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地重生2001

小时，曾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如果在进入冬季，能住在干涸大湖的中央，每天就可面对白雪茫茫的广阔世界，能守望着南来北往的无数大雁，能追逐野兔嬉闹，还能下河湾捕鱼，那该多好。但你没想到如果长此以往，没有人说话，就无法与人交流，甚至会患上“失语症”。

在德国电影《极地重生》里，远在西伯利亚的德国战俘基文斯，他无法接受25年的劳改生活，在眼看着一个个战俘遭受着非人生活后而毙命，于是在医生帮助下，准备从极地往西行逃亡，临别时，医生对他说：“每天你一定要跟自己说话，要不停地跟自己说话。”想一想，他所要逃亡的路线，是要跨越整个西伯利亚无人区，即使有人，他也得小心翼翼，在历时三年多、跨越14000公里的逃亡艰辛旅程后，他最终从原苏联的乌兹别克斯坦进入伊朗，一路追赶的苏军头目，也被他感动地放了他。一路帮助过他的人，多是从善意的眼神里传达出“言语的秘密”。难以置信的是这确是个真实的故事。

无独有偶，在新近的一部法国电影《塞尔柯》中，说的是在1889年隆冬，远在西伯利亚的哥萨克族一家人，看到黑龙江边民与修铁路的地方官员发生冲突而遭到迫害，尤其是边民的马匹遭到杀戮，这一家人愤愤不平，家中小伙子迪米特跟家人说，一定要赶到彼得堡宫廷向沙皇申述情形，为边民讨回公道，于是小伙子骑上小灰马“塞尔柯”，踏上他的漫漫征程，风吹无边的雪地，只见空旷的苍茫，与《极地重生》异曲同工，跟他能说话的就是这匹“塞尔柯”，马通人性，感人挚深。

语言，在寂静的广袤天地，得以用另一种思维形式延续，从而改变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轨迹。语言附着于生命的秘密生活，也无疑是痛苦的。1942年，一批“骁勇善战”的德军，从北非战场来到温暖的意大利西西里海滨，当他们尽情嬉戏享受人间快乐时，突然接到迅速调往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命令，伴随着拿波里明快又动听的民谣，他们坐上往北急驰的火车，穿过阿尔卑斯山幽长又漆黑的隧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人间最为惨烈的杀戮。

严冬来临，比战斗更为可怕的是天寒地冻，这时，语言在生命中成了一种无力地呼吸，他们不停地喃喃絮语，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活下去，他们也不知道如何说话，无力地言语演变成一场溃败的大灾难，言语在霜染凝冻的胡须上，物化成了一个个苍白生命的符号，士兵一个个僵硬地死去，最后的两个人无声地幻想着回乡的温暖场景，但他们还是冻死在白色的雪地上。

拍于1993年的德国电影《斯大林格勒之战》，其中可贵的反思精神，令人感佩，这也是二战同类题材电影中的佼佼者，其反思力度较为少见，更多的战争题材电影，是如何演进摧枯拉朽的胜利，好像是为了炫耀战争的“必要”。德国人严谨的哲学思维，虽然经历过“大黑暗”时代，但总是能从中正直地反醒起来，这种精神是有些民族所不具备的，想起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当年访问波兰时，在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下跪祈求原谅的情景，就让你感叹，一个敢于反思的民族，总是值得人们钦佩的。

而生命的这张脸，也总与言语的秘密相关，总与落寞与博大相关，也总与生生不息的痛苦与幸福相关。我们有否真切地想过：在这张脸背后，生命固有与本真的价值在哪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言语，一个人也有一个特有的言语历程记忆。言语的秘密生活，见证了生命和沧海桑田变化的印迹。想起1974年在家乡大湖中的情景，那几年每到小学放暑期，正值农忙“双抢”季节(收获早、中稻，赶插晚稻，所谓“一年三熟”，多在长江中下游，农民很辛苦)，十来岁的你，就要参加劳动，那时的大湖大多已“围胡造田”了，无边的湖野，就是无边的稻浪谷香。以生产队为单位，中午就餐就一队人围在一起吃“大锅饭”，每每这时，说笑吵架的很是常见，有一家壮如蛮牛的父子最喜欢对骂，十六、七岁的儿子，与四十来岁的父亲，有一次开骂给你印象特别深。

那天，有一个小学老师正在看《参考消息》，蛮子问：“有没有打仗？”蛮父听到：“有没有打仗，管你屁事？！”“我问一下还不行吗？”“操，你有本事，你有本事去打台湾，那里还没解放呢。”蛮子放下“芦花碗”，袖子一撸：“打就打，毛主席要我上，我就会打个国民党狗日的。”“牛逼哄哄的，你去填海喂鱼还差不多。你连老子都打不过。”蛮子气得摔碎大碗，冲着蛮父上来就要开打，一队人都在看热闹大笑，蛮父指着他脑门：“你长了个猪脑，还想打台湾，你个猪獾子。”越说越逗乐，人上来劝说才作罢。

《言语的秘密生活》，其实是一部西班牙电影，一个女护士放弃一个假期，来到海上一个钻井平台，照顾一个严重烧伤的男人。她从始至终，一言不发，这种关系围绕在秘密的言语中，衍生出幽默、善良和谎言，也派生出感情与痛苦。原来这位漂亮地女孩子，来自前南内战，背身烙下了条条的痛苦伤痕，与其说言语，成了这对好事多磨恋人的秘密生活，不如说，言语成了不出声情感的最有力表达和魅力所在。

由萨拉-波莉出演的小护士，虽然鲜有台词，却在眼神与面部表情上，传情达意，着实用活了言语。而男主角则由蒂姆罗宾逊出演，这位在《幕后大玩家》和《剌激1995》中名声鹊起的实力派演员，着实演技功力不凡，要知道总是躺在病床上表演是很不容易的。

每个人都有“言语的秘密生活”，生活也总包含着“言语的秘密”，这是人类的思维家园，心灵净化的容器，这也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2006、12、14

非常优秀的电影……如果不是弥漫着浓郁的白左气息以及对苏联的讽刺看起来就舒服多了。苏联对待战俘确实不咋地，但作为战争发起方的德国人在这里面却表现出了团结舍己为人的正面精神，而影片中呈现的所有苏联人都是狡诈冷酷恩将仇报的，为数不多帮过主角的还是犹太人（永远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和雅库特人。

老实说，导演似乎没太多反思的地方，反倒是不断揭示苏共的残酷，无处不在的斯大林头像没让人想起来几年前的希特勒么。

顺便说一下，这片子最震撼人心的是“改编自真实故事”。但我查了一下这个故事的原型克莱门斯·福雷尔1944年参军，三年后的1947年就已经回到了慕尼黑并且注册了户籍，1952年才到印刷厂工作，也就是故事中“他回到西德的时间”。所以首先这“历时七年”就站不住脚。另外，故事发生的杰日尼奥夫角劳动营实际上建成于1949年秋，也就是在原型已经到家的两年后，所以他不可能到过这地方。历根据西德意志广播5台的说法，官方档案里真正从西伯利亚劳动应逃回家的德国战俘只有一位，叫做奥托·里纳斯，1945年被俘，但是仅仅一年后就冒充波兰人逃了柏林。比起小说里的主人公徒步一万四千公里，里纳斯是不断换乘火车，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平心而论，抛开虚头巴脑的东西，这片子拍的不错。

小说的历史背景不明，叙述者始终紧贴他的德国主人公，在描述主人公遇到的其他人物，尤其是苏联人和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时充满了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他们，“至少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孩童，有一种幼稚的残忍和乐于助人的习气”，在小说中，他们“消瘦、眼窝深陷，一副穷酸样，看上去卑鄙、可疑，就好像他们能活下来都要感谢绞刑架上断裂的绳子一样”。战俘营中的一名苏联护士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她“既不能对任何德国犯人感同身受，也不像正常人类那样有情绪的起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几个德国人，即使深陷困境，他们也能保持“教养”和人性，其中尤以昔日的军官最为出众。

直到几年前，巴伐利亚的一位广播记者才发现了“中尉福雷尔”的原型。他综合了很多可靠的线索，证明了小说中叙述的故事从未发生过。在故事发生的时间内，西伯利亚东端根本没有什么战俘营，而所谓“真实的”克莱门斯·福雷尔也早在1947年就离开苏联战俘营返回了慕尼黑，因此不可能辗转跋涉3年。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此书讲述的究竟是谁的故事?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疑问，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部小说，而是类似的关于战争和战俘的作品的真实性都非常可疑。

在展开叙述的过程中，鲍尔不仅仅依托于对时代的见证者科尔内留斯·罗斯特(福雷尔的原型)的描述，其自身的丰富经历也是他创作的源泉。鲍尔于1940年加入纳粹国防军，还参加过对苏联的战争。他当时的出版商赖因哈德·皮珀，很早就曾表达过有兴趣出版一本关于他这段经历的书。这与鲍尔的野心不谋而合，他一直关注着战争，开始勤勉地搜集资料。“从我们第一天越过边境开始，直到今天，经历了无数伟大的、振奋人心的、可怕的和令人恐惧的事情。”他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伟大的经历从来都是战争，是我们的战士所打过的仗。……苏联的风光千姿百态，无不美丽、灵动、震撼人心。令人恐惧的是苏联人，22年的统治留下的痕迹远比战争中的他们更可怕。我当时并未弄清为什么这一目标值得追求，但是处处都可以看出，灵魂的缺失、简单化、同质化以及所有对人生价值的贬低都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必须面对这一切令我感到恶心和仇恨……命中注定我要遭遇战争，对此我毫无怨言。我很愿意再重新经历这一切，虽然辛劳，但我最终获得了成长。危险并未大到无法承担的程度。我相信，我会从这一切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