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妈妈

*原载于公众号 深焦DeepFocus

《小妈妈》和《你好，李焕英》放在一起比较其实是有一点疯狂。但这正好是在《你好，李焕英》即将成为中国影史票房第二的当口，上映的热潮和全民讨论的劲头还没过去，柏林放出了席安玛的《小妈妈》。

在这个故事中，8岁的女孩Nelly和妈妈Marion一起去养老院带回外婆的遗物，一家人回到外婆的旧宅，也是妈妈儿时的家。过度悲伤的Marion在一个早上离开了家，留下Nelly和父亲收尾旧宅的整理工作，在Nelly的心中有很多对于母亲的疑问，却无法和父亲交流，她甚至不知道妈妈还会不会再回来，直到有一天她在林中的树屋旁见到了和自己年龄相仿，容貌酷似的女孩Marion。

可以看到，面对相似的故事，一位导演靠的是毫无保留的真诚与情感力量，通过通俗简单的叙事以及视觉方式最大化地触及大众的深层情感，另一位导演通过考究的光影、色彩以及剪辑艺术将其变得私密精巧而充满魔力，去征服口味刁钻的所谓“电影节精英”，这是女性叙事的一体两面，它们一起作为一则实例，展示了曾经被边缘化而如今越来越强势的女性故事内部不可忽视的活力。

《小妈妈》几乎整部影片都十分安静，一种刚好可以安睡做梦的私密气氛。一开始是顺接告别祖母的悲伤感情，再到母女之间温柔的点滴分享，到母亲突然离开女儿默默承受与期盼，感情静谧无声又明确透明地流动。

我们与角色之间没有任何的壁垒，Nelly遇到林中的Marion之后，席安玛用衣着服饰，房屋装潢等方式明确区分两位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区分两个时空，以高效而平等的姿态讲述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悬念，没有对角色的迷惑，我们和早熟聪慧的Nelly同步，在第一时间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和她一起与这个Marion建立感情，享受亲密。

我们和她一同见到了自己最想见到的人，见到已经不可能见到的人。当Nelly见到外婆的背影，她的第一反应是跑开，但和席安玛其他的女主角一样，她拥有一种不可阻挡的生气与勇敢，她再一次回到林中去找Marion。我们总是与她同步，我们在体会那种欣喜与忐忑，再次回到那座一样的房子里，见到拄着拐杖的外婆，坐到她身边，和她一起玩填字游戏，这时候周遭的一切声音更加安静下来，我们对这里的处境了如指掌，但我们体会到的感情是十分复杂和翻涌。

只需一片树林，一座房子，一个树屋，席安玛构建这个温柔的魔法世界的方式简洁至极，剪辑以及调度在其中被放大出来。当Nelly和Marion从一片葱茏中跑出来，当镜头凝视着外婆老宅旁树木笼罩的藩篱，当两个小女孩划桨穿越金字塔的缝隙，我们清晰地看到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向我们敞开，而它们只是静静地一直在那里，如此简单又十分具有象征意义，此刻它们在席安玛的镜头逼近下散发着魔力，像爱丽丝的兔子洞，或者是彩虹的另一端。

《燃烧女子的肖像》作为席安玛此前最为影迷接受的作品，全片流露出一种明确的奋力抗争的态度，从身份政治的角度大力回应女性面对男性社会的凝视的问题。《小妈妈》的表达则更为有机和自然，私密流动的情感取代了政治和社会学的态度表达，但其中对于女性生存的境遇的描述仍然充满了席安玛的笔触。

秘密和倾听是《小妈妈》的中心，在席安玛看来，她是女性社会的中心，是女性精神交流的一切核心。

母亲离开的前一夜，她告诉Nelly自己儿时害怕床脚的黑影，她能看见那是一只黑豹。开场两场戏迅速建立起母女之间的亲密无间之后，第三场戏母亲和父亲在厨房里的气氛一对比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冰冷。

在女儿和父亲的交流中，我们也看出父亲并不是倾听的一方，Nelly非常犀利地说出，父亲从不告诉她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会说的只是收到什么圣诞礼物之类的实际的东西，在Nelly的一再要求下，他才小声说自己害怕的是父亲。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的不倾听，不进行精神交流是不是母亲悲伤的来源，但其实明显的是，恐怕他也是父权社会僵硬的男性刻板教育的受害者，他们丧失了精神交流和想象，与女性的世界总是相隔阂（说句题外话，要对比《你好，李焕英》中对于父亲的几乎全然工具人化的处理，也十分微妙，两部相似的故事中，也都有意或无意将父亲在家庭亲密关系中的尴尬位置呈现了出来）。

另一个不得不说的设置巧妙的意象中心，则是绳索。Nelly之所以走近森林能够遇到Marion，是因为她在院子里玩母亲儿时的玩具，绳索断裂，绳索另一端的小球滚入森林不见了。

当Nelly第一次在Marion家中看到外婆的背影吓得回家，之后第二次再去找Marion时就带上了一捆绳子和她一起搭树屋。这一次是她主动想要找回和母亲以及外婆的联结，勾连起母亲的过去，这条绳索便是穿梭两个时空的魔法钥匙。《小妈妈》也不仅局限在Nelly和Marion的母女关系，它同时关照外婆-母亲-女儿这样的家族中的女性传承（由此母亲的手术、从外婆那里得到的遗传疾病也可做此解读），她们犹如在一条绳索上依次出现的几个绳结。

当Marion意识到Nelly确实是自己的女儿时，问道，“所以你是我的未来吗”，Nelly的回答是，“我跟随你的路而来”，两个容貌酷似的女孩的形象在后半段越来越重叠，母亲和女儿的童年并置到了一起，好像并无时间的先后，无所谓区分谁是未来，谁跟随谁，她们的命运平行而无限地轮回着，是一条莫比乌斯环。

这种并置和平等在片尾两位女孩一同划船穿过湖面达到了情绪的高潮，背景音乐第一次出现，越来越昂扬，她们齐头并进划着桨穿越一座金字塔（古老、传统、亘古不变的象征）的裂缝，其实也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席安玛的“宣言”。

“秘密，不是我们拼命想隐藏的事情，而是我们找不到人诉说的事情。”

母亲和女儿，闺蜜和伙伴，精灵和人类，实体和倒影，我们要的只是一次彼此倾听和伴行，甚至连读懂都不一定。

“我的悲伤不是你造成的”。有这一句，已经很好。

设定不算异想天开，但很任性，真的任性——为啥两个人能在各自的时空里互穿，触发点是什么、宇宙的罅隙在哪一个刻度上开口，为啥周围的人（外婆、父亲）也会配合着具体时空的认知需要、以恰当的年龄和面貌分头出现，这些都懒得解释、也不用解释。

两座一毛一样的房子，这座跑到那座就回到从前，那座跑到这座就掉入现在。

导演好像只负责提供足够具有辨识度的线索标志物：手杖、墙纸、涂鸦本、填字游戏、床尾的黑豹，配以大量的同景别换场，告诉你谁是谁，或者说，谁是曾经的谁、谁是后来的谁。

因为是席安玛的作品，又因为是“回到过去见妈妈”的题材，一开始，我险些以为，它是用《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影像质感，去拍《你好，李焕英》而已。

之前写过的关于《燃烧女子的肖像》：

你成了她唤起自我的触媒，她以你为契机，开启了音乐、游泳、独处的时光，还有性和爱，你以她为契机，找到了新的创作观，对艺术最原初的冲动和愉悦，还有性和爱。

她原谅你的谎言、配合你的任务，只因为要看到一个你眼中的她，然后要那个她实实在在地感动你，只因为要被你凝视，然后在同样的位置实实在在地凝视你。

我喜欢那一段三个女人留在岛上的段落，仿佛从时光的暂停键里借来的乌托邦，一起搭救着自己的命运，一起尝试着对方的角色，一起做着一些看起来毫无意义和理由、却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毕竟，你们的人生里，最缺的就是“自己”。

你们被定义成主人、客人、佣人，那是外力的要求，是男性社会对你们的戏码分配，和礼序建构。

现在好了，现在，岛上没有男人。

甚至整部电影里，都很少有男人。

之前写过的关于《你好，李焕英》：

它有一些很传统的结构：“回到过去做了诸多努力，却发现生活是无法改写的，机关算尽，命运依然沿袭着它认为最好的安排”，这是几乎所有穿越题材都在反复演绎的真理。

“我以为我足够聪明和贴心地为父母铺排好了一场局，却没料到知子莫若母，父母早已用他们的智慧将一切洞悉，我做的一切其实都在她的凝视之下发生，我替她圆梦其实我的每一个梦里都装着她的梦”，这样的套层，也在许多以两代人关系为主旨的作品中出现过——比如李安的《喜宴》——虽然略显鸡汤，但总能十分管用。

它又有一些很创新的结构：国内之前的穿越电影，都是“回到过去为自己解决一个问题”，《夏洛特烦恼》、《乘风破浪》都是如此（虽然后者也涉及父子亲情，但它总归是从儿子自身的情感需要出发的），但这回不一样，这回是“到过去为母亲解决一个问题、到过去帮母亲走出困境、到过去替母亲建立一种更好的生活可能性”，这个更好的可能性里，还要以抹除“我”为代价——撮合母亲与另一个并非“我”父亲的男人，于是，行动人物（我）和欲望人物（母亲）之间是分离的、是对立的，这释放出巨大的叙事张力，也释放出更打动人心的双向奔赴、双向的自我牺牲。

《小妈妈》里没有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可以建立的更好可能性，它不存在着对人生的搭救和改写企图、也就更不必抹除谁和追究谁，它自始至终在一个更加抽象也更加幽微的维度里行进着。

因为上面那些，都是情节，而这里边，都是情感。

所以它没有前文本：童年创伤是怎样发生的，中年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外婆对母亲做了什么，父亲和母亲间发生了什么，外公又是死是活，影影绰绰从未明言。

再心思细腻的孩子，也未必想读懂那些成人世界里的隐秘。她只想有不疾不徐的沉浸、随风入夜的怀缅。

你甚至可以认为，孩子是天然具有“把一切人为放大”之倾向的：也许妈妈只不过是面对丧亲之痛的无从排遣，先行离开了勾起伤心事的旧居，去新家等待负责善后的她和父亲，但搁在小姑娘孤独的心灵体验中，就会萌生“妈妈可能再不回来”的恐怖揣测。

情节要自圆其说的完成，情感只要你知道它有、共振、然后结盟。

房间永远是空的、至少是接近于空的，就像对白和配乐，是接近于无的。

但划艇和煎饼的那一段欢愉，是片子里情绪唯一起来的一下，必须有这一下，这一下让我瞬间破防。

还有那个细节：父亲从不跟她说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在她一再要求下，终于小声吐露“我特别害怕我的父亲”。惜字如金的刻板的男性社会，与女孩所呼唤的精神交流之间的隔膜，来源不过是上一代男权的宰制与规训转移。

他们永远无法共同保有一个秘密，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林间人迹罕至的树屋、水中形制奇特的建筑、色泽丰富的灌木、落叶满覆的小路，它们一起联通了人性最幽微的部分、过去和未来的无数种情愫，联通了爱意或悔意、骄傲的忧愁和不可解的伤逝、心底的温存及难于启齿的依恋，联通了最坚硬的柔软、最凄凛的明媚、最早熟的童年和最自闭的盛年。

妈妈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

哦，原来是和我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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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男士提前离场了.

第一次哭是31岁的Marion问Nelly你会怎么做最后的道别呢,Nelly扑进Marion怀里抱住她,轻轻说了句再见,Marion亲了亲Nelly的头发,第二天早上就离开了.她以为那只是一场演习,或许她也早有预感,妈妈随时都可能离开.

第二次哭是看到8岁的Marion和31岁的Marion一样会给Nelly做一模一样的早餐照顾她,妈妈就是妈妈,不论妈妈多大都是照顾人的那一个.

第三次哭是Marion问Nelly你妈妈为什么离开,Nelly说她一直都不开心,Marion说她肯定不是因为你而不开心,Nelly说我有怀疑过.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总是看到妈妈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所以形成了讨好型人格,但我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下定决心学习情绪管理,以后努力不让自己小孩敏感受伤.联想到片头妈妈开车的时候小Nelly一直在给妈妈喂零食,喂饮料,吃完隔着座椅搂着妈妈拍拍妈妈,妈妈脸上一副欣慰.懂事的孩子是好啊,可是懂事背后到底是什么呢.

很惭愧我从来没有好奇过妈妈的童年,尽管我一直认为好奇是爱的必要条件,或许是因为妈妈一直在我身边吧.对妈妈的亏欠希望可以还在自己女儿身上,我想每对母女都是如此.

作者：Scott Roxborough / The Hollywood Reporter（2021年9月4日）

校对：覃天

译文首发于《虹膜》

《小妈妈》是瑟琳·席安玛继2019年广受赞誉的《燃烧女子的肖像》之后，推出的一部更为私密的作品。

这位法国电影导演将她以18世纪为背景的电影中的情色渲染和性政治，转换为一个关于爱和失去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八岁的女孩试图与她的母亲建立联系的故事。

故事总有转折:《小妈妈》还是一个时间旅行的故事。八岁的奈莉（约瑟芬·桑斯饰）刚刚失去了她深爱的祖母，正在帮助父母清理她母亲玛丽昂（尼娜·梅尔瑞斯饰）童年时住的房子。在探索周围的树林时，她遇到了一个同龄女孩，名叫玛丽昂（加布里埃尔·桑斯饰），她很快意识到，玛丽昂就是她的「小妈妈」。

在此次采访中，席安玛讲述了她与女孩们一起工作的经历，日本动画如何激发了这部电影的灵感，以及为什么记忆和想象才是真正的流动容器。

问：你在疫情前就写好了《小妈妈》的剧本，是不是隔离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你把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

席安玛：是的。在这次隔离和整个疫情期间，我想了很多关于孩子的事。当然我现在也在思考。我觉得孩子们现在需要有血有肉的小英雄，我们需要和她们对话，并包容她们。疫情开始以来发生在儿童身上的种种情况使这个故事更具实时性和紧迫性。

回顾职业生涯，我和很多年轻的观众有过交流。《假小子》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现在仍在法国的许多学校放映。然后是《西葫芦的生活》。我经常和孩子们见面、交谈。我想给她们充分的电影院式体验。在写这部电影的剧本时，我的脑海里一直想着孩子。

问：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联想到了那些处于隔离中的孩子——因为影片里的女孩们是如此自由，可以跑到树林里玩耍——他们无法拥有这种快乐。

席安玛：当然，他们被关住了。不过孩子总是被关在家里。在这部电影里，我想谈论失去和死亡，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但你知道，疫情可能给了我更多的勇气去相信我们可以在隔离的情况下创作电影。我们建组之后，就会把自己锁在摄影棚里。拍电影的整个过程就像是某种隔离。

问：这是一个时间旅行的故事，但你处理时间旅行的方式与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或《回到未来》完全不同。大多数关于时间旅行的电影（通常由男性导演制作）关注的是时间旅行的机制、流动的容器等等。是什么激发了你关于时间旅行的创意，为什么你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席安玛：我最初并没有刻意去写一个关于时间旅行的剧本，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写完初稿后，我心想，「哦，这是一部穿越时间的电影。」一开始，我想当然觉得这是一部关乎现在的电影。这不是一部关于过去或未来的电影，因为你甚至不知道这部电影的确切背景。所以我们并不是在时间中旅行，而是在空间中旅行。

我想这就是它的特别之处。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我们以往在电影中习惯的时间旅行。通常，关于时间旅行的电影里都有一种环游的桥段。它们通常是关于角色获得了什么？在《回到未来》中，时间旅行让你回到一个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在那里你的父母很幸福，你也有很多钱——这是资本主义版本的时间旅行。

在我的电影中，时间机器给了小女孩现在，给了她们聚在一起的时间。这是一次让人们重聚的时间旅行。而且这是我们实实在在可以做到的，我们自身就具有这种能力。

你可以把我的时间机器看作是关于记忆的，但它也是关于想象的。你可以看看父母小时候的照片，然后把自己放进照片里，想象着自己回到了过去。这部电影试图解开我们自身的时间机器的秘密，它就在我们的脑海中。

也许这也是为什么这是一部很好的疫情电影。现在我们必须依靠脑海中的想象机器。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独自呆在家里，不能旅行。很多人都在失去亲人。我们需要想象力去旅行，去联系彼此。

问：你刚刚提到这部电影没有设定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可能是2020年，也可能是80年代或90年代。你是如何设计场景和服装来营造这种模糊感的？

席安玛：老实说，这是拍这部电影最难的部分。因为这对我来说是违反直觉的。一开始，我打算建造两套相同的房子，也许通过厨房将它们连接起来，你明白吗？联通现在与过去。

然后我意识到这并非现在和过去的联系。它必须是同一栋房子。我们决定让过去和现在都一样——同样的颜色，同样的灯光，同样的公共空间。衣服也是一样。声音设计也是如此。这「两座房子」的声音效果完全一样。你过去听到的每一首歌都和你现在听到的一样。

这部电影的服装是我自己做的——除了《燃烧女子的肖像》，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很会买服装！每一套服装、每一件衣服都来自于当下。但是影片没有表明具体的时间。这也使得这部电影可以超越时间。

当然，可能对于和我同代的人来说看起来会有感触。我42岁了，成长于80年代和90年代。电影里的很多东西都来自我的童年。但从目前对这部电影的反应来看，不管属于哪一代，人们似乎都能产生共鸣。

问：你是怎么找到这两个女孩的？她们是同卵双胞胎，但性格却截然不同。

席安玛：其实选角过程很快。我总是和同一个选角导演（克里斯特尔·巴拉斯）合作，尤其是这次因为疫情，很难去见很多人……我只试镜了三个孩子，包括这对双胞胎。

我真的很想和双胞胎姐妹一起合作。有几个原因。这部电影的想法——如果你遇到你的「小妈妈」会发生什么——延伸出了很多问题。她是你的妹妹吗？她会成为你的朋友吗？她是你的妈妈吗？还是你是她的妈妈？你们的母亲是同一个人吗？我的意思是，当你说到核心家庭成员的时候，你们确实拥有相同的基因和DNA。所以我想要通过一次大胆的选角来解答这些问题。

我也很想让这两个女孩彼此熟悉，这样她们在一起拍戏就会很舒服，而且她们的场景会有一种直接的亲密感。

而且这很美妙，因为你知道，作为一个导演，我总是准备得很充分。我属于掌控型的导演——我不喜欢意外，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控我所拍摄的东西。但她们这对双胞胎姐妹创造了一些独特、美丽和令人惊讶的东西。

问：你怎么指导这么小的演员？

席安玛：我们不排练。与年轻演员合作关乎于信任。我从未见过她们预先准备。因为那不是她们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一切发生在片场。当我和青少年打交道时，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会认真排练。但对小孩子来说，我觉得这种方式带来的压力太大了。

当然，这有点疯狂，毕竟这些孩子将出现在电影的每一个画面里，而你不确定她们是否能表演得当。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方式。你必须信任她们，必须相信她们的智慧和能力。我觉得孩子们太令人钦佩了。我完全信任她们。她们一点也不愤世嫉俗，极尽诚实。关键是要信任她们，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孩子们一起拍摄，你每天大概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能在片场拍摄，所以你必须知道你想要什么，可能要拍四到五条才能拍到一个满意的场景。

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遇到了你的「小妈妈」，你会问她什么？

席安玛：当然。毕竟我写了这个故事。我所有的问题都在里面。我不认为这部电影有什么秘密。一旦有了想法，你就可以用几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你可以拍一部「小爸爸」——一个小男孩遇见他的小爸爸，这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也很有兴趣看到这个故事。

我拍这部电影的方法是提出一些大问题，那些我们都会问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对角色进行太详细的描述，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将其与自己的处境联系起来，在其中看到自己。但在这部电影里有很多我小时候的个人经历和感受。这是非常私人的。

问：你曾提到了宫崎骏是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

席安玛：其实应该是宫崎骏和日本动画电影。我认为《幽灵公主》是有史以来最美的电影之一，它对于孩子全神贯注，并且将孩子视为最聪明的观众。宫崎骏电影的节奏和韵律中一直都有那种信念。

我也很喜欢宫崎骏电影中的音乐和孩子们，比如《龙猫》。这些故事相信电影的力量，相信作为观众的孩子的力量。我相信电影的激进诗意，以及电影的工具性。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想到了电影界的女性先驱们，她们发现了摄影棚拍摄这一手段，她们创造了魔幻现实主义。我想：「我有和她们一样的工具。」

这部电影本可能在电影院重新开门之际拍摄。封城期间，我看了很多梅布尔·诺曼德和许鞍华的电影。于是我想：「让我们用同样的工具，用同样的信念来制作一部电影吧。」

问：电影中你和让-巴蒂斯特·德洛比耶一起写的那首歌——《未来之歌》（The Music of the Future）——的灵感是什么？

席安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想要一首歌。并且是我第一次想要给电影中的歌写歌词。当然，《燃烧女子的肖像》里的歌也有歌词，但它们是拉丁语，所以没人懂。这次我尝试写一首法语歌，一首给孩子们的歌。

我们讨论着，写一首可以作为一部动画片的主题音乐的歌，那种我们会在小时候看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动画片。而且在儿童动画片中总是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

这可能是影片中唯一一个有点怀旧的地方，但歌词都是将来时态的。这首歌叫作《未来之歌》，第一段歌词是：「孩子们的声音会唱出你的梦/和你一起做成为孩子的梦/在没有你的时候做成为孩子的梦/在远离你的时候做成为孩子的梦/最终做一个和你在一起的梦。」

这首歌很符合电影。这是一首超越时间的歌曲，因为它使用的是将来时态，寄望于未来。这部电影也是如此。

原文链接：

//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berlin-film-festival-2021-celine-sciamma-interview-petite-maman-4143344/

两年前在戛纳通过《燃烧女子的肖像》夺得最佳编剧之后，导演瑟琳·席安玛的知名度便迅速在影迷群体中攀升。去年年初在arclight参加映后Q&A的时候，瑟琳·席安玛还未提及自己的新作。然而在2021年的柏林电影节，就听闻她的新作《小妈妈》入选主竞选单元提名金熊奖。不同于《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宏大”，《小妈妈》只有短短的72分钟，而且故事也设置在现代，围绕亲情以及儿童题材展开。今天有机会终于看完了这部新作，感觉有很多可以评论的地方。

去年年初arclight的映后问答

《小妈妈》最让人惊喜的地方，不仅是它只有72分钟，而且整个故事呈现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极简。首先说说人物角色：核心的人物只有主角小女孩、她的妈妈 （以及小时候的妈妈）还有外婆。首先片头（opening scene）通过小女孩的视角点明了整个故事的前提：小女孩的外婆去世了。小女孩和爸爸妈妈回到妈妈曾经和外婆一起住的房子里收拾东西顺便暂住几天。席安玛的镜头语言是克制的，尽管没有情绪上的爆发，但我们依旧可以在开头的几分钟里察觉到小女孩妈妈的悲伤和痛苦。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motif，那就是外婆的拐杖。小女孩留下来了过世外婆的拐杖，之后的情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motif的反复出现。

回到外婆的房子之后的第二天，妈妈就独自一个人出去了，通过小女孩和爸爸的谈话可以感受是因为悲伤难过。随后通过一条树林小道，小女孩见到了儿时的妈妈以及妈妈小时候搭建的“树房”。这个地方很有趣：小女孩的妈妈走了之后，小女孩见到了小时候的妈妈 -- 小时候的妈妈从未和现在的妈妈同时出现在一个镜头/场景里，并且导演让小时候的妈妈与小女孩的爸爸直接对话，以此构建了一种亦真亦假的观感体验。

小女孩刚开始见到小时候的妈妈时并没有断定她就是自己的妈妈，尽管她和自己的妈妈有着同样的名字。“小妈妈”对小女孩说小女孩的名字和自己的妈妈一样。这也是一个可以挖掘的点，在西方文化里，父母经常会为自己的孩子起自己父母或者祖父母的名字来表达一种对于亲人长辈的爱意。妈妈给小女孩起和自己妈妈相同的名字，说明了对自己妈妈的爱，同时也为观众提供线索，为接下来“揭晓谜底”留下伏笔。

小女孩和小时候的妈妈成为好朋友，来到她的家中，发现她的家和自己外婆的家无异。她偷偷推开卧室的门，发现年轻的祖母躺在床上休息，旁边放着和自己过世外婆一模一样的拐杖。小女孩开始明白这是自己小时候的妈妈和自己年轻的外婆。之后，当小女孩告诉小时候的妈妈自己是她来自未来的孩子的时候，小时候的妈妈没有一丝犹豫就相信了小女孩。这同时也象征了妈妈和女儿之间的默契、信任和爱。

有几场戏非常打动我，以至于我一个人在屏幕前抽泣：当小女孩和小妈妈玩过家家，装扮成审判员而不会系领带的时候，她默默一个人走到年轻的外婆前，问她可不可以帮她系领带。年轻的外婆笑笑，用心的为她系好领带、整理好衣服。这个镜头之所以如此打动我，是因为我有时候想起来那些我们再也见不到的亲人或者挚友，如果能和他们再见一面，再打一次照面，再拥抱一次，那该有多美好，哪怕仅仅是一秒钟也好。第二个镜头是，当小时候的妈妈得知自己的妈妈在自己31岁的时候过世时，她有点惊讶：原来自己的妈妈能活这么久；因为妈妈身体不好有病，而且妈妈一直展现出自己好像活不了多久的样子，小时候的妈妈一直害怕自己的妈妈突然离开。第三个是，小女孩和年轻的外婆一起为小时候的妈妈庆生：两人一起点起来蜡烛，围着小时候的妈妈足足唱了两边生日歌 -- 这场戏让我想起来从小到大的那些幸福美好时光，假如这曲生日歌能悠悠长长地一直唱下去，假如那些美好幸福的时光停在那里。

结尾处，小女孩送完小时候的妈妈和年轻的祖母上车去做手术之后，一个人走回外婆的家，看到现在的妈妈一个人坐在地上，她说她很抱歉这几天不在小女孩身边；小女孩说妈妈没关系，不需要道歉，我很好。在这一刻，似乎那些和年轻祖母还有小妈妈一起相处的时间是真实的还是梦境都不重要了，最美好的是亲情，以及简单而又深沉的爱。

《小妈妈》只有72分钟，朴素的镜头设计和调度，没有炫技的剪辑，但却勾勒出一幅简单而又深沉的亲情和爱。我想，最好的电影和最好的爱是一样，它们都是简单而又深沉的。

10/02/2021

写于芝加哥

原文链接：http://z1tii.cn/RBZZh

【油管上针对这部影片的Q&A很多，导演也讲得特别详细，这篇时间算比较短的，但一些重要的创作理念都有提及。能力有限，多多包涵。感谢Celine】

Q:可否分享一下最初创作这部电影的想法。

A：这部电影最初来源于我脑中的一个画面：两个八岁的女孩在森林里搭树屋，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女儿。这个画面在我脑中非常明确，但也让我感到不安。这个场景无疑是这部电影的母体。

当时，我正处于多线程工作中：一边写《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剧本，一边参加《西葫芦的秘密》的宣传。《西葫芦的秘密》是我第一次为孩子们写剧本，那段时间我常常心怀感激，觉得和他们有很多的情感联结。同时，我也感觉非常挣扎，因为《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剧本实在是太难写了！我放弃了很多次。在同时做这两份工作的时候，《小妈妈》的故事和画面不断在我脑中出现，我忽然意识到：“哦！这就是我的下一个项目！”事实上，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制作这部电影的欲望一直在增长。在结束了《燃烧女子的肖像》全球宣发活动之后，我就立刻开始了剧本写作。我也没有想到会写的那么快，之后疫情就开始了。

在疫情下，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关于失去、未完成的告别、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的情感挑战等，变得十分的紧迫和具有当下性。这给整个故事增添了一份神话般的普世性和永恒性色彩。同时，也像是一个当代童话。这一切都促使我加快创造的步伐。我希望在疫情的背景下，它能给人们一些情感力量，也希望它能够在电影院重新开放的时候就立刻和大家见面。

我们真的拍得很快，我在6月写完了剧本，9月开拍，第二年3月就去了柏林首映。

Q：是的，确实很快。你提到了你创作这部电影的背景，它的当下性等。在这部电影中，你想表达的是不同代际女性之间怎么样的情感联系？

A：首先，我希望展现三代女性的关系——祖母、母亲和女儿，而并非是两代——母亲和女儿，这并不常见。接着，从传统的代际制度中跳脱出来，用平等的视角去注视“母亲和女儿”，从横向而非纵向辈分的角度去看待家庭关系。这也许就是电影的魔力，这也是我选择一对姐妹去扮演两位主角的原因。我希望演员们从形象上就对传统的“母亲和女儿”，甚至是“祖母、母亲和女儿”进行颠覆。我常常会想：“如果我在8岁的时候遇到我的母亲，她会是我的姐妹吗？我们会分享同一个妈妈吗？”

这部电影的创作理念就是遵从于以上这些非常单纯，极简主义式的想法。但我试图用丰富的方式将它影像化地呈现出来：演员、场景、摄影棚的设计等。

Q：我们来聊聊两位优秀的演员Josephine 和 Gabrielle吧！你是怎么找到她们的？可以谈一谈和她们合作的过程吗？

A：我从我的第一部电影开始，就在和同一个选角导演合作。我对她非常信任，我也同样信任我的摄影师。有趣的是，人们聊起选角的时候往往会说：“你见了多少个来试镜的人？”对我来说却不是这样，就像当我和我的摄影师聊到灯光时，她并不会给我几千个选择。我非常信任我的合作伙伴。我只会去看选角导演提供给我的人选，例如祖母的角色，她有一个想法，我们就会跟着她的想法来；母亲的角色她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们也会跟着她的想法来。我提名了两个父亲角色的人选。

说到儿童演员，其实我只见过她们两个。我的选角导演见了许多小孩子，直到她遇到了Josephine和Gabrielle。她说：“我想这会非常有趣！”于是我就见了她们。对我来说，选角的过程更像是我将一个想法抛出去，看看有什么会反馈回来。这是我的第五部电影了，我曾和孩子们一起合作过，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孩子们来试镜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成为“电影演员”，她们看过我之前的作品《假小子》和《西葫芦的秘密》，她们参与试镜是想参与到我的电影中。对我来说，选角并不是去寻找未知，而是与人们见面，感受他们的反馈。

我们初次见面后，大家一起读了剧本。她们知道我希望她们参与到电影中，在读完剧本后她们也表示愿意参与。我们并没有预先排练。我同时也是影片的服装设计，所以我们的关系更多是从我帮她们选衣服和确定造型开始的。我会询问她们对衣服的感受，是不是感觉舒服，在此过程中建立信任。然后我们就去场景实拍了。

拍摄过程充满压力，因为一天只能拍摄3个小时。孩子们有自己的生物钟，坦白说3个小时的拍摄也不少了，但这意味着拍摄的准备工作必须非常精确。摄影棚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便利。在摄影棚里，灯光可以提前准备好。

和孩子们一起工作的第一天，往往是观察她们如何探索电影拍摄的过程。你会看着她们一点点成长，去理解那些拍摄术语，和不同团队的人合作。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过程，因为她们真的学得很快。一天的时间，她们就学会了如何走位，如何处理跟镜头。

我觉得跟孩子们的合作与成年人合作并没有太大区别。人们往往对导演和演员的关系有一些浪漫的想象，觉得导演会和演员就角色和其他东西滔滔不绝讨论很久。我并不会这样。我的一些角色甚至没有名字。我完全不是一个角色驱动型导演。我并不会给她们提供她们不知道的背景故事。我们只讨论电影，讨论这部电影的方方面面，这样她们就会对电影的各方面都建立认识，无论是具体的场景还是场景中的某个物件。当我和Adèle Haenel以及Josephine Sanz合作时，我也会用这样的方法。我往往会跟他们说：“ok，这就是我们的空间，这是一条小路，你需要从这里走向那里……”我们会不停地讨论电影本身，一起将它完善起来，整个过程充满生命力。我非常坚持这种方式。特别是对孩子们而言，这无关乎她们的情感认同，她们的感受等等，并没有一个儿童演员培训中心。当然她们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她们也能够唤起自己的某些感受，但并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表演。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她们对电影的想法，她们的建议，她们的主张和观点。例如有一场戏，Josephine像一个间谍一样，试图寻找一些线索来搞清楚另一个女孩儿到底是谁。我并不会对她说：“你要表现出恐惧，因为这个小女孩是你的妈妈。”我会说：“想象我们在拍一部间谍片，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节奏、肢体动作和姿态上吧。”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即时的交流，因为我会不停地和她们对话。在拍摄过程中她们并不孤单。我会一直在她们身边，跟她们说悄悄话。我非常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工作，因为她们真的会非常紧密地和我联结在一起。当我给她们建议后，她们会立刻做出一些积极的调整。

Q：谢谢，团队协作对您来说非常重要。我的另一个问题是，您如何在您的剧本和影片中保留自己的作者风格？

A：我觉得这和制作规模有很大关系。我倾向于用低调的方式拍电影。在影片完成前，我不会刻意强调它将会怎样，不会将它放在聚光灯下。另一方面，我会坚持分享我的看法。我不会将我的想法看作一个只对自己开放的小秘密，好像别人的参与会破坏它一样。电影制作从本质上来说是团队合作的过程。我会持续分享我对电影的看法，然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大家共同将它完善起来。这一过程并不会让你失去自我。总的来说，首先你要非常清楚自己的想法，然后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参与到团队合作中。

Q：你希望人们能从这部电影中收获一些什么？

A：我希望人们将我的电影视作一种慰藉。我觉得我所有的电影都有这一特质。当然，观看电影本身也是慰藉和疗愈的一种形式。这部电影只有70分钟左右，但我希望将它视作一场24小时的情感体验，当然包括了睡眠的时间。当我写作《燃烧女子的肖像》时，我想要慰藉那些失去爱人的人们。我想转换失落之爱与永恒之爱的视角。对这部电影来说，我想创造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人们与家庭、与父母相互理解和治愈。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崭新的工具、一个崭新的建筑，让你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自己，去治愈自己。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每当她要生她爸爸的气时，她就会想象自己和父亲一起搭建一个小木屋的画面。忽然间负面情绪就消失了。我们一直希望通过虚构的艺术作品和经历去感受和治愈自己，例如俄狄浦斯神话，但那是一个杀父娶母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在家庭中复仇的故事。我们通过想象中的复仇来实现治愈。但如果，换成《小妈妈》会怎样呢？我们创造一个新的神话，不是关于复仇，而是家庭中的平等关系。就像，如果你遇到孩童时的母亲会怎样呢？如果你意识到她的悲伤并不是因为你会怎样呢？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治愈方式，一个全新的治愈式神话。因为这就是虚构艺术一直以来可以带给我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