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人1994

*警告，有大量个人演绎，如有误读敬请讨论



左轮手枪里有六颗子弹，再数一遍，还是六颗子弹。

但是当米特亚将枪口抵上自己的太阳穴时，我迟疑了，左轮手枪里真的只有六颗子弹吗，为什么他的表情竟如此深切地平静，平静下充斥着满满的绝望。
我还是倾向于那是一把空枪的，因为无论如何米特亚都不会选择在此刻死去，他刚刚爬起来，从燃烧着火焰的地狱，他即将可以回到他记忆中最美好的那片地方，尽管那些人好像离开了他也依旧过得很好，但是他还是想回去试试的。
他只是…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竟为了这个决定如此痛苦，以至于他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虚无的神明，他站在自己的罪孽之中不断地用往事，过去的冤屈和痛苦提醒自己的无辜，如果我有罪的话，这枪里应该会生出第七颗子弹吧。
他努力装做游刃有余，不断提醒自己现在的成功，但是他的恨意和委屈永远都无法克制，过去的幽灵不断折磨着他，我本可以拥有美丽的妻子，我本可以拥有美丽的女儿，我本可以生活得典雅安宁…我…真的不甘心。
所以他是真的痛苦，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只是希望旁的人也陪他一起痛苦，他在树林里吐露回忆中的往事的时候无法克制的想把昔日的恋人拖进对当年的向往和渴望，他防毒面具下狂暴的琴声，他给小女孩讲故事，借以对整个屋子的人宣布他的不得已，他饥渴着旁人眼里的同情，饥渴着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宽恕，他向那个夺走他的恋人的男人宣布着他即将陷入与自己同样的命运时他希望看到与自己同样的恐惧，他希望…他需要证明他是因为被世界逼迫才会化身为这样的角色。
在毒太阳升起的一瞬间，他甚至已经说服了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他成长成一个冷静理智 ，执行着神圣使命的人。
但是当他回过头来看到他的仇人，满脸是血地哭泣的时候，他却又别开了头。
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永远是一个年轻的贵族，他的幸福是来源于美丽的花房，洁净的享受和音乐，那是再多的”正确“也无法扭曲的，正如他恐惧着流血和死亡一般，一个贵族是永远不会从流血和死亡中得到快感的。
所以大家都喜欢正直的科托夫，我喜欢米特亚。
科托夫是一个军人，他正直具有责任感，为自己的军功为傲，这无可指摘，这恰恰证明了他和米特亚是不同的人，他习惯了从他人的流血和死亡中得到军功，他习惯了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之中，如果他在这起事件中不是受害的一方，如果此刻身份对调，他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并且引以为荣，不会有人因为米特亚的哭泣而割开脉搏，那样才是最真切最深刻最残暴的无可挽回，毫无希望的寒夜。
至少现在，科托夫的痛苦，还能由一个贵族来哀悼吧。


B站个人演绎剪辑：[毒太阳/烈日灼人]厌弃-Mitya个人演绎

最后的康康舞
桑克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优美而恬静的乡间生活，仿佛屠格涅夫笔下风情万种的俄罗斯风景画。精巧的乡间别墅矗立在幽静的艺术家之村里。远处是连绵的针叶林、金黄的麦田和清澈的河流。家人聚集在一起，说法语，跳康康舞，吃点心，唱《蝴蝶夫人》，朗诵普希金的诗句，踢家庭足球，谈起那些老朋友，拉赫玛尼诺夫和曾来过哈尔滨的男低音夏里亚宾。如果不是斯大林的名字，如果不是巨幅的热气球下悬挂的斯大林像，我以为这是19世纪的贵族或者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当球形闪电在房间里跳荡，击碎一张黑白照片，并点燃森林一角的时候，我开始感到不安的小火焰在舔我麻木的嘴唇。当神秘的夏日圣诞老人德米特里摘下他的墨镜，摘下他的胡子，摘下他的全部伪装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来自地狱的使者。这个借用盖达尔《铁木耳和他的伙伴》的出场方式，让我误以为这是一个有趣的田园交响诗的引子，仿佛长笛吹出森林明朗的呼吸。把一张画画得很美，然后用一把刀子从它的对角线开始把它切开，像切开一枚无辜的西红柿。这就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他是那个我尊敬的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的儿子）的诚实。
    当斯大林的战友、红军英雄科托夫上校用他满脸的血和伤痕，用他低低的哭声告诉我他的痛苦的时候，我当然已经明白了米哈尔科夫想告诉我的东西。这是一个稍有历史知识或者社会经验的人一看就能明白的事实。但他却把这个残酷的点和一个优美的面结合在一起，把我和难受关在一个被窝的集中营里，而且不许探出头来。我想起一个关于绘画的故事。一个画家说，你以为把一个穷人画在一个阴天里就悲惨么？不，你把这个穷人画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才叫悲惨呢。多么有力的对比，那么多多余的阳光照遍了画面上的一草一木，但偏偏照不到这个穷人身上。这是怎样的哀痛呢？《烈日灼身》（俄文直译的意思是“被太阳灼伤的人们”）里充满清新的绿色和明亮的金黄色，但人的命运却是另外的样貌，“却道天凉好个秋”，英国人谈论天气的习惯似乎有了另外的意味，环境扮演什么角色更拿手呢？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成为历史系学年论文的热门候选题目，但如果让我来做，我可能因为描述不清而吃鸭蛋。我在农场长大，知道鸭蛋比起鸡蛋来，味道腥，有种原始的类似于野兽的气息，所以乡间很少炒食它，而是利用盐，把它做成腌制食品。把一个东西送到盐里，送到火里，算不算苦难？算不算考验？当带着原始腥味的鸭蛋变成文明的美味的腌蛋时，我应该理解什么叫作历史的变化，什么叫作现实的力量。
    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谈。1936年的德米特里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且不说他躺在浴缸里偿还了一切。他被迫出卖自己的团体，被迫放弃自己的爱人，被迫……他爱生命的结果，就是失去尊严（尽管到最后的时刻，他用流尽血液的方式重新获得了尊严）。科托夫呢？他一直在和德米特里从前的团体做斗争，他甚至夺取了德米特里从前女友玛露霞的爱情，然而他竟被德米特里诬陷为自己团体的敌人，他感到荒谬甚至愤怒。他不懂法语，粗俗而朴素，他其实是这个贵族家庭的外人。抛开科托夫和德米特里的政治对立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另一种关系的对立，也就是知识和无知的对立，教养和粗俗的对立，贵族和平民的对立。在政治关系里，他和德米特里对立时，他和他妻子玛露霞的家族是一个阵营的；但在新的关系里，他和德米特里对立，也就是和自己妻子的家族对立。当叶莲娜唱完《蝴蝶夫人》之后，大家纷纷感叹：以前唱歌的日子是多么美好的时光！玛露霞的叔叔富歇瓦洛特感慨万千地说：“现在也没太坏。但人生的芬芳……人生的韵味已经消逝，一去不返了。有什么可争的。”这是这个家庭的真正主题，也是这首带有怀旧色彩的田园诗的内在主题，这个褪色的主题和科托夫的新生活主题是矛盾的，他属于轰隆隆开进的坦克，天空中飞行的战斗机群。即使家庭娱乐，他也把贵族的槌球改造成大众的足球。他在那幅巨大画像的幸福中，同时也在它的惩罚之中。跟着他倒霉的是卡夫卡《城堡》中土地测量员式的卡车司机，在整部影片里出没，寻找他的目的地却难逃命运魔术师的捉弄；玛露霞在爱情纠葛中，手指不安地敲击着玻璃杯，爱情危机在生命危机面前变得微不足道；可爱的娜佳幸福地奔跑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她不知道危险就在米沙叔叔（德米特里）优雅的微笑里……
    这部1994年拍摄、1995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的影片的开头是克里姆林宫的尖顶/鉴定，一个老头在用水龙头清洗过街桥的栏杆……

两千多年以前，柏拉图就在“洞穴隐喻”中清晰地指明了精神世界的唯一出路，那就是：走出幽闭的洞穴，直面灼热刺人的光芒，走到被光明照亮的康庄大道上去；所有关于未来的可能性，都只有在洞外的太阳的直射下才能完全释放。
太阳意象是永恒的诗学命题。在集体无意识的沼泽中，“太阳”始终维持了一个正面的史诗英雄形象。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象征物，它的出现，总是意味着光明、勇气和希望的来临，以及灵魂的得到救赎；它的形象本身，则早已经凝结成了“永恒”。
对太阳的向往和希冀，就这样在诗意的表述中成为了坚固的超越性的象征，突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隔阻，在文化的迷宫花园中四处留下自己的身影：它既是一种亮度的象征，也是一种温度的隐喻。从地球的运行状况来看，可能对太阳的威猛视若无睹的，大概只有那些身处在高纬度地区的民族了。
常年笼罩在西伯利亚凌冽寒风吹袭下的俄罗斯，曾在“太阳”的渺远光照中隐约看到过未来的希望。那团到来的希望之光，是和19世纪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启蒙关联在一起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名字，镌刻在这座启蒙的圣杯上，他被人们崇敬地称为“太阳之子”，他的诗作传遍了整个俄罗斯大地，他的光芒照耀着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他的名姓成为了民族精神的标志，神圣而不朽。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他就是俄罗斯的代名词。
只有俄国人自己心里明白，普希金是一团突然乍现的光焰，是这片黑色土地上的一次文化意外。他有着极光般无与伦比的美丽，却无法在北方冰冷的天空留下一点点温和的暖意。更多的时候，他像是一个无用的符号，光鲜而徒劳地辗转于各种版本的诗学史著述中，流为人文工匠手中仅供点缀的花边。“太阳之子”的尴尬命运折射的，正是太阳本身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晦暗不明。
作为象征的太阳，在语义学的角度原本应该是温度和亮度双重指向的结合。也就是说，太阳这个光明的物体，不仅是可以以强大的真理之光照亮他物的，同时也是能够提升被照耀者的温度、慰藉他者心灵的。没有照拂卑微心灵的那一面，再强势的光源也不可能成为希望的载体；相反，它会变成一种压迫性的暴力，借助自己的光亮，残酷地把对象暴露在冰冷的理性绞架下。
笼罩在俄罗斯天空上的太阳，在光和热的两个维度上恰恰是不平衡的。一方面，昼夜时差的加剧带来了更长久享受日照光明的希望；另一方面，偏远的照射角度也使得抵达那里的太阳的温度减弱，难以抵挡幽冥刺骨的西伯利亚寒风的侵袭。光明过度但却希望不够的太阳，还能否承担起“太阳”意象的伟大使命，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事情。
在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电影《毒太阳》中，所谓的“太阳”就是一个发光发亮的橘红色圆球体，漂浮过所有画面。这个一再出现的巨大象征，给画面中的人和物都洒下了明亮的辉光，确立了影片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基调。然而，事实上，这是一部反思斯大林专政和30年代大清洗的电影。在太阳魅惑般迷人的光芒下，在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巨幅画像即将被竖立起来的一个周末，革命英雄科托夫一家被“平静祥和”地清洗铲除掉了。
如果说“太阳”意象是整部电影最重要的构成元素，那么显然，这个“太阳”是被阉割过的残缺语符，它的温度所指被集权的政治机器毫不留情地割除了。在耀目的光明里，个体的生命却得不到任何的保障。不论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卡车司机，还是声名在外的革命英雄，都随时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奔忙在太阳底下的生命，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死亡的到来，甚至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场蹩脚的救灾演习，人人戴着防毒面具在那里表演既定的程序。生活的一切都看上去光明，却给不了生存的勇气或希望。
从逻辑的角度看，一个太阳的象征缺失了温暖的维度，似乎很难在人的心目中获得恒久的认同。奇怪的是，这个残疾的被阉割意象并没有遭到普遍的质疑，相反，它成全了民众的节日狂欢。或许在米哈尔科夫看来，比起冰冷的太阳残体，更让人绝望的是主体的麻木迟钝。为此，他竭力塑造了一个安详和平的语境，所有的人都被美丽的光晕迷惑，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中，尽情狂欢着。除了最接近权力顶层的科托夫，谁也没有嗅出残忍的血腥味道。即使是科托夫本人，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秘密警察逮捕的时候，竟还抱着侥幸的幻想，以为斯大林同志的荣光一定可以庇佑自己脱离苦海。
柏拉图以来哲学坚信不疑的理性光芒，悄无声息地泯灭在了伟大领袖的荣耀下。没有人敢挑战领袖的神圣权威，正如没有人会意识到，太阳光辉的表面上其实布满了凹凸不平的黑子。这些毫不起眼的气体旋涡，无光无热，隐忍沉默，却是威胁人体健康的致命杀手。长期暴露在光照下的躯体，将会因为黑子的频繁活动被灼伤，甚至毁灭。
藉着黑子，“太阳”象征体中潜藏的毒性语义得以被揭示出来。太阳外在的形象固然伟岸而魅惑，但它的体内，充满着致死的毒素。贪恋于阳光的照耀，必被太阳之毒所伤，死于艳阳高照的美丽风景中。
太阳毒素的危害，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早已被人所熟知。然而一旦进入到象征的体系内，它那无所不在的荼毒却往往被忽略了。在太阳的象征语义中，人们迷信于那些正面的信息，解构掉那些负面的阴影，仿佛那些黑色的物质从未存在过。但如果翻阅过去一个世纪集权主义政体的历史，所能见到的恰恰是在光明而美好的幸福愿景中发生的许许多多残酷迫害和屠杀。
走过苏联集权专制时代的米哈尔科夫，在民主的时代用“毒太阳”的隐喻，表达了对历史教训的切肤反思。与之形成镜像对照的是曼杰尔施塔姆。伟大的诗人在1916年的时候命名了被黑色遮蔽的“黑太阳”：
今夜已无法挽回。
你在的地方，还有光亮。
一轮黑太阳
升起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上。
这个预见未来的诗人，用自己的一生印证了黑太阳的存在，并最终死在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集中营里。

　　一、通向幸福之路

　　贝特兰•罗素在论及“幸福”这一话题时，曾说过：“动物只要不生病，有足够的食物，便快乐了。我们觉得人类也该如此，但在近代社会里并不然，至少以大多数的情形而论。”“黑客帝国”中的矩阵曾经创造过一个完美的虚拟世界，使人每日处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每一个欲望都得到满足，不多时日，他们就忍受不了这种安逸而精神崩溃了。不可否认的，疑虑和忧患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与生俱来的忧愁促使社会思考、进步，让我们在钻木取火后有了打火机，从咯吱作响的两轮马车坐到了平稳快速的汽车里，人们在永远追逐更完美生活的时候被焦愁所困。可是一旦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受到压迫和威胁，那么宽广的追求幸福之路将退化为走钢丝式的求生本能。

　　有一个关于“何谓幸福”的前苏联笑话，听起来难免有些戏谑，但也在哑然失笑的同时常到了辛酸的现实意味。在这个幽默对话中，古板的英国人认为幸福是冬天里的暖炉，浪漫的法国人说幸福是与金发女郎的一次度假，苏联人对于幸福的见解是当半夜有人敲门，你可以从容的告诉来者要捉捕的对象其实住在隔壁。这种幸福并非来自普遍意义上的心灵的满足或者精神的愉悦，而是出自命悬一线的侥幸存活，死亡竟然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针兴奋剂，让活着变成一种至高的荣耀与快乐。这种幸福和每日都在猎豹爪牙下逃生的羚羊感到生存的简单快乐并无二致，这种快乐是消极的，正如“醉酒是暂时的自杀，是不快乐的短时间的休止”，人们用更悲惨的境地来麻木不幸，提醒自己惨淡的生活还存留着“幸福”。对于个人，这是乐观精神，对于一个社会，这是精神上的慢性自杀。

　　俄罗斯电影“烈日灼人”（Burnt by the Sun 1994）将背景放在了1936年的苏联，透过民族英雄红军上校科托夫•赛基•培特洛甫的遭遇，描绘了当年旷日持久的“肃反”运动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伤痛。电影并未运用刻画政治现实惯用的冷峻色调和激烈斗争场面，将画面定格在晨风里包裹着香气的乡间，翻滚着金黄色呢喃的麦田，母亲的歌声，妻子的巧笑嫣然和女儿的怀抱。这样浓厚温暖的氛围中，却隐藏着眼泪与冲突，不安与暴力一点点侵入到家园。

　　科托夫上校六岁的女儿纳迪娅有着孩童们初入世界的好奇，她单纯懵懂，只不过幼小的她也已经深受爱国精神的感染。每次有少年先锋队员路过，她都会绷起小脸，认真地行礼，希望有一天也能神气地穿上整洁的队服，昂首挺胸地走进队伍。历经坎坷的米特亚却不无惆怅地对她说，如果真的经历过一起起床、吃饭、做早操的日子，就会会知晓生活是如何埋葬一个人，且一并抹煞了他们的个性与天性。

　　当人们利用周末假期在湖边游玩时，广播里却一遍遍播放着庆祝解放胜利六周年胜利的话，并预警要进行毒气演习，每次结束前都不忘说一句：祝大家假期愉快。将不安与恐惧带进原本安宁的假日后，他们还不忘告诉大家这该是一个美好的假期，要知道自己是多么幸福。就像在说，我们不能游泳，不能嬉戏，不能享受静谧的午后，但是我们是如此幸福。他们似乎想要制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从未实现过的乌托邦，只不过不是通过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而是通过在艰苦环境中“提醒”幸福，潜移默化地让人们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将每况愈下的生存环境通过精神催眠硬生生变得“幸福”。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庄园》中的有些情节就是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事件，他在小说的序言中直言不讳的指责“大清洗”运动，指出苏联已经完全不同于1917年的样子，慢慢向一个等级森严的集权国家发展。而在任何一个政权建立的伊始，都不会刻意有计划地向集权方向发展，都会铺开一个光明远大的未来预想图，让任何一个见过的人都愿意付出不懈的努力向这个目标迈进。贝兰特•罗素在谴责苏联政府之前，也曾经写道俄国的年轻人比世界上任何别国的都快活，因为“他们在那边有一个新世界要创造，有一股为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热烈的信仰。俄国青年的信仰可能显得不成熟，但这究竟有什么害处呢？他正创造着一个新世界；而新世界是一定投合他的嗜好的，一朝造成之后，几乎一定能使普通的俄国人比革命以前更幸福。”奥威尔的小说中，甫一开始，动物庄园的长者只是倡导动物们紧密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它们的人类，还高唱了那首激动人心的《英格兰之兽》，带领大家“倾听快乐的佳音，展望那金色的未来”。当它们真的革命成功，赶跑了人类，两位猪领导人一开始还像模像样的制定了“七戒”，誓要和人类划清界限。但是之后的局势却由两位领导人的意见相左，变成了一场内部斗争、排除异己的活动，发展到后来甚至成了血腥镇压的内部清洗。掌握权力的“拿破仑”（其中一只猪的名字）一步步背离革命的初衷，不许大家哼唱《英格兰之兽》，将“七戒”涂改掺水，对所有动物实行洗脑。到了故事的最后，猪和人类结成了盟友，并开始像人一样走路吃饭，直至动物们都分不清哪个是猪哪个是人了。

　　影片中的上校科托夫就是创建社会初期的英雄，他勇敢、忠诚，热爱祖国，富有感召力，善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当军队的坦克开进了农民的麦田，他三言两语就让士兵们欣然臣服，原路返回，不仅因为他是众人爱戴的科托夫同志，也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当妻子马鲁西娅得知他曾经赶走了与她青梅竹马的米特亚，只为了能有机会亲近她，深受打击、痛哭着要跳楼，却被科托夫几句深情的呼唤拉了回来，安然地接受了这个有些残忍的真相。他和斯大林的合影照片一直摆在书桌和墙壁上的显要位置，这是荣誉，也是他的骄傲，他曾经与斯大林并肩作战，知道斯大林办公室的直播号码，这位“朋友”给他权力与荣耀，也带着他走向不归路。朋友，普希金说过，“我不再有朋友，或者他们已经远离了我”。科托夫的悲剧不只是斯大林一个人造成的，每个人都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或者沉默，或者积极响应，让他没有任何选择地坐上了那辆一去不回的轿车。

　　二、为永恒的离别唱一曲短歌

　　“被太阳灼伤，绯红色的海洋干涸。我听你说过，我亲爱的鸽子：那里将不再有爱。让我们离去吧，我将不再冷落你。”——“烈日灼人”

　　谋杀与罪恶喜好隐匿在夜晚肮脏的角落里，任凭它呻吟腐臭，哪怕只用耳朵聆听都能探知它丑陋的嘴脸浸了多少毒汁。被暗夜纠结着的噩梦总能被清晨的曙光驱散，连吸血的鬼魂也要藏进冰冷的墓穴等待再一次月升日落。所以，我们热爱阳光，爱它唤醒的鸟啼，爱它绽放了春天，爱它开拓着蓝天的疆界，爱它散发的激情，仿佛只要有一片它叶片上的光芒便能获得快乐。可是，在“烈日灼人”中，我们看到被幸福燃尽的家庭，被太阳灼伤的笑容，一株婆婆纳变蓝了所有金黄的时光。恋人们依旧拥吻，松树们依旧沙沙作响，远去的歌声却在诉说一次永恒的离别。

　　电影开始于一段雪地里的舞蹈，被冰雪覆裹的大地，小型乐队在拱形的舞台上弹奏，恋人们踏着音乐的节奏紧紧拥抱。这是影片中为数不多的一抹冷色，那对相拥的恋人是寒冷中的一线温暖，导演却也在用这种气氛暗示了再深切的亲吻也无法逃脱命中注定的别离。导演将故事浓缩在了一天，保密局的摩爪伸向了缓慢、悠闲的田园生活中，以飞快的速度终结了漫长的星期日。

　　坦克闯进了麦田，让科托夫难得的休息日都不得安宁，而这个偶然事件只是一连串变故的序曲。马鲁西娅搂着女儿惊恐地看着这一切，单薄的身影在空旷的田野里显得分外无助。冰冷的炮口没有指向什么入侵的敌人，而是摇向了自家的人民、同志，手无寸铁的妻女。

　　科托夫住的是专门为艺术家和音乐家准备的豪宅，坐落在树林中，被树叶过滤的日光笼罩了一层光晕。他的母亲爱硫娜曾经是歌唱家，用歌声缅怀失落在光阴隧道中的记忆。

　　＊＊纳迪娅＊＊

　　纳迪娅是穿梭在树林间最清凉透彻的微风，不经过世俗的浸染，肮脏的阴谋到了她的眼中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景，新奇而别致。就像谈起当年祖母因为毒气泄漏被人从莫斯科抬回来时，她睁着大眼睛，煞有介事的说那是因为动物园太臭了，搞得大家都无法呼吸了。她对善恶还没有太多概念，她喜欢最终带走他父亲的米特亚，喜欢那辆保密局的车，喜欢哼唱那首忧伤的情歌“毒太阳”。如果不是她的世界过于简单美好，就是这个世界太会隐藏真相。本来，米特亚应该只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叔叔，轿车应该只是一辆孩子眼中了不起的物件，“毒太阳”该是一首优美动听的短歌，可是到了现实故事中，我们都会对他们心生畏惧，畏惧他们带来的血腥，畏惧他们带来的哀伤。

　　湖中泛舟的时候，科托夫曾珍爱地抱着纳迪娅，仿佛她让一切事情都变得容易，让世间事物都变得和谐。他怀着沉沉地感怀说，如果能和她一辈子在河上漂流就好了。这句话是属于纳迪娅的温馨许诺，却是讲给科托夫自己听的哀愁与不舍。当在许一个最简单的愿望时，就是我们最害怕失去的时候。

　　临别的时候，科托夫一直没有勇气穿上军装，却是纳迪娅相信了父亲善意的谎言，急急慌慌地给他穿衣服，得知可以开车让她兴奋地有些结结巴巴。她绝不会知道自己在无意中把父亲推向永别，这将是伴随她一生的悔恨。她和父亲最后的游戏是比赛谁可以不换气的一直说“呜——”，她自然是输了。父亲的声音悠长得像是一次静静的哭泣。他的纳迪娅给了他说再见的勇气。

　　纳迪娅眼中并不是一个存在于幻想中的更美丽的世界，而是世界最初纯净的样子，只是无可奈何的现实让这个世界看来如此丑陋。

　　＊＊米特亚＊＊

　　说不上是反面人物，要说他本身也是整个悲剧中的一名殉难者，但是谁都会对他抱有负面情绪。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这是哈姆雷特著名的质询，也是从始至终鞭笞拷打着米特亚灵魂的问题。他曾经拥有不错的生活，却被战争夺走了，被那个有着宽厚肩膀、迷人微笑的英雄夺走了。面对命运的不公，他选择了默然忍受，甚至将命运的暴虐当成自己丧失良知的借口。他不像其他几名保密局人员深感自己所做的皆为正义，他知道那是罪恶的才会一再想要寻死。可是他的软弱让他最终屈从了生活，为自己的作为寻找依靠和借口。当他正在因为是否要杀死那个问路的人而犹豫不决时，看到了不远处冉冉升起的斯大林头像，他崇敬地看着画像，嘴边不禁露出狞笑，仿佛得到了莫大的鼓舞，眼睛也不眨地结果了可怜人的性命。稍微一个暗示就能让他变成杀人恶魔。

　　他在科托夫家中出现的时候就披着伪装带着欺骗，假装盲人的样子却能讲出已经被深埋的记忆。他总喜欢假扮盲人，似乎这样就不必面对难以抉择的生活。不能说他是个坏人，但是却个性软弱，没有为了自己爱的人和家园做出什么努力与牺牲。当年受到了威胁，他就一语不发地离开了恋人，留下悲痛欲绝的马鲁西娅。他说自己的离开是为了不将暴力和血腥带进这个家园，而现在他却又亲自给这里带来更大的灾难。看似每件事都是不得为之，实际上还是为了保护自己。虽说科托夫曾经运用权力把他赶出了国家，却为了争取爱情争取事业都付出了真心和努力，手段不见得光明，但是人格上却是磊落的，起码他的双脚从来不用来逃跑。

　　科托夫可以面对知道实情的妻子，米特亚却始终都无法告诉马鲁西娅真相。太多不能告人的秘密与折磨，最后还是在浴缸里割开了米特亚的手腕。

　　＊＊寻找扎哥连卡的人＊＊

　　电影里一直有一个寻找扎哥连卡的人，拖着一车的家具，却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他是故事的局外人，却一直试图走进这里，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先是遇到了无法解开的谜团，到后来这种寻找给他带来了冲突，最终惹来了杀身之祸。很像面对“大清洗”的知识分子，他们算是“清洗”运动的局外人，但面对这种重大的事件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探寻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哪怕没有过多的企图，还是会不知不觉地卷进漩涡，然后在某一次行动中不知触动了政府哪根敏感的神经，就白白丢了性命。

　　而另一个痴迷药物的女仆摩吉霍娃更像是反应过度的政府。一点小病就会让她塞进大把的药物，相同的，一个普通的暗杀让政府大动干戈进行了全国的“清洗”。当然，政治永远是搞不清楚真相的，导演也只能借着滑稽的女仆来讽刺一下政府的疯狂作为了。

　　＊＊毒太阳＊＊

　　“毒太阳”以一个火球的超现实形象在电影中出现了两次。起初总觉得这个手法过于露骨，像滴在画布上的墨滴，醒目而招摇。后来，渐渐觉得它简单、直接地表达了“肃反”运动如何秘密而又公开的闯入人们的家庭，洒下死亡与恐怖。它不为人知又那么鲜明，像瘟疫一样蔓延，没有防毒面具能敌得过它的毒液。在目睹了米特亚的死亡后，它才心满意足地飞向了莫斯科。

　　对于前苏联历史上的这次政治事件，众说纷纭，有谴责的声音，有反思的声音，也有质疑的声音。导演米哈尔科夫没有做过多的追问和过于苛责的批判，而是平静地叙述了受害者面对祖国的反目和亲人的离别时那种无法言喻的痛楚与无法愈合的伤痕。没有预想中的反抗与哀号，灾厄带着恬静的死亡悄悄降临，科托夫坐在车里满脸血渍，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呜咽。“让溶化的积雪有如眼泪一样，从不动的青铜眼睑中流淌，让监狱中的鸽子在远方轻啼，让轮船在涅瓦河上静静行驶。”（阿赫玛托娃《安魂曲》）我们的心在1936年的太阳中慢慢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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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独自凉

1986年引进的前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扮演了一个叫安德烈的列车员，使大陆观众第一次领略了他作为演员的风采。时至今日，米哈尔科夫已是蜚声世界的大导演，被誉为俄罗斯的斯匹尔伯格。

米哈尔科夫生于莫斯科名声显赫的艺术世家，外曾祖父瓦西里•苏里科夫和祖父皮奥特里•冈察洛夫斯基均为沙俄时期著名的画家；父亲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是著名诗人、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苏联国歌、俄罗斯新国歌的歌词作者；母亲亦是诗人；哥哥是名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

在家庭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米哈尔科夫对文学、影象艺术如痴如醉。1977年，32岁的米哈尔科夫根据契诃夫未完成的小说《没有父亲》改编的影片《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又译《失琴声》），获得了巨大成功，先后获得多个国际奖项。

1994年，米哈尔科夫导演并和女儿共同主演了献给“大清洗”的牺牲者的《毒太阳》（又译《烈日灼人》），淋漓尽致地显现了斯大林时代普通人的悲惨命运。影片一经上映立刻在俄罗斯和世界影坛引起了轰动，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北美取得超过2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奠定了他世界级导演的地位。

由斯大林一手策划、发动的“大清洗”运动，掀开了前苏联历史上最恐怖和黑暗的一页：1934年12月1日，苏共政治局委员谢尔盖•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青年党员尼古拉耶夫暗杀，处心积虑要清除异己的斯大林终于找到了借口，一场针对苏共内部及无辜人员的大规模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当天晚上，苏共中央便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

“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决议为大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敞开了制度的大门，成为嗜杀成性的斯大林清洗政治对手、残害无辜的重要工具：任何人十天之内被屈打成招即可未经审判执行死刑。

丧心病狂、杀人无算的大清洗，最终为苏共的灭亡和前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斯大林执政时期究竟迫害致死、流放、关押了多少无辜的人，学界说法不一。1999年，俄罗斯学者阿•利特温《俄罗斯学界“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做了一个总结：“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共有3778234人被逮捕，其中786029人被判死刑”，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不同时期为清算斯大林的罪行而做出的统计数字基本相符。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红色暴力机器疯狂碾压的血腥场面，斯大林这颗“毒太阳”活生生地将春色无边的人间化为腥风怒吼的地狱。

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毒太阳》，把情敌之间的争斗贯穿到时代的大背景当中，再现专制暴政如何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性的恶：1936年夏天，红军师长、战斗英雄科托夫和妻子玛露莎及小女儿来到乡间别墅度假，玛露莎青梅竹马的恋人米迪亚突然到访，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宁静。

米迪亚出生于一个只准讲法语的贵族家庭，双亲均遭苏共镇压，为求自保和早日回到玛露莎身边，精通法语的米迪亚被迫前往巴黎，成为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秘探。下令让他背井离乡的正是玛露莎的丈夫科托夫！

米迪亚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卖了八名白军将领的下落，得以回国了结私人恩怨。最后，契卡逮捕了科托夫，以叛国罪将其秘密处决；心灰意冷的米迪亚在浴缸里自杀；玛露莎被判十年监禁，1940年死于狱中••••••

影片将个人命运和时代风云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与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和谐”并存，形成强烈的反差；“毒太阳”以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的超现实形象多次出现在镜头里，它穿过河岸、白桦林、客厅，具有毁灭一切的可怕能量，寓意斯大林暴政肆虐大地、荼毒生灵，反人性反人类反对美好的一切。

作为苏维埃富于传奇色彩的战斗英雄，科托夫知道斯大林的热线电话号码，过着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特权生活；受人尊敬的他，几句话就制止了苏军破坏庄稼的坦克演习，但仍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被捕前，他久久地凝视着自己与斯大林的合影相片，沉默无语。他不会明白，他愿意为之献身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谎言。

科托夫从害人到被害的可悲经历，堪称红色恐怖之下人人自危、风声鹤唳、朝不保夕的一个缩影。

联想起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1958年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上，主持了一场反教条主义运动，将萧克、李达、郭天民等十几个高级将官打成了“反党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过一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彭德怀成为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批斗对象。12年之后，整彭德怀整得最狠的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

在黑暗的斯大林统治时期，洁身自好、置身事外、与世无争只是一个幻想，时代的旋涡容不得你有半点犹疑，如果被诬陷也只有听天由命，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契卡成了地狱使者。

米迪亚本身是个受害者，要想在邪恶的体制之内生存下去，过上“美好”的生活，只能变成一匹野兽。当汽球吊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在金黄色的麦田上空冉冉升起，风吹皱了画像，斯大林的微笑顿时变得和米迪亚的一般狰狞，令人毛骨悚然：没有万人仰望的斯大林，米迪亚不可能复仇成功。他的自杀，表明对这个疯狂、冷血的世界已彻底绝望。

《毒太阳》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没有刻意去塑造什么英雄或小人：科托夫是个好父亲、好丈夫，豪爽、大气；完全被动的玛露莎旧情难忘；米迪亚擅长恶作剧，爱好音乐----普普通通的他们都被扔进了时代的搅肉机，要么害人，要么被害，或者兼而有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魔鬼。

影片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也饱含象征色彩：从头到尾都在迷路的卡车司机，似在控诉前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找不到出路和方向；仅仅因为卡车司机目睹了契卡毒打科托夫的暴行，这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便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杀害，是为斯大林体制草菅人命的真实写照。
 
冷酷的成人世界弥漫着谎言、杀戮和背叛，而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在父亲（科托夫）踏上不归路时依然兴高采烈地学着驾驶汽车，令人心碎。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里，首次使用了“大清洗”这个字眼：苏共“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清洗”，“大规模清洗是在反托洛茨基的运动后”。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代表了前苏共中央的观点。

作为苏联体制性的罪恶，大清洗借助有重大人格缺陷的斯大林达到了顶峰。“毒太阳”即为前苏联体制和斯大林合二为一的恐怖意象。

据美联社报道，《毒太阳》的续集已经开拍，俄罗斯总理普京今年6月曾亲临影片的拍摄现场，坐在导演的座位上观看了拍摄过程。观众感兴趣的是，前苏联解体后，在米哈尔科夫的眼里会是一番什么摸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