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者

感觉像是辛德勒的名单，不同的故事，相同的感动。

故事发生在前民主德国，在看了hustwj提供的背景资料之后（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047371/），片中的那种人人自危的紧张状况并不是导演在故意的夸大，前民主德国有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着确实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病态心里。

德国人性格严谨细致是出了名的，上海地铁一，二号线的设计查别让很多中国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在这部影片中这一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身为特工学校教授的主人公Wiesler原来是一名监听特工，是一个民主德国统治人民的国家机器，一个很合格的特工人员，他不苟言笑，业务熟练，虽然已经身为老师，在上课学生提出一个关于人权的异议的时候，他还会不自然的在学生的名字上打叉。生活中几乎没有其他的表情，对时间敏感，生活有条不紊，他是那个时代很多德国秘密特工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合格的特工，他也是个木讷的人，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心里想法，但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没有可能成为他的同事那样的高官，永远只是作为一个螺丝钉在慢慢的工作着，在这样一个平常的人身上，会有怎样的事发生呢？

一天，一个已经身为高官的安全局的老同事来找他帮忙，完成对作家Dreyman和他的夫人Sieland的监视。在监听这对艺术家夫妇生活的时候，wiesler慢慢的爱上了热爱和崇尚自由的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他找到了另外的自我，对于这对夫妇，他现在的地位就像是一个幽灵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们，但却像上帝一样控制改变着这他们，他通过安装在门铃上的电线，让作家知道了妻子为了自己而和文艺部长约会的秘密，而也是他在酒馆里见到了女演员，通过自己的话感动了她，让她回到了作家的身边。他完全被他们吸引了，感动了…….有一个镜头是而艺术家夫妇幸福的拥抱在一起，而他在耳机的另一边也侧着身体，环抱着手臂，仿佛是在安抚着爱人，这时另外一名接班的特工来了，他马上坐正身子，严肃的说：“你又迟到了5分钟”。当晚，他找来一个妓女用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幼稚得要妓女配多陪他一会……

他在被这对夫妇的生活感动的同时，也渐渐的厌恶了体制下的人们:文艺部长要求调查打压Dreyman的真正目的是要追求Sieland, 在局中老同事作为上司变态的调侃恐吓一个年轻的职员.同时他的内心也异常的矛盾着，真正的转变点是他掌握了Dreyman足够的证据要向老同学报告的时候，却犹豫了，彷徨了，最终，他选择了要求一直信任他的同事撤走所有的其他的监听人员，自己一个人来保护这对夫妇。他知道所有的真相，而且他的高官朋友也和他说了不只一次，如果这一次窃听计划成功的话，他们都会得到提升的，而且也表明了失败的后果，这里面甚至在暗示他只要断章取意的抓住一点把柄就可以。但是，他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去保护这对夫妇。

当看到自己心爱的人不幸被汽车撞死的时候，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冲动，不顾自己特工的身份，像个孩子一样疯狂的冲了上去，跪在女演员面前，
女演员对他说：“我不会忘记你做过的一切的”
他说：“别说话了，你不会死，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
这时，作家从楼上冲了下来，而Wiesler，像影子一样躲到了一旁，作家抱着 痛苦失声的时候，Wiesler的心中也在为自己的爱人默默的流着泪。

最后，当作家知道真相的时候，他去找Wiesler，而这时Wiesler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小的邮递员，拉着一个小车子，步行在街上，一家，一家的送邮件，作家最后还是决定没有去影响他现在的生活，而是决定写一本书，来纪念这个曾经保护过自己的人。




==========================================影片最大的亮点==========================================

 影片表现前民主德国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文中的主角应该是那对艺术家夫妇，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作品的震撼力必定会大大降低。创作者很巧妙的选择了窃听特工这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是普通大众的一员，他的心路历程在体现了人心所向；另一方面，在他决定用自己的前途命运作赌注来挽救这对夫妇的时候，一个平常人的这样的决定，其本身的震撼力就远远超过了艺术家们所做的一切，而这个动人的故事又与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足以撞动每个人的心弦。

片中wiesler所做的无疑是伟大的，也是浪漫的，这可能也是导演想传达给我们的德国式的含蓄的浪漫，他似乎也想让我们了解，真正的伟大与浪漫，永远来自与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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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看过一个微博帖子，说;某师弟硕士毕业，将入司法机关，说心中茫然，问计于我。敬告四点：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

枪口抬高一公分。。。记得刚读研的时候，某次爬山，同行四人，一人热爱心理学，一人热爱哲学，一人热爱艺术，而当时的我，偏好文学。我们说到柏林墙的倒坍和东西德统一。当时的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于是当事法官的质问：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为此我们四个开始争论。我们的论题也许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争论过:当体制决定了个人价值的隐形，个体不作恶是否可能？

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能的故事。将这个电影的简介重述一遍，就是：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人们谨小慎微，连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特工魏斯曼是个热爱国家忠实于党而又专业精湛内心冷静的秘密警察，他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女朋友演员克里斯蒂娜的日常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的思想渐渐被改变，通过对他人的生活的倾听，他自己人性深处的的感动苏醒，开始伪造录音记录，暗中帮助作家脱离险境。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关于东德艺术家自杀的数字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克里斯蒂娜又因为拒绝与安全部长的性交易而被逮捕，在审讯中因脆弱而招供，魏斯曼冒着个人前途的危险和背叛党的勇敢挽救了将被逮捕入狱的作家德莱曼。虽然作家幸免于难，而魏斯曼却被免职，在地下室年复一年做着拆信员的工作。

无论电影在最后给了一个多么感恩的结局，但令我内心震颤的，仍然是那一幕，魏斯曼拿着作家们的“阴谋”去见上司，却在上司的办公室将文件隐藏起来而没有交出去，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党的忠诚几近于信仰的时候。电影中魏斯曼完全符合一个特工的形象，冷血、理智、面无表情，独自生活，简约而无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充当着国家机器最冰冷的部分，面对着痛哭流涕的犯人仍然能毫不动容地耗上几十个小时，直到对方招供。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多么合格的秘密警察。

可是就在窃听作家的过程中，他身上机器的部分渐渐隐退，人的部分渐渐苏醒，他在音乐里流泪，在对话里紧张，开始需要陪伴和温暖，他像个地下党一样暗中保护着作家，他手中的枪子弹褪尽，只留下一个柄空壳掩人耳目。这是感人的。

这部电影带着德国人的反思精神，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带着温暖的感恩。可是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真实的历史中，可曾有人，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你知道吗？列宁听完贝多芬 《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 电影中这是点睛之句，它如此精准地指出了人在体制中生存的悖论。电影一直鼓舞着感动着我们的希望，是否就真的是一个乌托邦。龙应台写：“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

有的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屠杀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于是回到多年前和友人爬山的那次辩论，枪口抬高一公分，是否可能，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受到了法律的起诉。
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开枪射击。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
法官西奥多-赛德尔面色严峻，他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记得当时爬山的时候，学心理学的伙伴说，你们三个都占据理想的高地，占据道德的城堡，我当然不敢否定人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只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培养出人性，善没有被唤醒，如果长期沉浸和麻痹于他的职业生涯的角色里，请不要要求他是否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一架按部就班的机器，你无法要求它中途停下来替你纠错。你们说他没有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所以罪不可赦。但他实在也是一个为他的体制最后牺牲了得可怜人。这个可怜人，可以是你我他中得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他，你就要感谢很多人，很多打捞你的人，很多熏陶你的人，很多培养你的人。很多唤醒你的人。

是不是，只有被告知，原来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才能意识到原来真的可以。否则，按命令行事这句话，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词。善需要被唤醒，也许电影最珍贵的，不是电影最后魏斯曼看到作家为自己写的书时的那一抹宁静的笑容，而是在窃听中听完激情鸣奏曲后走进夜色时脸上那几行泪痕。就是那一刻，内心感知到人性的光，光照亮了幽暗的路。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近年来的几部优秀的德国电影，或写人或叙事，都带着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反思。无论是残酷的二战，还是荒谬的冷战时期，在批判和否定之余，更多了一层人性化的考量。
　　《窃听风暴》描述的是八十年代的东德，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国家安全局扮演着重要又特殊的角色。影片的主人公维思勒（代号ＨＧＷ　ＸＸ／７）就是为其服务的一名经验丰富的窃听人员。他现在离开了一线，在授课培训新的情报人员，但在已经当领导的前同事的邀请下，又重新出山，去监听一对作家演员夫妇。
　　影片一开始，就从维思勒的授课以及大段当年审讯时的穿插画面，表现了他的冷静和专业。而到作家安装窃听设备的过程，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但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在窃听的过程里，也渐渐的起了变化。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真挚和丰富的情感，有着直击心灵的震撼。当他在无人的时候，走进他们的家，看到那些他听到的事物，钢笔，沙拉叉，感觉亲切而奇妙。他偷偷拿走了作家的诗集，并为之感动。他热爱那位美丽的演员妻子，在她无奈痛苦的时候，他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给她鼓励和支持。与之对应的是他自己的孤独以及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他无法回答失去爸爸的孩子的问题，而按钟点办事的妓女是无法宽慰他的。
　　虽然受到了影响，但他依然尽职的做着他的工作。直到上司的一番话，让他意识到在这个时代，无论你做什么，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尽管尽公职守，但任何情感的流露，都可能给他带来杀生之祸。他考虑到自身的安危，也意识到了这个时代的荒谬和缺失。他藏起了原本要上交的报告，并开始为作家他们做起了掩护。
　　最后，在躲过了上司的怀疑的同时，维思勒偷偷拿走了那台作为重要物证的打字机。对作家的调查因没有证据，而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完成任务，维思勒被调去查验信件。和他一起干拆信工作的，还有那位在食堂里开国家领导人玩笑的年轻情报员。
　　以作家为代表的艺术家们，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现实里，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是被视为对国家政权的重要威胁。他们被监视、被窃听，从没有创作自由，到甚至没有人身自由。有人沉默，有人反抗，艺术家之间也相互指责，但其实每个人都是无奈的。那位受人尊敬的被禁了已经六年的老导演的自杀，将矛盾激化到最高点。作家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冒险发表了让人震惊的“东德自杀人数调查报告”，向世人宣告了另一种声音的存在。
　　而作为告密者的妻子，虽然她有著名演员以及作家妻子的特殊身份，但她代表的是那个时代背负着告密者恶名的数量庞大的社会存在。从出卖自己，到出卖别人，你可以说她不够勇敢和坚定，但不该亵渎其灵魂原本的纯洁和坚韧。死亡，是一种最无望的告别。但在那一瞬的碰撞和迷乱里，带着让人思索的自我救赎。
　　后来，柏林墙被推翻。再后来，两德统一。
　　在剧院里，作家情不自禁的想起了他的妻子。逃到剧场外，他遇见了当年的死对头前文化部长。在交谈里，作家惊奇的发现他自以为安全的家其实被严密的监控着。回到家，他寻找着窃听器，疯狂，愤怒，更有一丝事后的不寒而栗。影片没有纠缠于对过去的控诉，而是顺着线索，让作家去寻找自己没有被发现的原因。他在档案资料里发现了监听他的“ＨＧＷ　ＸＸ／７”，当找到他人的时候，作家却止步了。
　　两年后，作家出版了名为《一个好人的奏鸣曲》的书，献给“ＨＧＷ　ＸＸ／７”。
　　最后是意味深长让人感慨良多的一幕。由拆信变成送信的维思勒，经过书店时，发现了作家的新书。他买了一本，书店的伙计问他是不是要包起来送人，他说不用是给自己的。是啊！这书不仅是作家献给他的礼物，也是他自己在那个寒冷的岁月里给自己留下的一份温暖的礼物！

隐居多少年，还是有人找到我，一顶高帽就把我忽悠来了
听译《Das Leben der Anderen》，一开始以为是爱情片，那肯定不难啊，再一看德语简介，完了，彻底疯了
早就不会做轴了，硬着头皮上吧，别人看电影时不会太注意的一句话，要反反复复听几十遍，也只有偏执狂爱做字幕吧
如果各位看官是下载的字幕，恰巧又是一个叫“低调”的人听译的，请你们尊重它吧，这是我一包大卫杜夫+无数杯咖啡+几夜不眠不休的成果啊！！！

PS:众望所归，这个电影捧得了小金人的最佳外语
下载的人多了，找到这里的人也多了，要解释几件事情
1.因为当时时间紧，我又是德语听译的，当然个人水平也是有限，有些地方难免有出入，我觉得正确率85%吧，其中有个关于东德领导人的笑话，我翻得不好，内行人可以试着理解一下
2.有人说没有看到翻译屏幕信息：比如文件、时间地点、书名，我这个要喊冤枉了，因为我确实做了，但是是双字幕，如果要看要挂两个字幕，发布的时候斑竹没有添进去。我自己在射手也发布了一个，是全的，有双字幕的，想看的朋友可以去下
3.现在有很多媒体都想介绍字幕人，字幕组，您也知道我的ID是什么，这只是兴趣爱好，没啥可说的，呵呵，所以请回吧~

这个片子我觉得属于一般的德国片，主体入流，演员功力非凡，所以大获全胜
但是德国人自觉自省的精神，是值得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学习的，包括我们的父辈- -

【后记】
后来去柏林，住在东火车站附近，那里离著名的酒吧区不远
天天走的街就是拍摄《窃听风暴》的地方，女主角倒下的地方现在是警察局
有一天跟德国朋友一起走过时，又一次问起他们那个关于领导人的笑话
他们说完全没有印象了，里面有过笑话吗？我想这个要等牛人来解答了

回到北京，大大小小的饭局，说起来自己学过几年德语，翻过几本书
别人好像反应寡淡，朋友帮我介绍说：她是字幕组的，《窃听风暴》知道么
大家才纷纷称赞起来，看来做一部好的电影比翻书还厉害，呵呵
我是个与ID出入太大的人了吧，为了这份“不低调”，我也要做下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