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流浪记

如果没有那个为了配合新社会而硬硬加上的光明而仓促的尾巴，还会更好。
三毛这个故事、人物，实在是属于上海的，只有放在这么一个灯红酒绿不夜城里才格外有杀伤力。
我很喜欢开篇黑底白描的那传神之至的几笔，很喜欢里面的小段落，能扩充的就扩充，不能扩充的就简化——不像电视剧版的，非要拖出个篇幅来，太多不必要的冗长。三毛原著不适宜做大部头的改编，最好的就是起承转合赶紧抖包袱。
最让我感叹的段落，是片中特别用来铺梗的那个“加入游行的欢庆中”——第一次，解放前，明明是儿童却不能过一个儿童节，被警察乱棍从游行队伍中打了出来，自己扯旗子拉队伍上街；第二次，解放了，解放军进程、老百姓翻身，漂亮的文艺女向褴褛的小瘪三们挥手，招呼他们加入游行的队伍，一起扭着秧歌向前走。
除了一旧一新的对比，双方所操持的欢庆的“器械”也不尽相同：前者用西洋鼓号，后者是中国本土的、来自农村的、与上海这座洋气的城市不甚相称的“大秧歌”；前者，发号施令者并没有露面，只是从高高在上的喇叭音箱里飘出不痛不痒不切实际的号召；后者却是由亲卫队们簇拥着，以朱毛大幅的“领袖画像”的方式和群众们“面对面”。
前后衔接无比的突兀和生硬，但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没什么不能理解的。
不过，我的感触并不仅仅是由于这个不协调的嫁接尾巴，而是由于前后这两个场景让我想起了今年夏天的那场大欢庆——圣火传递。原本该是个大party的，原本该很开心的，可是最后变成了一个烫手山芋，每一个负责的城市都要用极其严肃的态度和沉重的心情来对待这项政治任务，对观看传递的人们多加限制，对好人坏人一律当作洪水猛兽严防死守。在济南传递时，看到电视转播上曾有那么短短的一分钟里，沿途观看的群众冲破了护栏和守卫，跟着火炬手跑将起来，越跟越多，从辅道跑进主道，好看极了，热闹极了！可是，我爹在旁边说“哎呦，出事了”——其实就是观众跟着跑了起来，没有任何骚乱，这就叫“出事了”！？果然，警力迅速跟进，推推搡搡地把人流堵回到辅道上去，镜头及时地避开了，我看不到细节，看不到那些热情的观众的表情，一切都只能靠想象了。他们会不会失望或愤怒呢，就像三毛被警察从庆祝儿童节的队伍里揪出来，这不是传说中的人民的节日吗？这不理应是参与的盛会吗？如果我们对今天的事情能够理解，那曾经发生在旧上海的那一幕，还有什么可讽刺与批判的呢？

没有地方睡，没有吃的，对吃的幻想，在幻想时，配合的音乐是轻快的音乐，让人心酸。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幻想，汽笛声还要把他惊醒，之后他在地上捡到一个包子，但即使是脏了的包子也不能如愿得到，一只狗过来抢。他只好又饿着肚子。之后他吃浆糊，被人训了一顿，之后抢夺救济饭，又受别的流浪儿童的一顿打。这是苦命的三毛，没有吃来没有住。
   影片中还讲了三毛努力挣钱的事儿。一是他捡到一份报纸，他高兴得兜售出去，得到一块钱，本来一根油条近在咫尺，但这份报纸已经过期了，顾客回来要回了他的一块钱，他的早餐随之没有了；他看到别的小孩捡烟蒂可以换钱，他把报纸卷成筒来盛捡来的烟蒂，影片中三毛为了捡一个烟蒂可以追着一个股民跑，最后这个烟蒂还掉进了下水道里，一个办公室人员以看三毛捡烟蒂为乐，一个一个地扔，三毛兴高采烈外加手忙脚乱地捡，最后不幸的是未灭的烟蒂把报纸点燃，三毛这个挣钱吃饭的办法也行不通了；三毛看到帮别人推车“爬岭”的方法可以挣钱，他也加入其中，但最后受不了流氓蛮横无理的高强度盘剥而放弃了，在这个片段中，有两个地方很感染我，一是三毛好不容易推一个胖子过了岭，但车子停不下地往下冲去，胖子来不及掏钱，三毛只得拖着飞驰而下的车子，最后从车上摔下来，他摸着头上摔肿的包，伤心的哭了，但他看到洒在地上的钱，颇得安慰地捡钱，令人心酸。二是三毛幸福地数着钱，从一数到十四，但最后却被流氓收走，让人心疼。
影片中还讲述三毛对教育的渴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场关于儿童节的游行，广播和横幅都在说着“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们要爱护儿童，要尊重儿童。”，要给孩子水果、衣服、文具，但现实却是三毛这群小流浪儿童上街的权利也要被警察剥夺，很具有讽刺效果。
  三毛被人带去，有了吃有了住有了穿，但他必须去行偷，三毛坚决不愿意，他第一次行偷，看到一个老人因丢失这些东西要陷入麻烦，他把这些东西归还给了这位路人，被同伴知道，被饿了三天；这对行偷夫妻带着三毛扮成衣着华贵的富有一家偷布，但三毛不乐意，最后因着三毛的拖延和不小心暴露，最后被抓包。
三毛在脱离这群人后，“幸运地”成为孔国豪、宋瘦梅的儿子，在这里，他成为汤姆少爷，但富人间虚伪的生活方式和交往，让他心生厌倦。影片中向我们展示了他吃蛋糕所受到的压抑和他所学礼仪的无趣和枯燥。在宴会上，人们说谎话不打草稿，其中最惹人发笑是上官云珠饰演的那位太太的女儿mary打招呼的浮夸。这些太太老爷，平时总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对闯进他们宅院手无缚鸡之力的儿童却十分残忍。特别是屋主人孔国豪，当仆人抓住三毛的同伴时，孔国豪就在那里用尽力气地喊“打打打…”影片最后，三毛又回到他那个流浪儿童的队伍中，他离开的时候是一个下着雪的冬日，他单薄的衣裳难以御寒，但正如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是凌霜傲雪的寒梅。
影片最后三毛他们等到了人民解放，三毛和他的同伴手舞足蹈，庆祝胜利。他终于可以在大街上同其他人一起舞蹈、一起游行，不用再担心会像之前一般地被赶出队伍。这暗含着，共产党来了，流浪儿童真真正正地能过上好日子了，不会再像之前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般地被赶出“儿童”的队伍。这当然加入了编导的“左倾”意识。这部影片拍摄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将要胜利的时候，昆仑影业公司本来就是一个偏“左倾”的艺术团体，那么在这么一个共产党将要迎来胜利的时刻，影片中加入对共产党的拥护更显示了创作者的政治投巧和政治态度。
影片作为一部喜剧，在喜剧的形式（如狗子第一次看到骗子头头的那次，他手臂上似乎有一只活灵活现的龙在向三毛耍狠，让三毛转身就跑）下，蕴藏的是对三毛不幸生活的深切同情。影片中，音乐的欢快性和三毛的不幸生活构成了具有张力的言说。如三毛幻想食物的欢乐轻快曲调，如三毛被流浪儿童群群殴的激情交响乐等等。同时三毛的不幸生活又和三毛纯洁善良的心灵构成了巨大的张力，生活的不幸更加显得三毛在此种情景中显现的心灵的可贵与难得。影片中有一幕特别感染我，即衣着褴褛的三毛在瑟瑟寒风中蜷缩着身体行走时捡到一个钱包，他不是捡着钱包转身就跑，而是叫住那个路人，而那个路人竟然把他当成扒手，把他暴打一顿，这让我很心疼三毛，难道真的是做好人很难吗？还有，三毛把扒得的钱包还给了那位路人，那位路人看到三毛的同伴“欺负”三毛，竟眼睁睁看着三毛被拖走，真是不知这位路人是作何感想的。
但这部影片最大的缺点是三毛虽是一个一个儿童，但却有着一个良心大人的心灵，过于失真。一个备受折磨的流浪男孩，在生活的磨难面前，竟然还能路不拾遗，心灵一尘不染，有着这么高尚纯洁的心灵，让人难以置信，特别是深受饥饿之苦与寒冷之苦的三毛竟然“贫贱不移”，让人很不理解，根据马斯洛的原理，人有五重需求，饱腹和御寒是最基本的需求，当这些需求都得不到满足，何来谈人的精神、品格与理想，更何况三毛还是一个没有多少痕迹的小小少年？这是这部影片很多的硬伤，但瑕不掩瑜，影片以其优秀的喜剧功底和演员表演奠定了它在中国儿童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