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实验2010

　 On the day after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murdered in April 1968, Jane Elliott's third graders from the small, all-white town of Riceville, Iowa, came to class confused and upset. They recently had made King their "Hero of the Month," and they couldn't understand why someone would kill him. So Elliott decided to teach her class a daring lesson in the meaning of discrimination. She wanted to show her pupils what discrimination feels like, and what it can do to people.
　　Elliott divided her class by eye color -- those with blue eyes and those with brown. On the first day, the blue-eyed children were told they were smarter, nicer, neater, and better than those with brown eyes. Throughout the day, Elliott praised them and allowed them privileges such as a taking a longer recess and being first in the lunch line. In contrast, the brown-eyed children had to wear collars around their necks and their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were criticized and ridiculed by Elliott. On the second day, the roles were reversed and the blue-eyed children were made to feel inferior while the brown eyes were designated the dominant group.
　　What happen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unique two-day exercise astonished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 On both days, children who were designated as inferior took on the look and behavior of genuinely inferior students, performing poorly on tests and other work. In contrast, the "superior" students -- students who had been sweet and tolerant before the exercise -- became mean-spirited and seemed to like discriminating against the "inferior" group.
　　"I watched what had been marvelous, cooperative, wonderful, thoughtful children turn into nasty, vicious, discriminating little third-graders in a space of fifteen minutes," says Elliott. She says she realized then that she had "created a microcosm of society in a third-grade classroom."
　　Elliott repeated the exercise with her new classes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third time, in 1970, cameras were present. Fourteen years later, FRONTLINE's "A Class Divided" chronicled a mini-reunion of that 1970 third-grade class. As young adults, Elliott's former students watch themselves on film and talk about the impact Elliott's lesson in bigotry has had on their lives and attitudes. It is Jane Elliott's first chance to find out how much of her lesson her students had retained.
　　"Nobody likes to be looked down upon. Nobody likes to be hated, teased or discriminated against," says Verla, one of the former students.
　　Another, Sandra, tells Elliott: "You hear these peopl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people and how they'd like to have them out of the country. And sometimes I just wish I had that collar in my pocket. I could whip it out and put it on and say 'Wear this, and put yourself in their place.' I wish they would go through what I went through, you know."
　　In the last part of "A Class Divided," FRONTLINE's cameras follow Jane Elliott as she takes her exercise to employees of the Iowa prison system. During a daylong workshop in human relations she teaches the same lesson to the adults. Their reactions to the blue-eye, brown-eye exercise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children.
　　"After you do this exercise, when the debriefing starts, when the pain is over and they're all back together, you find out how society could be if we really believed all this stuff that we preach, if we really acted that way, you could feel as good about one another as those kids feel about one another after this exercise is over. You create instant cousins," says Elliott. "The kids said over and over, 'We're kind of like a family now.' They found out how to hurt one another and they found out how it feels to be hurt in that way and they refuse to hurt one another in that way again."　

官方网站: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divided/
导演: William Peters
主演: Jane Elliott
官方网站: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divided/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语言: 英语
上映日期: 1985-03-26
IMDb链接: tt0257489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3883396/

当我们的意识形态机器还在大肆宣传指导思想的单一化和某某思想如何伟大的时候，西方社会对独裁的反思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让大部分清醒的中国人感到惭愧。

中国也有类似纳粹德国的全民疯狂-汶 格，但大部分民众的结论是：“毛主席被蒙蔽”，极少有当时的普通施暴者对自己的行为有过反思，当然，要想集体反思也是做不到的。

于是，在中国，随时有可能爆发类似汶 格的集体施暴。条件成熟，人人都可以变成《死亡实验》中的看守者。我并没有危言耸听。

大学一年级时候我经历过一次类似的集体施暴。

我们班多女生，女生大都不喜欢体育课，一身臭汗并且有换衣服洗澡的麻烦，于是有人怂恿集体针对体育课的罢课，原本是一次怂恿，有能力的“领袖”看到了机会，这位“领袖”类似《死亡实验》中的看守头领，是一个和我同宿舍的男生，在他的一番演讲下，真的做到了全班有30多人不到操场上课。

不过还是有人不服他，我和另外四人任然坚持上体育课。罢课领袖警告我们不要去，并且宣传我们五人的上课会导致其余30多人的缺课从而有重修的危险，我们应该以集体为重。

但是我们还是去了，当我们上课后回教室，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其余没有上课的30多人整整齐齐的坐在教室里等待我们，可怕的是-黑板上写着我们五人的名字。一场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

那些平日漂亮的、温柔的女生变成了战士，大声要求我们做出解释。我们中的一位要冲到黑板前擦掉名字，被同学拦住，差一点爆发肢体冲突。我当时还是好好先生，上去跟大家解释说上不上体育课应该是自由，但遭到30多名罢课同学的强烈反对。理由有一个：我们上课会造成他们的缺席，会扣掉学分，失去奖学金的机会。99年的学生很看重奖学金。

我眼看着面前陌生的同学，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觉他们和当年的红卫兵毫无二致，感到极端恐惧。

此事半天后被学校平息。仅仅半天，不起眼的人可以因为此事迅速变成领袖和独裁者，获得从来没有的话语权和领导地位；仅仅半天，毫无联系，丝毫不团结的同学可以变成团结的施暴者。这和纳粹时期的德国有何不同？

这样类似的经历我遇到过多次，大部分人对这样的小事不屑一顾，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也只会让人画画图，说几句无用的术语唬人。极少人深入研究过中国人或者说人内心的暴力基因。

独裁和暴力在我们周围，到处都存在，只是我们大部分人已经习惯，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谓的“体制化”。

反对独裁，反对暴君，避免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能依靠知识分子的意淫，更不能依靠官员的觉醒和恩赐。需要每一个普通人对独裁的警惕和反抗。

正如《死亡实验》中主人公所认为的：我们毕竟比猴子高级，因为我们知道反抗。明白我们是人，不是关在大笼子里面的小白鼠，明白我们并非万劫不复的囚犯。民众各种形式的反抗，才是我们的出路。

按此部编剧的剧情看，试验本身极不靠谱！第一，参与者全是社会上的失败者，都是为了拿钱而来，真实身份上的一致性，导致试验的不合理性！因为他们原本都一无所有，所以才没有了实验结束回到现实后的身份回归的顾虑！第二，如果参与者真实身份有不同，或者矛盾的升级如原作一样有卧底的唆使，红灯不亮是因为被迫，那么才会让人信服！第三，如果有现实的强者对狱警组的人说：你小子别找事！这只是个试验，小心俩礼拜以后，哥回头办理你！还会有人整他吗？

扮演狱卒的那些人在实验时可能犯坏，但会坏到那种程度么？真假狱卒的区别就在于，真的狱卒是近乎终生的，后面有整个体系作后台，而假的狱卒几天后就不是了，没有任何后台，他们犯坏的时候就不怕实验结束后的报复？

扮演犯人的也是，真的犯人即使出狱，社会地位仍然底下，受整个体系的控制无法反抗狱卒，但是假的就不同，他们只要在被狱卒捉弄时说一句“你小子等实验结束后看我不收拾你！”，那些狱卒一定不敢再怎么样，可是所有犯人的实验者，在受到不好对待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这句话？都成了大傻子了？尤其里面还有一个真正进过监狱的人，想发出威胁震慑狱卒太容易了。

而且最最重要的一点，狱卒和犯人都是实验对象，都想赚钱，那么互相之间就有了牵制，如果狱卒太狠了，犯人完全可以用退出来危胁，意思是我赚不到钱你也别想赚到。

总之剧中的实验对象完全陷入了矛盾心理之中，一方面他们完全进入了实验角色，完全忘记了目前的状态只能持续几周，可以说入戏很深。另一方面，他们时时刻刻都知道这是个实验，在受不了的时候也想要退出实验。只能说他们都太敬业了，要不就彻底入戏，要不就彻底出戏，似乎从没想过把实验和现实混合考虑。

最后再说一个词就是“双盲”，一个实验对象如果对内容知道的太多是不会有想要的效果的，这里面犯人和狱卒都知道对方是假的，必然不会出现太多过激举动。如果实验的时候让他们互相不知情，告诉犯人的实验者对方是真的狱卒，让他们来体验犯人生活；告诉狱卒的实验者对方是真的犯人，让他们假扮狱卒，才会有可能出现剧中的情况。因为犯人心里有顾忌了，而狱卒心里没有了。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津巴多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津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9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9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角色。津巴多本人则担任监狱长的角色。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学潮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
　　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了实验。实验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
　　该名编号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因此在看守们的反击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一系列的惩罚加诸于身后，8612已经察觉这不是一场模拟的实验、一个虚拟的监狱，而是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学家设置的真正监狱”。当8612向津巴多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津巴多也已经完全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他考虑的已经不是8612的精神状态，而是如果8612退出，会引起更多人退出，实验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监狱电影中的监狱长会做得一样，向8612承诺让看守不再折磨他，给他好的待遇，同时他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让8612回到监狱做他的眼线，向他提供监狱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会迟一点的时候“释放”8612。 8612答应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实验当中。当8612回到监狱中，其他的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退出，实验负责人员不会让他们退出实验。希望就此幻灭。
　　津巴多事后回忆他当时的判断，他觉得8612是心理上过于软弱，无法承受哪怕是一丁点的压力，毕竟实验只进行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要求退出实验呢？实验还有13天的时间啊！
　　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8612的状态，结果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逐渐控制被影响他的判断。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直到一个局外人的出现，才把津巴多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挽救”了出来。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当晚（36小时），当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为实验负责人之一轮值夜班时，发现8612“精神已经崩溃，强烈要求退出”，8612无法承受“看守们持续不断地骚扰，仅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天领导了囚犯对看守的对抗。”在同意8612离开监狱进行短暂的休息后，Craig Haney要做出一个外人看来很容易，但当时他感觉极度困难的决定：是同意8612离开还是拒绝他的要求？津巴多是他的导师和“老板”，午夜时分，不能够骚扰他的休息。同意？毕竟我只是个二年级的研究生，这个实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进行筹备，让8612轻易退出便意味着实验设计受到影响，无疑结果的准确性也成疑问。但当前这个年轻人的状态是他们在设计实验时无法想象的，不放的话行吗？
　　经过一番挣扎后，Craig Haney还是决定同意8612退出实验。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实验室，质疑为什么Craig Haney同意让8612退出实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津巴多认可了Haney的决定。同时，在后备名单中，他们挑选了一位学生，让他在当天下午加入实验，填补8612的空缺。
　　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日益升级：看守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想方设法折磨囚犯；囚犯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这已经不是一场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忆，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经验，而是一次噩梦。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试验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连接替8612进入试验的代号为416的候补学生最初的“这是个疯人院”的印象也已经被“这理应是个疯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尽管他最初的时候以绝食进行反抗，但经历了黑房幽禁、狱友在看守鼓动下对他进行羞辱的经历后，本应最是正常的他换来的是彻底的孤立，他的绝食对抗让看守和囚犯们从某种意义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们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接受看守们的各种要求。也有些囚犯以“疯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换取退出试验的机会：在试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试验。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请求被拒绝后，全身出现皮疹的症状，最终退出了试验。
　　试验过程中，囚犯们实际上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外界。在只持续了六天的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狱官，在接触了所有的囚犯后，他观察到这场模拟试验在这批学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应与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 多名心理系的学生从视频监视器和窗户中观察试验；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监的时间和囚犯接触，而其中一位母亲在探访之后寻访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如何让她的孩子脱离“斯坦福监狱”，这名律师在试验的最后一天与所有的囚犯进行了访谈。
　　这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试验的设计者、心理学家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选择：中止试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一名年轻的女士的到访。
　　当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请参与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研究项目时，心里为之一动。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但Christina已经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助理教授的职务，正准备动身，分身无暇的她只好拒绝了爱人的邀请。
　　但她还是答应了津巴多帮忙做一些访谈。为了对访谈有所准备，她在试验进行了大约一周之后的周四晚上来到了斯坦福监狱。一开始的印象是平静，与其中一名看守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位礼貌、友好和让人愉快的好人。
　　而这晚负责轮班的是昵称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监狱最“臭名昭著”的狱警。尽管耳闻John Wayne的作为，Christina见到了John Wayne之后却感到非常震惊（absolutely stunned）：与传闻相反，John Wayne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直到她开始试验观察时，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嚎叫，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表现出一种粗暴的态度。
　　当时正当洗浴时间。洗浴房在监狱外，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完全看不到环境的情况。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津巴多通过观察窗看着发生在监狱的情形，兴奋地对他的女友说：“快来看，看一下现在要发生什么！”“看到没有，这场景是太棒了！”但Christina却把头转过去，不忍再看，心里充盈着一种冰凉而作呕的感觉：如此残暴的场景让她感觉到一种女性置身于男权世界所产生的无力感。
　　随后，离开了试验现场后，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对整个试验的评价。但他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愤怒、恐惧与泪水：“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辩论、争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生如子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他们之间的立场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象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他监狱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试验。召集所有与试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场模拟的试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如此严重的疯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还有他和Christina，当时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真正让Christina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不服从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试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疯人院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　她真的不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