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人1963

品特和洛塞都是对于人际关系中的权力、阶级地位、金钱等元素十分敏感的艺术家。他们合作的经典电影《仆人》的人物结构很容易让人想起《苹果》，因为它们都曾涉及到两对男女之间基于权力、地位之上的欲望关系。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两部影片所关心的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后者的重心落在苹果所承受的多重压力上，这些压力折射出现实问题和典型的女性视角。在品特和洛塞那里，类似人物结构中的维拉基本上是一个叙事的道具。她是托尼和巴莱特实现主仆倒置的重要一环。品特把叙事空间封闭在巴莱特那间洋溢着爵士乐、挂满了古典名画的资产阶级公寓中，人物对公寓以外的一些现实延伸除了表明人物阶级和社会背景，其他就语焉不明。这使得整个叙事显得十分抽象。特别是他们在叙事过程中，经常使用接近于油画却是黑白颜色的静物构图、经常把人物与房间中的雕像（尤其是在托尼与苏珊去拜访朋友的那一场戏，人物都是静止的，与客厅里的人形雕像形成了特殊的呼应关系。这显示了洛塞对典型资产阶级生活圈的态度，同时也为托尼寻求一种改变提供了一种反向的动力。）对应起来、时常进入构图的精致圆形边框的镜子，使我们想起凡·艾克的那幅著名油画，这些视觉形式使我们对于托尼和巴莱特之间的主仆关系获得更为深广的关照。

当然，他们之间的主仆关系更为直接的原型应当是黑格尔的主仆关系的分析，只是在这部影片中，这种关系中又带上了1960年代爵士乐和性开放的气息。如果托尼和巴莱特之间同性恋这条隐藏的线索更明确一些，那么整个影片的叙事流程会更流畅，这也是巴莱特最后能够完全控制托尼最为根本的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苏珊的角色位置在影片中是最为尴尬的。她是托尼的未婚妻，担任的是最为刻板、最为典型的传统的化身，在巴莱特控制了托尼之后，她又能如何呢？在某种意义上，她与巴莱特在结尾的接吻确实是最有杀伤力的戏，虽然这一场她的出现、她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突兀、那么不合时宜。

戏剧性和电影性在很多现代电影艺术大师和现代电影批评大师那里都被认为是水火不容的。《仆人》却是一个强烈的反证。戏剧大师品特和电影大师罗西的合作同时赋予了它以高度的戏剧性和电影性，无论是分开来看还是综合效果，两者都是无可挑剔的。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大词”的拒绝。以琐碎，无聊，无意义的台词和镜头，与虚无的现代性，深刻的寓言性和激烈的批判性对接。

1963年的《仆人》延续了品特在戏剧方面的特长，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中产阶级公子哥被自己的男仆一步步攻陷最后沦为欲望的奴隶，且几乎都是在单一空间内完成了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对调。1967年的《车祸》在剧作上呈现出两人合作的三部影片里叙事最为开放的气质，描述了一个大学教授借由一次车祸占有了自己垂涎的贵族公主。而1970年获得金棕榈大奖的《幽情密使》则将年代放在了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展现了一位小男孩因为促成揭露一段跨阶级恋爱而内疚终生的故事。
三个故事之间最直观的共同因素是阶级和性。使我感兴趣的不是二者之间的矛盾，而是这三个故事怎样让我们去理解阶级和性的关系以及二者只见为何能产生关系的原因。
《幽情密使》
首先我想先从他们最后一部作品，即1970年的《幽情密使》开始说。即使这部影片是三部影片中获得了最高奖项的电影，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却是最不出彩的一部。影片发生在大约二十世纪初，少年Leo来到同学Marcus的家里度假。Leo沉浸在Marcus家族的富裕与高贵之中不能自拔，并且爱慕上了同学的姐姐Marian。后来，他得知已经和门当户对的Hugh订婚的Marian和家里的佃户Ted正在发展地下恋情，并且自己无法避免地成为暴露这段恋情的帮凶，结果导致了这段爱情的毁灭与Ted的自杀。到了最后我们才可以确定，影片是以中年的Leo回访Marian作为线索倒叙展开的。总体来说，故事的二元对立建构很明确，即自由恋爱与阶级鸿沟之间的基本矛盾。
值得多想一想的，也许是Leo对于Marcus家族的态度和对佃户Ted的描绘。
Marcus家族的高贵之于Leo，应该好比大观园之于刘姥姥。在Leo得到一件自己从未穿得起的新衣服时，他说道，自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物质对一个人的说服力，这种说服力是Leo能够爱慕上Marian的基础。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品特的剧本中，阶级之所以能够构成吸引力的原因——物质的吸引，并且这种吸引完全有可能幻化成性吸引的来源，只不过在这个故事里因为Leo的年龄而只保留在了青春朦胧的爱慕地步。
相比之下，对于另一阶级的描写更加有意思。约瑟夫·罗西使用阿兰·贝茨这一高达健硕的男演员，从而向我们隐去了农民阶级的卑微、肮脏的形象，突出了这一阶级本身的劳动属性，并且放大了这一属性可以具有的吸引力。不管是Ted出场时身着泳衣展现健美的身体，或者是他和Leo相处时的亲近，他被塑造成了影片最有魅力的男性形象，以至于Leo对这个成年男性的依赖感似乎可以与对贵族阶级的仰慕平起平坐，难怪乎我们的贵妇Marian会倾情于他！如果我们将统治阶级的权力简化为可以不用劳动的权力，那么在品特的剧本中，我们还会发现，这种权力的代价就是永远隐含着对劳动与劳动者的性幻想。一旦这种性幻想被赋予行动，人物将处于阶级奴役与性奴役的反向矛盾中。
确立了阶级双方相互的性吸引力来源之后，我们以它们为线索来审视罗西与品特之前的两部作品，将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仆人》
1963年的《仆人》讲述了富家子弟Tony雇用了一位名叫Barret的男仆，自以为与男仆的表妹Vera发生了关系，却发现Vera其实是Barret的未婚妻。激愤之下他辞退了Barret，却发现自己对他产生了依赖感，于是只得重新聘用他，但二人的主仆关系自此发生了微妙的转移。最后，经由Barret的教唆，Tony尝试了荒淫的生活，却发现自己无力承担荒淫的道德压力。
在这个文本中，阶级双方仍然存在，但是性只是身份倒置的途径而非原因。沿用之前的逻辑，这种身份倒置很容易理解，而且似乎排除性的因素，这种身份的倒置依然可以成立。之所以用性作为途径，我想这和品特对60、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的关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当时一系列运动的对象是保守资产阶级（贵族）的道德观。我只说道德观，因为这好像完全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真正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许很早就与他们的道德观产生了巨大的裂缝。运动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撕破最后一块遮羞布而已，但是即使是这样，意识形态的动摇也已经使得统治阶级如坐针毡。所以，Tony这一人物本身就是抽象的符号，被品特用来模拟行将崩塌的，保守的道德观念。
那么，性作为武器，它该如何一步一步瓦解它的对手呢？故事中的顺序是乱伦、出轨再到最后的滥交。Tony受到的第一层冲击是发现自己的男仆与表妹在自己的房间里乱伦。按照故事的普遍规律，乱伦放在第一位，只能说明这一行为的冲击力度最小。回想一下西方的神话以及贵族的婚姻，这似乎是可以说得通的。第二层，则是出轨。出轨这件事情首先并未发生在Tony身上，它本身只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挑战，然而到了后来Tony萌生了与Barret和Vera共同生活的念头，这才是造成Tony进一步走上羞耻之路的那一步。这不仅触及到了婚姻制度，也触及到了男权制度。在这一个阶段，Tony的生活慢慢开始被男仆Barret主导。到了第三个阶段，Tony迎来了Barret带给他的荒淫礼物——屋子里不再有身份差异，只有两性关系。这也许看似并不足以构成Tony的负担，但是当Barret作出了亲吻自己的女友Susan的举动时，Tony便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他不再能够独自占有Susan。由此，Tony陷入了崩溃。
这样看来，《仆人》清晰地向我们解释了性解放运动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根源是什么，即，性解放以性作为突破口，试图瓦解阶级，否认私有的可能性。这确实像是占有少数资源的大部分人尝试做的事情，放在故事里面，便具体变成了Barret对Tony发起挑战。
至于Tony为什么一步一步接受了Barret的进犯，看似是因为他对Barret的依赖。Barret走后，Tony发现自己的生活毫无依靠，连发泄欲望的勇气也消失了。但是，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回想一下Barret这个男仆的形象，他在家里担任的角色，必然不是父亲，而是更像母亲，对Tony无微不至地照顾，甚至还帮他洗脚；另外，影片中道具的暗示和他在电话亭对女性的蔑视，似乎告诉了我们他在性取向上具有同性恋的可能性。品特好像有意在这里强调资产阶级的恐同情绪与恋母特质，这两点造成了Tony这一角色外强中干的特点，也为他之所以能够被Barret俘获提供了解释。然而，受制于当时英国社会的舆论，这一点即使真的是创作者的意图，也只能如此隐晦地掺杂在文本里。影片中有一段主仆二人在家里玩捉迷藏的游戏，Barret阴森的表情一直在重复着“I Found You”，而Tony则显得无助而又恐慌，好像害怕自己的内心被Barret发现一样。这一段内容如此暧昧，使得它在现在看来也愈发能够印证我们的猜测。
总结来看，《仆人》虽然作为罗西和品特合作的第一部作品，但是在激进性上却是最高的，它的政治参与度也同样如此。其次，它试图让我们想象，运动之所以能够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被释放的可能性。在性的层面，这种可能性，大概也就和占据主导的人总会幻想被侵犯是同源的吧。
《车祸》
1967年的《车祸》在剧作结构上最为贴近现代电影，并不追求因果链条的紧凑，并且文本也并非呈现出封闭的格局。它讲述了牛津大学教授Steven垂涎于自己学生William的女友，奥地利的公主Anna，却发现自己的同事Charlie捷足先登与Anna发生了关系。一次偶然的车祸中，他救出Anna并且趁机得到了她。听起来，这很像法国新浪潮电影。并且，如果我们沿用看待前两部电影的策略，画一张二元对立结构的图表，即统治阶级\非统治阶级——奴役\被奴役，那么这部电影同样可以适用。但是在这个文本中，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是新颖有趣的。
一，角度。《仆人》的主人公是作为被入侵一方的资产阶级贵族Tony，《幽情密使》的主人公则是站在第三方见证了两个阶级之间的结合，而在《车祸》中，主人公的位置转而换到了入侵一方——牛津教授Steven身上。客观地讲，Steven属于资产阶级，他的社会身份也因学历而处于较高的位置。但是相比贵族Anna与自己的同事Charlie，他仍然显得没有底气而又渴望进犯。至于与他相同阶级的Charlie为什么在故事中可以作为另一个“阶级”的存在，后面我会说。
二，角色功能的分散。在另外两部作品中，矛盾的两方即为两个阶级自身，一系列的性联系都发生在双方自身之间。但是在《车祸》中，品特尝试了这样一个方法——将进犯的承受者和进犯这一行为之于进犯者的意义所在分派在两个不同阵营的角色身上。Steven最终占有了Anna，Anna是这一行动的承受者。但是这一行动是发生在Charlie早先已经占有过Anna的前提下，因此，Steven占有Anna这一行为的意义更多不在于他征服了一个贵族公主，而在于他证明了自己与Charlie至少是平起平坐的。这个文本的趣味在于，Anna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欲望符号，而快感的来源由另一方提供。
三，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Charlie相较于Steven，最为不一样的就是他是一个名人，他经常上电视。这种不一样至少单方面造成了Steven对Charlie的嫉妒与无力感，说明了两点：1.大众媒介（屏幕）成为了知识分子无法忽视的话语阵地。2.大众媒介（屏幕）可以赋予个人社会地位的增值。按照大众文化研究的观点，在信息的时代，屏幕承载了这个时代的神话，也保留了大众对于神话的想象空间。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眼光来定义“阶级”这个词汇，那么屏幕完全是可以塑造一个阶级的，而它早已经这样做了。这个阶级的对立方只有一个，那就是屏幕以外的所有人。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理解为，品特在《车祸》中试图将因电视而成名的Charlie塑造成“贵族”——那个在故事中最终将被打败的人，而真正的贵族在这里完全只不过代表着欲望的惯性所在，而非欲望的最深层对象。
在Steven的妻子说Charlie适合媒体的时候，Steven敏感地诘问妻子是否认为自己不适合媒体，这一笔最为清晰地表现了Steven对待Charlie和媒体的态度。因此在得知Charlie得到了Anna的时候，Steven收到了打击，不只因为是欲望的幻灭，更多是因为嫉妒。他怀疑，是电视机赋予Charlie的名声从而使得Anna会垂青于他而非自己。在车祸发生后，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为自己的学生William寻求救援，而是企图占有Anna从而可以填补自己面对Charlie时的心理落差。品特在这个剧本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折腾于自我认知与欲望之中，从而变得麻木与腐朽。
最后，我认为还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Anna来说，Charlie的吸引力来源于什么。可以确知的是Charlie的学识和社会地位，但是只有这些吗？对比Steven，我们至少可以看出，Charlie这一角色的性力是外露和充沛的，不管是在图书馆念报纸的桥段，还是打网球时他用网球击中Anna的臀部，这些都是Steven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对于Steven来说，这些永远只会潜伏在他的欲望中而没有外放的可能。因此，这些他所没有的东西，也可能成为Charlie捕获Anna芳心的原因，这和罗西在《幽情密使》中着力强调Ted的性感似乎是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