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状态

自阿拉伯之春后，难民危机已成为欧洲电影中最重要的母题之一。我们既见证了无数纪录片对这一话题沉重、锐利的展现，也在独立剧情片中频频看到关于这一特殊人群身后的血肉历史与社会疮疾。在如此众多的相关作品中，2020年的一部电影却非同寻常——苏格兰电影人本·沙罗克（Ben Sharrock）用一种敏锐又出人意料的喜剧手法，讲述了一个在外赫布里底群岛等待命运的叙利亚难民的故事。

作者｜盖·洛奇

译者｜cardamom

原载于Variety，本文有编辑

清苦简朴，狂风乱作，且距离本已偏僻的北苏格兰大陆25英里的尤伊斯特岛（Uist Islands），是一个让大多数外来者深陷迷茫的地方——仿佛自己拥有了无限被滞留的时间，且这还没有考虑到政治庇护申请所带来的额外的、延时的不确定性。《边缘状态》（Limbo, 2020）中的主人公，便是一位驻扎在这个荒僻岛屿的安全屋中，等待着英国政府大发善心的叙利亚难民。这相当于一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隔离，相较被疫情席卷的六个月之前，或许现在它能更广泛地观众的共鸣。这并不是说这部由苏格兰导演本·夏罗克（Ben Sharrock）二次操刀执导的深沉而温和的电影缺乏足够的同理心。相比于苦大仇深的剧情片，这部电影是一出不动声色的喜剧，将难民的困境作出了更为戏剧化的呈现。

图 | 《边缘状态》导演——本·夏罗克

在第45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收获“发现单元”提名后，《边缘状态》又入围了2020年戛纳的官方片单。即便没有实际进行下线展出，但这一切对于这位曾经凭借处女作《皮卡德罗》在影展上收获颇丰，甚至在爱丁堡获得了最高大奖的导演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全新起点。他的处女作尽管在电影节圈子里名声赫赫，但却并没有让发行商们对这部作品青眼有加。《皮卡德罗》是一部以西班牙巴斯克地区为背景的浪漫喜剧，这部作品奠定了沙罗克的国际视野，而这种视角也延续在了《边缘地带》之中：他的原创剧本取材于自己在叙利亚生活和在阿尔及利亚难民营拍摄的经历。

图 | 《边缘状态》剧照

一些人或许会用一种合理的怀疑态度来看待《边缘状态》，因为这个关于中东和非洲难民的故事是由一个苏格兰白人创作的。也因此，相较于宏观视角，电影从一个微观角度切入是明智之选。夏罗克专注于个人的人性弱点和渴望，而没有试图对一场全球人道主义危机发表任何普世的声明。夏罗克对于他出色的主演、英裔埃及演员阿米尔·马斯里（Amir El-Masry）投入了相当大的信任，在这个角色精神的面具之下传达出了层次丰富、无法直言的创伤。

图 | 《边缘状态》剧照

马斯里饰演的才华横溢的青年音乐家奥马尔手臂骨折，远离叙利亚的家人，被冲到外赫布里底群岛的起因究竟为何，其实影片中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但他对完全陌生环境的茫然宇冷静的表现却告诉了我们，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故事核心。他是寻求政治庇护的几位单身男性之一，他们被关押在一个荒凉的岛屿村落，所有的申请的处理也都被无限地延长。岛上的能打发闲情的“景致”仅限于一个破败的超市，一个有着开麦之夜（open mic night）活动的沉闷酒吧，和被石头覆盖的延绵海岸线与阴沉天空——这些都被被摄影师尼克·库克巧妙的通过巧妙变化画幅的方式捕捉到画面中，某种程度上暗示着一望无尽的不祥之感。

图 | 《边缘状态》剧照。无论是景象还是色调，都让观众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在这个由局外人组成的小团体中，奥马尔与年长却并不世故的阿富汗难民法哈德关系最密切——主要是因为法哈德坚持不懈的友善示好。法哈德是一个顽固的乐观主义者，对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墨克瑞（Freddie Mercury）和养鸡充满了热情。他试图让这个封闭的年轻人重新融入这个世界，他将自己任命为他的经纪人，唠叨着让他在开麦克之夜演奏他那未曾碰过的乌德琴。法哈德对周遭新环境虽充满困惑但精神饱满的反应，为电影提供了一种丰满的静谧的质感——他满怀热情地搜寻为慈善事业而丢弃的、毫无价值的西方垃圾时，还在全世界都已不再讨论罗斯和瑞秋（《老友记》主人公）是否还在一起的几十年后，对一套被捐赠的《老友记》（Friends）套装着了迷，这些桥段甚至让令人回想起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äki）作品中的那份喜感。

图 | 《边缘状态》剧照，奥马尔与他的乌德琴。

但是，影片对明显荒诞主义的尝试就不那么成功了，主要体现在海尔格和鲍里斯这两位古怪移民为难民们提供的精神恍惚、毫无用处的文化意识课程。这些离题的内容自娱自乐，仿佛是从错位的希腊诡异浪潮（Greek weird-wave）作品中游离出来的，尤其是当《边缘状态》逐渐进入更痛苦的情感领域时，它们未能与更人性化的悲喜剧融为一体。

图 | 《边缘状态》剧照

然而，任何风格的断层，都被马斯里表演的力度与优雅性中和了。他疲倦的眼睛后面闪烁着欢乐或怒意。夏罗克的镜头时而停留在这些平淡之美上，就像斑纹玻璃窗上扭曲的人物，突显出他电影沉稳深思的属性。难民危机也许是近年来欧洲电影制作中最重要、最反复出现的话题，无数纪录片、部分虚构故事片都提到了这个话题，带来了各不相同的想象力与完成度。在这一题材过剩的情况下，《边缘状态》真诚而明智地找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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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过克制的影像讲述着一个凝固而缓慢的故事，我一直期待着男孩的琴声，期待着，停滞的时间里，能奏响一抹希望的亮色。

荒野的石屋之中，男孩最终与想象中的哥哥和解，屋外，抬头仰望，是幽绿的北极光，铺展天际。我想，那应该是哥哥的灵魂。

最终，男孩在超市中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来自家乡的酱料，那是老板特地为自己采购的，这样小小的收获，于男孩而言，却是一种巨大的喜悦与安慰，因为那里有家乡的味道，有对于未来的家人团聚的期许。

苏格兰边境的孤岛之上，无休无止的狂风，似乎永不停歇。远离故土的男孩滞留于岛上，等待着来自英国本土的难民入境许可。

时间是那样缓慢，甚或停止。只有身边的木琴相伴，那木琴似乎就是男孩的整个故乡，虽然他从不曾演奏，但总是带着它，寸步不离，像是在荒岛之上支撑他坚持下去的唯一力量。

听着医生剪开绷带的嚓嚓声，似乎是男孩的心在说话，在表达着想要弹奏的渴望。

最终，男孩终于弹起了手中的木琴，虽然面前坐着的是异乡人，但是，在激昂的琴声中，男孩看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同胞，似乎重回到了养育他的故土，那般温暖而亲切。

又是一个有关寻找归属的故事。当然，影院中没有一个难民，我坐在黑暗中，听着中东风格的结束曲，心中升起一种若有似无的悲凉。

影片结尾处，男孩仍旧提着自己的木琴，走向远方。可远方真的可以给予他渴望的生活与温暖吗？

没有答案，只是期望，等待下一次的北极光……

floating floating.

i've been waiting for days and for years, wait for that letter, that spring, and that life which will never come, wait for that wind once blown away my sorrow in the field from my hometown, i wait i wait. dreaming in the day, crying in the wind. i am one of them, those people who escape, who are cowards and at the same time heros.

i'm waiting, day and night. wait for that piece of paper with which i would be allowed to work. for that piece of paper with which i could be finally treated as a human but not an asylum. i check the mailbox every morning, evening, and in my dream. another day of nothing, another day of empty mind, another day of suffering. until one day i realized the music will not back to play if you keep it on pause. the life cannot continue if you are stepping but not going anywhere.

i wait i wait. i live i live. i climb i climb. i breathe i breathe.

floating........floating.

前两天看了本·夏罗克指导的第二部长片《边缘状态（limbo）》，个人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无论是大量的对称构图还是赏心悦目的摄影还有精心雕琢的留白都让人印象深刻。

因此我想对其进行一些解读，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知道或者喜欢上这部电影。

（以下涉及情节剧透）

《边缘状态》的英文原名是limbo，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中的灵薄狱的概念。

灵薄狱这个概念出自犹太教，在基督宗教中被视为凡人死后居住的地方，天主教原本的教义中指的是是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边境，不曾判罚却无福上天堂的灵魂居住在此。

《边缘状态》讲的是欧洲难民危机。导演从一位在苏格兰岛上等待庇护的年轻叙利亚音乐家的视角来看待难民事件，故事聚焦于男主及他身边的这群难民的生活状态，也即——limbo，位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第三种中间态。

1

也许你和我一样，听过这个事情，也知道近几年欧洲各国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难民问题，也晓得许多导演以此为题创作了许多作品。

往常的难民作品多是苦大仇深的，而《边缘状态》并非如此。本片以忧郁的蓝色调为主，全片充斥着郁结悲伤的氛围，但常有黑色幽默的片段出现。

故事开头是在文化觉悟基础课上，一位女老师和男老师随着Hot Chocolate合唱团的“It Started With A Kiss”跳舞，台下是一群呆滞的男性。

舞到深处，男老师摸了女老师的屁股，女老师停下舞步给了男老师一个巴掌。她对台下的人们说：“有人告诉我他哪里做错了吗？”

而黑板上赫然写着“性：微笑代表邀请吗？”

这里的情节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欧洲国家女性被难民强奸的事情，由于教育上的缺位和文化上不同，显然很多难民缺乏良好的性别观念和尊重，因此各国的接收都采取了教育改造，这可以视为一种筛选，也是欧洲国家对于难民素质的一种把控。

此外我们很难不注意到台下的难民竟然都是男性，而这点在之后的台词里做出了解释：

其实很容易理解单身男性为什么在难民接收中优先级靠后，因为单身的男性难民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女性难民相对来说可以提高发达国家岌岌可危的出生率，孤儿则可以被收养，有家室的人有亲人在也会相对来说更加务实稳定。

2

本片主要人物从左到右：奥马尔、法哈德、瓦瑟夫、阿贝迪

本片的主角是来自叙利亚的奥马尔，除他以外还有三位难民室友，分别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兄弟阿贝迪和瓦瑟夫，还有来自阿富汗的法哈德。

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看《老友记》、一起上课、一起在门口等快递员送信，瓦瑟夫和阿贝迪还会为了《老友记》中的情节吵架。

片中不乏这样的黑色幽默

他们每天最大的盼头大概就是邮差何时会送来自己得到庇护的信，可是这种盼头好像也遥遥无期。

有一次上课，老师让他们以“我曾经”造句，一位难民站了起来，他说：“在来到这之前，我曾经是开心的。我曾经每夜以泪洗面，但现在我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了。”

女老师鼓起了掌，下面的人群迟疑着稀稀拉拉地鼓掌，她说：“太棒了，你已经跳到我们下节课要讲的句型了”

毫无疑问，片中的许多剧情是荒诞的，在浓到化不开的忧伤氛围里你总能遇到让你会心一笑的桥段。

但无论如何，人物的命运总要走向他们注定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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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尔在谈话中知道，瓦瑟夫和阿贝迪是在利比亚开来的船上遇见的。船起了火，是瓦瑟夫救了未成年的阿贝迪，并让对方一直装作是他的弟弟，他认为带有家属更有可能得到庇护。

瓦瑟夫一直向往更好的生活，他梦想着去切尔西球队踢足球，球衣都给自己选好了，11号。他老把自己的梦想挂在嘴边，但阿贝迪深知这是不可能的，他无情地戳破了对方的美梦，告诉他你会像我一样当清洁工。

阿贝迪明白总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对瓦瑟夫来说他成了阿贝迪的监护人，更有可能得到庇护实现梦想，而对阿贝迪来说他只是在冒险。一旦暴露，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而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那天下着雪，警察敲响了他们的门，阿贝迪被遣返，而瓦瑟夫翻窗逃跑了。

后来奥马尔帮岛上的居民找暴风雪里的羊羔时找到了瓦瑟夫的尸体。

冰冷的，躺在雪地里，身上穿着11号棒球衫。

阿贝迪曾对奥马尔说：“有些事他真的相信过，你知道吗？”

奥马尔说：“也许他慢慢死心了”

在风雪中倒下那一刻，瓦瑟夫终于失去了希望，他的梦想、他的坚持都不过是一场逼真的幻影。

而来自阿富汗的法哈德呢？他总是话很多，听说奥马尔在叙利亚是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后自作主张要给他当代理兼经纪人，说没有女人对他笑过，尽管阿富汗女人都戴着面纱，但情绪是可以从眼睛里看出来的。他还特地演示了一下。

他在笑

他喜欢皇后乐队的佛莱迪·摩克瑞，认为他们留着同样的胡子、信同样的宗教，他们是一样的人。他甚至给一只自认为不合群的公鸡取名为小弗雷迪，固执地把它带出散养圈，抱在身边。

法哈德常常和奥马尔说话，大部分都是法哈德先开口，他总是担心奥马尔打了几个月的石膏，忘记弹琴了怎么办，还想拉奥马尔一起去音乐之夜，说不准还能拿个奖品。

奥马尔看见瓦瑟夫的尸体回来万念俱灰，面对还想着音乐之夜的法哈德，他说：“你怎么活的这么容易呢？”

“你就没想过，在来这之前你是谁吗？”

法哈德说：“我试着不去想。”

说着说着法哈德也不开心了，他说：“你觉得我不需要待在这里吗？”接着关门就要离开。奥马尔紧接着站了起来，问他：“你为什么来这里？”

隔着紧锁的房门，法哈德说：“因为在家乡我不能做自己。”

我认为这一幕极具象征意义，门代表了两人之间的隔阂，水纹玻璃对人像的扭曲则表现了人对真实自我的遮掩以及视角所限人对他人的曲解。

法哈德这席话其实很明显了，他之所以喜欢佛莱迪不仅是因为上文所述的原因，更因为他们都是同性恋的身份。在结尾处奥马尔对法哈德道歉，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你知道……像……”

法哈德说：“我知道，我也没有。”

三十二个月的等待，法哈德最后等来了他的信件，如愿穿上了西装，努力去生活了。

而奥马尔呢？

他祖父是叙利亚知名的乌德琴演奏家，三代都是音乐家，原本过着小康的生活，而他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乌德琴，在音乐上小有名气。

可是叙利亚战乱了。父母匆匆逃亡土耳其，而他则坐上了前往英国的轮渡，哥哥独自留在了叙利亚保家卫国。

他本想前往伦敦，但却被困在了苏格兰的小岛上，更别提手骨折打了石膏，自他离开叙利亚的那一天起就再也没弹过琴。而当手好了，他拿起琴调了下音，却又放下了。

他觉得它听起来跟原来不一样了。

感觉不一样了。

在苏格兰的夜晚，他常常打开手机，看起哥哥当年拍的视频。

他常常跟爸妈打电话，爸爸竟然做起了街头卖艺的工作，妈妈很担心他，也担心钱的问题。但她总是努力安慰他，跟他讲腌茄子的做法，小心翼翼地询问他有没有和哥哥纳比勒联系。

但前往伦敦接来父母的日子遥遥无期，奥马尔的爸爸在一次街头卖艺中被警察打了，他的哥哥纳比勒接济了他们，父母因此生出了回叙利亚的想法，奥马尔很生气，他和父亲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

但后来他还是打了回去，妈妈让他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她说：“答应我你会和你哥聊一下，我们的国家在打仗，但是我不允许家里也打仗。”

片中的对白都非常动人

奥马尔走到全岛唯一一个有信号的地方——风力发电站下，他拿出手机，看到纳比勒发来的短信，打给他，直接进了语音信箱。

风雪很大，奥马尔走进一间闲置的小屋，点燃柴火，在某个时刻，有人推门而来，正巧是纳比勒。

他们围着火炉谈话，关于童年，关于纳比勒为什么留在叙利亚，关于很多很多。

纳比勒让他弹琴，他能告诉他音到底有没有不一样，而奥马尔拿起琴，沉默着。

镜头骤然拉远，对面的椅子空无一人，纳比勒仍然远在叙利亚，他所对话的，其实正是另一个自己。

他答应过别人，手好了以后要举办一场叙利亚音乐会。

这一次他终于有勇气走上舞台，在所有陌生又熟悉的面孔前演奏属于家乡的音乐。

琴身上画着他的家园春天的样子，琴的声音也是他家园的声音。

结尾的一曲让言语失去力量，一切感觉诉诸画面和音乐，晓然于心。

全片一直保持的窄画幅在此时渐渐变成宽画幅，这象征着奥马尔终究是打破了藩篱和一直囚困自己的心境，逃出了这种边缘状态，成为了不一样的自己。

冷色调的画面在此刻终于迎来了暖色，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片中时常出现关于路的空镜与意向，这表示了奥马尔走的路虽然艰难且看不到尽头，但总归要走下去。

生活总是对你承诺，保证来年春满枝头。

而在那之前，是漫长、不见曙光的寒冷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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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bo这个名字是只阴阳之间的状态。影片室内外环境无不传递类似于中转站的无望焦虑。明天会是地狱还是天堂？乌德琴是可追溯的吉他这一现代最流行西方主流乐器的文化物质载体的元祖。如同难民一样，都是最有这长远历史的民族。如难民一样在异域的荒漠中无法发声，就像被阉割了的公羊，是不可能传延后代的。难民是不是民族的叛徒？为了民族牺牲有没有价值？这是有赖于历史如何书写，又被谁书写的问题。作为个体，片子也给了一种观点，逃离故土而不是为之战斗，这个民族必然会消亡，坚持和牺牲是必然的也是有意义的。片中有不少幽默之处，基本都是民族和文化误会的梗。也许西方主流文化冲击下，这些民族特性和文化终将断绝吗，不是，很简单，少打人家国土资源的主义，别去祸害人家家园。就这么简单。可你们就是做不到，还要兔死狗烹。

西方世界把这些国家恐怖化，妖魔化，让全世界的所谓普世价值孤立。正如人造神一样，也造了魔鬼。

片子的画面甚至会让我一度怀疑，真的像一种没有国界的异星地带。

民族融合在一个异域，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幸福，可能有吧，有必要吗，导演给了否定的答案。靠接收难民也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反倒是借此成为了国际政治的装饰物。捂上嘴吧，是哭是笑，只有自己知道。

“你在电视上会看到黑人和黑人之间用 N-Word 互相称呼，但你不可以用这个词。” 超市里的收银员指着墙上的种族歧视词纸条对主人公 Omar 说。对于文化和身份限定较强的敏感话题，人们似乎都会有类似的限定，在这个话题上你的身份是否给予了你足够的发言权。而对于难民这一议题，导演/编剧 Ben Sharrock 的苏格兰白人身份很难不让人心生质疑。但了解过导演本人的经历和叙事动机后不难发现，他也是时常处于这种边缘状态的“自己人”。

本科专攻阿拉伯语与国际政治专业， Ben Sharrock 曾在叙利亚有一年的留学经历，那一年正好是叙利亚内战的前一年。期间，由于加入了大马士革的一支英式橄榄球球队，还去过黎巴嫩等地比赛，毕业论文写的也是有关阿拉伯和穆斯林在美国电影电视中的呈现。之后在电影学院就读期间更是有过在阿尔及利亚萨拉威难民营取材的经历。他与在中东认识的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熟悉他们的处境，也更能发觉现有的许多影视作品中那种“一边在妖魔化难民问题一边在宣扬圣母式的虚假同情”的极端视角，而这两者在他看来都是缺乏人性的标签式处理。他想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讲述难民的故事，所以在他的故事里没有白人救世主，所有的镜头都聚焦在难民自身身上。

除此之外，身为英国人更为难得的一点是，导演有许多身处陌生语言环境中的生活经历。并不专业的阿拉伯语水平让他在中东国家经常处于对周遭对话似懂非懂的边缘状态；和妻子说巴斯克语的家人一起住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多年的经历，更让他置身于一种他完全听不懂的陌生语言之中。慢慢的，他开始形成一种对语言音律感的认知，所以在影片中多种语言穿插并没有任何衔接但毫不生硬，观众也能通过不同语言和口音的音律形成一种对各种文化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声音印象。

不过能拍出影片最终的效果，导演还是努力做了不少功课的。他说写剧本的这漫长的一年半时间近乎是在完成一份学术调查，许多相关度较高的内容都是询问过有相关背景的人之后才敲定的。比如影片开头让全片迅速准确定调的文化意识课就是在了解过挪威、德国的具体难民课程后写出来的。而这些细节上的准确性使得观察不同群体对影片的不同反应变得颇为有趣。毕竟面对类似影片中英语课程的低智设计、对老友记剧情的激烈讨论、来自青少年的直白歧视、和邻居老奶奶警惕的眼神，本地观众和外来移民的理解与共鸣不可能对等，这些让全场发笑的荒谬元素许多我都亲身经历过。所幸导演对这一点相当清楚，在被问及选择喜剧的基调来讲述难民问题是否会不安时，导演回答说，“当然，但当你真正接触过这些程序后就会发现，荒唐简直是其中最普遍的元素。德国的难民课程甚至包含如何搭讪当地姑娘的内容。” 也正因如此，他一开始就想好要通过幽默和荒谬的路径达成对难民安置问题更人性化的叙事。而这部电影在中东地区的反响也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影片在开罗国际电影节上斩获诸多奖项，埃及裔主演 Amir El-Masry 在台上打给因疫情困在西班牙的导演，让他看到台下的喝彩。

和以往更广泛意义上的“移民/难民/他者”类影片不同的另一点是，主人公这次的身份焦虑并不在于如何融入新环境的不确定，而是对原有身份缺失的缅怀。他的国家在经历战乱、家人流离失所、哥哥更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次，主人公不是在身份认同中辗转纠结，而是在悼念自己背离的国家、家人、和身份认同。正如影片中主人公的 “好友” 阿富汗难民 Farhad 所说，“你到哪里都带着那个盒子，好像它是放着你灵魂的棺材”。导演说，他们特意去做了这个真实棺材形状的乌德琴琴盒出来。

而为了体现这种多重逝去下人物的悲伤内里与偏远小岛的冷漠疏离碰撞下的更深层次的孤独和无归属感，全片几乎只有远景和特写两种景别。完全略过全景和中景的过度，就更凸显得每一次近景脸部特写的视觉效果。也因为这样的摄像机镜头选择，导致每次拍近景时镜头都是完全怼在演员脸上，甚至有好几次演员的脸根本就已经圈在遮光罩里面了。这种镜头的使用是在开拍前就成型的思路，所以在选角时导演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一张什么样的脸。在寻找过许多叙利亚背景演员未果之后，导演在网上看到了 Amir El-Masry《夜班经理》中的一张图，即刻认定这就是自己想要的演员，晚上躺在床上入睡前脑子都是幻想着这张脸在演绎自己的故事。在拍摄过程中，这种近距离更让演员每一个动作都无限放大，所以导演总是一再要求演员减掉多余的动作，通过细微到静止的面部表情来传达强烈涌动的内在情绪。“就像 Buster Keaton 一样”，两人终于就所追求的效果达成了非常具体形象的共识，“Buster Keaton” 也成为了这部电影独特的片场指令。

当然，影片也存在许多生硬和刻意的处理，比如有些远景构图、不同配乐的衔接、最后的画幅变化。但作为第二部长篇作品，能够用自己的电影审美讲述出自己真正在生活中感受到、体会过的故事，能找到一个自己作为讲述者的正当身份，比更加成熟的技巧或更加成型的个人风格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