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第一季

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共同看到了太多关于女性处境令人愤懑的新闻：著名大学教授公开表示女性不适合做学术；孕妇因无法剖腹产跳楼致死；女学生长期遭受导师性骚扰......尽管我们身处未来感十足的2018年，但在女性问题上，我们的许多想法仍然如同停留在前现代，甚至不少人不敢大声说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而有这样一个故事，写出了女性魔幻而又真实的处境。要盘点过去一年最受关注的美剧，《使女的故事》一定榜上有名；第二季也已经摄制完成，将在今年4月份播出。消息一公布，不少剧迷已经开始翘首以待。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为何会让这么多人欲罢不能？

故事从一个叫奥芙弗雷德的女性展开，她是基列共和国的一名使女，还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她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帮助他们生育子嗣。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没有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侍女们每天只被允许结伴外出一次购物，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眼目”的监视。

在这个世界里，女性的身体不再属于她自己，而成为一个会移动的生育机器，只被当作后代繁衍的容器。女性在这个故事里的处境和举动，之所以能触动这么多人，正是因为它触动了无数可以映照当下的思考：女性的生育自由、代孕、人口衰退、环境恶化......

而重要的是，女性不是一个会移动的生育机器，所以她们不应当如此被对待。如同作者阿特伍德所写：“为什么说女性有趣且重要呢？因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如此。”为什么说女性不应当被认为只是一个容器，而应该是一个跟男性一样的立体的、丰富的、自主的人？因为她们的确如此。

撰文 | 李佳钰

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　

——《圣经·创世纪》第30章第1-3节

产日，是伊丽莎白嬷嬷负责全程主持。

医生和配备了各种仪器的救护车，只能守在房外待命，除非情况万分危急。整个住宅区的女人们都赶来了，在警报的召唤和产车的护送下，纷纷聚集在二楼那间主卧里。即便屋里已闷得透不过气，女人们大汗淋漓，可她们仍然按照以前所教，有序地围在产凳旁，一齐有节奏地吟诵着“用力，用力，用力”。

这是只会在基列共和国见到的生产场景。产妇是两个人，产凳也因此设置成双座的，一前一后，一下一上，为的是让二人在生产过程中合为一体：高居后座的是主教夫人，双腿叉开伸向两旁，仿佛临盆在即；被夹坐在前方的则是挺着大肚，“像一只硕大水果”的使女，一边痛苦呻吟，一边使劲用力。

《使女的故事》作者：（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者：陈小慰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12月

使女的身体不属于自己，只被当作“有用的容器”。

《使女的故事》里，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借《圣经·创世纪》中拉结和使女辟拉的故事，构建了一个荒诞离奇却有史可依的未来世界，正如阿特伍德在新版序言中强调，她“不会在书中放入任何詹姆斯·乔伊斯称之为历史的‘噩梦’中不曾发生过的事件，或者任何不存在的科技。没有想象的小发明，没有想象的法律，没有想象的暴行”。所以无论这本书读起来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也请你相信，那些不可能重演的有可能随时上演，那些曾经拥有过的很可能随时不见。

圣洁容器

“要把自己当成种子”

过去就这样消失了。仿佛一夜之间，却又不是瞬间改变。“就像躺在逐渐加热的浴缸里”，等待噩耗慢慢降临。

从前女人们还可以戴着大耳环，身穿前面有一排纽扣的衬衫。她们可以解开，也可以不解开。那个时候人们看起来还都可以做选择。可丽迪亚嬷嬷说，“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

连奥芙弗雷德也开始渐渐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曾经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待过。对于这类事情，人们的观念总是转变太快，她已经很久没看见女人穿薄薄的丝袜和刚过膝盖的短裙了。基列国的女人们不会这么毫无顾忌，即便夫人们也是如此。使女的身份，更让奥芙弗雷德不得不把自己裹进长及脚踝的裙里。全身上下都是红色，这是使女们的标志。脸上裹着白色双翼头巾，是为了让她们与世界隔离，而搭配红裙红鞋的红斗篷、红手套、红雨伞，则让她们看上去好像“浸在鲜血里”。

《使女的故事》原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 ），现居多伦多，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

（阿特伍德不仅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也是二十世纪加拿大文坛为数不多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她获得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大多数重量级国际文学奖，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院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她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2017年，阿特伍德获卡夫卡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

“要把自己当成种子”，或是一只训练有素、直立行走的母猪。“红色感化中心”里，嬷嬷们要使女们铭记，“恭顺站立等待的人也在侍奉上帝”，使女们要体谅夫人们的不幸与不易，做“圣洁的容器”，供她们生养，让她们成为受难的母亲。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要知道过去奥芙弗雷德也曾做过母亲，那时卢克也还在身边，一家人其乐融融。可有一天女儿却和她时常在手里把玩的毛绒兔子一同消失了，再也不见踪影。卢克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从此了无音讯。奥芙弗雷德不知道自己该问谁，也不知道到底能问谁，如今到处都有隐藏真实身份的眼目，以及告密者。还有哨卡上方的探照灯，路两旁埋伏的机关枪手，卫士们动不动就开枪，他们才不在乎什么生命的意义。

甚至奥芙弗雷德以前根本不叫奥芙弗雷德。她有她自己的名字，只是现在被禁止使用。使女们的名字都是“奥芙”（of）开头，表示从属，后面的名字则指代她们所属的大主教。这也意味着，今后无论是谁做了弗雷德主教的使女，都会被叫作奥芙弗雷德，而现在的奥芙弗雷德之后被叫作奥芙格伦、或是奥芙查尔斯也不一定。

无忧无虑

“可别小看这种自由”

不只奥芙弗雷德还时不时沉浸在原先的生存方式里，很多人大概都一样。

虽然一切都变了。历经地震、核爆炸和有毒物质的侵袭，基列国环境不断恶化，期间出生的非正常婴儿占比也越来越大。他们这才在大劫难后提出把使女列入新颁布的法律：将有生育功能的女人分配给没有子嗣的大主教家里，好帮助他们延续后代，繁衍生息。

《使女的故事》同名电视剧集，第一季、第二季海报。

授精仪式也成了每月家中必须进行的一项常规活动。铃声响过之后，房子里的所有人都需要出现在起居室里：着黑色制服的主教，穿天蓝色裙子的夫人，还有使女、女佣和司机。由主教先行诵读《圣经》中的段落，寓意多多生养，以及使女的正当。接着“一家人”便按照规矩行使各自职责：夫人躺在床头上方，穿戴整齐，两腿张开；使女夹在中间，头底顶着夫人耻骨，裙子卷在腰部；下面主教则完成他的步骤，不带丝毫感情，像行军步调似的动作着。这里所进行的一切都非消遣，而是严肃的仪式，由“一家人”共同参与的仪式。

丽迪亚嬷嬷常说，温顺的人有福了。因为顺从，如今的人们都学会了“离开许多东西照常生活”，就像奥芙弗雷德再也没有听过卢克和女儿的消息；使女们也很难触碰到布料和木头以外的东西，更不用提烟和酒了；就连屋里所有可以系绳子的东西也被拿走了，墙上的镜子也被取下，窗只能稍稍开启，并装了防碎玻璃；杂志在很久以前就被烧毁了，因为阅读和思想同牛奶和蜂蜜一样需要限量配给；律师和大学教授们也都不见了，学校关闭，大门口设了哨卡和警报器，靠近大门的围墙上挂着一排示众的尸体。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没有什么是不正常的。“所谓正常，丽迪亚嬷嬷说，就是习惯成自然的东西。眼下对你们来说，这一切可能显得有些不太正常，但过上一段时间，你们就会习以为常，多见不怪了。”

按照丽迪亚嬷嬷的说法，女人们更该庆幸。因为如今遍布的哨卡和机关枪，让大街上再也没有男人会对她们口出讳言，动手动脚。“自由有两种，丽迪亚嬷嬷说。一种是随心所欲，另一种是无忧无虑。在无政府的动乱时代，人们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如今你们则得以免受危险，再不用担惊受怕。可别小看这种自由。”

难以置信

改变可以在一夜之间

基列国里当然是有自由的，不过只属于部分人。就像主教，房子里只有他的办公室可供男人们出入，连夫人都不可踏进半步。当然某些时候，主教会为奥芙弗雷德破例，他让司机尼克为他传话，晚上九点，他想见她。

这不是主教第一次召唤与奥芙弗雷德单独相处了。之前另一个奥芙弗雷德就因这样的私密幽会被夫人发现，自行了结。可其实无论是哪个奥芙弗雷德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她只能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门前，却发现这里有着“另一个天地，正常生活的天地”。

环绕四壁的全是书，还有正常生活里应该有的一切。要知道曾经就是在一天之内，女人们被剥夺了所有这些东西：工作、经济、还有阅读。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一切。上司只是告诉你，抱歉我不能留你工作了，法律让你离开；而街头小店收款的年轻人，也只是在反复输入正确的卡号后告诉你，红灯亮即意味着这张银行卡已经永久失效。

《使女的故事》英文版《The Handmaid's Tale》Margaret Atwood Anchor Books,March 16th 1998

没有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改变就是可以在一夜完成。当然，报纸上不是第一次才有这类消息，只是人们从不觉得自己就是新闻里的人物，“我们生活在各种报道之间的空白里。”直到报纸停业关闭，道路开始设卡，色情商场关门，人们才意识到水温已然接近沸点，噩耗已经逼近。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当然，总有办法能适应这一切，比如随之兴起的黑市交易，以及官员才能光临的“荡妇俱乐部”。再待久了会发现暗地里每个人都在试探着跨越边界：大主教渴望奥芙弗雷德陪他玩拼字游戏，在临别时温柔地吻他，“就像真的一样”；夫人则低声提议，既然奥芙弗雷德肚子久久没有动静，不如让司机尼克成为那个代替的人，“只要那个孩子健康”，一切似乎都不成问题。

还记得嬷嬷们在感化中心引导的问答：有过被轮奸经历的珍妮被大家围在中间，被异口同声的高喊吞没，“大家来说，这是谁的错？”“她的错，她的错，她的错。”“是谁引诱他们的？”“是她，是她，是她。”“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为了教训她，为了教训她，为了教训她。”仅仅经过一次珍妮就学会了，这次是她先开了口，“是我的错。是我自己的错，是我引诱他们的。我罪有应得。”教导和习得就是这么容易。

脖子上挂着相机的外国游客抱着猎奇的心态，想请翻译帮忙问一下低头走在路上，穿着红衣的奥芙弗雷德，“你们快乐吗？”“不错，我们很快乐。”奥芙弗雷德喃喃，因为“我总得说些什么。除此之外，我又能说什么呢？”

附记：关于《使女的故事》的三个问题

1.《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吗？

如果你指的是一本宣传意识形态的小册子，里面所有女人都是天使，或是失去道德选择能力的受害者，或者二者皆是，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说的是这样一部小说，里面的女性均为有趣且重要的人类——性格各异、举止不同——在她们身上发生的一切对这本书的主题、结构和情节都至关重要，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意义上，许多书都是“女性主义”的。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为什么说女性有趣且重要呢？因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如此。她们并非自然造化事后添加的产物，也不是人类命运中无关紧要的参与者，对此，每个社会一直以来都再清楚不过。没有女性生育，人类将不复存在。正因如此，对成年女性、少女、幼童的大规模强暴和谋杀长久以来都是种族灭绝战争以及其他意在征服和剥削某个群体的战争的特征之一。

杀掉他们的婴儿，用自己的来取代，猫类是这么做的；让女人生育孩子却无力抚养，或者为了自己的目的将孩子从她们身边夺走，偷盗婴儿——这是一个广为流传、古已有之的主题。控制妇女和婴儿，是地球上每一个专制政权的特征。拿破仑和他的“炮灰”士兵，奴隶制及其手段花样翻新的人口买卖——它们与此都同出一辙。对那些推行强制性生育的人，我们应该质问：这么做“谁能获利”？有时是这部分人，有时是那部分人。总有人获益。

2.《使女的故事》是反宗教的吗？

同样，这取决于你问题的涵义。的确，一群专制主义的男人掌握政权，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极端的父系社会，禁止女性阅读（就像十九世纪美国黑奴一样）。更有甚者，她们无法掌管金钱，无法在外工作，连《圣经》里的一些女性都不如。这种政权利用《圣经》里的种种象征标志，任何掌管统治美国的独裁政府都不会放过这些资源。

基列国的女性穿着的朴素服饰来自西方宗教标志——大主教夫人们身着蓝色，象征纯洁，源自圣母马利亚；使女们身着红色，象征分娩时的出血，同时也源自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从其身上驱逐出7个恶鬼的女人。另外，如果你要出逃，红色也更容易辨识。社会阶层较低的男人们的妻子被称为“经济太太”，着条纹服装。我得坦白说，那些遮挡脸部的系带女帽，其灵感不仅来自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服饰以及修女服饰，还来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某个老牌荷兰清洁剂的外包装，上面有个女人的脸被遮盖住，孩提时我很惧怕这一形象。许多极权主义都曾采用服饰来识别和掌控人们，无论是禁止穿什么还是强制穿什么——想一想纳粹时代强迫犹太人身上佩戴的黄色六角星符号和代表高贵身份的罗马紫——它们中许多都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统治。这让异教徒的欲加之罪更加轻而易举。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在这本书里，占主导地位的“宗教”逐渐掌控大权，成为统治性教义，我们熟悉的宗教教派被逐渐废除。通过秘密渠道逃往加拿大，正如我所料。奥芙弗雷德本人也有一本私藏的《圣经》主祷文，她拒绝相信眼前这个政权是由一个公正、慈悲的上帝所授予。在当今的现实世界里，一些宗教集团发起各类运动，保护弱势群体，其中包括女性。

因此，这本书并不是“反宗教”的。它反对的是以宗教作为暴政的掩护；这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3.《使女的故事》是预言小说吗？

这是我被问到的第三个问题——甚至就在一九八四年，我正在写这本小说时，随着美国社会中的某些人掌权并通过法令，声称要做到什么——这个问题就开始被问了又问，日趋频繁。不，这不是预言小说，因为预知未来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有太多的可变因素，各种可能性都存在，根本无法预知。是否可以说这是一部反预言小说： 如果未来都能够巨细靡遗地讲述出来，或许就不会发生。但这种想当然的想法同样也靠不住。

许许多多不同的材料孕育了《使女的故事》——集体处决，禁奢法令，焚书运动，党卫军的“生命之源”计划，阿根廷将军偷窃幼童的行为，蓄奴制的历史，美国一夫多妻制的历史……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但还有一种文学形式我尚未提到： 目击者文学。奥芙弗雷德尽其所能地记录了她的故事；然后将它藏匿起来，相信日后可能会被某人发现，而这人能够看懂其深意并传播出去。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之举：每一个被记录下的故事都暗含着一个未来的读者。鲁滨逊记日记。塞缪尔·佩皮斯也写日记，他详细记录了伦敦大火。黑死病瘟疫期间也有很多人这么做，但他们的许多记录常常戛然而止。还有罗密欧·达莱尔，他记下了卢旺达大屠杀，以及世界对这一事件的冷漠态度。还有安妮·弗兰克，把日记藏在她的秘室里。

有两种读者会读奥芙弗雷德讲述的故事： 一种是在本书的末尾，在未来的某场学术会议上，这种读者能自由阅读，但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愿的富有同情心；还有一种就是任何一个时代里的个体读者。这是“真正的”读者，每个作家为之写作的“亲爱的读者”。许多“亲爱的读者”自己也会成为作者。这正是所有我们这类写作者的开端：从阅读开始。我们听到某本书正在发声，向我们絮絮诉说。

最近的美国大选之后，恐惧与焦虑蔓延。人们普遍认为，基本的公民自由受到侵害，过去数十载、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女性赢得的许多权利也面临危机。在这样一种分裂的大气候下，对许多群体的仇恨开始滋长，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者开始表达对民主政权的嘲讽。因此可以肯定，在某个地方，某个人——我想应该有许多人——正在写下他们的亲身经历。或者他们将铭记在心，日后如有可能，将其记录下来。

他们的讯息会被压制和埋藏吗？几百年后，在一座老房子的一面墙后，会有人发现它们吗？

让我们希望一切不至于糟糕到那个地步。我坚信不会。——选自阿特伍德为《使女的故事》所作序言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佳钰；编辑：张畅，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首先谈谈本剧的技术部分。

改编剧本没有辜负扎实的原著，并且戏剧和视觉语言加分。剧情回溯处理得当，虚构的未来竟是腐朽的复辟，在反复的对比中把社会倒退的景象赤裸裸的呈现给你看，不寒而栗。整体气质上既有欧洲古典文学的风骨、又富有现代反抗精神，旁白增加了几分细腻的文学感。

摄影构图和调色都比较精致，反复出现仪式感极强的群戏场面，营造美好回忆与残酷现实的反差，并且通过大量人物特写来烘托压抑的气氛和复杂的心理。Elisabeth Moss表演很细腻，将压抑的服从、软弱和恐惧、内心的反抗与觉醒有层次的逐步展现，古典环境里的小妾和现代都市女性切换自如、反差强烈，看好她拿下艾美奖。

从剧情元素的把握来看，政治与阶层、禁忌之恋、性、悬疑、自由与反抗，都是吸引观众的东西，运用得当、不堆砌。另外十分喜欢本片配乐，类似二战警笛的配乐反复出现烘托紧张气氛，剧情高潮几次摇滚乐非常闪亮，与形式感强烈的画面搭配起来形成强烈的反差冲突和荒谬感，现代又有趣，画龙点睛。

再说说主题，这不仅是一部女权主义作品，是关于国家体制、人/女人价值的思辨。

女人/人的价值是什么？集权与自由主义各有利弊，但构筑的根基和追求的目标分别是什么？统治者应当构建一个怎样的国度？追求个体价值的充分实现还是国家民族的整体效率？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就一定要让很多人付出牺牲、国进民退？有没有更好的答案？

曾在伊朗工作过大半年。剧中很多情节让我回想起那段日子。那时候其实并不懂得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什么。作为一个东方的外来女性，起初对当地的民族信仰和政治生态保持尊重遵守的态度，我也在高温酷暑的夏天身穿长袍头戴围巾，这不是入乡随俗，而是当地宗教警察和工作职场对外籍女性的一致化要求。无法连接国际互联网，没有社交网络，只有清真局域网。时间久了，内心逐渐出现许多问号。“China is the next” 共同工作的西方外籍同事常常这样说。

工作中接触到的伊朗妇女，对陌生人谨慎、戒备，熟悉之后发现她们有才华、热情。由于不方便从事外勤，IT部门有大量的女性从事系统开发工作，这与我国正相反。出差、做买卖、市场推广、与人沟通交流，这都是属于男人的领域，职场女性是无法出差的，因为不可以在外留宿。女人们全身必须被遮盖，仅有面部和手部露出，而中亚妇女的美艳与精致是挡不住的，立体的五官、精致的妆容、头巾缝隙里露出的几缕头发也会专门做挑染，还有双手艳丽的指甲。伊朗的化妆品销量超过欧洲大多数国家，鼻部整形也十分盛行，因为这是她们可以装点自己的最后的几寸空间。

伊朗的男人自尊心和权威感极强，表面严肃、冷漠，但实际欲望澎湃。对外部世界保持着怀疑，做生意时又有几分油滑。男人和宗教的地位不容挑战。在一个极度禁欲的国家，我却从能从那些不敢正视女性的眼神中感受到最强烈的荷尔蒙，反而令人有点害怕。人性的欲望是无法压抑的。

女性私有化、性耻辱、宗教警察、石刑、洗脑、禁网、集权崇拜，这些都发生在伊朗。在此训诫下的人民保守、谨慎、压抑又好奇，无从了解外面的世界，并且非常缺乏机会实现自己。

《使女的故事》很多气氛的刻画和我在伊朗的见闻非常相似。

这是一个好操控的世界，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世界。

这句话可以概括这部剧的主要内容了。整部剧压抑、灰色、充满了暴力和恐怖，压抑的人喘不过气来。除了一小部分男性，每一个人都被奴役着。

看起来高高在上的夫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失去了阅读的权利，完完全全成为男人的附庸和生育的努力，被无法生育这个诅咒变成了提线木偶。她们再也没有了在职场的叱咤风云，在没有了在政坛呼风唤雨。讽刺的是主角waterfod夫人原来竟然是个女权主义作家。Gilead国的男权社会把她们都变成了坚定的拥护者和剩余的奴隶。诚然，她们并不快乐。她们从女权仍在发展的现代社会一下子跌入男权社会的深渊，没有孩子，她们将一无所有。Waterfod夫人虔诚的跪在女主的验孕棒前时，女主也跪在鱼缸前哭泣，而我看到了两个人眼里的痛苦和仇恨。Waterfod夫人曾经是一个多么强大而独立的女性，她甚至以一己之力制订了Gilead的基本国策。然而也因为这个，她也失去了一切，包括她的名字。虽然她很可恨，但看到她所遭受的痛苦（虽然也是她应得的），但我却对她恨不起来。

moira终于在第十集逃到了加拿大。看到她在妓院里准备放弃人生的时候，看到竟然需要女主来鼓励她的时候，我不是不失落。可毕竟这也合情合理。看到她打扮成男孩模样，带着一把刀开车的时候，我也同样维他高兴。moira，她就是这部剧里叛逆的灵魂啊。她是这部黑暗的世界里唯一的一颗星星之火，没有她这部剧将彻底被黑暗所湮没，将不再有任何希望。

女主，演技爆棚就不用说了。只是想说说在这部剧里，我喜欢她。超喜欢。聪明、有想法、善良但不愚蠢、有胆识、也脆弱、阴暗、甚至当过小三。但她的这些所谓的黑点、放在剧里不过是小事，丝毫不能掩盖她的光芒。第九集里，她在车里看到女儿的那一幕简直看得人肝肠寸断。希望她能活下去，找到女儿和丈夫，一起活下去。

当然，剧里的一些其他人给了我不一样的思考。新的ofglen警告女主：说这是她过过的最好的生活，有吃有穿别人对她也很亲切（当然剧里的人除了大兵，没有人敢表现出来对其他人不亲切）。但对于从来没被亲切对待过的人，这也是难得的相处。更何况她原来都吃不饱穿不暖。衣食足而知荣辱，她从来没有享受过美好的生活，理所当然的认为现在是最好的，大家（主教对主教，仆人对仆人，夫人对夫人，侍女对侍女，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她当然看不到）都平等。这些对她而言有什么错呢？我只能说没有。是原来的社会的错。所谓的自由主义，并没有能救得了所有人，这位新的ofglen就是自由主义旧社会的受害者。那原来的社会是不是就好呢？还是Gilead国好呢？到底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才是一个“好”的社会呢？甚至一个社会，能简单的用“好”这个词形容吗？我想，这是作者留给我们的思考吧。

同样，男主之一Nick小哥也是一样。在原来的社会找不到工作，但在Gilead国轻松找到司机的工作。同时兼职EYE。。。而且原来让他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似乎也因为不存在了。。那对他而言，这是好还是不好。遇见女主之前，我想应该他是愿意的把。虽然有彷徨迷茫，但还是做了。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雅各对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吾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

——《圣经•创世记》第三十章1-3节

使女一词源于《圣经•创世记》，拉结无法生育，便让其使女辟拉代替她与其丈夫同房，借腹生子。1985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其著名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中，让神话走入未来，构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使女之国”。三十年后，根据该书改编而成的剧集《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又迅速成为了人们讨论虚构变为现实的契机。

《使女的故事》设定在人类的未来社会，由于环境的严重污染，人类生育率大大下降。极端宗教组织控制自由之国，建立了新的国度，名为基列国。该国中，大量女性被征为生育的“使女”，她们存在的唯一作用和意义便是为指挥官传宗接代，这些人的生活被完全控制，被剥夺了一切自由、一切物质精神生活，沦为了生育的工具。后来从中侥幸逃脱出来的女性通过磁带录音，向后人讲述这一段故事。

该剧虽为写在过去的未来虚幻故事，然而就算站在今天这个历史点上看，其仍旧不失为对当今社会的现实主义描绘，这让人不寒而栗。

反乌托邦与乌托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乌托邦承载着人类对于政体国度的理想状态，反乌托邦则揭露了人类文明的弊端和丑恶。反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作品有许多，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休•豪伊的《羊毛战记》。

这些作品描绘的都是人类未来的故事，尽管到那时，人类技术文明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但是这些文明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生活质量的提升，而是巨大的灾难。严重的环境污染、精密的集权控制、道德的沦丧，人类最终沦为了自己文明的牺牲品，成为了自己创造出来工具的工具，丧失了人所有的自由和尊严。

文明发展的最终，人类被带回了最初残暴的丛林世界，甚至这个新的牢笼比史前的更加残酷，它具有更大的威力和效力，让所有人都无处可逃。

科技文明给人带来的弊端是文艺作品中一直在探讨的话题，《黑镜》中无比便捷但扭曲而冷酷的生活，《西部世界》中释放了人所有兽性的高科技游乐园…

一、秩序与极权

为什么文明会削弱人类的道德，使其彼此奴役甚至彼此残杀？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无疑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鲍曼在该书中论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大屠杀不是人类文明社会中的一个偶然随机事件，它是人类文明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与文明互为一体两面。他通过分析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来研究文明中的弊端如何最终造成人类彼此残杀的后果。

鲍曼认为，文明中对于秩序的过分追求极易导致奴役极权的产生。人们总以为，文明是对于人的解放，总是予人自由。然而我们不能忽略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秩序的构建。

秩序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极权的起源。

在《使女的故事》中，国家中的一切都病态地有序一致，花圃的裁剪、道路的铺设、人的衣着…这些让强迫症患者看着无比舒畅的景观背后，是对于所有人人个性也一体化的剪裁。国家不容许任何“异类”人群存在，同性恋者、犯错撒谎的人统统被残忍地吊死。女性生活的一切也都进行严格的一体化管理，甚至对于她们的思想也进行统一的洗脑教育。

不难发现，奴役的背后总有着一个“建设更美好世界秩序”的“伟大愿景”。希特勒为了“净化”世界屠杀犹太人，《1984》中老大哥为了自己统治下的国家不出乱子监控所有人的一举一动，《美丽新世界》中为了“优化”人种，所有人都成了基因试管孵化培养的控制对象。

这些看似使人类前进的“进化”、提升社会运作效率的行为，最终都使人完全的被物化、奴役。

对社会运作效率和高质的病态追求，使文明成为了人埋葬自身的葬场。

二、女权即人权

“更好的世界从不意味着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更好的（Better never means better for everyone）”，《使女的故事》展示的未来世界中，那个“更好”的世界对于女性来说，无疑比地狱更惨烈。

更好的世界可能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抱负实现的天堂，也可能是普通群众的人间炼狱般。《使女的故事》中政变发生的前夕，未来的指挥官与其妻子坐在电影院，谋划着未来蓝图时，其身旁的人群如刀俎下的鱼肉，不知改天换地的残酷未来正在他们身旁写就。

在这个虚构世界中，女性唯一的价值便是她的子宫。女性完全被物化，成为了国家的财产和男人的附属工具。

最为讽刺和可怕的是，尽管这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未来世界，对于女性完全相同的物化却一直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如今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的合法化代孕行为中，那些被占用子宫生育的女性与剧中的使女本质上并无二致。剧中的“荡妇羞辱”的活动中集体谴责辱骂她们中一位被轮奸过的女性、割礼等行为，一一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事件。从圣经到小说到现实，历史仿佛在这个地方停下了前行的脚步，始终踟蹰不前。

除了对于身体的侵占，对于女性更为隐性的奴役表现在对其社会角色的固定上，繁衍始终被视为是女性社会角色的重要部分，这类思维定式往往才是女权战役中最难攻克的堡垒。剧中主教的妻子是一个耐人深思的角色，她无疑具有着极强的能力和雄厚的野心，然而她雄心实现的方式却是把自己和其他女性一同囚禁在父权统治的牢笼里。剧中另一个十分讽刺的场景是，女主角Offred与外国使团见面，未经明确介绍面对一男一女时，不由自主地认为那位男性才是领导者。

毒树上必然结出恶果，长期的男权思维浸染下，哪怕最为先锋的女性仍旧容易落入窠臼。恶的体制能让受害者继而变为施害者。

《使女的故事》一向被视为是女权主义的文学作品。然而女权即人权，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所有被剥夺的权利，不是作为一名女性才应该享有的，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就应当享有的。女权主义的本质是还原一个群体作为人所应当平等享有的所有权利。这不应只是女性的抗争，更应是所有人共同的抗争。只要女性仍旧存在着被奴役的情形，科技再发达的社会终究仍处于野蛮的丛林社会。

三、历史即未来

《使女的故事》让人感到如此不安的原因，在于它描绘的世界不仅隐藏在过于的历史中，更在一步步变成我们的未来。

剧中第一集中训导员在用电刑“驯服”刚抓进来的侍女时说，“这样的情形，可能你们现在看来觉得不正常，但是过不久，你们便会习以为常。”

每一个沉默麻木的人都是独裁者的帮凶。人类的命运是一体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置身于他人的痛苦之外，独善其身。如柴静所说“他人承受的，我必承受。”

“我之前一直沉睡，事态才会发展至此。当他们劫掠议会之时，我没有觉醒；当他们架空宪法之时，我也没有觉醒，现在我觉醒了。”

剧中女主角这段独白让人想到马丁•尼莫拉的著名短诗：“当纳粹来抓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们囚禁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他们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替我说话了。”

《使女的故事》的巨大反响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大选之后，川普时代人们焦虑的反映。大选的结果和新任领导者倒行逆施的做法让越来越多从前看似只可能存在于虚构中的情形发生一步步发生在现实中。

“不要让那个混蛋骑在你身上”。这部剧出现在此时，像敲响着的警钟，警醒我们，人类文明的滑坡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天堂和地狱之间的界限如此模糊。历史可能重演于未来，虚构也可能发生在现实。

如果每个人都是面对不公压迫时沉默中的大多数中的那一个人，那么我们都在走向被奴役之路，无人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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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剧评：使女的反抗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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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时旸）

突然之间，一切就都变了。

女人们不再有资格工作，不再有权利外出，她们的账户被锁定，存款被冻结，这一切都来得毫无过渡。没有人负责告知原因，那些带着枪的男人只向所有人展现结果。你要做的只是服从权威、执行命令，任何质疑和反抗换来的只有子弹和炮火。争吵与怜悯这些无谓的东西早已消失。如果暴力被肯定，还有谁会选择使用言语？这世界上只会剩下两种人——顺从者和需要被消灭的对象。你能做的只是选边罢了。

一切都在胁迫下进行。温文尔雅的老板面对枪口和满身武装、面无表情的壮汉，窘迫又无奈地要求自己所有的女性员工收拾私人物品，女人们躲在家里和自己的闺蜜与同样不知所措的丈夫偷偷议论着窗外正在发生的事，他们谨慎地从窗口的纱帘缝隙间望出去，满街狼藉，路上都是玻璃碎片和炸弹残骸，还有一具具尸体和正在被拖拽的人们。这一切都超出经验太多，人们能做的只有祈祷。然后，更糟的事降临了。

这是《使女的故事》的开篇。这部美剧改编自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同名小说。通常，它被归纳为“科幻”类型——毕竟故事发生在虚构的未来，看起来一切又都荒诞不经，似乎永远不会真的发生。但很显然，这故事其实一点都不科幻，某种程度上说，它更像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一种“警醒现实主义”，作家表达着对于现实世界深刻的焦虑和省察。在某些文明之中，《使女的故事》里的一切正在真真切切地发生着，形态或许稍有变化，但本质全然相同。既然如此，你还能说这个故事是一种“幻想”吗？

《使女的故事》讲述了一种极端状况，未来世界，由于污染等等原因，生育率骤降。美国的一些地区在暴力革命之后，进入了一种完全革命化的军管状态。人们被分为三六九等，领袖们和他们的妻子占据着社会资源的顶端，一家人除了拥有做杂活、家务的女佣之外，还有一位“使女”，她们的用途是为了专职繁衍后代。她们终日被囚禁于一座座恢弘的宅邸里，外出购物需要两人结伴而行，互相监督，周围密布着眼线，但你不知道眼线到底是谁。每月的排卵期会进行一场“仪式”，她们仰躺在女主人腿间，和尊贵的男人行房，有人声称，那个瞬间使女和女主人合为一体。孕育孩子，对于使女来说是一种解救，如果屡次受孕失败，她们将被送往更加恐怖的发配之地。

这部美剧的色彩让它成功了一半，女主人们的墨绿长袍和底层使女的深红罩衣，成为了那个世界之中最为刺目的阶层分割标记。那些长袍、宅邸、白色的罩帽，训诫、威胁和战战兢兢的表情，让故事充满着真实的末日色彩。

很显然，这是一部女性主义倾向明显的反乌托邦故事，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的题材有些投机，但这个故事其实不只有关女权和女性，它展现了更为宏大的世界和更加复杂的心理景观。女性在其中，只是一个切口，一个把手，一个用以展示文明倒退和人性之恶的导语。

从大维度上讲，故事当然是“使女”和当权者的对峙，当权者包括那些位高权重的男人，还有他们无法生育的妻子。但是，当故事一点点展开细部，人们就会发现潜藏在两个阵营之中更加复杂的角色和每个人更加复杂、暧昧的内心世界。领袖和妻子貌合神离，但却每夜与使女偷偷在书房下棋，他们这样的关系是一种禁忌，你说，男人和使女之间只是一种性的吸引吗？或许不是，那更像是男女之间平等相待的社交关系。在篝火旁，他们玩着填字游戏，随意开开玩笑，呷下一口酒，给女人偷偷送一本从大规模销毁中漏网的时尚杂志，几乎只有那个瞬间，两个人脸上的表情才接近正常人类，除此之外的所有时候，所有人都是一副紧绷的样子，无论是作为奴隶的女人还是作为奴隶主的男人。这个小小的细节向人们阐述了一种真相，只有平等才能带来尊严，而将一部分人物化，让另一部分人高人一等，注定无法让人们满足内心的空洞。对于平等沟通的追求，也是人性本能的一部分。

而除却这些，还有更加微妙的心理状态，比如女主人，她们看着自己的男人在和另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到底作何感想？她们被灌输，这一切都是正义和必须的，那个女人根本不是女人，只是器官，但是她们心里知道，这些都是谎言，那就是女人，和自己一样的女人，所以才会鄙夷和忌惮，甚至有的女主人还会对使女产生某种同情。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些看起来高高在上的女主人们或许和那些使女一样可怜。

还有那些被执行了割礼的女同性恋，被同样物化的底层男性劳工，一些看起来充满反叛精神但很快就被驯服的女人，以及看似温驯但最终舍命的反抗者……所有人的心绪都有着和表面上迥然相异的部分，强硬的人可能掩藏着柔软，善良的人可能随时变成恶魔。

《使女的故事》用了一种回溯和当下不停交织的写法，这种写法其实有些危险，回溯的部分过于密集会让人们厌烦，但是，巧妙的是，它所回溯的“过去的生活”其实对应着我们现实中的当下，正常的世界，而故事里的“现在”对应着现实世界当中的未来。这样一来，就会自然让人们感到警醒和惊悚。它像是对人们大声警示：赋权和平权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惨痛的代价，但倒退随时可能发生，一切或许就在一夜之间。

（本文首发《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