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2014

在北平南苑机场，曾可达没有选择回南京，而是选择了举枪自杀。我以为，这部剧其实到这里已完全结束，剩下的无非是借方孟敖之口，点评了这一切就是场堂吉诃德式的闹剧，而这场闹剧背后的操控者就是蒋介石，其他人不过是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牵线木偶。 人治的大方向——领导 一个人治的社会，大方向注定就是领导决定的。这个决定，有两层意思：明面的意思，领导的思想是权威的，不可违抗的，说往东，哪怕是错的，那也是对的，这个大家结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应该很好理解；暗面的意思，则是要搞清楚领导也是人，他是有七情六欲的，他是有家庭背景的，不是说当了皇帝就能畅所欲言为所欲为，所以能影响和干涉领导的力量不可忽视，而这个力量，可能是领导小时候的奶妈，也可能是领导最喜欢的太监，也可能是领导最中意的妃子，也可能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大臣等等，而在现实中，往往是诸多类似此类力量的综合体。 当时的领导，并非蒋经国，而是蒋介石。所以，这个大方向是蒋介石决定的。电视剧的剧情错综复杂，但我以为，蒋介石所定的大方向就是“孔雀东南飞”。 在剧中，共方对孔雀东南飞的解释：傅作义是这只孔雀，往东可以飞东北，支持辽沈战场，往南可以飞徐州，支持淮海战场，所以要把这只孔雀喂饱了，让它在原地呆着哪也别去。 而事实的真相是，孔雀不过是北平分行的那些硬通货（黄金白银等），东南就是那个宝岛台湾。焦仲卿（方孟敖）是让孔雀能飞起来的关键人物（开飞机），梁经纶则是搜刮这只孔雀的关键人物（币制改革）。 蒋介石从没把傅作义当自己人看，否则也不会在其身边安插个陈继承（蒋的忠实粉丝）；而李宗仁副总统，是蒋在党内最大政敌，其在北平其实是被架空的，后来选总统，蒋想内定孙科（孙中山之子），结果却是李宗仁被选上去了。所以，蒋介石一开始就很清楚，东北一丢，北平肯定保不了，划江而治是其首选方案。他关心的不是丢掉的大好河山，而是未来发展军事力量必需的经费（金银财宝），所以蒋经国要搞币制改革，蒋介石是赞成的，而且他也很清楚，币制改革救不了经济（剧中何其沧、方步亭都以为领导不知道，其实领导心里那是雪亮的），但币制改革可以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这才是其支持币制改革的真正原因。 另外国母宋美龄背后的孔宋家族是不能得罪的，毕竟自己家里人管钱比外人强，所以反腐只能杀个马汉山这样的喽啰做做样子，若是让马汉山在公开场合（剧中是在机场）爆家丑，那是万万不可的，所以我印象中，剧中蒋介石就打了不超过3次电话，唯独机场狠狠地训李宇清私放马汉山是印象最深的。 可惜，和现实生活一样，大多数人是无法明白领导的大方向究竟是什么的。因为领导不可能同下属掏心窝，有些话，有些事，压根都不能在台面上讲的。所以说伴君如伴虎，老虎很凶猛，跟着它可以狐假虎威；但老虎经常打盹，一个经常打盹的动物，你很难判断它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给领导下弱智的结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游戏规则下能摸爬滚打到领导那个位置的人，什么人什么事在他那都明镜似的，但领导往往轻易不表态，一表态那都是不可逆转的。 人治的小方向——下属 在人治的社会，下属是最难做的。尤其当今社会的体制往往是集体领导，决策机构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常委班子或者一个老板亲友团（家族企业或股份制企业），做下属的，有时不明就里可能就犯了死罪（比如剧中的曾可达，建丰同志彻底抛弃了他，可惜他到死还没明白是为什么，后面再展开讲）。 但是，不要小看下属的力量，很多时候，下属有时也会影响到领导的大方向。一个黑天鹅事件，可能让领导的如意算盘分崩瓦解也是可能的。所以，下属是小方向，而领导最怕这些小方向拧成一股绳，也就是所谓的结党，那就不好控制了。故历代君王，使用最多的手段就是制衡。 下属NO.1 建丰同志 蒋经国，也就是剧中那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建丰同志，用方孟敖最后的评价，这是个孝子。但在我看来，一个“孝”字只能解释一半，另一半，则应是一个“睿”字。 蒋经国，一个深受苏共及西方思想熏陶的人，拥有许多超时代的想法和观念，我不怀疑他真的想通过币制改革挽救民国频临崩塌的经济，所以才会有梁经纶、曾可达那些思想进步者死心塌地追随。但蒋经国也很清楚，自己虽然名义上是太子，但后妈宋美玲因为有美国那层关系，一直支持前台的孔、宋家族，与蒋氏兄弟过不去（蒋经国、蒋纬国）。而其父亲蒋介石，是个搞制衡的高手。所以，蒋经国想到了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明面的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暗面的是铁血救国会。既懂经济，也懂政治，而且还非常懂妥协（CC派突施杀招暴露梁经纶杀谢木兰，蒋经国默许了），这是个非常睿智的人。而编剧对蒋经国的评价，实际上剧中不止一次有暗示，蒋经国的偶像是曾文正公——那个控制着湘军有大好机会造反却不造反的曾国藩。 蒋经国很懂得哪里是雷池，哪里是高压线。 比如说铁血救国会，历史上没有这个组织的官方记载。这个组织其实就是在结党。前面讲了，领导最怕结党。当CC派将拟出的名单给蒋介石看后，蒋经国就已经知道自己在父亲心中的位置微妙了，所以后来，他只与王蒲臣保持联系（因为王蒲臣是个人精，不会走漏风声），最后是站在道义角度，与曾可达交了个底，说失败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在币制改革加反腐上，蒋经国涉及到扬子公司的事一直都非常谨慎，包括历史上他跑去上海，首先也只是动了杜月笙，没敢动孔令侃，但被杜月笙激了将，所以才把矛盾激化，与后妈美玲的势力直接过招，但最终选择了妥协。蒋经国很清楚，在父亲那里，后妈比自己的价值要大，美国那层关系不说，单单就是这些年宋氏那些七大姑八大妈建立的商业王国，实际就是蒋介石的党产加私产。所以蒋经国很聪明，不拿鸡蛋去碰石头，而是学曾文正公屡败屡战韬光养晦（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对国民党对台湾的再造工程是影响深远的，所以有人将其与邓小平相提并论）。 所以在我看来，蒋经国的孝是表面功夫，睿才是真实写照。他想把事做好，但也深知，把事做好非一朝一夕。当年曾文正公虽然知道发展洋务，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才能振兴中华，但在当时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下，根本是无法做到，所以他力挺李鸿章这个洋务派，播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而李鸿章重用了一个人——袁世凯，清朝恰恰就是亡在了袁世凯手里。 下属NO.2 曾可达 与建丰同志形成鲜明对比的下属就是可达同志。 曾可达，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农民出身，无背景无后台。其实这没所谓，有时派系斗争起来，大家都喜欢拉拢这种背景干净的；但农民出身，骨子里就是农民的世界观，这也就注定了曾可达的悲剧结局。 在曾可达的眼中，贪腐集团是坏蛋，建丰同志是救世主（铁血救国会老大嘛），所以在曾可达眼中，建丰同志那就是神，神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失败的，且这个神又是正义的化身，而从小听的那些故事中，正义永远都是战胜邪恶的，比如秦桧的像跪在岳王庙前，可惜他忘了那是秦桧寿终正寝数百年以后的事。所以当他电话里听到建丰同志宣布失败的消息，心中的那个理想世界彻底崩溃了，再听到神抛弃了他，于是连活下去的信心也没有了。 曾可达也动辄讲曾文正公，但可惜他只读到曾文正公的“忠”，却没读懂曾文正公的“睿”。所以他一辈子都誓死跟随建丰同志，建丰同志说往东，他绝不往西，这也恰是其年纪轻轻官居高位的原因。在剧中，蒋经国不止一次想培养曾可达形成独立思考有主见的能力，最后一次就是关于方孟敖和梁经纶的处理问题上。当时方孟敖擅自在南苑机场起飞，梁经纶当徐铁英面针砭了国民党当局，还被蒋介石的亲信听到。曾可达向蒋经国汇报这两件事，本来内心是想帮方、梁两人求情，但听到建丰同志要严惩两人，一时语塞，电话挂断后，冒出两句话：“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从这两句话看，他是非常认可方、梁两人的。但是，他在数次联系不上建丰同志的情况下，与蒋介石的亲信表了态，这个态却是严惩方、梁。他哪里知道这其实是建丰同志对他的最后一次考验，也正是这次考验，让蒋经国决定放弃此人。后来王蒲臣与曾可达交了底，方、梁两人都是建丰同志“孔雀东南飞”计划的核心人物，应该是要保护，怎么能严惩呢。最后有意思的是，方孟敖由傅作义编个谎话无罪释放，梁经纶则陪同何其沧跑美国去了。 在剧集后期，谢木兰明明是学生，却被当地下党给杀了。这个事蒋经国是默许的，而且特意讲明不能让曾可达知道，结果徐铁英故意讲出来挑拨曾可达与王蒲臣关系，曾可达果然中招，义愤填膺。因为在他的价值观里，对永远是对，错永远就是错，没有中间状态，没有特定情况。反观同样是铁血救国会的王蒲臣与孙朝忠，前者虽然一开始也被徐铁英那张铁血救国会的名单搞蒙，但很快镇定下来，明白木已成舟，只能亡羊补牢，将损失降到最小；而后者则顺风使舵，成为了徐铁英的帮凶。 还有，在曾可达的世界里，非黑即白，爱憎分明。所以在五人调查小组时，他对马汉山的态度非常差，一开始连座位都不给。崔中石被杀，其实是蒋经国下令孙朝忠秘密枪决的，目的是把方孟敖是不是共党的事变成笔糊涂账，但曾可达始终认为这是徐铁英干的，认为其是杀人灭口掩盖其贪腐的罪证。再比如在对待孙秘书问题上，徐铁英是明知孙秘书是间谍，都故意装傻还事事重用，反之曾可达虽然知道孙秘书是其铁血救国会的同志，因为之前发生的种种矛盾，反处处排挤。 整个剧中，曾可达可以说是最辛苦最努力的人，又是深更半夜骑自行车联络特务工作，又是早餐的馒头都让给下属吃，又是在发粮现场旁的玉米地跑来跑去给建丰同志做现场直播，结果却吃力不讨好，落个被领导抛弃，“死路边”的下场。这其实是很多“出身不好往上爬，一心一意为党国，下场却都不咋的”官员之真实写照。平心而论，曾可达是碰到个好领导，蒋经国虽然是利用他，但显然也有心栽培，可惜恨铁不成钢，烂泥扶不上墙。 曾可达，他注定不是一个人的悲剧。 下属NO.3 徐铁英 这部戏里，最出彩的肯定是马汉三，但真正演最到位的还是陈宝国饰演的徐铁英。 徐铁英，其实就是CC系老大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的缩影。陈氏兄弟的叔叔陈其美，是孙中山时代的革命先驱（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他对蒋介石有知遇之恩（蒋介石是靠他入道的），而且和蒋介石是拜把兄弟。蒋介石栽培陈氏兄弟，既是感恩，也是扶植自己势力，而陈氏兄弟也很清楚，所以只效忠于蒋介石。 如果说孔宋是蒋经国在商界的对手，陈氏兄弟则是政界的对手。徐铁英敢理出那份铁血救国会的名单，还敢在上面分座次定忠贤，底气在哪里，就一个词——忠君。领导最怕下属有秘密，同样也最喜欢有下属告诉他一些他不知道的秘密。为什么徐铁英敢那么明目张胆地贪，为什么明知孙秘书是蒋经国安插的眼线也敢事事明示任其汇报，为什么明着同陈继承站队对抗币制改革，原因只有一个，他很清楚，只要自己做好这个“忠”字，谁来动他领导都会保。所以后来他被撤职调回南京，很多观众以为他也要步马汉山后尘，其实这都是“曾可达”世界观在作怪——坏人、腐败分子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 徐铁英为什么能成为政坛不倒翁，道理很龌蹉，即便有些人不喜欢听，但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由不得你我。前面讲了，蒋领导的大方向很明确，保住党产、私产，那么用什么人来保呢？如果用个清廉刚正不阿的，非但不会保，反会同你讲“君轻民重”，甚至还要你救百姓于水深火热，最后就搞得和曾可达一样，军粮都帮你卖了；如果用个正直的也配合你干事的，那就搞不好是个共党发展的间谍，比如谢襄理、崔中石，帮你洗钱还只拿死工资，日子过得一贫如洗，但你干了什么他那都如实汇报给周副主席，没准哪天还登报给美国人看。所以你只能找个贪的但醒目能干事的。贪好啊，他贪了，一是不可能还去通共，二是也怕被当反腐典型枪毙，所以必定死心塌地效忠你。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他贪小头，你拿大头，睁只眼闭只眼，相安无事。所以这个人，非徐铁英莫属。 讲到这里，顺带也讲讲马汉山。其实，马汉山和徐铁英是一类人，但为什么马汉山被崩了呢。因为马汉山没做好这个“忠”字。剧情后期，马汉山选择了往铁血救国会站队，一是给王蒲臣留下了贪腐的文字证据，二是在南苑机场大放阙词，当然他绝不会天真认为，这些个毛孩子后面的建丰同志能救他，而是他没打算活了。或者应该这么说，他悟出了佛教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自己一心求死无欲无求，昧着良心干了一辈子坏事，突然想做回好人了。如果有天堂，他应该可以去；但人世间，他就是领导反贪腐用来杀的那只鸡，不过却吓不到猴，也只能吓些鸡而已。 下属NO.4 王蒲臣 这个老烟鬼，我只能用人精来形容。很巧的是，剧中也说他熟读曾文正公。 曾国藩是人治社会为官的模范。他可以放任其九弟贪腐敛财，以放松慈禧怀疑其有二心的警惕；他可以放弃自己的湘军，而扶植李鸿章搞出个淮军；他可以把同左宗棠的关系处理得张弛有度，表面斗给领导看热闹，本质却是惺惺相惜。（“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晚年写给曾国藩的挽幛。） 王蒲臣，明面是保密局毛人凤的人（毛人凤前任是有名的特务头子戴笠，空难挂掉了），暗面是蒋经国铁血救国会的人，所以是双面间谍。剧中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徐铁英突然使杀招，要公开梁经纶身份，并杀害谢木兰，王蒲臣在几部电话机前犹豫，不知是该同毛人凤还是建丰同志联系。为什么犹豫呢？因为他打电话的目的是要拖个下水的一起来担责。最终他还是先选择了毛局长，电话接通了，毛局长亲切的称呼蒲臣同志，结果一听是个烫手山芋，立马来了句“信号不好，听不到声音”继而挂掉了。如果换曾可达，我敢想象他会继续拨过去，然后问“现在信号如何，能听到了吧”。王蒲臣当然清楚毛人凤在躲这趟浑水，所以只好给蒋经国同志去电话，而且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首先想到的是拖毛局长下水，可惜人家不接招（信号不好没联系上），第二层意思是这个事人家党通局就是要生米煮熟饭，我也只能将错就错，但不敢自己一个人做这个主，所以请建丰同志表个态。水平，这就是水平。因为做有些性质的工作，犯错是不可避免的，遇到突发情况如何既把这个错犯了，还能拖个下水的甚至还能帮你免责的，这就要水平了。 剧中好些次，王蒲臣一面要迎合陈继承、徐铁英，一面又要帮曾可达、方孟敖，但其两边都不偏袒，但两边好像都有偏袒，所以哪边都拿他没辙。搞得后来徐铁英这样的老江湖，都评价其“很会做人”，“铁血救国会”的名单也只同他交了底，拉拢之意是非常明显。 剧集最后，飞机即将起飞，徐铁英和孙朝忠还没赶到，王蒲臣要求方孟敖再等等，下机去找徐、孙二人，结果方孟敖因为谢木兰的事嫉恨徐铁英、孙朝忠，直接架机走人。剧情本身，当然是希望让这些坏人得到点坏报，迎合下百姓心中的“曾可达世界观”，但其实也反应出，王蒲臣这个做人已达到如此境界——“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我知道，当他们想其他办法回台湾后，王与徐、孙两人必定能成为莫逆之交（人与人的真实关系好坏，与权势钱财无关。） 不知不觉就写了近六千字的观后感，确实是有感而发。从《雍正王朝》到《大明1566》再到今天的《北平无战事》，刘和平编剧的作品，人物及剧情多是虚构，但其精髓却非常符合史实与人性，每次看完，都能引发我很多思考。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刘和平先生的崇敬之心。

闲来无事，写了篇《北平无战事》的观后感。 从经济的角度看《北平无战事》，剧里最主要的线索就是北平，乃至全国的通货膨胀严重影响到国民党的执政，政府不得不搞货币改革：发行一种新的货币——金圆券，去替代原来的货币——法币。让看起来很贵的东西，看起来很便宜。 不管是在剧里，还是历史的现实，这次货币改革都失败了。金圆券仍然没有改变通货膨胀的局面。影片最后是以北平和平解放结局的，共产党雄纠纠气昂昂地进了城，但没有提到的是，共产党进城以后， 怎么解决了通货膨胀这个最大的经济问题。 现实的情况是，共产党进城以后，也没有解决北平的通货膨胀。 为什么金圆券会失败？ 我们看一下金圆券的最主要规定： 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克），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 （有人会有疑问：那个“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的兑换比例不重要吗？其实真不重要，就是数字游戏而已。） 这规定有两个很关键的点：发行总额限额和每元含金0.22217公分。 要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懂得些货币学的基本道理。 第一个是，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就是钱太多了。（这是货币学派的理论，还有其他的解释，但这个大家比较认。）这也好理解，东西就这么多，钱多了价格自然就上去了。影片发生的1948年，市场上有多少法币？到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以前，法币发行额是604万亿元，比1945年增加了1085倍，比1937年增加了30多万倍。 那为什么要发这么多法币？国民政府要打仗，刚刚8年抗战完，又开始内战，真需要钱，没办法那就开印钞机印吧。 那么问题就来了，政府是不是可以随便印钱，想印多少就印多少？ 这里涉及到第二个道理：钱，理论上是可以随便印，但现实却受很多因素制约。 说它可以随便印，因为钱就是张纸而已，开足印钞机，想印多少有多少。 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很多。比如有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货币英镑，美国的货币美元是和黄金按比例挂钩的，中央银行有多少黄金，才能发多少纸币。这么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控制政府，别发行太多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如果想要多发货币，要不就是金库里黄金多了，要不就是把黄金兑换的比例提高。 现在几乎没有国家这样的制度了，但也并不意味着央行可以为所欲为。以美国央行——美联储为例。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都说美联储坐直升机撒美元，看起来无所约束。但如果清楚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你就明白，只要通胀不超标，它确实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达到刺激经济、降低失业率的目的。 所以约束它的条件是通货膨胀率。 中国的央行——人民银行，要复杂一点，因为它不独立，所以它的政策更多反映政府的意图，但通过调节货币发行量来调控经济和物价是一致的。从2008年开始，货币发行量一致保持一个很高的增长速度，虽然没有明显体现在物价上，但房价的飙升是难辞其咎，这带来的民怨沸腾和恶性通胀是没有区别。 有点扯远了。回到正题。 以法币为例，在没有法币之前，老百姓用银元做买卖的。1935年11月，国民党发行了法币，规定市面上只能用法币流通，且老百姓手里不能留白银，都要兑换成法币。（旁白一句，发行法币，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白银，国库白银大概从1.7亿盎司增加到5亿盎司。然后政府用这些银元换成了英镑。而发行金圆券，政府又发了一笔。） 那法币发行多少合适呢？当时政府规定，1元法币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理论上，政府手里有多少英镑，应该就发多少法币。因为如果发多了，外汇市场上英镑持有者是不愿意兑换法币的。（然后到了1936年，法币又加入了可以兑换美元）。所以一开始，法币并没有出现太大问题，甚至因为全国统一了货币，物价也稳定，民国的经济受益不小。 但禁不住战争，法币越发越多，最终成为一张废纸。 而金圆券一开始限制发行20亿是有道理，只要能控制总量，通胀应该能降下来。但事实却是不可能控制住的，因为1元金圆券虽然名义上含有黄金0.22217公分，但却不能反向兑换，这意味着这个含金量没有意义。 也就是说，因为纸币本身不值什么钱，如果要用的人接受它，它一定要代表什么，比如政府信用，比如黄金，比如白银，如果你既不相信政府，又换不了金银，那这个纸币就没啥用了。 要理解这个也不难，港币是最好例子。港币兑美元是7.7:1，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拿着港币到银行，按照这个比例换美元，而这背后是银行什么时候都可以拿着港元到香港金管局换成美元，而这背后是香港政府有足够多的美元储备。如果你手里的钱什么时候都能兑换成硬通货，那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如果当时国民党下死规定，新发的金圆券什么时候都可以兑换成黄金、或者美元，然后国库里有足够的黄金和外汇，坚持几个月，金圆券说不定能把当时的通胀压一下。 但现实是国民党政府里没那么多金银，也没那么多外币，同时还要找钱打仗啊，所以很快，1948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一百三十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六万五千倍。 这又回到了法币的老路。钱一发多了，通胀又来了。北平的物价还是飞涨。 共产党是怎么控制北平物价的？ 答案是：也没控制住。 北平是1949年1月31日解放的（我一直觉得“解放”这词有点吊诡）。1948年人民银行正式发行人民币，共产党入主北平后，人民币也就成了流通的货币。 根据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数据，如果1949年2月物价是100，那么到了1949年12月，这个指数3824，到了1950年3月，这个指数是快接近8000了。什么意思？1949年2月，100块钱能买到的东西，1950年3月要8000块才能买到。这物价上涨速度，没有法币那么夸张，但也是很厉害的。 这物价上涨背后，同样是人民币发行量的猛增。数据是这样的：1948年12月，人民币开始发行，而1949年一年内发行的货币较初发行时增加了160倍，至1950年2月发行的货币更是猛增至270倍。 当时的副总理陈云是这么解释货币发行量：“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广大地区的获得解放，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而财政的收入远还赶不上支出的需要，因而钞票发行过多。” “随着解放战争向全国大发展，军事费用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最大的财政支出。1949年，财政总支出的60%直接拨给部队作军费开支之用。此外，解放区已有的900余万公职人员需要发给薪俸，接受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和接管的国民政府公教人员需要发给生活费用，大量失业人员需要救济，交通运输亟待恢复，工矿企业急需恢复和发展生产。” 那后来呢？ 不仅北平，全国的通胀一直持续的1952左右，到1953年开始物价开始稳定下来。然后在1955年，新政权也搞了一次类“货币改革”，按1:0000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再然后，因为计划经济开始成为主导，所以货币流通没那么重要，通货膨胀这种货币现象也就很久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