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竹马1985

杨德昌导演曾谈到，《青梅竹马》（Taipei Story）“就是台北的故事，就是台北新和旧的汰换；因为一九八四年时台湾经济很惨，当时的情况让我反省到纺织业，还有东区的发展，然后变成两个人物，阿隆和阿贞，再从平面开始做垂直的发展，结构就出来了，结构出来就会有人物，就会有关系，然后台湾的过去、日本经验等等再加进来，还有阿娟和两个主角的三角关系，整个故事变得人格化”。

台北的新旧汰换，指的是西区的衰落与东区的兴起。80年代前，台北的中心在西区（艋舺&城内&大稻埕）。80年代台湾市场对外开放，台北变成跨国公司进军本土市场的管理中枢，拥挤的西区已经无法适应这一发展，信义计划因此被提出，中心东移。此后，写字楼，百货商场，酒吧，夜店在东区遍地开花；与此同时，西区历史建筑的废存引发了社会的激烈讨论。其中位于大稻埕地区的迪化街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改建老屋拓宽马路，还是保留狭窄的街道，各方争论不休。杨导将这种新旧的矛盾，变成阿贞和阿隆的故事。阿贞和阿隆是成长于迪化街的青梅竹马，两家父母都在那里经营小本买卖。长大后，阿贞成为东区白领，代表着“新”，阿隆接替父母的生意，在迪化街开布行，代表着“旧”。其中更复杂、更完整的人物关系可参考黄建业老师梳理的人物结构表：

杨导将整个电影故事搭建在台北空间之上，利用人物活动的空间去呈现老中青三代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与新旧力量的矛盾，突出经济社会环境所造就的必然悲剧：情感的疏离（如下表所示）。具体而言，阿贞的东区公寓与阿贞父母家西区老宅的对比呈现了阿贞与父母的冲突；阿贞的社交场所（pub）与阿隆的娱乐场所（卡拉ok房）隐喻着这对青梅竹马注定分手的结局；还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空间——阿贞妹妹和朋友们所处的废弃空屋，代表的是更开放的一股潮流。

阿贞在东区的公寓代表着东区新兴的力量，与阿贞父母所住的西区老宅形成鲜明比较。她的公寓（如下图所示）整体风格简约大方，雅致通透。墙上挂着各式西洋风景画、速写图、人物肖像画；家中摆着电视机、录像机、音响；为显生机，地上还放着室内盆栽。这样的空间设计透着中产阶级的雅痞品味，代表的是西式的、现代的审美，同时也是居住者，也就是阿贞的社会地位以及灵魂的象征。她是某建筑公司负责人梅小姐的特别助理，颇受重用，靠着自己的努力离开了没落西区原生家庭，搬进东区高档公寓，实现了经济独立。她能够迅速适应社会节奏，接受新兴事物，紧跟潮流的步伐，认可现代、西式的价值观念。

位于大稻埕迪化街的阿贞父母老宅则散发着陈腐的气息。整座建筑物采光不佳，暗暗沉沉的。家具都是旧式的木制品，色泽既旧又土。导演特地给了高悬在墙上的照片一个特写（如下图所示），照片上是一位老妇人的半身照，眼神带着几分诡异的味道。她有如一个鬼魅，笼罩着整个屋子。镜头还多次拍到这间屋子中半死不活的老奶奶，即使（外）孙女对着她讲话，她也只是目光呆滞，面无表情，有如一个活死人。这间屋子，折射出阿贞父母（上一辈）的保守、顽固。

居住空间直观地呈现了阿贞和上一代人无法调和的品味。此外，导演还利用休闲娱乐场所的差异去讲述新旧的矛盾，从而暗示阿贞与阿隆必然分手的结局。阿隆常常与朋友聚在一间叫“银座”的卡拉OK房（如下图所示），这个空间处处显示出日本的痕迹：跟居酒屋一样，客人可以隔着吧台与服务员或者老板面对面坐着享用餐点饮料、互动聊天。阿隆十分恋旧，常与朋友们到这里聚会，唱日本歌或者台语歌。卡拉OK房就是他的精神乌托邦，在这里，他可以逃避生意和情感困境，躲开现代化、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压力，与朋友玩纸牌、听歌、聊天，缅怀自己曾经的峥嵘岁月。

阿贞这个摩登女郎喜欢的社交场所与恋人阿隆完全不同，她和朋友喜欢去东区高档pub聚会。这个pub充斥着西方文化象征符码，是台北这个东方都会中刻意建构起来的“仿西方”现代空间（如下图所示）。镜头下，最新款的留声机播放着西洋摇滚音乐，旁边还摆着英文黑胶唱片，给整个空间营造出美式青春反叛的气氛；墙上的告示牌上用英文写着各式鸡尾酒的名字，贴着各个国家的钞票，显示着pub的国际化定位；墙上还挂着的供人娱乐的飞镖，一项起源于西方的运动。就连阿贞朋友讲出来的谜语（色情笑话），也是中西合璧的，“中国人有一个，短一点；麦克·杰克逊也有一个，长一点；教皇也有一个，但是没用过”。若非有基本的英文功底就很难猜得到谜底竟然是“姓”（last name）。

阿隆这种秉持着旧价值观的保守派，在这样一个“仿西方”的现代空间中显得格格不入。导演加入一场关于职业的争执对话来呈现阿隆身处其中的尴尬。

阿贞朋友：阿隆，你在哪高就？

阿 隆：我做布的。

阿贞朋友：纺织？

阿 隆：哦，不不不，做布的。

阿贞朋友：就是纺织嘛。

阿 隆：做布的，做布的。在迪化街卖布，开布店。

阿贞朋友：哦，卖布的。

阿 隆：对。

在阿隆的认知中，他的职业就是传统的小买卖，卖的是手工作坊染成的布匹，由于接触的买家数量有限，不需要用到名片。而阿贞的朋友们平时都跟国际企业打交道，他们以国际化、现代化、工业化的思维去理解阿隆的生意，以为那是具有一定工业规模，机器批量生产的纺织业，两伙人于是起了争执。这一场争执非常微妙地展示了阿隆与阿贞（及朋友们）的认知差异。

电影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空间——阿贞妹妹和朋友们经常混迹的顶楼废弃空屋。空屋入口处写着“空屋危险，请勿进入”，可见此处是都市化过程中建造的质量不合格的大楼。空屋里面空荡荡的，墙上喷着恶作剧的涂鸦。站在顶楼，俯视“可以看见所有人，可是所有人都看不到你”，抬头可见“富士相纸”，“NEC日本电器”等大型跨国公司的巨型广告牌。可以说，这个所在就是阿贞妹妹这一辈年轻人的精神空间。他们不认同父母辈的价值理念，但是又没有像阿贞那样的经济能力，所以只能待在一个都市化过程中被贴上“次品”标签的场所，来抵抗师长辈的说教，逃避现实的压力，展示他们的姿态。这个废弃空屋基本上是一个价值真空地带了，既不受传统旧价值观的约束，又不受商业社会新价值秩序的管制，唯一的原则就是快乐至上。它是一个无秩序的所在，代表着另一批年轻人的选择。

故事的结尾，阿隆倒在了血泊之中，隐喻着旧文化的消亡。果然，杨导是悲观的。在他的电影中，感情会破裂，婚姻会失败，没有什么是万灵丹。事实上，经过多年的争论，迪化街最终被保存了下来，变成现在的”年货街”，不知道这是不是杨导最期待的结局。

参考资料：

黄建业：《人文电影的追寻》，台北：远流出版社，1990年8月。

黄建业：《杨德昌电影研究》，台北：远流出版社，1995年1月。

2016.04 北影节，资料馆胶片版。

2017.11 重刷CC蓝光版+VHS版，并逐格拉片。

2018.11 资料馆，同一块银幕，蓝光版，应与CC为同一片源，但剪掉部分场景。

一刷之前只看过老杨的《光阴的故事·指望》，2018年重刷时已看过他全部作品。本影评为2017年进行拉片分析的部分内容，有少量修改和增删内容。

此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一份画质极差的VHS录像带版本流传较广，片长105分钟，画面两侧疑似被截掉了。2017年5月The Criterion Collection（标准收藏）公司出版了本片的修复版蓝光碟，现有蓝光资源即来自此压制版，片长120分钟。两个版本互相对比，在具体情节上都存在多或者少，以及个别片段出现位置的不一致。本文在具体分析中以CC版为主，在涉及个别情节时会适当参考VHS版。

导演在这部影片中着意于表现经济迅速发展的台北在转型期中新旧事物的交织、冲突和融合。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和场景分别组成了代表现代文明和传统秩序的两个世界。两个世界互相映照、冲突，表现了一个冷漠、忙碌、压抑的城市空间。

（一）两个世界

1.两组典型人物

影片的男女主角阿隆和阿贞分别是旧新两个世界的典型代表。以他们为中心，两人各自的暧昧对象、好友等分别形成两个人际关系圈，这些人物及其关系各自具有这两个世界的特质。阿隆的好友阿钦是他当年一起参加棒球比赛的队友，住在破旧的老住宅区，阿隆多次对处在困境中的他出手相帮，甚至教训他滥赌的妻子；阿隆现在仍然经常去看望当年的棒球教练赖先生，赖先生还在教小孩打棒球，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并且对阿隆当年和阿娟分手十分不解；阿隆主要的工作地点在自己开的布店，布店坐落在一条老街上，四周都是老式建筑，外壁斑驳，有的窗玻璃都掉了。阿贞在一家公司工作，公司在一幢闹市区的办公大楼里，楼下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阿贞的上司梅小姐十分欣赏她，梅小姐是一个有魄力的女强人，在公司被收购后直接引进外资，在台北成立了美国公司的分公司，并提醒过阿贞注意和小柯的关系；阿贞和同事小柯曾经有一段说不清的感情，小柯是个建筑师，婚姻生活并不十分幸福；阿贞的妹妹阿铃是一个向往日本生活的新新人类，有一些同样行为出格的朋友，阿贞正是在她这里认识了后来的暧昧对象飞车小哥。

2.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空间

除去工作环境和去找阿贞外，阿隆经常置身的空间是棒球场旁，阿贞父母陈旧的家，阿钦家和附近小巷，以及和阿娟一起去小时候的地方荡秋千。这些空间都具有浓厚的怀旧意味，阿贞父母和阿钦的家都在旧式住宅区中，室内空间屋顶低矮，光线偏暗，有时甚至看不清人脸。阿钦家中陈设破旧，但仍然将少棒赛冠军奖杯摆在显眼的位置，阿隆每次坐在桌旁与阿钦交谈时，旁边桌上的奖杯与之一起入镜；阿隆时时跑去棒球场边看比赛，这都是当年的冠军所遗留下来的荣光和骄傲。阿钦家附近的小巷也多为低矮的平房，具有“城中村”的效果。阿隆和阿娟去荡秋千，寻找旧日场景，在夜晚条件下没有增加较多光照，场景仍然非常暗。阿隆被阿贞赶出来和结尾送阿贞回来所走的是同一条路灯昏暗的马路，极少有车和人经过，暗示了其困境。

阿贞住的房子是开场和阿隆一起去看的房子，内部光照较为明亮，陈设具有现代气息。墙上挂了1983年Monterey爵士音乐节的海报，玛丽莲梦露的肖像画以及其他西方风格的绘画，摆满墨镜的梳妆台，DVD机和电视等电器；并且包括工作的写字楼在内，建筑的内部结构横平竖直，如几何图形一样结构规整但散发出冰冷气息。工作时间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不是工作时间则空空荡荡。阿贞和朋友们在具有西方风情的酒吧里聚会，和飞车小哥的朋友们一起去歌厅唱歌跳舞。阿贞两次在阳台看景色，看到的都是车来车往的马路，夜晚的一次还看到色彩斑斓的巨幅广告牌（与飞车小哥一起看，暗示两人感情可能并不稳定，就像霓虹灯一样虽然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变幻莫测）。

阿隆有一辆红色的汽车，鲜艳的颜色看起来和他的个性并不搭调。车在阿隆每次进入阿贞所属的这个现代世界时起到了一种庇护和堡垒的作用。阿隆开着车去车来车往的办公楼下接阿贞，但是并没有下车，而是招呼阿贞自己穿过马路上车；他出去办事走在马路上也是开着这辆车。而赌博赌输了用车抵债之后，阿隆仿佛失去了庇护，最后也死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飞车小哥刀下。

阿钦出场时和阿隆一样在车里，而且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就是坐在车里穿梭在高楼大厦和马路中，这一定程度上表明阿钦也是一个来自传统世界的游离于现代文明之外的人，也需要通过堡垒的保护进入现代社会。阿铃和她的朋友们的据点是一栋未完工的楼，夹在四周的高楼中，飞车小哥出场即是在这里，他也是一个处于新世界的被外来文化影响的人。

3.五个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阿隆和阿贞各自作为两个世界的核心人物，某种程度上都走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对立面。阿隆的姐姐和姐夫已经移民美国并且混得风生水起，母亲也生活在美国，已经融入西方文明；但是阿隆仍然具有深刻的怀旧情结，其行事仍然是传统秩序影响下的作派，多次对阿钦仗义相助，替他教训不懂事的妻子，借钱给阿贞父亲还债，“为了一口气”与飞镖男打架。阿贞的父母仍然生活在老宅中，老宅墙壁泛黄，青石板地面，灯光昏暗，父亲传统观念浓厚，并且嗜酒、滥赌；母亲勤俭但逆来顺受。阿贞和妹妹阿铃都反叛了这个家本来的秩序。并且阿隆对阿贞父亲照顾有加，两人曾经一起去喝酒，阿贞父亲坐在老街边回忆以前的景象，阿贞曾经说阿隆和爸爸越来越像了，在怀旧这一点上两人是相似的。

小柯和阿钦的家庭分别处于新旧两个世界中，但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家庭关系并不稳定。这说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和异化在任何一种文化背景下都会存在。这也是导演一直在表现的。

阿隆和阿贞所组成的家庭由于婚姻等纽带的缺失，更是极不稳定，并且是两种文化和观念的直接交锋，这是影片的主要矛盾所在。

（二）两个世界的直接接触和冲突

1.阿隆和阿贞的五次独处

这是两人所代表的两类人和其后的两个世界、两种观念在狭小的空间内的直接相遇。两人独处的场景基本都是在开头阿贞买的新房子中，这所陈设现代化的房子成为两种文化碰撞的空间。

影片的开场就是阿贞和阿隆一起去看房子的片段。00:00:44阿贞高跟鞋声音先出。00:00:54出现画面：阳台玻璃门和阿隆的背影。玻璃门在画面正中，阿隆站在玻璃门前看向门外，阿贞向其走去，两人一左一右，被中间的门框明显隔开，预示两人日后的隔膜。主体在画面中间，产生呆板压抑的感觉。两人的轮廓被门框框住，两人之间被冰冷的垂直线条包围和分割。之后阿贞在房间中四处走动，镜头展示了阿贞的着装及外表，有墨镜、皮包等时髦物品，穿着职业套装，对话中提到升职，说明这是一个职业女性。在镜头中阿隆被框在门框中做出了一个棒球的击球动作，交代了阿隆与棒球的联系，说明他对棒球的念念不忘。在开场片段中阿贞到处仔细查看，表现出对装修房子的极大兴趣，阿隆只是不置可否，百无聊赖地按开关，并且总是想起棒球。两人之间的疏远和分歧已经开始出现。

阿贞在向新上司辞职之后和小柯去吃面，回家之后发现阿隆在家里看棒球比赛录影带。在一个拍摄两人背影的长镜头中，阿贞本来因为和小柯出去而心存愧疚，但阿隆专注于看比赛没认真听，阿贞微怒。再次表现阿隆与棒球的关系。同时阿贞在阿隆面前表现出了无助，她希望得到阿隆的安慰，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全景，阿贞和阿隆在餐厅。封闭的空间内，屋内陈设包括桌子、椅子，墙上的画框全部都横平竖直、四四方方。阿隆在走动，阿贞坐在椅子上。灯泡高度低，正好照亮阿贞的脸，阿隆的脸在阴影中。阿贞向阿隆抱怨从美国回来以后还没有好好讲过一次话。阿贞提出移民美国的想法，阿隆认为“美国就是美国，就是那个样子”，并讲述了姐夫在美国的事情，在阿隆讲述的过程中，画面中不断出现阿隆和背后墙上陈设一起呈现在镜头中。一幅油画中一艘在沙滩上搁浅的船的特写，然后阿隆的头挡住了，困境的一种隐喻；梦露挂历则作为美国文化的一种映照，在此时此刻这个客厅里，美国是“在场”的。阿贞说刚刚搬进来的时候一个人很害怕，会想起小学时候在家里等阿隆经过，空便当盒叮叮当当的声音都记得很清楚。表现了她一个人在这个现代化的房子里的内心孤独。

阿隆在酒吧和飞镖男打架后和阿贞一起回家，阿隆开门进屋，阿贞脚步缓慢，她感到疲惫和无力。阿隆在洗手间照镜子，脸上青紫明显。阿隆对阿贞说打架只是“为了一口气”，并提出去美国，想把这个房子卖了。阿隆在现实打击面前有了逃避的想法。

阿贞和她的朋友们在客厅大声说笑，阿隆在卧室十分烦躁，看墙上的一幅画，并伸出手比划。阿隆走出去对阿贞说要走，阿贞跟其到门边，问他什么时候再来，言语中流露出不舍。阿隆出门后阿贞走回桌边，正好有人玩游戏玩砸，说是“妻离子散”，暗示两人分离的悲剧。随后阿贞埋怨阿隆不该借钱给父亲，说这样怎么移民。镜头上下晃动，跟随阿贞来回移动，表现内心剧烈起伏。阿隆劝说，“最多我们不去”，移民在阿隆这里并不十分重要，对于阿贞则不然。

阿贞通过录影带发现阿隆去东京的事情，阿隆刚刚与阿娟见过面。电梯开门，阿隆神情恍惚，发呆，稍后走出电梯。阿隆进门，阿贞坐在墙边，阿隆站在对面，阿隆仍被框在玻璃门的轮廓中。阿贞站起，靠在墙边，阿隆走近阿贞，问什么事情，墙上的挂历也入镜，图画已经变化，提示时间变化。阿贞愤怒地转过身打了阿隆一耳光，并质问为什么要骗她在东京找阿娟的事情。阿隆出走，阿贞进屋关门，阿隆的包和录影带被扔出。阿娟作为一个导火线，阿贞和阿隆的冲突彻底明朗化，后面阿贞在孤独和无助中与飞车小哥产生感情。

阿贞不想见飞车小哥，阿隆送她回家，黑暗的屋内玻璃门透出亮光，阿贞开门进屋，稍后阿隆进屋，阿贞去关门。阿隆开灯，站在门边的阿贞关灯。阿贞在黑暗中走近阿隆，说自己很后悔，那天太冲动了。两人在黑暗中的近景，阿贞表达结婚想法。阿隆说结婚不是万灵丹，美国也不是万灵丹，跟结婚一样，只是短暂的希望，让你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的一种幻觉。我姐夫跟别人没有两样，只怪我自己没有实力被吃定了。整个过程玻璃门透出的外面的光是唯一光源，阿隆的身影映在玻璃门上，阿贞处于前景，形成对阿隆的挤压，阿隆面对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压力。阿隆走到门边开灯，开门。阿贞请求阿隆留下来，阿隆拒绝的过程中阿贞低头抬头又低头，表现其内心的挣扎。

在两人的五次主要的独处段落中，随着各种外部因素的变化，两人的关系从表面上的和谐，到出现疏远、分歧，冲突逐渐加剧，最后分离。

2.两人与对方朋友的两次聚会

在影片中，两人分别与对方的朋友有一次见面，是两人对对方圈子的一种尝试融入，但结果不尽如人意。

阿贞辞职之后之后在酒吧见到阿隆和朋友，阿隆上台唱歌，阿贞看他唱歌，低头沉思。本来戴着眼镜的阿贞摘掉眼镜，台上阿隆的身影一片模糊。阿贞是否感到阿隆很陌生，看不清他的心了？（此片段为VHS版独有，全程为闽南语对白且无字幕，语言能力有限，只能作此推测。）并且从此之后阿贞在与阿隆的独处段落中都未戴眼镜，直到最后一段万灵丹段落才重新戴上。

阿贞和几个打扮时髦朋友在酒吧聚会。阿隆入席，略显拘谨，别人交换名片时阿隆说自己没名片。有人问他要不要喝什么，阿隆指桌上啤酒。有人问阿隆做什么，阿隆说做布，别人说就是纺织，阿隆再次强调是做布。有人讲了一个关于中国人和外国人姓的长短的谜语，并说英文都不懂还泡吧。阿隆和阿贞脸部近景，阿贞笑得很灿烂，阿隆面无表情点烟。阿隆和飞镖男玩飞镖时遭到嘲讽，“你不是打少棒的吗”。阿隆愤怒与之扭打。阿隆的旧式思维与阿贞的生活圈子的格格不入，没有名片，别人说“纺织”是仍自称是做布的。两人的隔阂和分离在所难免。

3.阿隆与飞车小哥的冲突

这是全片最惨烈的一次冲突，两种观念的激烈碰撞。阿隆开始并未将飞车小哥放在心上，只将其视为小孩子，让他快回去睡觉。阿隆受伤之后在黑暗的马路，叫不到出租车，只能自己向前走。路边有一堆垃圾，里面有一台老式电视机，阿隆在旁边坐下。隐约有电视声传来，阿隆扭头看电视机。电视机特写，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声音应该是棒球比赛的解说。叠化出1969年少棒队夺冠之后回台的游行。比赛的录像，解说声逐渐清晰。解说说夺得了冠军。坐在路边的阿隆发出自嘲般的笑声。拿出烟开始抽。镜头逐渐推近，阿隆一边抽烟一边笑。镜头转向黑暗的夜空，一缕烟飘上来，又逐渐散去。烟消云散，预示着阿隆生命的终结，在他眼里不值得一提的小孩子毁灭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阿隆想到的仍然是当年少棒冠军的光荣经历。不停地怀念当年，是阿隆在现实的困境中借以获得安慰和骄傲的唯一途径。但承载着这些的电视机出现在垃圾堆里，是一种无形中的讽刺。

（三）典型意象的复现

1.门框/窗框

门框和窗框以其标准的几何构图把人的形象圈在其中。在影片中，阿隆和阿贞都不止一次被圈在框中。影片的中英文片名以竖排形式出现在了开场曾经框过两人的门框中。仅在开场段落中两人就分别两次出现在门框构图中。装电话的工人和阿贞交谈时，镜头中出现了两人投在白墙上的影子，而代表着虚幻的影子仍然被框在门框之中。阿隆与阿贞独处时曾经出现过两人一起被框在门框里的情况，两人都面临着困境却无法自拔。影片结尾时阿贞投在窗玻璃上的影子处于窗框之中，尽管梅小姐看似带来了转机，但导演告诉我们在车水马龙、高楼大厦之中困境是不可能被摆脱的。门框代表着在这座城市中的人身处的困境，无处不在，谁都可能进入，无法脱出。

2.墨镜

全片多次出现阿贞和梅小姐戴墨镜的形象。阿贞家里的梳妆台摆满了墨镜，阿贞出现在办公大楼周围时多以戴墨镜形象出现。去找妹妹、给母亲取钱时都戴着墨镜。在结尾中阿贞戴上墨镜看着窗外的一切。墨镜是阿贞和梅小姐这样的职业女性常用的装扮，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同时墨镜遮蔽了眼睛，阿贞在出门或面对陌生人时通常都会戴墨镜，通过遮蔽眼睛遮掩内心活动，侧面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阂和疏远。

3.抽烟

阿隆在片中多次点烟、抽烟。有无聊时抽，和阿贞独处时感到无奈时抽，去阿贞聚会感到拘谨时抽，阿娟离开时怅然地抽，被阿贞赶出门时抽。最后受伤坐在路边回忆过去时也在抽，一缕飘散的烟表示阿隆生命的终结，烟某种意义上成为阿隆的化身。之前阿隆离去，阿贞挽留不成时，阿贞也在家里抽起了烟，也许是在表达一种想念。

另外，片中多处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更是体现了杨德昌所特有的精细：阿贞家墙上的挂历多次入镜，其画面的不同揭示了时间的流逝；阿贞的母亲在阿贞特意留给她出租车钱的情况下还是坐了公交车，老人的节俭可见一斑。阿贞和阿铃、飞车小哥等人在路上飞驰的时候路两旁的庆祝CKS寿辰的标语和牌坊纷纷入镜（资料馆放映所删掉的就是这些场景），而阿贞家里挂历上所显示的时间与此是相符的。

《青梅竹马》是杨德昌作为导演所创作的第二部长片作品，上承《光阴的故事·指望》的成长烦恼、《海滩的一天》多线叙事和精密结构，开启了之后两部广受赞誉的作品：题材类似的《恐怖分子》，以及4小时巨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再到90年代略带愤怒的讽刺和《一一》的集大成。杨德昌在其作品中不断重复着对台北过去、现在的各个侧面以及人在其中的生存状态的展现和剖析；散发着冷气的镜头远远观望着一切，繁杂的人物形象被统一于精细的影片架构中。在具有承上启下意味的《青梅竹马》中，导演的个人风格逐渐形成，具有一贯性的主题开始明确，冷静和克制的影像传达着他对新旧交织下的台北都市的理性思考。影片的整体风格基本体现了导演的个人特点，大量的固定机位和中远景镜头提供了一种远远旁观的客观视角。较少采用配乐，除个别段落外影片中的音响基本都是场景音。

人物形象和场景、情节设置的精妙的对应关系把杨德昌的理工男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杨德昌对作品结构的严密安排在这部影片中已可见端倪。在并不长的影片中讲述了五个家庭的变化和困境，且完美地统一于对两个对立的世界的描绘中。影片出场人物并不算少，在有限的片长内合理安排了情节，主要人物的形象都比较鲜明、具有标识度。只有几场戏的阿娟、梅小姐等的个性都非常突出。

1985年，台湾新电影在横空出世之后进入平稳期，或者说低潮期。《青梅竹马》则是新电影最主要两派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合作。彼时的情景已不再，蔡琴的那句话也道出很多人所想说的：“杨德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呢？”

看的第一部杨德昌，竟不是标记多年的一一或牯岭街。从豆瓣的评价人数看，这大概是他最不为人知的一部电影长片了。起因是油管的这部MV，配乐是Vansire的《Nice to See You》，梦幻、慵懒、舒适、惬意，好像春天躺在毛茸茸的草地上在和煦的微风中小憩；又好像周末午后穿着舒服的居家服靠着伴侣窝在沙发上各自看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Vansire听说Dream Pop。

MV里剪出来的效果是另一种故事，让我对这部电影有了错误的期待。我原以为是讲一对青梅竹马的白领小情侣在台北无病呻吟矫情万分的都市男女爱情故事。

我以前总对青梅竹马有强烈的向往，遗憾没有从小一起长大从未分离的朋友，不曾有过青涩单纯绵延数年的中学恋情。但年纪渐长，发觉少年情侣少有能步调一致地成长的，渐渐的，只能依靠消耗过去的甜蜜记忆让早该了断的关系苟延残喘，于是在互相执着和怨恨中蹉跎岁月。最后青梅枯萎、竹马老去，从前的默契成了挣脱不了枷锁和诅咒，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人与人间的陪伴大多只有一程。很难像豁达的人那般不为此花费过多的心力来悲伤。还是会有执念，总觉得年纪大了遇到想珍惜的人的概率越来越低，很多事我不努力一下以后或许会是遗憾，努力过了也许结果会不同。但最后总会陷入困兽囚于牢笼般的绝望，对一段看不到任何出路的关系拿出这个观点自我宽慰，倒也有些作用。

总是寄希望于生活状态的改变能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是不现实的，问题暂时被掩盖的短暂快乐之后将是无穷无尽的反噬。换份工作、搬个家，绝无可能消除“不适合或是不爱”的借口，只是平添更多的争吵和不满罢了。影片中阿贞寄希望于“结婚”和“去美国”这两个重大的改变来解决家庭、感情中的种种问题，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看似木讷（也可能只是侯孝贤演成木讷了）的阿隆对此倒是看得分明。

曾经的少年国手们荣光不再，只剩下被现实生活捶打得毫无斗志的几个中年人围坐对酌，互道生活艰辛。年少相逢相知，意气奋发站上云端，只要简简单单地挥舞球棒，荣光和女孩青眼都尽在手中；如今天涯沦落，尝尽打球遗留的伤痛和生活的艰辛，面对嗷嗷待哺的儿女和沉迷赌博的妻子，只能超负荷地工作，是无奈也是逃避。

阿隆初回台北还抱着些许希望和对未来的规划，直到筹码一一输掉，连身边人的脸孔和自己的心意也再看不清楚，脚下的路逐渐狭窄消隐，最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被现实世界三振出局。

杨德昌和侯孝贤之间联系密切，互相影响。

片头正对公寓阳台移门的端正空镜头出标题的一幕总让我想起侯孝贤《最好的时光》“恋爱梦”里不断出现的台球房大门空镜和“自由梦”里古朴雅致尽头即阳台的走廊。一是现代都市，一是现代乡村，一是清末民初，不一样的场景，却一样的清雅舒适，回味无穷。

不停闪烁的Fujifilm霓虹灯，在MV和电影里都反复出现。在摩登大都市中，两个人影、一段感情都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关轻重。

很容易联想到最近的疫情，当世界前进的车轮、时代的洪流倾轧过来要吞噬正常生活的时候，当延续正常生活甚至生存都成为困难的时候，男女情爱又值得费多少心力。之前看到一位网友说：

当代都市男女关系，每个人都保持着‘即使对方明天从我的生活中抽身而去我也能全身而退’的那种感觉

不是都市男女不再付出真情，只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存有更高的优先级。即使今天哭得昏天黑地起不了床一口水都喝不下，第二天为了房租/房贷、伙食费、交通费等等还是要装作一切如常去公司好好上班。文艺影视作品里，可以轰轰烈烈谈恋爱几乎没有其他要操心的事的人不外乎学生、富二代、旧社会贵族女性、退休老人、小混混……或者就是像摩登情爱里那些除了感情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生活烦恼的真精英阶层们， 可以尽情品尝爱情的痛苦和美好。

感情和事业都产生问题的阿贞需要寻找其他出口。

骑摩托的小男生很好，有着年轻人专属的特权——无穷无尽的时间和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的热烈情感。可以在别人上班的时候陪阿贞在空房子里玩无聊的弹球，开着摩托带她去看海，在她家门口从白天等到深夜。如果阿贞家有万贯家财等着继承，如果阿贞和她妹妹一样才二十岁不到，也许会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浪漫恋爱；但家庭和事业都有着一大堆问题亟待解决的阿贞，需要的是可以依靠分担生活压力的成熟男性，浪漫和激情并不是必须——当年她和少年得意的阿隆大概已经体会过了。小男生注定只能是短暂的生活调剂。

至于那位有妇之夫，就不必多谈了。当他第一百次找阿贞喝啤酒的时候，并且用上了“我们吵架了，谈到了离婚”的借口时，我无法控制地嗤笑出声。他大约是全片最让我看不起的男性角色了。“谈到离婚”又如何呢？真的签了字再来找阿贞吧。否则阿贞到底有什么义务一次次地陪他在大排档喝啤酒？他又不曾陪她消磨一下午玩弹球，也不曾开车带她去海边吹风，更不要提为她排忧解难了。就是个只会向妻子和暧昧对象索取的无用懦弱的男人罢了。开场他对着窗外林立的高楼说“这些建筑有我没我好像都差不多”——潜台词是满满的怀才不遇和自命不凡。普通建筑师不就是社会主义螺丝钉嘛，为什么需要到四十多岁从业多年才意识到？

看MV时完全没认出年轻时候的侯孝贤和蔡琴，直到片头主演名单出现，不敢相信他俩合作演过电影。

80年代白领打扮的蔡琴，丰满红唇配上大框墨镜，体态挺拔，举止端庄，现在看来都毫不落伍，依旧很潮。她每次戴上不同的墨镜，我脑中就自动配音“墨镜一戴，谁都不爱”。墨镜是助她下定决心、掩饰心情的重要道具，所以梳妆台上各色墨镜摆得满满的。

阿贞的形象是典型的都市白领女性。甚至算比较成功的那一群，毕竟在台北有了自己的房产。

天知道我看着她的一室一厅和落地阳台门有多么羡慕！我从中学时期开始向往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供一套自己的公寓，再也不用担心搬家收拾东西，可以摆上几大柜子的书、乐高、塑料小人、文具，可以在厨房里堆满喜欢的餐具厨具，有大大的落地窗和充足的阳光，早晨在阳台喝茶吃早餐，午后窝在沙发里看书看到困倦，晚上关掉所有灯在大荧幕上看电影；可以光着脚在一尘不染的地板上走来走去，也可以穿着厚厚的居家服在地上到处打滚；可以自由地带喜欢的人回家，一起做饭、到处做爱……

这是世界上一处完完全全属于我的地方，装满我喜欢的一切。

阿贞生活现代而西化，家中摆满录影机、唱片机等电器，每天穿着职业套装踩着高跟鞋出入高级写字楼。交往的朋友也都是白领，他们在爵士酒吧喝酒聊天扔飞镖——就像当时所有西方世界的年轻人一样。七八十年代的台北，已经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脚步，现在看来，依旧时髦洋气。但这些朋友之间只有浅薄的享乐情谊，闹完之后各回各家没人会关心其他人的生活或为他们的困境加以援手。

她的竹马阿隆身处的却仿佛是另一个时空的台北。侯孝贤年轻时候的土气木讷与人物形象极为相称。

守着一爿老旧的布店，戴着大金链子，开着红色的轿车穿行于尚未现代化的老旧街区。回国首先探望曾经的棒球恩师；偶遇年少老友，对他的悲惨的现状报以同情、提供帮助；卖了房产准备用来和阿贞一起投资移民的钱最后为债台高筑的父亲老友/未来岳父雪中送炭，还陪他喝酒聊天。

阿隆的生活传统、单调，充满温情和义气，最后将自己拖进了生活的泥潭，再也挣脱不出。

阿贞心中极度向往代表着先进发达的美国在他眼里也“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也许在他心里远不如台北——那样的种族对立、阶级分化，人与人之间冷酷而残忍，只有利益。哪里及得上在台北街头破旧店家门口的一碗大肠面线背后的温情呢？

如我开头所说，少年情侣少有能步调一致地成长的。阿贞与阿隆即使没有现实生活的种种困境，一直被过去青梅竹马的甜蜜幻想所蒙蔽，也未必能长久幸福。就如同一直困在往昔少棒荣光里的球手们，终其一生都再难回到巅峰时刻，那些记忆反而成了拖累和枷锁。

阿隆在生活彻底陷入绝境之前意外赴死，回光返照之际在垃圾堆中看到当年意气风发的少棒队，听到了掌声和欢呼，也算杨德昌式别样的温情结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