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着我，绑着我

采访|何安琪、麻赢心 稿件|麻赢心 阿根廷人里卡多·斯坦伯格拥有录音师、制片人、电影学院老师等多重身份，他的名字常常与智利/西班牙电影导演亚历杭德罗·阿梅纳瓦尔连在一起，两人一起合作了四部电影，包括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深海长眠》，关注“地下电影”题材的《死亡论文》，汤姆克鲁斯看后说什么也要自己拍一个美版的《睁开你的眼睛》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功的《小岛惊魂》。 谈及成为电影人以及此后的戎马半生，65岁的里卡多·斯坦伯格(Ricardo Steinberg)认为只能用偶然来解释：23岁为了音乐的梦想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误打误撞进入电影圈，之后再没有离开。从80年代至今，斯坦伯格参与、见证了西班牙电影过去三十年的兴衰，职业生涯贯穿了西语世界多位电影大师的名字，卡洛斯·绍拉(Carlos Saura), 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亚历杭德罗·阿梅纳瓦尔(Alejandro Amenábar)、乔塞·路斯·奎尔达 (José Luis Cuerda)，他们在探索中创作、前行，成就了西班牙电影一段闪光的日子。而今回顾入行的开端，斯坦伯格笑称“那真是关于声音的史前时期”：那时同期收音尚未成为共识，而今应用最为广泛的电影声音剪辑软件Pro Tools尚未问世，斯坦伯格和他的朋友们尚不知道他们有一天会迎来从胶片到数字的技术变革，开始一个新的世界。 如果我们可以把凝视人生的镜头拉得高一些，去看每个人的人生全景，我们一定会看见那些环环相扣的偶然事件，缺一不可，注定了后来的每个际遇，斯坦伯格的故事里也是如此，一系列的偶然，注定了他和多位电影人与阿梅纳瓦尔的相遇，以及《深海长眠》、《睁开你的眼睛》、《小岛惊魂》等多部杰作的诞生。 就在斯坦伯格来到西班牙的同年9月，智利爆发军事政变，不满一岁的阿梅纳瓦尔不得不随父母举家迁往西班牙，同年10月，维克多·艾里斯(Victor Erice)导演的《蜂巢精灵》上映。两年后，独裁者佛朗哥去世，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成为国王，之后卡洛斯·绍拉最后一部在佛朗哥政权期间拍摄的电影《饲养乌鸦》上映，新政府先后废除了剧本和电影的审查制度，许多曾被禁止的影片涌向荧幕，西班牙电影一度呈天下大乱之势，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粗制滥造的色情电影轮番登场，新气象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来临，以阿莫多瓦为代表的“马德里新潮运动”标志着年轻人重新开始拥有自由以及对艺术的好奇。1980年，阿莫多瓦的《烈女传》上映。 一年之后，卡洛斯·绍拉开始了与安东尼奥·加德斯(Antonio Gades)和制片人埃米利亚诺·彼德拉(Emiliano Piedra)的合作，在观看了音乐剧“血婚”后，绍拉决定把它变成电影，并就此了开启了一个新的歌舞电影的流派。《血婚》之后，三人再度合作《卡门》，该片在1983年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最佳外语片，并提名奥斯卡。《卡门》的成功，使绍拉决定完成他的“当代西班牙音乐三部曲”（也有说法为“弗拉门戈三部曲”），因而马不停蹄地开始《魔恋》的拍摄。 就这样，1985年，初入电影圈的斯坦伯格进入了《魔恋》的剧组，尽管只是担任话筒员的工作，这段经历对于斯坦伯格却是非凡的。“在阿根廷的时候，我就在看卡洛斯·绍拉的电影，因此当我有机会在他身边工作，我很感激那个过程，受益良多。卡洛斯·绍拉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关心所有的细节，他有非常明确的的个人喜好和审美，那是我第一次和一个有明确的美学想法的导演一起工作。”也是在《魔恋》的拍摄中，斯坦伯格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合伙人丹尼尔·戈尔德斯坦(Daniel Goldstein)，两人有了成立制片公司的想法。 斯坦伯格电讯工程师出身，最初的志愿是投身音乐而不是电影，那时的他是一个影迷，热爱研究电影中的音乐，不曾意想到，工程师和影迷两种身份的混合，竟无意中埋下了他与光影世界产生联系的种子。“70年代的阿根廷电影和今天的西班牙电影一样糟。”斯坦伯格戏谑地回忆道：“我说它很糟主要是缺乏资源，天才的人是一直在的，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在西班牙也是一样，尽管一切条件都是不利的，我们还是看见了卡洛斯·绍拉、费尔南多·楚巴(Fernando Trueba)、维克多·艾里斯，马里奥·卡穆斯(Mario Camus)等等，不过那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就声音来说，大部分的电影都是后期配音，而不是同期录音，当我开始在电影行业工作，正好赶在了那个变革的当口。” “这种变化是一点点发生的还是？” “是一点点发生，不过有一个加速的时刻，很多导演开始想同期录音，尤其是费尔南多·楚巴和卡洛斯·绍拉，他们深受法国新浪潮电影影响，后者在有限的情况下开始现场收音，那是一个大事件，意味着我们开始有演员在表演之中的声音，那是电影的核心部分之一。”斯坦伯格至今说起这种变化还是兴奋异常， 他认为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声音是演员表演的一部分，后期配音会大大削弱演员的表演，“在早期的美国，很多电影会同时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拍摄，东边在下雨，西边在哭，场面非常壮观，不过那时都是没有声音的默片。” “阿莫多瓦很肯定他并不肯定” 当斯坦伯格完全适应了电影行业的工作，并开始作为录音师和阿莫多瓦这样的导演合作时，阿梅纳瓦尔刚刚结束了他在马德里南部小城赫塔菲(Getafe)度过的少年时代，正对电影产生极大兴趣。1990年, 凭借出色的成绩，阿梅纳瓦尔被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的信息科学系录取，然而由于感到课上的内容过于理论，不够实用，最终自行辍学。当时决然离开大学、打算出去大干一场的阿梅纳尔瓦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会回到母校拍摄他的第一部长片。 斯坦伯格对阿莫多瓦的评论是：“他是一个独特的人，有自己独特的世界和对一切的独特反应方式。我和他处得来，基本上，他的电影的很多部分是依照他自己所选的音乐来设置。他有很好的音乐品味，也喜欢和很多出色的音乐家合作，比如坂本龙一(Sakamoto)埃尼欧·莫里科内(Ennio Morricone), 艾尔贝特·伊格莱希亚(Alberto Iglesias)，当我们在《捆着我，绑着我》一起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他当时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导演，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另一种工作方式，对于音乐，当时是有固定的审美倾向的，但对于声音是没有的，虽说音乐是声音的一部分，不过并没有限定任何，还是很自由的。我们之间也没有一个对话是关于电影的声音应该是怎样怎样。那次的工作经验很有趣，那部电影也是大制作，尽管之前阿莫多瓦已经做了一些很棒的电影，但这部的规模是更大的，是法国制作，最后的混音是在伦敦完成的。” “阿莫多瓦是一个乐于倾听的人吗？还是他对一切很肯定？” “他对一切很肯定，但是同时，他很肯定他并不肯定。听起来像个中国谚语，是不是？毕竟导演不是技术人员，有时他会说他不理解一些事，那么你必须解决这些事，不过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合作中，并不只是和他。”斯坦伯格笑着说：“他不懂技术，这点是不必避讳的吧。” “结束胶片时代的那天是个节日” “90年代的声音剪辑是怎样的？” “我们那时正式建起了自己的工作室，有了杜比4:0的声音剪辑室。1992年Pro tools在西班牙问世，我第一部使用Pro tools剪辑的电影是阿莱克斯·德拉·伊格莱希亚（Álex de la Iglesia）的《铁面战警》,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也是西班牙第一部使用pro tools剪辑的电影。自那起，技术改变了一切，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这个行业。 ” “美国更早使用Pro tools吗？” “不，几乎是同时。但在那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用DAT（数码录音带）录音，《捆着我，绑着我》是西班牙第一部采用DAT做现场录音的电影。”《电影院之死》一书的作者保罗·乌萨伊(Paolo Cherchi Usai)说，数字革命将使35毫米胶片成为历史。斯坦伯格持相同观点：“当数字出现，胶片就结束了。” 时至今日，数字与胶片之争仍是电影界的一大话题。被问及数字还是胶片时，斯皮尔伯格、格林格拉斯、埃德加·赖特、亚历山大·佩恩、诺兰都是激进的胶片派，诺兰甚至反问：“你是选黄油还是人造黄油？毕竟，电影制作就是Filmmaking（胶片制作）。”温和派则如李安，认为“两者就像香蕉和桔子，各有长处”。对此，斯坦伯格立场十分鲜明：“我常常和我的学生说，你们生在数字时代是何其幸福。胶片是另一个世界，是声音的史前时期，自1981年开始工作，到1993年使用数字，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说，但那个时刻对我来说是个节日，我第一时间就知道，革命来了。” “你会不会怀念胶片时代？” “一点也不。胶片有它的优点，有人认为模拟录制的声音带着更暖的色调，我也确实觉得模拟录音非常精细。不过技术变革改变了一切，资源、成本，质量，今时今日，你能从一场演唱会的录音中听到所有细枝末节，这在从前是不可能的。在数字时代之前，为了做到这些，你需要及其昂贵的设备和资源。” 在斯坦伯格享受技术革命的快乐时，西班牙电影界也有大事发生，费尔南多·楚巴的《四千金的情人》在1993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同年提名的还有《霸王别姬》，而在1991至1995年期间，开始正式投身电影的阿梅纳瓦尔先后拍摄了四部风格突出的短片，被斯坦伯格的好友、导演乔塞·路斯·奎尔达发掘，他的短片和剧本《死亡论文》让奎尔达十分惊喜，立刻问斯坦伯格，咱们要不要给这个孩子制作一部长片？“是奎尔达最早发现亚历杭德罗的，当时恰逢我们想成立一个制片公司，包括奎尔达，制片人艾米利亚（Emilia Otegui），摄影指导胡里奥（ Julio Madurga），丹尼尔和我，亚历杭德罗出现得正是时候，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那一年的八月，阿梅纳瓦尔、斯坦伯格、奎尔达在康普顿斯信息科学系的走廊和教室里来回奔走，趁着暑假赶工拍摄那个发生在校园里的黑暗故事，待电影问世，阿梅纳瓦尔一鸣惊人，成为评论界和观众的宠儿，并获得1997年的戈雅奖最佳电影及最佳剧本。“之后我们又制作了三部，分别是《睁开你的眼睛》，《小岛惊魂》以及奎尔达的《蝴蝶的舌头》，那之后我们停止了合作，因为我们做了所有我们想做的。”斯坦伯格如是满足地说。 “《小岛惊魂》是一部西班牙制作” “《小岛惊魂》是不是其中比较特别的？因为它是由美国人制片。” “不，《小岛惊魂》是一部西班牙制作，是我们制作的。”斯坦伯格解释道：“这个项目始于我们，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和温斯坦兄弟、汤姆克鲁斯、妮可基德曼达成了一种合作，全部使用西班牙团队，并在西班牙拍摄，而他们做的是提供资金和发行。” “但剧本是用英文写的，对吗？” “没错，但最初并不是如此，最初版本的故事发生在智利。当时的情况是亚历杭德罗正在考虑小岛惊魂的故事，正巧碰见汤姆克鲁斯，他们俩曾因《睁开你的眼睛》结识，想一起再合作，于是就开始了。” 汤姆克鲁斯在看了《睁开你的眼睛》后立刻有了重新拍摄一部美版的想法，于是购买了版权，并邀请阿梅纳瓦尔执导，而后者回绝了这个想法。美版《香草天空》上映后，汤姆克鲁斯曾和女主角佩内洛普一起回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宣传，两人均坚持，虽然是同一个故事，但是是不同的电影。 “说到《香草天空》，你怎么样看这部电影？” “很有趣，我不会说我不喜欢它，它很吸引人，毕竟它和《睁开你的眼睛》是同一个故事。不过它更中规中矩。”斯坦伯格最后略带顽皮地说：“我不记得它是谁导的。” 斯坦伯格最喜欢的导演可能是奎尔达。“朋友总是会原谅你的一切。”斯坦伯格如此开场：“作为朋友、工作伙伴，我们之间非常熟悉，了解彼此的想法，所以有时候，不需要说什么，我们总是能达成一致，这是电影工作中最难的一环。作为导演，奎尔达的世界非常私人，非常独特。作为合伙人，我们一起做了很多成功的电影，我很感激。”两位老友最成功的合作是《蝴蝶的舌头》，斯坦伯格作为声音指导，阿梅纳瓦尔负责原创音乐，电影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取自曾获西班牙国家小说奖的同名作品。此后在2008年，奎尔达又执导了另一部同样以内战为背景的电影《盲目的向日葵》。奎尔达的作品风格突出，代表作《活树林》曾获戈雅奖最佳剧本以及最佳影片。 “并没有声音设计这回事” 末了谈及“声音设计”以及声音在电影中的作用，斯坦伯格率直地说：“我不懂什么是声音设计，对我来说并没有声音设计这回事，只有声音制作。你可以对整部电影的声音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但是你不可能在看到画面之前设计你的声音。现在很多人会说声音设计师，只是为了听起来比较酷。”他强调：“声音是电影的一部分，不是为了提升画面，补充画面而存在，不是画面的附带品，在很多电影里，声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很多时候，声音指导的名字甚至不会出现在字幕开头。在IMDB上也是一样的情况，所以我自己去上面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到我做的每部电影。” “王家卫重新发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访问的最后我们聊起了中国电影和斯坦伯格的故乡，令人意外的是，这两件事竟有一个交集点。 在成为录音师后，斯坦伯格曾回到阿根廷做了四五部电影，与尤安·乔斯·加西德（Juan José Jusid）, 爱德华多·米诺列加（Eduardo Mignogna）等阿根廷导演合作，“就像是一个圆圈，走回了出发的地点。阿根廷是我的国家，那里的工作方式和西班牙很像，所以我并不会有奇怪的感觉。” 斯坦伯格说：“有一个时期，我很喜欢看张艺谋和侯孝贤的电影，但是，我发现在不懂另一种语言的情况下，我很难判断演员的表演，而演员的表演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他的声音，所以后来看得少了。此外，我不是很喜欢年代电影，大场面，史诗性的故事。因此我特别喜欢王家卫的电影。” “王家卫和阿莫多瓦，两人的电影有一种类似的气质，你同意吗？比如他们会选一样的音乐。” “是的，王家卫的音乐品味很西方。” “《春光乍泄》是在阿根廷拍摄的，作为一个阿根廷人，你怎么看？” “那部实在太棒了，整个故事讲得非常好。此外，那是我的故乡，我来自那里，但是《春光乍泄》展示了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像是再次发现一个城市，他看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视角，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变得光彩夺目。” <图片1> 作者简介 麻赢心，现居马德里，从事导演、编剧、独立制片工作。

《捆着我，绑着我》（Tie Me Up ! Tie Me Down！）由西班牙“鬼才”导演阿莫多瓦（Almodóvar）执导，主要讲述了一个“人质爱上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症的离奇爱情故事。 男主角里奇被判定精神正常，从精神病院出院后，找到当初在酒吧结识的情色片女明星玛丽亚。他绑架了玛利亚，以此争取两人的共处，使对方爱上自己。因为玛利亚有毒瘾和牙痛，里奇在出门购买生活用品和药品时，都会把玛利亚封口并绑在床上，还要不断避开家人朋友的造访和寻找。在这种奇怪的相处模式中，玛利亚渐渐对里奇产生了感情，虽然成功从绑架中逃脱，她最终还是选择和里奇在一起。 从绑架与被绑架，到两情相悦，人物关系变化是电影叙事的主线。导演通过许多细节表现了两人的推拉和周旋，并从中带出女主角的态度变化，在紧张的大氛围中又有一些有趣的情节。概括起来，两人的关系经过了四个阶段： 最初是强烈抗拒。被破门而入时，玛利亚激烈地挣扎并大声喊叫，使得里奇不得不打晕她；还有浴室里玛利亚假借漱口的时机，扔玻璃杯砸破了里奇的头。这时的两人互相伤害，并各自付出了代价——玛利亚被打掉了牙，而里奇额头留下了伤口。 接着进入表面上的平静，玛利亚在顺从的同时，时刻谋求逃跑的机会。其中有一个经典的片段，写的是两人装睡，实则有不同的打算。里奇出门买药回来之后，看到玛利亚已经睡着，就小心翼翼地帮她松绑，让她能睡得舒服一点，还自言自语地说着情话。然而就在他躺下睡着，发出鼾声的一刻，玛利亚的眼睛突然睁开了。这场戏主要给的是人物面部的特写，镜头从男主角的睡颜推（track in）过去，拍到女主角的脸，这时她突然睁眼。与此同时，原本类似于催眠曲的轻柔的背景音乐音调缓缓上升，烘托出渐渐绷紧的气氛。 本场的运镜（camera movement）和灯光都配合着人物的眼神，意在描写两人“同床异梦”。 首先是女主角的眼神往下瞥，画面在她的表情和腰间的钥匙之间切换，又从解钥匙的手向上摇（pan）到玛利亚的眼神，再向左摇到里奇的眼神。视觉位置上的三角关系仿佛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现阶段的隔阂——即使睡在同一张床上，中间依然隔着彼此的试探，而钥匙就是双方角力的关键点。装睡的里奇察觉到动静睁眼之后，一个转身，吓得玛利亚也跟着转身。这时镜头从玛利亚的正面拍过去，肩头露出里奇凶狠的目光（见图1）。这一“转”和两人的眼神错位将紧张推上了顶点，制造了一个小悬念——玛利亚不知道已经被里奇识破，而观众不知道被激怒的里奇将会怎样反应。

（图1，转过身后玛利亚的眼神心有余悸，而里奇的眼神满是愤怒。）

其次，暗调布光（low-key lighting）将焦点集中在人物的面部，一方面使得两人的表情特别的突出，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转动的眼珠，甚至是瞳孔里的反光，还可以看到她额头上的汗和眼角泪迹的反光，从而推测她紧张、惊吓和恐惧的心理；另一方面，整体黑暗的环境也暗示了处境的危险，和稍后当玛利亚注意到床头的药时温暖明亮的色调形成对比（见图2）。虽然光源同样来自床头的橘色台灯，但比起图1的黑暗和阴影，图2更为明亮的桌面以及可爱的公仔摆设，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上一秒的冲突——玛利亚看到里奇辛苦弄到的药，内心有所软化。

（图2，玛利亚的视线落到床头里奇帮她抢来的药上）

第三阶段是两人关系的转变。玛利亚逐渐习惯和熟悉里奇的囚禁，并且爱上了他。她换衣服时不再介意被里奇看到裸体，还在被绑的时候自觉地配合。而当她看到里奇被毒贩打得遍体鳞伤回家，在浴室帮他擦药，亲吻他的伤口，甚至心疼得掉眼泪。两人随之发生关系。 但这种爱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和矛盾性，比如后来里奇出门偷车，她还是宁愿被绑起来，因为不确定自己会不会逃跑。 导演则用了镜面来表现这种复杂性。在两个人最亲密的所有场景，镜子都会出现，比如擦药、做爱，还有临别的一吻（见图3-5）。镜子的使用可以切割物理空间，营造分身（duplication）的美感，提供一些特别的审美角度（如图4）。更重要的是，利用镜中虚像和现实的一组虚实关系，可以反映人物的内心（豆瓣电影，2014）。作为人质，玛利亚应该憎恨绑匪，然而她已经爱上了里奇，镜中反映的似乎才是她内心的真实情感；但是当被姐姐发现时，玛利亚选择出声求救并逃跑，之前的种种温存似乎又成为了幻像。导演用镜面表现情爱，暗示观众“绑与被绑”的关系仍是阻碍两人的最大矛盾。

（图3，里奇在玛利亚擦药时讲起小时候父母之间的温馨片段）

（图4，从天花板的八棱镜中倒映的两人亲热的片段，类似万花筒）

（图5，里奇出门偷车时，从镜中看到玛利亚。两人再次吻别）

这一矛盾在影片的最后阶段得到了化解——玛利亚和姐姐逃走之后，玛利亚驱车前往里奇的家乡找他，两个人的关系也得到姐姐的支持。 这种矛盾的逐渐统一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验证。影片有很多细节表现了“危险”和“美感”共存的哲学。比如里奇向玛利亚告白，要做她的好丈夫和一个好爸爸，正当玛利亚对一个绑匪突如其来的示爱感到茫然失措之时，背景却响起了活泼的爱情旋律，然而这旋律并非后期配乐，而是来自于下一幕玛利亚姐姐在酒会上的演唱前奏。导演用剧情声先行的方式，将危险、暴力的处境和美好的爱情旋律相提并论，意外地营造了一种荒唐的讽刺感和吊诡的和谐感。 除了暴力和音乐，还有暴力和美术的对比。影片出现过三次宗教画：第一次在开场的时候，由一副颜色鲜艳的基督教宗教画（见图6）溶解过渡（dissolve）到精神病院；一次在里奇给玛利亚松绑后绕过床尾，镜头定在床头墙上的另一幅宗教画（见图7）；另一次在里奇抱着玛利亚进到邻居贝贝的卧室时，空间的尽头挂的正是开场时的画（见图8）。这三幅宗教画的出现时机多少带有讽刺的意味，但似乎暗示着使两人相爱的神秘力量。

（图6，开场的宗教画以圣母玛利亚和耶稣为原型，红蓝色调为主）

（图7，画中描绘耶稣在羊群之中，和现实“驯养”的意味暗暗契合)

（图8，里奇横抱玛利亚，穿过偌大的客厅进入卧室）

然而总的来说，不论是音乐还是绘画的美，和“绑架”都是不调和的。一直到片尾三人共乘一车，唱着励志的主题曲，所有美好的事物才融合在一起，全片在皆大欢喜的结局中收场。 参考资料： 大奇特 Grinch《电影中镜子的表现形式和功能》//www.douban.com/note/344524212/

看了《对她说》，对这个西班牙导演产生了兴趣。下了好几部阿莫多瓦的电影，慢慢看。 这部《捆着我，绑着我》光从电影名上，就比什么五十度白灰黑来得要直接和点题。虽然镜头上裸露寥寥，但这部电影的性爱场面比《五十度灰》甚至《色戒》还要来真情实感得多了。不讲究什么花哨的回形针，两人水到渠成的床戏，饥渴的肢体动作和娴熟配合，各种用力的喘息夹杂着亲吻，还有那种情欲中无法掩饰的愉悦脸红，看得有点着实让人心猿意马。上一次看到同级别认真投入的，是《荒野逃生》。（敲黑板） 绑架她，捆绑着她，在无处可逃的环境里讨好她，让她对加害者萌生爱意，怎么看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教科书示范。偏偏来者又是这模样俊俏，一身肌肉的精壮小哥。一会儿穷凶极恶的威胁着自己，一会儿又在被拒绝被奚落之后独自垂泣。生硬又露骨的示爱在他嘴里传出来，少了几分戾气又多了几分可爱。这种来得突然又莫名其妙的感情，真是又怕又撩。听说抖M最喜欢听的是情话“做我的母狗做我的女王”，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联想到了王洛宾最出名的民歌之一，《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歌词。“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的打在我身上”。手拿皮鞭，却是细细的，打，却要不断的，轻轻的。在痛楚中享受被高度的关爱，在悬崖边上坠落又深信下面有接住你的力量，不断的突破两人的关系和界限，若即若离患得患失里萌发了强烈的期待感和幸福感，这种虐恋之情也真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了。1990年的电影啊，后世的那么多禁室培欲系列，有没有借鉴里面的套路呢。暴力的恐吓背后却是无尽的温柔，同样爱的死心塌地，《爱宠》的男主角缺的一张俊脸，所以那部是惊悚，这部是浪漫。 电影里面的许多镜头和铺垫很妙，开镜是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加上后期男主角额头上的十字架般的伤痕，都充满了爱的喻意。精神病院的女院长对一个病人的出院，竟然忍不住黯然神伤落下泪来，初看觉得难以理解，实际上是暗示他器大活好天下难找…（还给了五万块作为报酬）出院后第一个遇到的女售货员，虽然只有几个镜头，面对他的身体语言又是挑拨的反应，眉目传情。电影里透着大量鲜红的色调，代表着热情，也代表着欲望。让这种强壮，专情，英俊的年轻男人来绑架欲火高涨的女主角，这种天造地设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搭配，我怎么都觉得有种浓浓的导演的恶趣味。 这部略带情色的电影，不仅仅是说的孤男寡女的邂逅，在囚禁中干柴遇到了烈火的露水情缘。女主角最后爱上男主角，也并非只是单纯的看上了他的外在。她对男主角提出的几个问题看似漫不经心，但男主角都有正面和务实的回答。你打算以后怎么样，怎么为生，未来在哪。男主角的每个答案，每一个明天里都有她的存在。现在愿意为她的牙痛而奔波买药，将来愿意为她的生活计划周全。有你同行，不怕受伤，不畏贫寒，不惧路途遥远。 这才是打动女人最后一道防线的关键吧。

超越了超我能够包容的程度，人人都是精神病

想想四个房间 班德拉斯也算变态鼻祖之一了

老妻少夫好多...西班牙文化？

但这种爱像饲养 并不自由 没人会喜欢的 就像《洛丽塔》

所以男主的疾病，大概是“退行”吧。创伤后应激性障碍而产生的退行。

结果她竟然发现自己是真的有点点爱上他了，时间果然不负一切

她为他擦拭的时候，宛如那张基督喂羊的图

她还是爱上了他，因为怜悯，因此，女人总是会心软的，那么关键就在于，如何让她们心软。

孤儿院、管教所、精神病院—那么这即是创伤。

停止装疯卖傻，只因找到了信仰或者说人生的意义。对肉体的追求即对完美艺术品的追求即审美本性即信仰—《长江图》。

阿莫多瓦是真的喜欢红色。

被做一次骗了，也许人家和你做一次，真的不代表什么；也许不做，才能代表一些什么，是我错了....

“把我绑起来。”当双方都为彼此考虑的时候，那么爱情就成立了。

阿莫多瓦巅峰，没毛病。

另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明明要走，却带上了他的东西。

从出生的地方到你的名字。

突然想起来《人质》，做BGM会不会很好。

以及

童年是一座永远回不去的孤岛。

突然发现，这结尾我不喜欢，只喜欢极个别的喜剧结尾，或许，现在已经不再喜欢喜剧结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