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

第一，有关抗战的民间记忆有人做比没人做好，很多当事人正在陆续离我们离我们而去，带着他们对那个中国的全部记忆。如果我们不想对自己爷爷奶奶祖父祖母生活的世界有一点实际的感受，只想停留在《地雷战》、《小兵张嘎》的意淫中，这个工作就没有意义，但如果不是那样，我们愿意问问自己所从何来，现在在干什么，未来会往何处去，就应该尝试着了解下那一代的生活面貌、人生经历，这有助于理解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为什么和我们如此不同，也有助于帮我们看清我们现在要去向何处，有句套话叫“以史为鉴”，对一个国家一个人都功莫大焉。

第二，纪录片制作需要深厚的功力，不是几个刚毕业甚至未毕业的学生可以胜任的。《我的抗战》很多集在肆意挥霍这些素材，令人惋惜。即使放下天赋和技术手法不谈，仅仅就人生阅历来说，这些学生也胜任不了。很可惜，电视行业的体制容不下一个不求“进取”只会做片子的编导，因此我们的纪录片水平之差，差到中学女生心情日记的水平，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吧。

第三，即便水平如此之差，我们还是应该看看《我的抗战》。因为我们对抗战的认识偏差太多，当事人在事隔七八十年后还原事情真相时，仍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这大概就是真实的力量吧。

第四，看完之后，对抗战有两点体会，应该是《我的抗战》不想得到却无意透露的：第一会理解蒋当时的犹豫彷徨和决绝；第二；中国能站住靠的是正面抗日战场，而不是什么敌后游击战这类浮云。看看抗联的故事就会更有体会。第三，汉阳造打不过三八大盖儿，中国军队的差距是实实在在的，就如同三八大盖儿打不过汤姆逊和火焰喷射器，白天挨打，黑夜摸上去近战，这种用生命换取的坚守如此悲壮，因此，每一个牺牲都应该永垂不朽，没牺牲的更不应该被忘却。

这些抗联英雄永垂不朽。这些抗战英雄永垂不朽。他们需要被记得，他们也应该被记得，永远……
感谢崔永元，感谢创作组，在这个阴雨连绵的夏日，因为这部片子，我热血澎湃，情绪激荡。

关于这部片子的意义和可看性，就不重复表扬了

深圳专场时，有观众提问，导演是不是出于政治原因，对某个政党的功绩弱化处理了，嘉宾回答：就像沪淞会战一样，国难当头，各军阀冰释前嫌，20万大军从各处集结，这个时候，再去区分政党好像没什么意义。

其实，我倒希望导演在这方面，能做更多技术性的处理，让这部纪录片，更容易在大众媒体上传播，这样，观众和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会更多，这，才更具意义吧。

正如某位嘉宾提到的，历史总是在前进的，去年建国60周年国庆时，宣传口径开始提“正面战场”，《我的抗战》也将在某些频道播出，从小众传播走向大众传播，如果你有心，也许可以通过这个一角，去找冰山。

感谢崔哥！支持您！您做的，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在您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所存不多的良心。希望您在忙于做事情的同时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因为有时候，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就是比他们长寿！哈哈哈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d37b0100jk43.html

一
我好几年没见到小崔。
最后一次大概是两年前通电话，他说“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不跟了”
他扭头转身去做历史。
上周《我的抗战》看片会上，他说为什么离开《实话实说》，“那六年半，我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在场面上做事的时候必须要应对或者说应付，我变得越来越圆滑，天助我，我病了”
心理医生说就干你喜欢的事儿吧，他从小喜欢历史，“假历史也倒背如流，高考能考96分”
等得病了有时间多看资料的时候，他觉得，“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所以他选择“口述历史”，“是谁说的，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他说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在我眼里，这个民族五千年以后，现在我们就能看到结果，基本还是个混的状态。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他打了个比方来解释他要作的事“如果我们能采访孔子呢？”
“因为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口述历史）特别有意义。”
二
他成立了一个公司来做这件事，叫“清澈泉”，用六哥的话说“听着象夜总会的名字”，但是一个“可以不用提防，不用担心不交货或者不给钱”的公司。
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超过了二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二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
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他说日本的电视台NHK，“零一年我去了日本，我去那里看，一个小姐在那里操作。她就问你要看什么？看中国啊，上面密密麻麻的。问看中国什么？我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我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9月21日，就看这个。他给我打开了视频，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中国的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经死去，有的正在老，正在失去记忆。
“不能再等了”，他说。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三
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说拍之前他只知道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
“我当时就想我能不能往下做，可下面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直到看到一些事，看了很多书，就像一个一个采访，我们也在做，越了解浑身越颤栗，越颤栗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前，听他爸说了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说，这次采访才发现这些老兵和他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的知道。”
采访完，他和兰晓龙回到酒店之后，相对嚎啕。
“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居然在中国抗战历史上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和一个一个区域，居然你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我们突然知道了我们要做什么，就像你们这样这么多年做的一样。所以，就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不管怎么样，这部戏我放在这里，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四
我和小崔同事十年。
刚来的时候，部里让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小姑娘，很自然地站在后面。
他回头看见我，扶了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前排最中间他的位置，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别人老觉得他幽默，嘲讽，调侃，解构，等他坐在观众席上，听别人讲故事，眼睛一会湿一会儿热的时候，有人说“小崔没意思了，都不说笑话”，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连听一个人讲自己生命的耐心都没有了？”
他曾经对我说，“911之后，好象是国家地理频道，老放一个宣传片，是那个楼倒下的镜头，我每次看见都想，那些死者的家人看见这样的镜头是什么感觉呢？我就想给他们写信，你说我是不是有病？”
所以他说，他后来做节目已经不管什么别的了，“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是真的”。
这次看《我的抗战》的时候，好几个人问有一集节目如果是只放一个故事，可能会更好看一些，为什么要放好几个人的采访。
他说“我们采访老人这么长时间，打搅人家这么长时间，就用几秒钟、几分钟，对不起人家。有时候海若做片子特别苦恼，因为我向他们提很多无理要求，我希望他们片子多出几个人，因为可能再看一个片子，这个人就没了，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在电视台播出，哪怕是中央电视台呢，这也很好。”

五
陈虻的葬礼上，我们见过一面。
他不说话，面色不好，坐在那里。
我坐他边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吞下去了。
我知道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啊”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次看片会上，他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他说“我们做完采访，再做笔录，一校二校三校，当事人校，然后做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片子）。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一辈子不给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想加入组织就不让你进，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在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的事都特别淡”
六
有观众发言，说得很动感情。
他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诧异。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
他说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可能会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十年以后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片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同样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2002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最后他说“我们想让这个时代变化，挺难。我们等着这个时代变化，我们也等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时代在进步，我们自己在发展。就是这样。”

（ps.LZ最开始是在经典短篇阅读小组看到此文的。再去的看的时候发现“该话题已被管理员设置为不允许回应“。特转至此，感谢原po大蔷薇同学的分享。原帖：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9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