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2010

      在《弟弟》中，山田洋次塑造了一个极端任性、不负责任的弟弟铁郎，他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为外甥女起了小春这个名字。小春结婚不仅是全家，还是整条街上的一件大事，可是跟家庭断绝关系已经20多年的铁郎的突然到来，使得家里人不免紧张起来。当铁郎违背自己的诺言，喝多了酒撒起疯时，小春的婚礼彻底成为一出闹剧，哥哥再次与铁郎断绝关系。尽管女儿小春的婚礼被弟弟搞砸，亲手把弟弟带大的姐姐还是原谅了铁郎，并因为听说了弟弟有了女朋友而格外高兴。小春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因为丈夫的冷漠，因为家庭背景的差异，也部分因为铁郎在婚礼上的大闹，小春不久就离了婚搬回来和母亲和奶奶一起生活。再次听到铁郎的消息，是他的女朋友小惠找到家来讨要铁郎的欠款；姐姐不得已拿出了家中仅有的存款替弟弟偿还债务，这也直接导致了她同弟弟之间的决裂。但是半年之后，当她听说弟弟因为癌症日子已经不多时，她还是赶到了大阪。弟弟临死的时候，又和姐姐、小春聚在了一起。在影片的最后，呈现出了轮回式的环形结构，小春找到了可以担负家庭的爱人，又要出嫁了。
      电影中，引发大家无端猜想的最大疑问是《弟弟》的片名，因为铁郎对于作为叙事者的小春来说，实际上是舅舅。该片的日文原名是おとうと，是弟弟的意思，英文名称为About Her Brother，可见《弟弟》的译名不是翻译的问题。实际上，影片情节的突转都是在弟弟或者与弟弟有关的人来到后发生的，并且电影的叙事重心也一直集中在姐姐对于弟弟的感情上，我认为片名同叙事者身份的脱节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对于这种亲情的认同。
      《弟弟》也是山田洋次向市川昆的致敬之作，在市川昆拍摄于1960年的同名电影中，讲述了被姐姐宠爱的少年在学校放荡不羁，直到被诊断患有当时的绝症肺结核，才发现了亲情的重要。但是，同市川昆的《弟弟》相比，山田洋次版的电影更像是对于自己一直钟爱的家庭主题的重复与变奏。
       在经久不衰的日本国民喜剧《男人的烦恼》系列电影中，山田洋次就塑造了一个不顾家庭、时常出走的底层男性形象寅次郎。同弟弟铁郎一样，寅次郎也经常饮酒作乐，在喝酒之后总会同家人发生冲突，随之而来的也是离家出走、杳无音信。但是，作为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电影，寅次郎的出走总是显示出平民传奇的色彩，在游历不同城镇中的过程中他总能获得特殊的机遇，得到美丽女性的青睐。然而，同《弟弟》中的家庭不同的是，寅次郎的家庭总是能够接纳归来的亲人，并且总是珍惜相聚的时光。《男人的烦恼》中的家庭也同《弟弟》中的一样从事着前店后屋的小生意，不过寅次郎的不负责任并没有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反而还偶有收益。铁郎所带来的却是姐姐经济上的灾难，当小惠上门索要弟弟120万日元的欠款时，一直承受着经营压力的姐姐不得不拿出了店面装修的资金；在姐姐取钱的段落中，山田洋次采用了在他的电影中少见的手持拍摄的手法，不稳定的运动感展现了姐姐平静面孔下的愤怒情绪。
       正是这两点不同使得弟弟铁郎的悲伤故事迥异于《男人的烦恼》系列中的乐观基调。在寅次郎的故事中，导演体现出了一种鼓励男性出走闯荡的价值取向，但是这种走出去的底限是保持着传统家庭的结构，维系着同家庭的联系。在寅次郎中仍然有作为传统好男人的象征的妹夫这一角色，对家庭起着平衡的作用，《弟弟》中传统的好男人姐夫却在影片一开场就处于缺席状态，尽管他让铁郎给小春起名的决定仍然是铁郎与家庭之间最强烈的纽带之一。家庭结构的变迁与铁郎更为极端化的性格，使得一直作为寅次郎依靠和归宿的家庭与亲情是铁郎所不奢求的也是被他所抛弃的，他同家庭的彻底决裂使他成为了一个无依靠的都市游荡者。
       这种家庭关系的变革在山田洋次的电影作品序列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像铁郎这样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在道德上也不完满的人（借光女友的积蓄之后消失，并且导致姐姐替他还清债务），是否值得去爱。这也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讨论的主题。但是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提出的靠宗教之“爱”去接受这样的人不同，山田洋次再次显示了自己对于传统家庭价值的坚守。在影片的最后，铁郎弥留之际，把他同姐姐绑在一起的丝带之间不仅是他们之间物理上，更是他们情感上得联系；面对刚刚赶来的小春声声“舅舅”的呼喊，铁郎最终得到了亲情的救赎，用颤巍巍的手指摆出了“V”的造型。
       在片中，值得注意的新形象还有临终关怀组织“绿色之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家庭功能的弱化不可避免，面对这种趋势，电影上映时已达79岁高龄的山田洋次对此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做出了新的探索。当无家可归的铁郎选择留在“绿色之家”渡过最后的日子时，社会机构就已经成为了家庭最重要的补充。在对自己主题的反复确证中，这种细节上的变奏之处足以显示导演的高明。
        影片中，天气与季节总是与人物的心境相适应；而在影院的观影过程中，银幕外也传来滚滚雷声，好像银幕中东方传统美学观的“天人感应”（左老师语）在现实世界的更大规模显现。而《弟弟》也正像东方文化的一面镜子，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行为对家庭的影响，也重新确认现代社会中家庭的意义。
       什么是好电影，永远不会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像《弟弟》这样可以引发我们反思自己生活的电影，终归是值得一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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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不想写这片子的，4天的影展值得写的很多，但是看完的当天夜里大家激烈讨论了两个钟头，觉得那个时间不能白白浪费，于是把当晚讨论的主要问题整理一下，再夹带点自己的私货，遂成此文。

最近几年，拿日本电影和韩国电影去比的人越来越多。诚然，日本电影早已远离70年代世界二把交椅的地位了，而韩国人2000年之后的进步有目共睹。
但在我看来，两者的电影完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韩国人的电影，通篇都在讲人性，一字蔽之就是“欲”，性、金钱、权利乃至仇恨，让人看了之后冷到骨髓。而日本人的片子，鼎盛时期还能够百花齐放，等到这十年，则一门心思在人情上做文章了，爱情亲情友情义理，入殓师如是，三丁目如是，甚至于武士电影清兵卫也如是，观众看了暖入心肺鼻头发酸。简单来说，同样在东亚儒家文化的体系之内，鬼子导演努力去建设一个道德社会，而棒子导演则在拼命的和这个道德社会战斗。

本片的开场，给人现实主义的感觉，金钱、门第、学历种种从各个细节透出它们无所不在的影响力。铁郎，这么一个生性粗线条，对他人虽无恶意，但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楞头青亲戚，受到的待遇可想而知。等到他对亲人的伤害超过一定的阀值的时候，连唯一肯接受他原谅他的姐姐也宣布断绝关系，将他赶出了家门（这一阀值很容易界定，明确的130万日元，合10万人民币？）
之后的故事似乎就开始向着传统屈服了，离婚的白雪公主爱上了装修工，落魄的流浪汉生病之后，大家纷纷原谅他照顾他爱他，等到最后，连老年痴呆的婆婆也表示了宽容怜悯之后，故事也就画上了一个斗大的句号，句号里面隐隐可以看到一个“善”字。

总体来说，虽然山田老爷子功力犹在，但是我对故事实在说不上满意。原本是很有搞头的人际关系本子，排到后来居然成了靠死人赚眼泪的肥皂剧故事，实在让人惋惜。人情在本已一败涂地的时刻，不明不白就逆转了胜利了，这样的转折，还不如简单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来的心情愉快。

题外话,在吉永小百合面前，苍井优的表现实在是太尴尬了，我非常怀疑她的演技比苍井空到底强多少

用温柔原谅一切


如果“血缘”是一道选择题，那么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抱着私心，争先恐后地期待降临在一个光鲜体面的家庭里，家族成员都付出爱心互相体谅，其乐融融。如果还能再挑的话，这个家庭最好有点小钱，生活在小康水平之上，那便堪称完美，无可挑剔了。很可惜，现实中的生活绝非给一道选择题打一个勾那样简单，生活的艰难程度，其个中辛酸，只有当你置身其中才会有所体会。

那句老话说得精准，“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山田洋次执导的这部叫《弟弟》的影片中，那个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幸福的家庭：

丈夫去世之后，年轻的吟子一手抚养女儿小春长大，一手搭理丈夫生前留下的药店。药店在日本东京某个极其平常的社区里，多亏了老街坊帮衬，收入总算可以养活她们母女。单从表面看来，这个家庭虽然没有了作为支柱的一家之主，由于母女感情深厚，也算温馨而和睦，实在差到哪里去，但偏偏吟子的弟弟铁郎却似乎总有意无意地找姐姐一家的麻烦。有一个贪赌、嗜酒如命、且一事无成的弟弟，倒也认了，但这个弟弟，却从来都不是省油的灯，不管是在姐夫13周年忌日那天，还是外甥女小春出嫁这天，无一例外把局面搅得非常难堪，令大家不欢而散。更甚的是，弟弟铁郎的搅局，无意间给小春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

仔细想来，想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若非是上帝馈赠，否则得到它会比登天还难。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也无法选择成为哪一些人的亲人。当你降生的时候，所有的亲属关系都已经安排好，你没有理由说“不”。因为血缘关系早已为她选择了一切，吟子也只好一直跟在弟弟铁郎的屁股后面收拾残局。

母亲体弱，是吟子姐代母职，一手把铁郎带大，弟弟闹了事，没有一次不是吟子领着他上门跟对方道歉。想是因为这层关系，姐姐吟子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抛下这个弟弟，更别说像他们的大哥那样随便抛出一句“从今往后我要跟这个弟弟断绝关系”便一走了之，因为“血缘”和“亲情”也往往意味着责任。责任是，无论弟弟闹了多大的事，有多令家人蒙羞，姐姐都必须完完全全揽下来，即便心有不快，也仍旧没有办法把他拒之门外。不得不说，责任是个难以挑上肩的担子，如果被命运选中了，让你成为这个人的姐姐，也就再也卸不下这个重担，没有别的选择。

这一天，季节尚处于蝉声起伏的苦夏，一个女人找到了吟子家。铁郎说是在大阪卖章鱼烧，从女人带来的照片上看去，两人也算过得不错。但出乎姐姐吟子意料的是，这个女人坐下来便拿出一张借据，上面有铁郎的印章。毫无疑问，她是来讨钱的。130万日元，是这个普通家庭的全部积蓄，吟子把它们从银行全部取出，这就算结束了弟弟与这个女人的债务关系。而与此同时，吟子对弟弟的接受也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多承认这样的弟弟一天，这个家庭便随时有可能被他拖垮。于是弟弟后来再厚着脸皮出现的时候，两人大吵一架，吟子宣布“不再认他这个弟弟”。

这算得上是吟子所做的选择吗？与其说她是为两人自出生以来就带上的姐弟关系做了“撇清”的决定，不如说她是被逼无奈，主动放弃。从情理层面来讲，吟子对铁郎实在已经算是仁至义尽，女儿的婚礼被弟弟搅黄，过后被亲家大骂两顿，便原谅了弟弟，还万分体贴地说“弟弟也是来为小春道贺的啊”。这样的姐姐，她已经做得足够多了。可是“责任”并不意味着要负责弟弟的全部人生，也就是说，亲情关系固然存在，但作为成人，他首先得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独自去完成它，而不是每回闹了事便像寄生虫一样依赖姐姐帮他解决。饶是脾气再好，母性再光辉，吟子都有无法忍耐的一天。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家庭悲剧。弟弟品性恶劣，姐姐却毫无选择地必须接纳他，原谅他，关心他的生计，希望他能成个家，安定下来。对于有心的人来说，姐姐的爱必定如春风化雨，做弟弟的即使再顽固，也应该能理解姐姐一分，不再让她担心，不再喝酒闹事，不再耽误自己的人生。这些，弟弟铁郎却做不到半分，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已经接受了这样“不堪”的自己，毫无反省精神，得过且过。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对自己亦已绝望——性格的弱点吞噬了他的整个人生。

本来随着铁郎淡出自己的生活，吟子和小春母女俩过上了暂时淡定的生活。小春和有钱但吝啬的丈夫离婚以后，和喜欢了她多年的邻居男生谈起了恋爱，日子若能这样持续下去，也算相当不错。警察局打来的电话打破了这难得的平静：弟弟被提供善终服务的“绿茵之家”收留之际，咽喉癌已扩至肺和肝，还有糖尿和心脏病，生命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尚有几个月可活。

想来是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铁郎直到现在，才终于为这短暂的一生里给姐姐添的无数麻烦第一次有了悔改之心。他睡在“绿茵之家”提供的不足8㎡的昏暗房间里，已经不再能自主进食，流质食物从食道灌入，面色蜡黄，毫无精神。吟子来看他，他最初激烈反对，不见姐姐，原因是“不想再拖累吟子和小春一家”——这句话由一个濒死的人讲出口，旁人难免不为之心酸动容，在姐姐吟子听来更是心如刀割，泪水瞬间涌出。

是在这个房间里，吟子和弟弟铁郎达成和解，那半生的责备、辛苦、不甘，在这里将被一一化解，将不复存在。说到底还是因了那即便弟弟铁郎往生也无法否认的，维系着两人姐弟关系的血缘；便是这血缘，犹如一张结实紧密的大网，盛在姐弟两人的身子底下，若有谁倒下了，那张血缘的大网便会依靠它自身的力量将倒下的人轻轻托住，再把他弹回，复又得以重新站立。总是这样，曾经因为爱而难堪，如今还用爱来化解。

面对亲情，我们最后总是不得不、也必将一如既往地，用温柔，去原谅一切。

影片开场，山田洋次就充分地利用“时事画面”建制影片的时代背景。插一句，山田洋次夹私货地插入了《男人真命苦》的情节段落。于是，整个影片就在线性叙事的时间轴上渐行渐远。笔者认为，《弟弟》最厉害的地方有二。其一，山田洋次通过各种季节变化，调动人生的生老病死。这一叙事元素的运用直接导致了叙事的弱化，情节的强化。每到关键情节点，总是气候变化的节点。弟弟的死亡（樱花飘落）、陌生女的讨债（盛夏）以及姐姐与弟弟的决裂（大雨），都形成了一种潜在的互动。山田洋次不断地通过自然音效的过渡，强化人物之间的情感疏远。

其二，山田洋次在影片中倒戈了时间的线性进行。唯一的声画错位，姐姐去大阪看望弟弟。一面是姐姐对女儿的交代，一面是姐姐坐在新干线上的担忧。时间，在这里开始打转。影片最后，当患有痴呆的奶奶说出，“最近觉得他挺可怜的，大家都觉得他碍事，他肯定很孤单吧。……吟子，叫他来吧。”唯一的声话错位，以及最后段落奶奶的痴语，一下子把观众带入了时光的倒带之中。而且，没有闪回、没有旁白，没有过多的煽情，时光依旧，厮人已逝。

除了音效，山田洋次在影片的空间编排上也做足了功夫。姐姐家、婚宴、收容所，出现在影片中的每个空镜头，每一次镜头切换之间都能让观众看到这个空间的外延扩展。譬如，最后收养弟弟的收容所，山田洋次不断地通过改变取景角度，让观众看到不同景别下的电视塔。电视塔，仿佛变成了弟弟的内心写照。人前、人后，到底弟弟是个怎样的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叙事核心上，《弟弟》与“亲情三部曲”的第二部电影《母亲》——温暖、厮守的不同。弟弟的乐观，弟弟的放浪形骸，更加地凸现了他的自卑与他的孤独。对于他来说，姐姐是他唯一的亲人，“小春”（吟子女儿的名字）是他唯一的慰藉。

实在感慨，山田洋次的《弟弟》在情感抒映上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没有过多的煽情、没有华丽的炫技、也没有倚老卖老的步道，《弟弟》就好像一幅安之若素的生活画卷。人物的喜怒哀乐，全部发酵在126分钟的戏剧构成之中。两个夏天，两场婚礼，《弟弟》以一种结构上的缝隙密合，开放了一种豁达的人生观念。弟弟的死夜之后，山田洋次利用几个空镜头（电车、知了、浇水）过渡到了又一个明媚的夏日时光。两位邻居，姗姗地从画框的纵深处走来。一群孩子嬉笑地从画面中跑过。好像，一切又都回到了影片的开头。线性叙事的两个时间节点，在此，打上结头。

因为某种机缘，晚上难得和母亲一起看了这部电影。我是时隔半日后的第二次，母亲自然是第一次。影片大约走了三分之一时，母亲悄悄地起了身，准备洗漱睡觉。看着她微微有些佝偻的背影，我不禁想，她是否在和我思考同一件事——我那位令人头疼的舅舅。

在很多方面上来看，我的舅舅和笑福亭鹤瓶饰演的铁郎是极相似的。多才多艺，受朋友欢迎，喜欢陪着家人，这都是他的优点。不幸的婚姻生活，给家里人带来的经济负担，花钱时总是没有节制大手大脚，这是他们共同的缺点。不过说到底，我的舅舅并不是一个悲惨的日本戏剧演员，而是一个从高峰摔落到低谷的的中国人。铁郎最初是不被小春理解的，但我却始终特别理解我的舅舅。所以虽然我能够理解那样的家庭关系，但我并不能赞同它的真实性。

电影结束了，屏幕上是漆黑的空洞，但我依然坐在那里，恍惚着。令我困惑的不是两位舅舅的对比，而是两条思路的缠斗。作为亲人的我所感受到的是电影的虚假，而那个热爱昭和文化的人却告诉我这是真实的。哪一个我是真实的，哪一个又是虚假的？还是说，真实和虚假是并存的？

《弟弟》这部电影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之经验的问题。站得太远，觉着亲切，离得太近，却又困惑。山田洋次用电影向他的昭和时代致敬，但他的演员们是否能够承载他的思念，这个时代又是否能够承载他的思念？恐怕这是极困难的。吉永小百合是优雅的，但是她负担不起这个名为大姐的矛盾体形象。既要美丽又要粗糙，既要慈悲又要愤怒，既要宽容又要狭隘——这样的角色是无法饰演的。她必须先拥有那样的体验，即便那是从别处得来的。

苍井优同样承载不了山田洋次的思念。虽然片名是《弟弟》，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姐弟之间的关系常常受到舅舅和外甥关系的牵制。一旦姐姐在成长过程中承担了母亲的部分责任，这份爱就会成为弟弟难以摆脱的负担。当这份爱因为新生命的诞生而转移时，矛盾就产生了。铁郎惹怒吟子，是因为他阻碍了姐姐对小春的爱。铁郎被吟子遗弃，是因为小春的毅然决然推了姐姐一把。而当结尾所有人之间的矛盾即将化解时，依然需要小春，而不是姐姐去踏出最后一步。只有当小春意识到爱的无私时，分裂的爱才能重新归为一体，爱才能完整。苍井优演不了这样重要的角色，而山田洋次最终也没有给苍井优这样的机会。

这部电影在中国和日本得到的评价虽然相似，但却有着决定性的不同。我们因为经验的差异忽视了这份人际关系中的缺失，将电影的一切都视作合情合理自然而然。日本普通观众虽然”不识庐山真面目“，但却意识到了其不通情理之处，只是因为日本网络评论环境的缺失导致影评人把握了话语大权。从一般评论的角度来讲，拥有更多经验与思考的影评人通常是更加值得珍惜的。但是对于这样一部紧贴昭和时代脉搏的电影而言，普通日本百姓的声音理所当然比任何专业影评人的观点都更可贵，因为只有他们才最了解这份爱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