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2019

在阿芙乐尔电影院的老影厅里赶上了临回国前的最后一场《дылда》的放映，真是极为幸福了。算不上座无虚席，影厅里凑齐了俄罗斯的老中青三代加上我一个“门外汉”；很是折磨感官且不老少皆宜的片子；两个半小时下来直到银幕再次跳出影片的标题，有种很彻底的如释重负。

“дылда”在维基辞典里的解释为高而笨拙的人。影片里身材高瘦性格腼腆的iya被医院的同事和邻居们这样称呼，对战争的记忆让她留下不可逆的精神创伤，独自抚养着奔赴前线的masha留下的独生子，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masha在苏军攻陷柏林后返回列宁格勒，在得知儿子因为意外去世后，失去生育能力的她决定用iya的身体去填补丧子之痛在心中留下的空缺。影片始于iya发病时那种笼罩全身的窒息感，朦胧的音效和景深让观众直观体验到了精神创伤所带来的失焦。导演镜头下描摹出的战争背后的病痛真实而抽象，医院里残肢的士兵，破败的街道，陈旧，行驶缓慢的电车，和一群群不安的民众；角色们都压抑着情绪，在难得的战后的片刻安宁里，任由它在崩溃的间隙消失殆尽。 实在不太想去深究剧情，感觉巴拉科夫意在观众的潜意识里重塑那些生命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如何去挣扎，怎样和生活斗争的；那种记忆必定不像是《罗马》或是《永恒一日》一样概括又全面。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必然超脱于情节本身，让电影披上些许实验性的外衣。

影片的意象着墨浓重。瘦高病态的iya和坚毅却不育的masha像极如今的俄国，带着惨痛的战争疤痕蹒跚前进，在废墟和彷徨失措中孕育新的生命；笨重的电车如同苟延残喘的战后世界，拖沓陈旧，噪声轰响，象征如今这社会没法满足人们基本的需要和期望。片中借背景不止一次提到孩子是国家的希望，而这种希望也因为被动变得牵强和渺茫。电影里色彩的意象也更细腻更明显。代表生命的绿色在iya和masha间不停流窜；对立，乖张又带有一丝戾气的血红色不时武装着iya，让她反抗着这个时刻想要扭曲她的病态畸形的社会。影片中的对话多半是耳语，模糊， 带着一种无法超脱的不自然。俄罗斯“豆瓣”上这样一条短评很是让人感触：虚弱无意识状态下的生活不足以称作电影，无论是否努力，都只组成一副静物画。（ Жизнь в предобмороч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чна, как ни старайся, и фильм остается лишь натюрмортом. ）这多半是导演在拍摄和镜头调度上裸露的一大弱项。其中几个片段反复不停的正反打让我怀疑是重播了两遍的同一画面，在演员努力塑造的同时镜头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不太会从女性角色的转变上分析，比如全片最后在饭桌上才提及的masha战争时期的经历；坐在回程电车途中的笑容；两个女主突然抱在一起拼命亲；还有穿上绿色连衣裙后高兴到失智的masha。结局固然承载了足够多的希望，像是角色对自身的认同下了一盘神情迷散的棋，输赢都好判定，可是没人再有心情估量损失。

戛纳新宠儿康捷米尔·巴拉戈夫（Kantemir Balagov）的第二部作品，浓重艳丽的色彩依然是视觉风格的主导，再加上极其细致工整的美术布景，令人物角色犹如行走在一幅幅油画之中。这种美学取向相信是这位新导演最拿手的个人标签。然而，相比起惊艳的处女作《亲密》，这部在色彩上的运用更像是一种费尽心思的解谜游戏，有点难以与实质指代或隐喻意义紧密契合。除了在色彩美术方面没太大突破之外，还无意中暴露出导演对个人风格过于自信，不够节制的处理令节奏变得沉闷拖沓。

题材选择相当大胆，在沉重的俄国战后历史里挖掘出鲜为人知的一面，尽情揭露人性中令人发指的丑恶，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难以磨灭的肉体与心灵创伤。然而，题旨里关于女性对孩子的执念，似乎另有所指，很可能是象征着对战后美好新生活的渴求。于是，剧本在不惜迁就情节与真实性的同时，令主题逐渐陷入到丛生的叙事漩涡之中，人物情感的冲击力也无法全面释放。尽管在最后两幕的重头戏再次回归焦点，但是无形中还是削弱了不少社会/历史批判的力度。

The sophomore feature of emergent Russian filmmaker Kantemir Balagov (born 1991), BEANPOLE’s spatiotemporal juncture is set in Leningrad immediately after WWII. Its title refers to the sobriquet of Iya (Miroshnichenko), a pale, blonde, rangy nurse working in a veteran hospital.

The film opens with Iya stuck in a bizarre catatonic state, the world around her is muffled, foregrounded by her own rhythmic breathing sound. Hers is a PTSD symptom which has invalided her from front-line duty. Living in a Communal apartment, Iya ministers to her young son Pashka (Glazkov, whose ill-sorted big head and emaciated body uncomfortably suggests a tot suffers from malnutrition, a casting job well done), but a horrific accident occurs when she has another frozen-up episode, a young life is put out of his misery. However, audience will soon get wise that Pashka is actually the son of Masha (Perelygina), Iya’s comrade-in-arms and best friend, who returns from Berlin in one safe piece.

Masha effects a more philosophical guise toward her bereavement, but in time, acknowledging that she is now infertile, she will oblige Iya to get pregnant and bear a child (a son) for her, claiming that only a newborn baby can fill that profound void (child becomes a fungible item to quench a woman’s maternal distress). But Iya harbors her own suppressed feelings for Masha, things get even trickier when Masha has a new suitor in the person of Sasha (Shirokov), who actually hails from an apparatchik family.

BEANPOLE sieves through the post-war aftermath with grand discernment (a quadriplegic war-hero has no intention to live; Masha’s own experience in the front line is a tacit, dodgy business that puts young women in unspeakable travail and sacrifice; all those who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survive the ordeal is rewarded with PTSD as a chronic sequela; not to mention the utter class divide which substantiates the powers that be is too callous and sanctimonious by a half towards cannon fodder) and takes its own protracted pace to map out its two female protagonists’ scarred psyche and mutual dynamism, but apparently, Balagov over-eggs the pudding by extracting as much empathic impact as possible from them. The camera obdurately fixates on them longer than average and their verbal delivery is often deliberately timed in an elliptical affectation only frustrates a viewer’s patience and betrays Balagov’s conceit-boasting.

Whereas both Miroshnichenko and Perelygina are tenderfoots in their feature debut, the former, benefiting from her literal head-and-shoulders-above-others otherworldliness, is able to retain Iya’s emotional temperature in scalding measurement that runs rings around the latter’s affected, dicier oscillation between a friend and a frenemy, therefore renders the two’s reconciliatory ending a tad less heartwarming than what is in Balagov’s intent.

Against the grain of the usual methodology of depicting post-war privation, Balagov’s picture is first and foremost, enwrapped in an eye-pleasing chromatic agglomeration of red, green and yellow, formulates a warm-colored painterliness, often being showered under guttering candle light. Thence the most exhilarating takeaway is that, albeit his whippersnapper’s artistic pretension, Balagov might just as well a new virtuoso of cinematic intimism whose star is definitely rising.

referential entries: Cristian Mungiu’s 4 MONTHS, 3 WEEKS AND 2 DAYS (2007, 8.9/10); Jan Komasa’s CORPUS CHRISTI (2019, 7.4/10).

今年，由康捷米尔·巴拉戈夫执导的影片《高个儿》代表俄罗斯参加了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前身是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尽管今年强手如林，但于笔者而言，《高个儿》仍有很大希望凭借其高超的导演水平和强烈的视觉呈现进入最终的短名单，最终结果如何，还需拭目以待。

巴拉戈夫作品不多，但起点可不低，他师从俄罗斯著名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俄罗斯方舟》），从他的作品里，我们确乎能够看到索科洛夫的影子：沉重的主题、极度风格化的色彩、对主流价值的叛逆、对电影文学性和诗性的关注……他的第一部长片作品《亲密》（又译“狭隘”）就入围了2017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且在法媒中获得了一致好评（法国电影网站AlloCiné媒体评分4.1）。实际上《高个儿》也只是他的第二部长片作品，而这部电影甫一出现在今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入围名单中便颇受关注，最终也获得了这一单元颇为重要的最佳导演奖。由此看来，年仅28岁的巴拉戈夫的确已经在戛纳“亲儿子”之路上越走越远，一些影迷戏称其为“俄罗斯多兰”也是所言不虚。

虽然作品不多，但从这两部来看，巴拉戈夫一以贯之的是对女性地位的表达：《亲密》里的女性被自己的家人出卖，为了将被绑架的儿子赎回，父母甚至意图将女儿嫁给一户富人家庭以换取礼金，俄罗斯女性的地位和生存状况可见一斑；而在《高个儿》当中，女性的身体仍然成为某种可以交换的“物品”：我们从一名女官员的口中我们才得知，二战期间奔赴前线的女兵（女主角玛莎也是其中一员）并不全是上战场打仗，她们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在后方充当男性士兵的慰安妇，因此某种程度上说，二战中苏联的胜利并不仅仅是建立在男性身体的牺牲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对女性身体的蹂躏之上的，这是编导对卫国战争的一种“政治不够正确”的新阐释。从当代的《亲密》回溯到二战结束后的重建时期，巴拉戈夫似乎为他对俄罗斯女性命运的书写找到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和纵深感。

不过，《高个儿》也不完全是站在弱势女性的立场上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社会进行某种单一向度的批判。事实上，片中的女性形象非常立体丰富，一些女性是如此的自主和清醒，以至于很多面对她们的男性成为了真正的弱势群体。在全片最值得玩味的的一个段落中，玛莎来到男友亚历山大家中，准备和他的父母见面、订立婚约，然而在政府中担任职位的母亲却完全不同意二人结合（有趣的是，父亲则一直不置可否地坐在“主位”上吃饭，只是在最后才说了一句“把门关好”），这既是因为她对于战争期间前线出现的慰安现象心知肚明，对玛莎的“为国捐躯”敬而远之，但更重要的是，她因为二人共同的女性身份而对玛莎抱以极大的同情（虽然是一种冷酷的同情）。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什么情感经验，也真情实意地向玛莎透露亚历山大根本无法担负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直到最后，亚历山大倍感羞辱，拍案而起夺门而出，一场大戏不欢而散。女性之间生动细腻的互动，可以说把整部电影带向了一个更为真实而暧昧的境地之中，让我们感受到人性是何等复杂矛盾。

更进一步说，巴拉戈夫的高明之处也在于，他并没有试图把片中的任何人物塑造成单纯的受害者，而是让所有人成为整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可以看到，在整个故事当中，玛莎固然是战时慰安制度的受害者，但她反过来也在对自己的挚友“高个儿”施暴，强行要求她与医院的医师为自己生孩子，给对方带来了巨大的生理和精神创伤；“高个儿”本人看似无辜，却先是在其PTSD病发时无意之间闷死了玛莎的孩子，然后又“解脱”了一名全身瘫痪的士兵，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医师的“同谋”。应该说，《高个儿》所展现的是一种相互戕害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畸变的伦理关系表征了战后初期整个苏联社会的残缺和崩溃，不管是生理上的、精神上的，还是个体的、国族的，这也使得这部作品在格局上更显宏大，立意上也远比上一部更加发人深省。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巴拉戈夫今年的这部影片都比以往更加大胆：影像风格更加极致，光影对比更加明显，油画质感异常浓烈，全片使用了极度鲜明的红绿两种颜色作为主色，营造出一种令人不安和压抑的反常氛围，在一个场景中，鲜绿色的油漆从墙上流下，就像是墙壁上渗出绿色的血。隐晦曲折的叙事再次加强了这种不安和反常感，各色人物怀揣着自己的前史进入画框，每个表情、动作，每句短小的台词看似细微轻盈，一晃而过，实则又另有所指，整部影片看下来给人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所有这些特质，都很难不让人联想起他的老师索科洛夫）。巴拉戈夫还在影片里安插了很多非常值得玩味和深思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又编制成线索，等待观众自己去组合、发掘和阐释。

譬如对于玛莎腹部那道伤疤的成因，片中从头到尾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如果真的像玛莎晕倒之后对医师所说，仅仅是被弹片划伤，她何以在公共澡堂里面对高个儿的询问时沉默不语？这难道不是某种保家卫国的荣誉证明？联想到之后玛莎在男友家中提及自己一次又一次堕胎的后方遭遇，提及自己换了一个又一个男友只为更好地生存下去，而她又从未被告知自己的子宫已被切除，我们似乎大体可以拼凑出一个新的答案。诚然，我们得到的也只是模糊的“多义”，是一些无从确证和考察的猜想，但这些猜想的共同指向，是比玛莎所言更为残酷的现实。

也正是基于这种战后苏联社会现实的“残酷”，我们才明白从战场归来的玛莎为什么一定要费尽心思想借高个儿的子宫生下一个孩子——因为“孩子”是希望的象征，无论对于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是对于一个正准备从废墟中重建的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无比重要。她甚至不惜挑战伦理和道德的底线来完成这项既是生理层面又是象征层面的“生育”，即使这种对生命延续的极度偏执带来了一连串的悲剧，把所有无辜者全都牵连了进来。从失去子宫到陷入疯狂，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玛莎的遭遇是一则暗示了二战之后苏联命运的终极寓言。巴拉戈夫似乎是在向他的观众寻求某种答案——希望固然是美好的，但畸形的希望值得去追求吗？如果说二战是一场必须要赢得的战争，那么善良美好的人性又应该在何处安放呢？

这又让人想起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里发出那句颇让人深思的疑问：“我想住在哪里？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个问题也许不难回答，但对于那些真正经历过胜利的人们来说，却成为了一个永久性的难题。

想写的第一句话是，主动发起战争的人，真的是该下地狱，以为战争打赢就赢了吗……

我们常常对灾后重建乃至战后重建抱着美好的愿望，可愿望只是愿望。

战争中出生的娃娃，好容易有口饭养活了，甚至不知道狗这种生物是怎么叫的，因为狗在战争中已经被杀光了。影片中这样的一个娃娃，也冷不丁地就挂了，挂得如此突然，在我看第一遍的时候竟然没有发觉，娃娃是怎么没了，孩子烂漫的笑容，确实战后是找回正常的契机，但导演生生地给掐断了……

孩子的死因，不是大人们不爱他，而是带他的妈妈大高个儿伊娅的战争后遗症。大脑受损，导致伊娅整个人会突然间对动作失去控制，以至于在俩人学“汪汪汪”打闹着的时候，生生地把孩子压在身下，可爱的小正太就这么被导演给导没了。你越把孩子当希望，影片就越要血淋淋地告诉你，希望不是你想有就有的，没那么容易，不要以为赢了战争你就赢了，战争没有赢家……

影片主线的另一位主角，是挂了的小正太的亲生母亲玛莎，伊娅的战友，在伊娅受伤退伍后玛莎留在战场继续攻占柏林，为孩子的父亲报仇。玛莎是伊娅默默爱着的人，所以伊娅全心全意地带着玛莎的孩子。然而，现在孩子没了，玛莎利用伊娅对自己的爱和愧疚，强迫伊娅想办法怀孕，玛莎给战后开的药方是有孩子才有希望。玛莎自己，或者是被弹片伤到，或者是战场上为了获取好点的条件和活下来在前线多次堕胎，切除了子宫，已经无法再受孕。尽管如此，她也使劲地使战后的自己走向正常，至少看起来正常，她或者偶尔忘了自己不能生育，偶然的机会与高官的矮瘦弱鸡儿子打了一炮，后者有些爱上了她，而玛莎也想嫁给他，猜想是想带着伊娅和伊娅生的孩子一起，借助高官家的经济实力实现至少经济安全。

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各有各的伤，唯一一样的是，大致都很惨。战争中战斗英雄，获得的也只有一系列奖章的荣誉和有限的经济支持，想要重新独立养活自己和家人，对每一个战后的特别是负伤的战士，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医院里的一位狙击手，除了头部和大脑正常，其他部位完全没了知觉。部队总算联系到了妻子来看他，妻子怯怯地，说家里已经给他举行了葬礼，孩子们也并不知道他还健在的事实。狙击手的眼泪大概很难看到，天晓得他如何开解自己。一位成年男性，无法养育孩子，只能是家里的沉重负担，而且是永远的，所以他请求院长帮他结束生命，请求妻子的原谅，“这一切，都是战争的错”，他是为了家乡和祖国才作战的，他是战争英雄他打赢了，却无法回家，留给他的尊严选项，只有死。

高官的菜鸡儿子在和玛莎见过家长后并没有送玛莎回家，玛莎回家的电车出了事故，撞上了一个高个儿女孩。也许到了此刻，玛莎才想起伊娅本人才应该是她最珍视的，她俩的感情和两人相伴才是度过漫漫困苦的战后时光走向正常的唯一可靠的事儿，所以玛莎快速奔跑起来，跑回家才能真的确认那个被撞死的高个女孩不是伊娅……

影片里最让人动容的是高个儿伊娅，毕竟片名是她。她是战场上的炮兵，受伤后回到后方的医院工作，同时养育玛莎的儿子。她毫无疑问地爱着玛莎，对玛莎的儿子很好，却因自身的伤，害死了玛莎的儿子，院长对玛莎说，一位母亲亲手埋葬自己的孩子的心情……院长是个好人，伊娅也是，俩人冒着风险帮狙击手不痛苦地结束生命，玛莎却以此要挟两人为她生个孩子……

战争，让正常走开……

战后，找回正常的路却往往很难正常……

也许，只有交给时间……

珍惜和平，和平时代，人类才有机会正常。

女主角美的就像油画走出来的。毛子好会构图啊！随手截图每一张都美轮美奂，带着浓郁的古典气息。

整个电影好致郁。战争结束了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无法被治愈的伤痛。

大个儿女主间歇耳鸣，还会卡顿癫痫。红发女主流产多次无法生育还容易流鼻血。她们被卷入战争，幸运的活下来。伤痛需要余生治愈。

战后的女性生活就电影里地主家傻儿子的朋友直接说：随便挑个女兵，她们会为食物脱裤子。

前面两个女孩重逢，红发女子衣服上全是勋章。她是高台炮兵。为了从前线活下来，她勾搭上了后勤医官。活着回来了，荣誉不当饭吃，她在医院做卫生员。

她说：我要结婚，萨沙爱我，我要选择一个大家族保护自己。我的战友会给我们生孩子。

干部夫人说：你在后勤啊…不就是军j吗

上一段夫人在卫生营慰问伤员，她怎么说的，“感谢你们，我为你们骄傲。”

红发女主就执着于生孩子，生孩子代表了她的生活希望。金发妹子的执着则是她，“有了孩子我就能抓住她”

我的妈呀怎么会有这么致郁的电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