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孩

    前几天，我与女朋友看了《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孩（植物园）》。之所以引起她的兴趣，主要是我对她说这部电影号称是女版《断背山》，而且监制是大名鼎鼎的吕克·贝松。虽然难得她陪我一次，不过，我却被这个矫情的电影败了兴致，本来可以很美的故事，却被导演的不怀好意所毁掉了。

    之前我看过戴思杰的《牛棚》，我很奇怪他竟然是历史系出身。《牛棚》讲述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一段历史，显得无比的不真实与儿戏化，让人只看到批判，却看不到现实。当时候，我猜测，也许是他生活在法国，所拍的电影只为满足资本主义社会对中国的窥视欲吧。

    而看了《植物园》之后，我发现这个“不怀好意”的猜想竟是事实。

     我真是搞不懂，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旅居海外的人回看中国的眼光还是如此短浅与窄小，甚至恶毒。《The Chinese Botanists Daughters》，片名很直白地强调了故事的发生地点——中国。无错，在电影中，一个风光秀美，但却是充满了无理由的压制与不讲理的粗暴的地方。生活在那里的人物，剔除了两位主角，其他要不是封建专制、要不是无知粗野、就是苍白无情，当中有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植物学家与他当兵的儿子。

    我得首先分析一下故事发生的时间，李明三岁在唐山地震（1976年7月28日）成为孤儿，她毕业到植物园实习、可以与李小冉（陈安）恋爱，可以与别人结婚（不管有没有按法律程序领结婚证）的时候，最低的限度也应该有十六七岁，更大可能是更老。据此我可以肯定，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定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言归正传，我觉得植物家之所以成为植物家，只是因为导演想将电影的背景设在相对封闭、景色优美的植物园，或者让他的批判意义更加有代表性一点而已，除此他的存在意义与植物学家一点干系都没有，没有教授的气质，没有教授的学识（作为中国著名的植物家教授，竟然宣扬植物是有灵魂的，情节看安安挖人参时先要用红丝带拴着人参的灵魂；还有一个情节是他用让植物呼吸檀香，口中念念有词：“叔父们，来……”；还特封建迷信，要让生孩子最多的妇女跳儿子的新床），只有无礼而蛮横、养尊处优，活像一个封建地主。他不断地说什么“晚上九点以后不要打电话骚扰一个教授，现在已经九点零八分了”、“晚上的茶叶要比早上的少五颗，一定要用雨水泡。哪个季节的雨水我都能喝得出来”、又整天躺着竹椅上边看报纸边让人帮他剪脚甲。不是演员不好，分明是编剧为了突出丑化而丑化。我怀疑，导演小时候是不是被乡村教师虐待过，至今给他造成了心理与生理的恶劣影响！


     当兵的大哥更是让人不可理喻，一见到女人就如春夜情猫，狂呼大叫的。第一次抱错李明了尚可原谅；第二次见面强迫别人摸摸他就让人觉得恐怖；更荒唐的是，当晚他就写好了求婚信。他发现李明不是处女，拳头、吊打、恐怕、饿人，什么手段都出动。所有这些举动，都投影在他身上红色的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背心之上，就连他打人后一个潇洒的转身出门，还不忘给自己戴上军帽。我得借用一句话套在他身上：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你这样胡蹦乱跳的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电影最大的硬伤是为了“断背”而“断背”。我不知道导演真正了解过同性恋的生活没有。他单纯是以男人的视角看待与女人爱情的来临，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女人之间十分强烈的肉欲吸引。李明看着陈安赤脚时情愫暗生，看到陈安的裸体就心不自禁，然后她们第一次互相确立恋爱关系，也是陈安当李明洗澡的时候走进去然后互相抚摸赤裸拥抱。在这里送导演一句作家沈宏非的话：“如何赢得女人心？赞美她，爱护她，亲吻她，挑逗她，安慰她，买东西给她，陪着她直到世界的尽头……如何赢得男人心？把衣服脱光，基本上就拿下了。”以后切勿将自己对女人的欲望，代替了别人的爱情！
 


    顺便一句，两位性感的美女演员也十分不敬业，凝望、对话、拥抱、接吻、初夜，都演得蜻蜓点水，带有一丝拘谨尴尬，根本没有让人看到所谓死去活来的爱情！

    最后，两个主角都被判了死刑，罪名是“一桩畸形的同性的爱情发生，导致了我国著名植物学家的死亡”！这是哪门子的法律？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即使她们两个真的误杀了植物学家，她们会双双被枪毙吗？如果导演仅仅是想让主角走上被迫殉情结局的话，大可构思得合情合理一点，智力再不济，大不了大胆借鉴《孔雀东南飞》、《梁祝》。无必要搞到九十年代的中国还生活在原始社会一样！

    女朋友看完后，问我感想如何，我也不怀好意的回答：两个主角的激情戏稍为少了点！

    一个遗世神秘的植物园，两个在禁忌中缠绵的少女，只是平淡生活出现的一名闯入者，沉静的心开始动摇，充斥着反叛，自由，独立和欲望气息的炎夏，让南国的天空从死气沉沉的灰色向彩色渐变。
     当爱情占据了生活的因为，它才成为了一种行为的动机。在两位女主角建立关系，相互吸引的过程中，产生情感的缘由是截然不同的，长期独处的安安，被寂寞和空虚压迫到了麻木乏力的地步，李明的出现对她而言是她心灵枯地的久旱逢甘露，让她的生活再现了生机与转机，是新鲜与好奇诱使她逐步接近，还有一种反压迫的抗争潜意识在向她深入，而李明却开始几次三番的被安安的身体曲线和女性魅力诱惑着，这里结合前面的背景，会感觉选择的视点很有意思，在孤儿院长大，长期过着集体生活的李明为何会对同性肉体有着如此着迷的渴望，完全是个人的生理本性的反应，安安对李明是精神爱恋，李明对安安更多的是肉体渴望。
     导演想要她们之间的交往结合显得纯粹自然，却忽略的爱情中最重要的情感融合，对这种细腻情感，缺乏敏感的细节临摹，东方的审美语境变成笔墨山水画的形式风景，风光再怎么悠远静谧，观众也很难体会到中式风情。
     片中的另一主要角色，男主角---植物学家“父亲”，导演耗费了大量精力去刻画，从细节，从文本上塑造出一个矫情，刻板，霸道，自私的封建社会大家长形象，这个角色十分重要，因为他是联系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从他的行为习惯，处事个性都可以分析出安安的成长背景和心理状态，以及预见她后来的叛逆行为，植物园作为相对独立真空的社会环境，而“父亲”是整个“环境”的主导因素，他与安安，李明形成了统治者，臣民和入侵者的新三角关系，从吃鸭掌这事件的变化发展中可以看出李明是已经在破坏原有家庭平衡关系了，无声的革命，让统治者不安。
     在几乎刻意忽略社会舆论压力和歧视的外在势力情况下，而把植物园中的两位男性作为片中的“反派人物”，儿子的归来是强化了植物园中的统治地位和阶级体系，特别在这个父权社会里，李明和安安作为第二性别的女性，应该是被压迫被领导的她们，居然发生一种反人类，反社会的“羞耻”关系，“上层”阶级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同性恋爱于两人情感关系而言是常态，放在社会伦理背景下是异态，再放在特殊时代的地域环境中是变态。
     这部电影有精致的肉体，精神上却千疮百孔，到处是败笔，多如羊驼毛的吐槽，不仅在于它对于情感梳理上的干涩表达，更是那些做作矫情生硬的台词，实在逼人出戏，让这部画风清新的文艺片，顿时开启了偶像剧模式，言情戏模式，话剧腔模式，成为不伦不类的文本杂交体。比如“不要在21点之后打扰一个教授”------这是恐怖小说的标题预警么；“来吧，我的贞操属于你”-----女孩纸，你能再不矜持点吗？！“你担心我变心了么，除了你我永远不会爱别人”琼瑶阿姨剧本是你写的吧。。。并不是说这些台词电影中就不能用，是与整部电影的表达格调很不协调，那样一个敏感保守的特殊时代，这样一段禁忌之恋，这样一种含蓄的爱慕，处理的如此张扬，后现代真的好么。Ps：还有她哥叫蛋蛋—_—这是方便外国人名字记忆么，那植物园一共才四个人有啥分不清的，有考虑过中国观众的感受么！！！
     最后还有一点让我在观影过程中感到不适的是一些演员的表演，特别是“父亲”的扮演者，念白极其做作，总有一种装腔作势的语态，并带着浮夸的肢体语言，和这部整体表现生硬，讲究造型摆拍的电影风格上还确实统一。

演员们都在用屁股演戏吗→_→
李明全程“全社会欠我五百万但老子要忍”的愤青脸，植物学家全程“我在拍戏台词要一个一个字地念”的便秘脸，各种群演也都是“镜头过来了端庄端庄”的群演脸，蛋蛋更不要说就是一个行走的肱二头肌。看到蛋蛋撸起袖子让李明戳的时候我差点恶心吐，相比起来安安多美好啊，是的全片唯一看点大概就是李小冉的脸和身材了。李明呆滞地使得本来应该唯美的画面都变得寡淡无味，行走的肱二头肌更是直接让人反胃。
至于剧情更没啥好说的，心里刻画基本没有，感情甜蜜的反映基本靠植物学家一句一句蹦的台词“你到底在想什么！”
虽然说蛋蛋本身是个让人非常恶心的角色，但是奇怪的是看他刚出场时候应该和安安之间的兄妹感情也是有的，结果安安撺掇李明骗婚时候倒是完全没有想到骗婚对象是自己的亲哥哥呢。

全片要说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除了李小冉的脸和身材以外大概就是植物学家临走之前说的：“害死我的不是冠心病，而是另一种病，这种病我女儿和我媳妇都得了，叫做同性恋”。
这句话听起来总算给片子结尾加上一抹可悲可叹的悲剧色彩，当然这也得益于这句话不是被植物学家本人一字一句蹦出来而是由虽然同样无味的法官一字一字蹦出来。
但总之，由这句话很明显这个大环境设定是不能容忍同性恋的，然而李明和安安还真是毫无顾忌一点不担心呢，更不要说后来毫无心理负担骗婚亲哥哥了→_→
还有，一开始那么热闹八床被子+能生妇女各种精心准备好了新房，到底为什么要在度蜜月时候才xxoo？为了满足把李明吊起来的恶趣味以及两女追火车这一差劲爆了的情节就什么都不管了吗？

所以这他妈剧情也是用屁股写的吧
这么一想气的我又把两星改成了一星，然而想了想小时代又改了回去

最后加一条：
比较两女在婚前和婚后对父亲的态度就说明杜绝办公室恋情是多么重要！这种同仇敌忾推翻领导的小团体太可怕了！

在百度上搜索戴思杰的资料，有几张他的照片可以观摩。镜片后的双眼吐露出狡黠凌厉的目光，不是和善模样；站立的姿态带有一股小心翼翼的气宇轩昂，仿佛生怕踩错了点，碰倒支柱，破坏掉精心圈出来的帷帐。那种骄傲不是贵族式的与生俱来，张爱玲只需一个微微仰头就恰到好处，将世间繁华与苍凉压在颌下，看透人性跋扈。戴思杰说：我想证明我是个聪明人。此话一出，自然是昭然若揭了。证明本身意味着目的性，而证明给谁看是一个隐性倾向问题，它决定了证明的方式、过程甚至是结果——你究竟是出自何种定义的聪明人呢？
他让我想起《解放军在巴黎》中面目可疑的绿军装。那是台湾人扮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
这句话出自英国作家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的小说《坦克雷德》，被萨义德用于《东方学》的开篇。本杰明意义上的“谋生之道”（career），是指东方会引发起西方年轻人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而不仅仅止于西方人依靠掠夺殖民地财富以使自身利益获得满足的物质索取表层。东方对欧洲人而言是浪漫而传奇的，“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正是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视角，使东方立于他者地位，是被审视对象，判定标准来自于西方（更准确的说是欧洲）。在那里，欧洲民族的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虽然东方激发了西方的想象和热情，但仅仅是器质性的存在，东方的谋生手段，必须满足西方要求方可成立。
具体到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上来，电影毫无疑问是西方的工业和文化的产物，其话语体系的建立自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路和规则。尤其是身居海外的华人导演，更面临着巨大的文化立场难题，文化差异和西方文化霸权是创作的天然屏障。大致上，我们可以将海外的华语导演划分为三类：1.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主宰下的商业制作模式。这一派以香港的吴宇森为典型代表，在好莱坞的机制下运作。2.欧洲中心主义视野下的个体写作。《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导演戴思杰，正是走了这样的谋生之道。3.游走于中西之间的双重视角构建。李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中西两派文化的深入探索和双重批判。他深谙双方的价值观念，同时保持了自己清醒的判断，这正是别人不可企及的优势所在。

暧昧的戴思杰和封闭的植物园
戴思杰是一只文化蝙蝠，身份模糊，立场暧昧。他已在法国旅居23年，却不愿加入法国国籍。原因是害怕自己在转变身份之后无法写作，产生思想上的断裂，进而不断追问“我是谁”这个问题。面对西方主流媒体对《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刻薄的指责，他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任何政治都不感兴趣，自己的电影没有政治立场。《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是自己完全站在女性立场上拍摄的一部电影。这种说法造成的结果是，两边都不买账。法国人说他不够“仇恨”，缺乏对现实的批判，中国人说他“媚外”，站错了队，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倒是谁也没注意到他所谓的“女性立场”问题。可以感到，他对自身的表述和外界对他的评价之间产生了极大的裂缝。到底是我们误读了戴思杰和他的电影，还是他无法确认自身？
《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刻意营造出一个封闭的环境——故事发生在某座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孤岛上，植物园散发着诡异靡丽的东方气息。按照开篇处关于李明身世的交待，背景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但影片所呈现出的，却是反常态的时代图景——喇叭里播放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鹦鹉嘴里说出的是“毛主席万岁”这样的文革话语，路人的穿着也是文革范儿（军装倒是85式）。导演是想以封闭取代常态，从而为这些不合常理的设置寻找到合理性么？因为隔绝，所以便“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吗？如果按照戴思杰自己的说法，这是一部没有批判和政治立场的电影，只是想表现女性，那么又何以安排出意识形态性极强的那些符号呢？另外一点，影片的拍摄地并非中国，而是越南。除了几个主角之外，大量群众演员都是越南当地人。这些东方面孔在外国人看来想必是没有区分度的，就像在我们眼里的荷兰人和比利时人。还有那一场场伪民俗——只要与西方不同，有差异，就姑且让它是中国的吧。
封闭的不仅仅是环境，还有人性。在植物园中，教授是权威和规则的化身，代表了不可侵犯的秩序。混血的李明是外来的不速之客，她打破宁静，带来一种叫做“同性恋”的病。安安是东方女性的杰出代表，贤惠隐忍，美丽婀娜。蛋蛋是男权的象征，有力量，强大而粗暴。父亲对女儿、丈夫对妻子，都是专制暴力的，作为女性的一方只能屈从于冷酷森严的秩序，被剥夺了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主角们都带有强烈的能指色彩，充满了符号和隐喻的意味，生动的人性被抽离出人物本身，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堆被所谓的“东方”层层裹缠之后的木乃伊。安安和李明的“同性恋”，也缺乏细腻的情感铺垫而显得刻板，透着照本宣科的毫无生气。如果这就是戴思杰所谓的“女性立场”，那只能说，作为一个如假包换的女性，我有权不认可。制片人吕克贝松推崇其为女版《断背山》，更大程度上是出自营销策略的考虑了。
戴思杰害怕问“我是谁”，之所以害怕，也许正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不是中国国籍或者法国国籍的问题，这是一种奇怪的心态在作祟。他太想证明自己是聪明人——证明给所有人看。他曾经尝试过拍摄一部完全的法语喜剧电影，但并不成功。他是一个30岁才去了巴黎的中国男人，天然的文化隔膜是越不过的障碍。《巴尔扎克和小裁缝》里，他说自己讨好的是“人性”，那毕竟还有文学的光辉在，知识的力量是应该被推崇并发扬的。那些说他“献媚”的人，自身想必也带着强烈的自卑感，认定以巴尔扎克为表征的西方理性传统是优越的，这才有了胜负之说。但到了《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实在“聪明”得有些过了头——我这次放弃意识形态立场了，我不讨好了，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有政治我都不喜欢。这未免有点赌气的成分在里面。这种气积聚在了电影里，那是空灵的群山、繁盛安静的植物、氲氤的烟雾、漂亮的女性胴体、宽容的孤儿院院长，甚至是心若止水不染俗尘的僧侣们都无法消解掉的一股气。舒缓平和的河流之下，刻意的慢藏不住锋芒的蠢蠢欲动。戴思杰身上有一种缺乏归属感的焦虑。而一个无法用母语进行写作的作家身上的悲哀，是我们所无法感同身受的。但是欲速则不达，他急于找到出路，却作茧自缚，离救赎更远了。蝙蝠的命运是被飞禽走兽共同放逐——它太不坚定，最终连站队的机会都被剥夺。

听说《植物园里的中国女孩》这部电影一段时间了，昨天终于找来一看。怎么说呢？画面的确唯美，如果说这是它的卖点，那么成功应该可以保证了。问题它的招牌不在画面而在内容，据说连吕克·贝松这位幕后老板也称其为“女版断臂山”。情况于是变得复杂。

整个观影过程迷雾叠障，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的基本三要素全都晦昧不明。一个中国人看一个号称在中国发生的故事如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始终融不进去，什么地方出错了？我可以接受一个背景模糊的故事，却不能接受一个背景暧昧的故事。而《植物园里的中国女孩》，恰恰有着明确的背景，这背景又被拍得似是而非，荒谬由此产生了。

李明三岁在唐山大地震中失去双亲，那么等她长到影片中那么大，时间怎么也该推进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片中出现的唐山孤儿院，破败得象刚经历过一场浩劫，李明去道别的时候，堂堂院长竟跟个被打倒的“右派份子”一样，穿着蓝大褂在扫地。街上播放的仍是革命歌曲，李明和安安穿着五十年代《青春万岁》里那样的背带裤和黑布鞋。故事的发生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一切家什用具皆有古意，简直要倒退回二三十年代。可安安和李明去山上采药，手中分明又拎着个代表时髦的录音机。最明显的时代特征莫过于安安在部队当兵的哥哥那一身装束了，解放军哪年换装一查就清楚，新版军装和一次性饭盒这样的事物反倒混淆了我们的视线，基本可以宣告构建世外桃源的企图失败。

为了表现同性之爱如何迸发这个兼具禁忌和诱惑、颇为棘手的题材，导演精心预设各种“客观条件”：李明作为孤儿，而且是一混血孤儿，从小被视为异类的处境不言而喻，她的内心渴望关爱；专制乖僻父亲的羽翼下，安安战战兢兢长大，与其说是女儿，不如说是奴隶，因此她本能厌恶男性代表的强势，向往女性代表的温婉；哥哥只知道简单炫耀肌肉，其处女情节催生的暴力何其低俗；父亲对哥哥的暴力不闻不问，进一步瓦解了男性权威的合法性和威慑力。。。。。。

两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孩，从相似的伤中认出彼此，岂不顺理成章？

逻辑看上去很完备，可建造的方式太简单太粗鄙。歌颂女性之爱何必一味妖魔化男性，好象李明和安安的爱是被男权社会给逼的，这本身就是对“同性恋”的一种误读和歧视。我不否认环境是催生情感的必要条件，尤其心理上难以承受的禁忌之爱，如何突破，环境积蓄的爆发点至关重要，否则李安的《断臂山》也不会把两个男主角扔进一望无际的大山和一望无垠的寂寞里去了。可片面渲染环境的作用便会走入歧途，好象任何两个同性，只要他们面临着严酷环境的逼迫和挑战，就会彼此靠拢彼此取暖，进而彼此热爱彼此相属。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下去，那么同性恋的分布情况将会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众所周知，事实不是这样。

无论哪一种爱情，都是心灵的发现和唤醒，内心微妙的变化促使环境加诸的压力被敏锐地捕捉。对两个不谙世事的少女而言，开始的吸引一定无关肉欲，灵魂拥抱的迫切导致身体的试探抚摸，这一过程，甚或是圣洁的。导演却三言两语草草交代了她们的心情，就直奔丰腴的肉体诱惑而去：安安那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只有一双成熟的眼睛才能“发现”的性感，被纯洁无瑕的少女李明贪婪地注视着；夜晚的花房，水汽氤氲，美人春睡，裸露的肌肤晶莹剔透，垂下的枝叶青翠欲滴；洗浴，不断的洗浴镜头，在室外，在室内，镜头一寸寸划过少女们白皙透明的皮肤；终于，这对在目光中“垂涎”彼此身体已久的少女，赤裸裸站在了一个洗澡盆里。

这就是导演处心积虑铺陈了半天的“同性之爱”？我只感觉到一双异性的眼睛在镜头后面尽情地意淫。

纸始终包不住火，禁忌之爱的别名叫作“找死之爱”。父权旁落的教授某天晚上醒来，发现女儿不在房里，循声过去，终于目睹了她们的“丑事”，凶神恶煞扑向李明的教授，遭到他女儿背后拦腰一击，倒下了。他最后的死亡原因是：心脏病发作。他最后的证词是：女儿和儿媳的“爱”杀死了他。于是，导演奉献出最让外国人高兴最让中国人困惑的结尾：法官在法庭庄严宣布，同性之爱天理难容、法理不容！

她们的骨灰，撒入江中，永不分离。

恭喜你导演，你成功揭露了中国男权社会灭绝人性的同时，也成功传播了“在中国，同性恋是要判死刑”的这一谣言，而你传播的对象，当然不是我们这些中国人，而是给你投资、看你影片的外国人。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按照外国人喜好，以外国人以为的中国符号为蓝本，制造出来的“中国盒子”。就象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支配、重构和施加权威的一种风格或方式，是对东方进行矮化、丑化、弱化、妖魔化、女性化、异国情调化的一种成规模的霸权话语，其中兼有调侃和悲悯的格调。”

必须声明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粹主义者，揭露中国的弊端、丑陋、顽疾可以，但请起码做到真实，如《小武》里的肮脏城市、卑微人生、淡漠看客；如《盲井》里矿道下面的黑暗寂灭；如《东宫西宫》里波澜不惊的心理对峙和引诱。遗憾的是，《植物园里的中国女孩》，我只看到谄媚。

这是一个拍给西方人看的东方，这简直象一部出自西方人之手的电影，连起码的时代背景都分不清，光顾着添加所谓“中国意象”的调料。它的导演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戴思杰，1954年生于四川成都，现居法国。1971年至1974年在四川山区插队，1977年考入南开大学学习艺术史，1984年去法国深造，成为一名活跃的电影人。

从这份履历可以看出：中国，对导演戴思杰而言，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胎记无法磨灭，一项“原罪”无法抛弃。可从他导演的作品看，还真有为抱西方大腿而把艺术良心置之度外的勇气。

对他的作品我很熟悉，《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算是一部“妥协”之作，难怪获准在中国境内拍摄。尽管周迅、陈坤、刘烨卖力演出，结尾仍给人怪怪的感觉：受“巴尔扎克”蛊惑走出大山、小裁缝的命运，叫人担忧。影片通过陈坤的旁述好象周迅最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但这不符合人情之常。生活不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往就能左右，它其实包含一些基本不变的秩序，遵循着最为质朴的道理。简单的僭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物陷入的悖论和困境。同一类型的故事，犹太作家辛格在小说《三次偶遇》中赋予鞋匠女儿莉芙基尔出走后的命运就可信多了，因为它符合生活常理。

至于《牛棚》一片，简直瞎扯，和法国人自己拍摄的那部《解放军入侵法兰西》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荒诞程度可有一比。

不管断臂还是断袖，情感的起点和归宿，有自然的走向。片面夸张其美好，和主观贬低其龌龊，是同一种判断的软弱、同一种误读、同一种迷信。戈达尔说的：“新浪潮的真诚之处就在于表现它熟悉的事物，而不是蹩脚地表现它不了解的事物”。推而广之，那些打动我们的电影，都具备两个基本特点：真诚和熟悉。哪怕我们不熟悉它所表现的生活，但我们熟悉它要表达的情感。

《植物园里的中国女孩》也并非一无是处，前面说过，至少它做到了画面唯美。全程越南取景使影片散发出一股陈英雄“青木瓜”的淡淡香味。可惜，抽离了主旨的美仑美幻，只是一场影像的恍惚，心旌神摇间，女性胴体若隐若现，除此之外，空无一物。

萨福说：最美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心爱——/无论那是谁。我愿意推荐一部真正拍出“无论那是谁”之纯粹的女同影片：《今年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