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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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影片改编自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德莱弗斯案件”。1894年，法国犹太裔上尉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加瑞尔饰)被错判为德国间谍，被判处叛国罪。泰国派2戎马书生寻爱高中第一季我们的留学日志第六诫丈夫的女朋友龙在江湖（粤语）兄弟是天生横冲直撞好莱坞青田街一号解放雷肖恩当哈利遇到莎莉（粤语版）安然无恙月光光心慌慌：杀戮恋爱无名氏黑色安息日1963荷马史诗：神话背后第一季乔和贝莉创造物龙城小仵作2麻木2015火线第四季功夫熊猫2疯狂的豆子高玩救未来第二季性感食人族记忆2022现世活宝另一个大仲马渔业阴谋闺蜜嫁到感动她77次（粤语版）东成西就2011绝代艳星宝莲的一生超级小郎中2幻影计划我最中意的间谍秋月阴森小镇红粉佳人绿皮火车了不起的大盗奶奶新少年包拯玩家2：玩家的战争
长篇影评
1 ) 尊重电影，别让舆论的洪水冲垮艺术的高墙。
舆论就像洪水，汹涌来袭的时候，分不得方向，只能被其裹挟前进。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任由洪水泛滥，要竖起一道围墙，不能向舆论低头，要分清楚方向。我很佩服法国凯撒和美国奥斯卡，好电影就是好电影，不能因为舆论和抗议就去改变对于艺术、对于好的定位，如果连这种程度的大奖都向舆论妥协了，那这个世界有多荒唐！21世纪最可怕的就是“民粹”。电影应该是艺术的，让人遐想、向往、触动，电影人也应该有所坚持。我不了解罗曼.波兰斯基，也不为他说什么。但是我想说当年那个被他QJ的13岁美国女孩已经50多岁了，但现在为止，她仍然受到舆论的伤害，生活也受到巨大的影响，一片片雪花不仅仅是波兰斯基的艺术创作的肩上，而且也要压垮那个女孩。其实，这起案件自从在1977年发生后就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几乎波兰斯基一有作品问世它就会被拿出来重新演绎一遍，即便案件受害者萨曼莎·盖默在多年以后表示早已原谅了波兰斯基，并参与到为波兰斯基的辩护中去。 理智在什么时候显得都尤为的重要。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公审别人，那是神和法律的权力。 很多男性的公众人物也有参与到女权运动中去，就像韩国演员刘亚仁说过的“他很支持女权运动，因为女权运动是人权运动一部分”。我也很尊重女权，不管男权女权都是人权的一部分，男女平等，人权高于一切。 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雪花和组成洪水。
2 ) 你以卵击石的身影很伟岸
我对法国历史所知甚少，第一次听说“德雷福斯事件”是在观看一个揭露左拉死亡之谜的纪录片时。影片中，探秘者提到，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在《曙光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文章而受到当时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民众的抨击。（在文章中，左拉为一个被冤枉成“叛国贼”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大胆发声，他控诉了当时的政府、军队、司法体系和所谓公正、客观的“科学调查”。）左拉因为站在了大众和权势的对立面招致祸患，他被判处巨额罚款，还被迫跑到英国避难。左拉夫妻于1902 年 9 月 29 日在巴黎死于煤气中毒，根据记录片的猜想，很可能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堵住了他家的通风口，实施了这场谋杀。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仗义执言的代价也太过沉重了！
我第二次思考“德雷福斯事件”，是在2018年10月份左右法国政府提出对非欧盟学生增加10倍以上的高等教育注册费时。为了反对这种违反大众教育本质和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精神的议案，我也参加了几场抗议游行。其实，游行者不局限于非欧盟学生，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们认为，政府的不合理政策总是先从外国人开刀，再把对象慢慢延伸到本国人，最后所有处于弱势的人终将被压迫——所以，有必要在最初就对所有不平等说不，即使只是发出微弱之声，即使战火暂时烧不到自己。听到这些声音，我深受感动：作为弱势的外国人能受到本没有被波及的陌生人的支援，感觉是无数个左拉在义愤填膺地为无法发声者呐喊！
19年11月中，《我控诉》在法国上映。在看到地铁站的海报，我瞬间被吸引。为了防止历史知识匮乏造成观影困难，我专门找了法国新拍的纪录片来看。
纪录片中，事件中最特别的人物乔治·皮卡尔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名调查德雷福斯事件的军官，本来是负责给所谓的“叛国者”最后的重击，但他在调查中却发现了许多疑点。抽丝剥茧，他最终找出了真正的叛徒——埃斯特哈齐。然而，为了维护军队的“权威”和“尊严”、为了保护自身的地位不受威胁，上位者们拒绝了皮卡尔要为德雷福斯正名的诉求，他们将他送到了北非镇压殖民地起义的战场，期盼可以永久地甩掉这个麻烦。对我而言，皮卡尔明知会危及自身还选择正义的形象非常伟岸。
波兰斯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处于“正邪”抉择之间的人物的复杂性，他以后者为核心展开了全片的叙述。不过，不同于我心中英雄式的皮卡尔，导演将他塑造成坚守自己职责和信念的普通人——他有多个面向：认真工作者、通奸者、有反犹主义倾向者，他像你我一样不完美，但他也和你我一样用平凡成就不凡。影片结束时，重回军队的德雷福斯很克制地对为他翻案的“功臣”皮卡尔说了句：“你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是的，对那一代还有信念的人而言，忠于自己的信念不过是最基本的操守。德雷福斯也是这样，即便被隔离关押了四五年、不能与任何人交流，他在重获自由后对国家和军队也毫无怨言，他甚至还去到一战前线，为国奋战。
在宏大叙述显得十分可疑的今天，我们——一个个分散的、碎片化的个体——要坚守什么？作为社会人，个体的共同体想象是什么？反复思索，极端个人主义的我仍然被“德雷福斯事件”牵动，是因为左拉、皮卡尔等个体捍卫在大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微小的存在。我想，被人文主义精神熏陶了数年，我选择坚守和捍卫应该和他们一样。正如村上春树的名言所述：“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3 ) 关于勇气的故事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就一直想起罗翔在节目里说的。
“勇气”——对于从小接受革命理论和反侵略历史教育的我们来说，这个词也太普通平庸了。当它在文本中出现，我们的目光甚至不会在这上面有半点停留，也难得生出一丝动容。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们接受了社会的捶打，被文明规训后，方知勇气有多稀缺。
想想剧中和历史上坚持真相的Piquart和Zola。
想想前段时间被热议的张煜医生。
扪心自问……惭愧不已。
4 ) 那些从不探究真相的网络暴民们，也应该被控诉
清洁但冰冷的街道、红黑相间但在阴天下更显灰暗的制服、乳白色大厅中名画注视下口气高高在上的将军们，从一开始便奠定了一种压抑的基调。他们扯下他的扣子、折断他的佩剑，践踏着他军人的荣誉，只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将军们面露微笑，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冤屈者的一言一行，把他比作猫与狗来评判，士兵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漠不关心的执行着上级的命令，而那些围墙之外的人民，扒着早已设定好的围栏，无不在判决发出后高喊着“叛徒！”、“法兰西万岁！”，却也许刚刚听说一个单纯的犹太人因为不明所以的“叛国”被迫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与家人，走向地狱。一个心有正义感的军人，一个履行了军人应尽职责的军人，为了不让“正义”的名字受辱，甘愿对抗上级，舍身将其从地狱的深渊拉回人间，可他也被诬陷、遭人唾弃。当安坐于高台的法官们读出非正义的判决时，那些将军们笑了，竟恬不知耻的再次高喊Vive La France，而媒体与人民则一次又一次为“正义”欢呼，这是多么的耻辱，多么的可笑。 我并不了解波兰斯基的人品，不了解他在童年与青年受尽的磨难，我也无法评判四十年前那次疑点重重的强奸案，我只知道，一个优秀的导演和一群优秀的电影制作人，独具匠心的拍摄了一部优秀的电影。那些围栏外的暴民，怎么不像不了解、不思考的键盘侠？那些高高在上、以“正义”为名的法官，怎么不像决心下狠手的美国法官？而那些漠不关心的士兵，怎么不像付之一笑的我们？波兰斯基也许罪孽深重，波兰斯基的“控诉”也许虚伪可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罪的人应该受惩罚，可那些看了几篇微博公众号就来刷分的网络保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一部电影，不是导演一个人成就，在恶意贬低这部电影的同时，是在抹杀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确实应该控诉
5 ) 才华是波兰斯基的底牌，也是遮羞布
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我们，在发表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听听被告方的一面之词，再对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论。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
《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排挤与不信任，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皮卡尔 the whistleblower：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
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向系统外部求助。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作无疑透露着大师笔触：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似乎是皮卡尔。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所以那些认为波兰斯基在借本片自我开脱的批评者，可以收回这个判断了，因为他并没有借影片宣称，四十多年他诱奸少女的行为无罪。
而波兰斯基有没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审判中遭遇司法不公？的确有，这些都能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得到印证。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些不公的经历通过艺术媒介向世界进行表达？同样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权利将自己的创痛通过种种渠道公诸于世。也正如同逃亡欧洲的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牢狱之灾。而不论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何判断，或许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波兰斯基是个不世出的电影天才，而才华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载《虹膜》
6 ) 其人可废，其才当惜？
对于《我控诉》电影本身，如果抹去导演姓名，这是一部缺乏亮点的优秀古典电影；如果加上导演姓名，此部影片所让人联想的现实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即波兰斯基的“罪”。因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分开？ 首先，我看过波兰斯基的几乎所有电影，我认为多数人和我一样，不会否认波兰斯基的电影的优秀。 对于他“犯罪”的事实，即便看过纪录片之后，我们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即便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即便波兰斯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法律。因此女权发起抵制、阿黛拉离场是合理的，我们支持她们勇敢发声。但即便我们发起抵制，也应该针对他的为人，而非他的作品。正如当今失德艺人都会收到惩罚，且作品也都会被封杀，但其出发点是艺人的道德，而非作品本身的好坏或其人的才华，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道德。一位有罪之人，我们势必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可以剥夺他的创作权，甚至生命。但是我们是否就应该否定他所有才华呢？ 人才，是可以分开写的。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窥见一斑。贪官秦桧，修订的《四库全书》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罪人秦桧，对书法艺术和宋体字的推广贡献亦不可谓少；马丁路德金，私生活糜烂放纵，通奸嫖妓皆沾，却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古今中外，人与才相分离的例子不胜枚举。民国时期，世人对多情才子胡兰成曾有这样的评价：“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此言可谓切中了肯綮。 阿根廷女权领导者之一、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曾在评审团发布会上表示不会参加波兰斯基电影在本次电影节的晚宴，也不会起为波兰斯基获奖而祝贺，但她认为影片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是正确的，会公正地评判这部电影。 也许对于舆论中的大众以及无法完全了解真相的我们来说，对于波兰斯基，也许可以持这样一种看法：其人可废，其才当惜。 艺术与道德的边界该如何把握，这也许是个哲学问题，发人深省。若不仅限于艺术，再推而广之，可以考虑这种极端情况，如果一个人作出的社会贡献趋于无穷大，其犯下的“罪”又趋于无穷小？能否否定其人的一切？其中必然存在界限，但这个界限却是难以度量的，只能由主流社会价值引导。
WTF 无趣得只剩洋洋自得的匠气
当一部影片实在没啥亮点的时候，就只好用古典，大气，稳健，克制等形容词来敷衍过去，这样一个题材交给波兰斯基，只捣鼓出这么一个他本人及格线水准的作品，那些四星五星真的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吗？
波兰斯基教青年导演做人
0分和满分都是矫揉造作
#Venezia 11不是特别了解真实历史事件的我，有一种与看《巴里·林登》时相似的感觉：事无巨细地复原那个时代的物件、服饰、光源、街景、人物行为方式。前半程的平缓单调凸显结局的跌宕起伏，几场庭审戏令人神情激愤。或许波兰斯基知道自己的”控诉“最终也无法得到”正义”的审判，但是这种尽最大努力的冷眼旁观，戏里戏外互文着看，还是挺令人唏嘘的。
相比起同样承受社会舆论压力的伍迪艾伦，波兰斯基这部新作显然太过沉重而缺乏轻松幽默的自我调侃时刻，过分忠于史实，完全不是预料般情感激烈、戏剧化高潮不断的“控诉”题材。当然，法庭审判的段落还是体现出年代特色，相比之下，美术服装室内设计有点逊色。也许波兰斯基仅仅想透过这个真实事件来自诉心声，多年无法在媒体上发声的他终于找到这个好机会。多位法国实力派和影帝轮番登场的画面也是一大看点，然而，过于密集而夹杂人名术语的对白有点让人吃不消。
Old ginger is always more spicy
C2级听力🙄我等中文版
波兰斯基对这起著名冤案如此着迷，不知是否也是他本人故事的写照呢？当我们谈论“德雷福斯案件”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呢？
波兰斯基身份来拿捏这个法国现代史上最重要历史事件，可能比左拉同名文字还要来的精准。很多人重新提到《钢琴师》，我倒是想起他早年那部《苔丝》。
开场氛围就很慑人，沉郁肃穆的色调，规整精工的构图，流畅运镜与调度，全片保持考究的视听语言技巧，在早知结果的前提下依然稳住悬疑，不谈突破，亦是水准之作。这一桩震动法国社会的事件（甚至普鲁斯特在《追忆》中亦将此事作为时代的标识），几乎是整个欧洲时事的切片，再现反犹主义在欧洲的源远流长（开篇中几个军官谈及清除犹太人犹如祛除瘟疫，历史上正有将瘟疫根源嫁祸于犹太人之史实）。虽是风暴中心，德雷福斯却处于叙事边缘，于是观者可从更客观的距离去审视全局，也无需刻意去代入某个角色。《震旦报》以一连串“我控诉”排比之势彰显直面真相的勇气，百余年前，置安危于身外的个人、新闻媒介与文学创作者就明晓保持独立姿态和清醒头脑、遵循真理和正义的良知是何等可贵，对照今日现实，或许更有意味。
看了这么多部波兰斯基，第一次有看不明白的感觉，全程都是啥？咋了？啊？地铁上，老爷爷，看手机脸。
会特别期待大导演拍历史题材，因为历史题材的重大意义在于“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背后会有个问题让观众不得不面对，“为什么导演在这个时刻选择了拍摄这个历史事件？”电影本身和它的作者两条分支拧成一条麻绳，戏里戏外互文，就像片中加瑞尔喊“我是无辜的。”观众看的不单是戏中戏，还有戏外戏。波兰斯基的克制在于，他原本真的可以发泄情绪“控诉”一下，但呈现出来的是，理性的头脑和剧作能力没有失控，仿佛还原史料一般讲述，沉郁、趣味欠缺却又引人瞩目。对他而言，这是一部特殊的电影，对我来说差点意思。
#2019威尼斯第四场# 虽然导演今年身缠丑闻，但拍摄水平确实还是稳的。画面情节整体都很有年代感，尤其是几场冲突场面加上配乐很有质感。不过节奏有点问题，中后部剧情略拖沓。
聚焦19世纪末法国反犹浪潮中一起著名的冤假错案：一个讨厌犹太人的法国新任反间谍的处处长伸张正义，顶着巨大压力帮助一名犹太裔实习军官翻案，历经12年终获成功的故事。同样饱受过反犹太主义磨难的波兰斯基来精准重现这一历史事件再合适不过，让·杜雅尔丹饰演的皮卡尔温文尔雅，不畏强权，他不是脸谱化的英雄，只是一个仍愿意坚守良知的人，成功树立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人性弧光的主角，被误判的犹太军官也相当耿直可爱。由于这是一场波及整个法国政界、军方、学界、评论界的事件，影片也展现了众多不同立场的丰富人物面貌，左拉的厉声控诉配上众生画面，震撼人心。许多罪名都是在时代浪潮推动下过度定论的，metoo后首次复出的波兰斯基，大概会对那名犹太军官有些更复杂的情绪吧。沉稳严肃的正剧，喜欢破旧办公楼昏暗自然光里飘扬的蒙蒙灰尘。
真是遗憾，这样一部富有现时意义的作品陷入了倒波和挺波两个阵营歇斯底里的争斗里，导致其中重要的民主精神旁落。波兰斯基几十年在政治题材作品里的经验让整部电影看上去惊心动魄又不落窠臼，观众的情绪时刻被调动又不至于落入感伤。那么应该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波兰斯基的自我控诉吗？也许，但讨论这个毫无意义，波兰斯基和德雷福斯没有什么可比性。事实上，故事都不是从德雷福斯的角度叙述的，而是透过一位可以将正义与事实置于个人好恶之上的军官，宁把自己置于危险也要对抗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公权力。这样的权力体系古而有之，今亦有之。任何挑战它的控诉都必须被倾听。
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古典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拍得很有史匠气质，但波兰斯基的水平应该不止于此。电影想讲述反犹主义下的平庸之恶，但讽刺的是所有主角都选择顺从这个制度，用伏法的姿态来守护内心公义。相比之下波兰斯基现实中的逃逸就显得渺小了：在鸡蛋和高墙之间人们会选择站鸡蛋，但没人会去捍卫一颗跳墙而走的鸡蛋，因为这对其他鸡蛋来说不公平。——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波兰斯基永远等不到自己的左拉的原因。
遍体鳞伤的记忆成为了无数次创作的潜行驱动力，在那些电影中进行的审判、争执与痛楚，包含着悔恨与自省的辩证甚至修正构成一次次对“那时的”自己和他人重新处置的假想推演，从而不断地得到自愈的宽慰、救赎以及可能的正确幻象，后觉尽是虚妄，然原罪已负，只好继续追索。那件事之后催生出的“阴谋”大约是“情欲”和“艺术反身”之外波兰斯基影像的最常见主题，且亦敌亦友，《我控诉》或许是终曲般的最后陈词，他的态度十分明确。电影还是相当好看的，角色的登场布置，空间的转换更替，甚至对话的递进层次，完美把控着节奏将一件已然丧失悬念的事件变作剖解“阴谋”的缴文，并借一个复杂的主角消解道德高地，可谓费尽心思，于观感于私念。拿手的小空间调度埋伏在每一场戏，而真正的“危险小空间”具象却只有关押加瑞尔的孤岛，特效虚假，但他意或在此。
上帝太多。人类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