议。请问，您当时在筹备这部电影时，就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吗？您是否在影片主题上下过功夫，我指，可以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理解和接受？

阿斯哈：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我很开心在柏林的观众反应很不错。可能因为电影讲的是一对夫妻吧，结婚和家庭关系是全世界男女都看重的事。在它面前，任何地理、语言和文化差异都可忽略不计。

凤凰网娱乐：中国电影也面临很严格的审查制度，现在中国导演已经很习惯了，他们很清楚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如何去拍。不知伊朗导演是如何应对审查制度的？您在拍《内达和西敏》的时候有考虑过审查吗？毕竟讲的是离婚，这样一个在伊朗还算敏感的话题。

阿斯哈：你说的对，中国导演和伊朗导演都面临一样的难题。其实我们也在寻找新的拍摄方法，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在它监控下，寻找另一种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内达和西敏》开拍后我就没考虑过审查了，因为在写剧本的时候把所有问题都考虑过了。

凤凰网娱乐：柏林电影节的场刊Screen上，《内达和西敏》的观众评分目前是最高的。您是否有信心捧回金熊？如果今年能够捧得金熊归，对您自己意味着什么？

阿斯哈：是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自己真的有点惊讶，外国观众对它如此喜爱，毕竟是伊朗背景的题材。至于拿奖，我不知道，拿了当然开心，拿不了也没关系，能让世界这么多观众看到我的作品就很有成就感了。对我来说，会是种鼓励吧。我现在正在筹备下一部作品，也是以伊朗为背景的，《内达和西敏》受肯定的话，可能我会更放开一些。

凤凰网娱乐：谢谢！祝您好运！

我从小对门的声音超敏感
从甩门，开锁，的速度和力道
我可以准确判断是妈妈还是爸爸
甚至 从爸爸的力道可以判断他今天的心情

我依稀记得有那么几次爸妈吵架
爸爸把铁门泄愤摔下的瞬间
我都会有种冲动把手伸进去
希望用我的血肉模糊来让他注意到我在父母关系中受到的伤害

这部电影 就是在那一声关门声 我被共鸣了

记得我7岁的时候 同学过生日在家开趴体
那天的小寿星在跟其他同学一阵音量不小的窃窃私语后
表情凝重的对我说：“黄蓓，你爸爸说他们离婚了，问你跟谁”
我当时极其淡定地说：“哦我知道了，我上个厕所啊”
然后在她家不到一平米的厕所里
无声地 在心底 放声大哭
因为 原本开心的一天他们离婚了 而且还迫不及待地让我的朋友转告我
隔着漏缝的门 小朋友们还在议论“她是在厕所考虑跟谁么？”

电影里场景的跳转 从妻子收拾行李的匆忙 到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的熟练
再次勾起我小时候的细腻神经
我喜欢看我妈妈洗衣服晒衣服叠衣服不紧不慢的样子
我顿时也突然能理解男人对于会做家务的女人的一种传统情节
这是一种非常peaceful的安全感
起码证明妈妈今晚会留在家里相安无事

夫妻间的小游戏 孩子都看在眼里 此时就会显得大人比孩子还幼稚
我有一个纸张超厚实的素描本我心爱不已悉心呵护不敢乱涂鸦
一次爸妈吵架 在妈妈匆忙收拾行李的时候 我飞速画了一只笔迹肮脏的草莓
拿给妈妈看 妈妈你看我画的
妈妈撩过一眼 画得不错 咱们走
于是我才踏下心 扔下心爱的素描本屁颠颠地牵着妈妈
在路上她问 刚才你画草莓是不是怕妈妈不带你走 我说是的
那时候我4岁
也不知道是几岁的时候我已经油了 知道妈妈不可能离开我一个人过
然后每次离家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问 这次咱们离开多久？
妈妈就会说看他表现 我也早就心里不痛不痒了
有一次甚是严重 妈妈跟我在外面秘密地租了个房子
一个月后被爸爸找到的那天 我吓地胆都快破了
妈妈似乎还娇嗔 嫌爸爸找得不够迅速
但是我的那种惊恐从何而来 我原来竟希望和妈妈两个人秘密地过下去不被打扰

这部电影一次次挑战我大脑里关于信任危机的一块
女佣原来不是不负责任擅离职守，但却也不是淳朴得毫无私心
女佣的老公竟也没有大家臆断的那么不堪，其实只是无能无奈的郁闷之人
至于出走的妻子，对家的牵挂丝毫不减，绝情的表象下是卑微地想要被挽留
至于当家的丈夫，被女儿一直信赖爱戴的那个支柱，到头来却伤人匪浅

法律神马的着实是个生硬幼稚的东西
赋予孩子选择抚养人的权力
不是保护 而是最大的伤害
影片结尾很揪心 点到这里为止

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寻求的并不是一场缝合，而是另一个分裂的起点。在我，电影的第一主题有关女人对“自由”的寻求，但此主题是如此秘密，女人在电影中出现的时间几乎不算长，因为电影大部分笔墨基本都花在妻子回娘家之后，丈夫和女儿在家中发生的一系列琐事和麻烦，以及最后导致最强戏剧性的意外上；但女人从未缺席，她曾经的存在和时时刻刻的注视不停影响着这个余下的二口之家。女人的固执像错误一样显然，却又展示出无法反驳的正当和强大的理由——即使这些理由在全片内从未被正面诠释过。而她要“出”的“国”，那个遥远西方世界，甚至竟从未被提及。

如果说女人代表了未来和理想，男人则代表了一切的过去、责任和现实，然而这一系列现实并不显得庸常。作者处处小心，试图保持中立：决意离开家间接引起系列麻烦和灾难的女人从未受到谴责，不断试图解决问题的女人也从未获得赞扬。而作为非完人的男人出现，遇到保姆，并发生主要冲突，又在仿佛一切矛头都将指向犯错的男人的时候，忽然揭穿此前作为弱势群体代表的保姆一家的另外面目。两个家庭的对立并非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善恶不明。一切矛盾在此碰撞，所有阴暗面又被作者融合到一切普世价值和真善美中，结成一片朦胧无解的网。

在某种意义上，不管刻画了多少面人性，作者始终保持“尊重”的态度。尤其对女性，比如其中几乎作为旁观的女儿，其参与的戏剧性并不多，但却默默进行着自我构建，并以撕裂的方式告别无辜。其父亲用实际事件训练其成长；而其母亲与其的关系更像一种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交会，相拥而泣之时，她们几乎像战友。可以想象，这样的女儿，其实映射的是母亲代表的所有意图追寻自己命运的女性的成长过程。

影片的另外一个主题，在我来看就是“平等”，全片第一个镜头就欲建立一种平衡的冲突：男人和女人一人半屏，直面镜头（法官），这是一次分离的开端（离婚）。此后开始着重跟随男人，女人则悄悄出现在男人和女儿的对话中，并在任何需要补充缺口的时候出现、行动。
导演将一个比较开明和有办法的家庭，和一个经济困难，但对宗教有绝对信仰的家庭对立起来，却只给事实，不给观点。作者关注的是每个人的状态，并且尽量贴近他们，镜头速度不均地随着他们的运动进退，有时忽然止步；人物完全不是被扔到大环境的背景中任其践踏，而是时常出现在颜色朴素、狭小而令人不安的空间中，例如搬家的房间，以及封闭的审判室。除了展示人性，电影还涉及持有资源、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死亡、公正、夫妻关系、子女关系等主题，但导演刻意未利用象征主义，也未滥用本国现实，而是巧妙地将这各个主题揉搓在一起，然后用非凡的叙事能力，真诚地讲故事。即便对于妻子意图逃避的宗教，作者也在靠后的一场，保姆因为自身信仰而无法面对古兰经起誓的时刻，对这个宗教和教徒致了大大的一敬。

我尤其喜欢影片的结尾，首先是可见的结尾：女儿含泪，将向法官宣布选择父亲或者母亲，她应当已经明白，孩子总该接受大人的分离，就如同老人总有一天得接受儿女的离开一样。而男人和女人则走出审讯厅，两人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屏障，各自不安地等待，仿佛是个有趣的开放式结局。

而在我，其实结局在更早已给出：故事既然讲的是一次分离，那么在百般波折之后，我们会问，到底终于大团圆了，还是会出现另一位出走的娜拉？——在最后十分钟内，我十分惧怕导演选的是第一个选项。幸而导演非常干脆，根本未做任何交待地给出了答案：男人女人又重新站到了法官面前，仿佛影片开始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她并未因此停止追求她的自由。这让我想到了娄烨的《花》，作为关键词存在的“自由”，只是像呼吸一般在片头掠过，但却决定了女孩的过去，和之后坎坷的爱情经历，即便整个爱情故事似乎与此无关，片中也从未谈及这个关键词，但起因和结局，划出橄榄球一般的锥形，最后都到达了右侧的顶点：西敏和花，两个女人在此点相会，后者仿佛立刻可以继续前者的故事，她们的命运可能会殊途同归。而我此刻，只感觉导演在背后对我们说：你们看，这个女人！仅仅只是为了追求她自己的自由，却掀起了如此的轩然大波！


《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法国连续上映第十四周，媒体评分4.7星（5分满分）。我全场入戏。是为近年来最牵动我情绪的电影之一。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5964718


法国媒体评分

Critikat.com 5
Elle 5
La Croix 5
Le Journal du Dimanche 5
Le Monde 5
Le Nouvel Observateur 5
Le Parisien 5
Le Point 5
L'Express 5
Marianne 5
Metro 5
Ouest France 5
Télérama 5
20 Minutes 4
Cahiers du Cinéma 4
Les Inrockuptibles 4
Libération 4
Paris Match 4
Première 4
TéléCinéObs 4

《一次别离》是由阿斯哈·法哈蒂执导，蕾拉·哈塔米、佩曼·莫阿迪、萨蕾·巴亚特等人主演的剧情片。于2011年2月15日德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一对准备离婚的夫妻纳德和西敏，面对瘫痪在床的老父亲、流产的女钟点工等诸多问题，他们在道德与法律的纠结中痛苦挣扎的故事。
由于伊朗的社会背景和宗教历史，他们的电影大部分都没有繁复的情节设定，看似简单却有着强烈的人文意味。平淡和纯粹是伊朗电影的主题，《一次别离》就是将这两点发挥到极致的电影。
西敏为了自己的女儿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想离开伊朗，可纳德还有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需要照顾，两人闹上了法庭。纳德不得不雇佣女工瑞茨照顾父亲，可瑞茨却对父亲疏于照顾，更将他绑在床头，愤怒之下，纳德将瑞茨推出了门外，却意外引起瑞茨流产。因为这次的意外，瑞茨一家和西敏一家纠缠在一起。
通过两个家庭的故事，电影揭示了伊朗的教育、宗教、阶级、性别等等问题，甚至探究到了人性深处。两个家庭之间的问题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信仰与现实之间的选择。对人性的剖析，信仰的刻画，让人忍不住叫好。想必这也是它席卷了国际电影市场，并获得了一连串的褒奖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