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一）

英国疫情最严重的四月，我网购了些夏天的衣物。快递公司照例给我发邮件更新包裹状态，估计是商家为了拉近所谓的亲切感，还附上了快递员的信息，一个快递员本人的头像，是那种手机面部识别视角下的，出现在我们健康码上的那种头像，一位干瘦白人中年男人，尴尬的笑脸。同时还有快递员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Richard，我平时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或者去户外活动。后来我正常拿到包裹，那位叫Richard的快递员把东西放在集中取件点后应该就走了，所以我没有见到他看看真人和照片是不是一样，nice不nice。不知怎么的，我一直记得那封邮件上快递员信息那一栏，头像，以及自我介绍，朴素、简短，我宁愿相信那不是敷衍。

（二）

夏天的时候去Morcambe海滩，初步解封后人逐渐多了起来，天气也不错，沙滩上还有对情侣打排球。坐在石堤上吹风，并成一排。身边走近一个男人，胡子拉碴、头发蓬乱，个子很高却弓着背，穿一套破旧褪色的连帽运动服，拉链随意一拉，内里的T恤圆领早已松垮变形。短短向我伸出右手的同时以近乎哀求的语气重复着：“能给几便士咖啡钱吗”。我当然没有动，迟疑着他已走向身边的游人，眼睛里浑浊没有一点光。我看着他一路这样问过去，沿着长长的海岸线，直到淹没在人群里。资本社会饿不死人，但让人没有一点心气和尊严。

抛开一些过于戏剧化的情节不谈，电影的背景相当真实，完整的展现了英国下层阶级工人的生活。英格兰东北部城市纽卡斯尔，红砖矮房子、蜿蜒街道，父亲和母亲一年没有几套衣服，做着繁重的工作；一个叛逆的儿子，大概率上不了大学，即使上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一个女儿，年纪小却很自立。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日常开销巨大。影片最后，父亲被劫匪打到一只眼睛看不见却还要清早六点去送货，面对家人的阻拦，只是歇斯底里的喊着必须要工作，然后在父亲独自的哭泣中结束。西方从疫情解封中以来，一些中国同学非常不理解民众坐看每日增长人数，还一边强烈要求复工，甚至发出“要钱不要命”的质问，本片结尾是一个很好的互文。

大棋dang经常神化了国jia的能力：他们的经典是“国jia三连”：1.国jia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2. 国jia正在….3.国jia未来计划…。

英国现在的问题是产业不振、人口老龄化、房价过高、过度金融化脱实向虚、受强势货币圈的积压（欧元、美元）、国力下滑货币疲软、年轻人躺平化（Neet族）沉溺于手机…

这些问题在国内大棋dang眼里，“多大点事，不就是阴虚上火嘛，吃六味地黄丸”。他们的鸡尾酒药方是：鼓励实业中小创+引导金融辅助实业高科技+压制fang价不涨不跌+保持huo币纪律+引导年轻人正能量+纠正教育和文化…

多好的药方啊！

英国人为什么不采用呢。

周围那些匆匆走过的钟点工阿姨和快递小哥，基本成了今日中国街头的固定背景，我们享受着廉价快捷的服务，我们仰视或八卦着那几个电商巨头，我们讴歌着这个强盛的时代，但是，我们的导演确实错过了你们。

很温馨朴实的一部关注底层家庭的电影，很久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了，对比起来，《寄生虫》更像一部伪现实题材的商业片。

艰难的生活、简单的快乐、人性的美好，确实令人感动，我们都在麻木的工作和生活，很久没有这样被感动了。

再看国内影视，依然是胡编乱造的霸道总裁、白领精英、二代呻吟、宫斗玄幻，充斥着荧屏。其实，我们最有条件和最丰富的素材，去关注身边那些钟点工阿姨和快递小哥的生活状态，可惜，我们的导演错过了你们。

本文原载于澎湃思想市场

84岁英国导演肯洛奇的新片延续了他一贯的主题和立场。很大程度上，片名是对被忽视与被损害的工人阶级整体的一句表白，深情款款但也暗含着几分无奈。这正是导演56年执导生涯反复变奏的母题：面对工作与生活的难以为继，工人阶级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尽管难以置信，但很难想象今天还有另一位导演愿意几十年来如一日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地将镜头对准这个庞大然而无法言说的群体。在上世纪70-80年代屡次受到政治审查和作品被禁播的阻挠后，肯洛奇依然没有妥协和放弃。即便如今，年龄也没有阻碍这位导演对工人生活与权益最新进展的关注。

在这部绝对不可错过的新片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导演对亲身见证的劳工三代人的刻画，也可以看到平台资本主义用工环境下传统劳动权益如何进一步受到破坏，从而使得工人阶级家庭越来越走投无路。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海报

劳工三代：被掩盖的劳权衰落史

尽管影片将叙事焦点放在数字资本平台对工人的剥削与工人维系日常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上，但矛盾的展示并没有缺乏相应的历史纵深。导演实际上展示了不同时代所塑造出的劳工三代之间的差异。

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主人公一家。Ricky和Abbie作为正值壮年的1980一代，是家庭经济收入的来源。经济危机前他们过着准中产的工薪家庭生活，通过借贷有房有车。但2008年金融危机中银行的破产，导致他们最终失去了房子。丈夫Ricky也失去了建筑业的工作，成为互联网快递平台旗下的一名“自雇者”（self-employee）。妻子Abbie则是互联网平台上的家庭护理工人。面临零工经济的剥削，他们缺乏传统的劳动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缺乏相应的团结组织，更不用说斗争经验。

家里的孩子们则是00后青少年一代。哥哥Seb再过几年就要步入社会，但他透过身边年轻人的经历，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没有希望，无论是读大学还是找工作都不会有未来。所以他成为一个叛逆和悲愤的年轻人角色，频繁逃课，沉迷于街头涂鸦。妹妹Lisa年纪小很多，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压力，聪明体贴，努力照应家里的其他成员，但无力解决家庭的撕裂问题——因为问题无法在家庭内部得到解决。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在影片的结尾陷入了无助的状态。这是必然的。此外，与他们的父母相比，他们是在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环境下成长的一代，对这些新技术更加依赖。

容易被略过的是影片中的1950-1960一代。这代人通过Abbie的护工视角呈现为垂垂老矣需要被护理的老人。尽管影片生动地刻画出他们由于衰老而行动不便、自尊受挫，但不要因此忽略了更重要的信息传达。首先是一位脾气看似古怪的老人故意打翻了餐桌上的盘子，由于Abbie拒绝了老人为她梳头的好意，并声明自己必须遵守平台的规则不应与“顾客”有亲密的私人关系。但老人的摔盘子是Abbie改变态度的转折点，此后她开始打破规则，与“顾客”交心。于是才有了Abbie与另一位老人分享家庭照片和故事的场景。影片由此点出这代劳工经历的燃烧岁月。他们是年轻时参与了1970-1980年代英国罢工运动的一代劳工。当他们面对往日的照片，可以回忆起当时载满罢工纠察队的汽车，为罢工者供应免费食物的餐厅，工人们同仇敌忾不惧警察暴力的勇气。但今天的工人面对劳动困境（比如每天996甚至更严重的加班时长且没有加班费）却缺乏维权途径。因此，当老人听到Abbie的劳动状况时感到非常惊讶，他们的抗争精神其实比Abbie和Ricky所代表的年轻一代要更加强烈——这种情况在上一部影片《我是布莱克》中也可以看到。这里展现了非常鲜明的两代人对比。

当我们把导演本人执导的经历与影片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导演试图以此唤回英国历史中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的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恰逢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大力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一边控制学术和媒体舆论，一边通过钢铁、铁路、煤矿等公共部门私有化使大量工人失业，并强硬弹压工会工人斗争。与此同时，工会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也使得工会高层并不总能代表工人作出最有利的决策。肯洛奇在这一时期的纪录片《领导的问题》（"A Question of Leadership"，1981）《领导的诸多问题》（Questions of Leadership——Problems of Democracy in Trade Unions: Some Views from the Frontline，1983）、《你站在哪边？》(Which Side Are You On?，1984)因反映了这些问题而遭到严厉的政治审查和禁播惩罚。禁播的理由是这些纪录片失去了记录的“中立性”。从这段历史我们看到工人阶级主体意识是如何被阻断和遗忘的。国家机器通过暴力和意识形态的手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影片没有导向一个完全绝望的境地，实际上压抑中总是暗含着希望的火种。剧情进展到后半段，Abbie在与丈夫争吵、离家出走后来到老人家中寻求安慰。影片中象征两代人精神传递的一幕是令人难忘的：老人一边替Abbie梳头以缓解她的精神压力，一边吟唱着美国民谣乐队纺织工（The Weavers）脍炙人口的歌曲《Goodnight, Irene》。要知道这首民谣帮助纺织工打入大众流行音乐的行列，并让更多人了解到他们其它的左翼亲劳工作品。

影片也将许多希望寄托在00后最年轻一代人身上。不偏不倚地讲，哥哥Seb具有优秀的团队组织能力，而他对命运的洞察以及对自由的渴望让人联想到肯洛奇早期作品《小孩与鹰》中的训鹰男孩Casper。妹妹Lisa则展现了她敏锐的分析和批判力。在帮助父亲送快递途中，她对快递公司扫码枪背后的运作机制做了简单的社会分析。她思考了她的父亲从来没有思考的东西：拿着扫码枪工作的一线快递员甚至没有时间上厕所，但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操纵这些程序的管理者却绝不至于如此，而这是不公平的。

现代奴隶制：劳工维权的挑战

影片的重点是展现零工经济对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摧毁：长时间工作导致两代人缺乏时间沟通，渐生隔阂；工作侵占了私人生活，夫妻关系变得紧张；不安全的家庭和教育环境使得孩子对未来丧失信心。尽管从社区与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切入劳工问题一直是肯洛奇以往作品的一个特点，这种叙事方式在《我是布莱克 》、《面包与玫瑰》与《凯西回家》中都可以找到，但新片也前所未有地细致呈现了工人阶级在互联网技术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下如何受到新的剥削。

《我是布莱克 》剧照

我们看到家庭中的那对难夫难妻由于不被数字资本平台承认为公司的受雇者而遭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首先，工作时间是惊人的，且没有最低工资标准和加班费一说。Ricky的工作模式接近796（指每天从上午7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每天的工作时长远远超过8小时，且无法间断——这导致他只能朝塑料瓶里小便。而Abbie的工作时长绝不会更低，并且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平台随时可能打电话要求她接活——这正是我们在那场被打断的家庭晚餐上见证的。而这侵犯了她的私人生活。其次，许多过去由公司承担的生产费用现在被转嫁给平台的数字劳动者。Ricky自己花钱买下了快递卡车，且要承担其中的燃油费和维修费用。Abbie则要自己支付工作中来往于不同雇主家的搭乘公车费。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数字平台的“实力甩锅”。当Ricky在工作途中遭受抢劫和殴打，平台不愿意承认这类教科书级别的“工伤”，没有工伤保险，医疗费自付。不但如此，他还被要求赔偿运送的包裹中丢失的护照和损坏的扫码枪——价格不菲。另外，在他“旷工”的日子里，每天都将面临高昂的罚款。他一再被告知自己是“自我雇佣的”，简直难以置信，如果数字平台不承认Ricky是平台的受雇者，不愿意承担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又何来旷工罚款呢？

更令人恐惧的是，硬性的规章制度与软性的人情关系结合起来，对劳动者构成牢牢的人身控制。公司不会“命令”Ricky努力工作，不许休假。但Ricky一旦休假，除了高昂的罚款，他还不再是经理眼中的“好男孩“了，这让Ricky感到自己辜负了经理以及客户的期望。当Ricky由于处理儿子遇到的困难而不得不连续两天“翘班”时，想想他在电话里对经理卑躬屈膝的样子。他为自己的“失职”而感到自责和愧疚，但他完全没有想过数字平台从来没有履行过自己对受雇者的责任。相反，它们一直在逃避，还以一种冠冕堂皇的措辞而摆出一副虚伪的平等姿态：“你可是自雇者，你不但要对你的合作伙伴负责，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这种道德绑架让Ricky完全忘掉休假本就是劳动者应有的权益。类似的事情在Abbie那儿也发生，平台利用了她对老人们的善心，使她付出免费和额外的劳动。而对于Abbie来说，这种劳动更像自愿的，而这正是数字平台的企图。

类似地，灌输给劳动者“自雇者”的身份意识，通过层层分包（包片包区或包路线）的策略也分立了劳动者，使他们之间形成更激烈的竞争关系，从而削弱了团结可能性——尽管Ricky更多地被呈现为一个非常努力但仍然无法达到苛刻标准的受害劳动者形象，但他为了更多薪水而“夺走”同事路线的行为的确是典型的“工贼”作为。传统工会组织更难进驻到这样的地方。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快递平台的规则促使Ricky违反交通法，造成疲劳驾驶等安全问题。2018年1月，英国多塞特郡患有糖尿病的快递员唐·莱恩（Don Lane）因错过医疗会诊时间而去世。当时他为了避免每日150英镑的罚款而选择继续工作，没有去治病。肯洛奇以及影片的编剧保罗·拉弗第（Paul Laverty）正是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制作了电影。一切是如此的真实。最后，影片也提醒我们：定位追踪技术对劳动者的人身监视以及收集客户的个人数据隐私并与其他公司进行利益交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公司用工灵活化（如劳务派遣、雇佣临时工）和分散化（多任务多地并行）的趋势实际上自就业岗位向新兴服务业转移起就越来越明显。但互联网数字平台的产生加剧了这一过程。正如影片中呈现的那样，平台资本主义不承认雇佣关系，从而使劳资矛盾不适用传统的劳动法体系，以此甩掉与此捆绑的一系列风险和责任，压低“人力成本”。这标志着以成文法形式固定下来的劳工历史斗争成果被彻底地否定。

面临这些严峻挑战的劳工并不在少数。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英国为数字资本平台工作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470万，几乎占所有就业人数的十分之一。英国目前有多达1000万人从事某种不稳定的工作，这一趋势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认为的“零工经济”领域，并进入已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职业，例如教学，护理和接待服务。而根据《中国邮政快递报》发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2018年中国快递员数量已经突破300万，其中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占46.85%，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占33.69%，近两成快递员工作12小时以上。由于采用不定时工作制，快递员没有加班费，大部分也谈不上五险一金。75.07%的快递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

这些趋势也的确使工会组织更加困难。1970年代，一半的英国工人持有工会卡，而如今只有五分之一。在大多数于增长迅速的私营部门中工作的年轻人中，这一数字则下降到6％。2017年，英国的罢工次数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总罢工天数仅为170,000，而在被称为英国“不满之冬”的1979年这一数字为2,950万。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工三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团结权）、集体交涉权（争议权）、集体行动权（抵抗权））正在新的资本剥削形式下丧失。

最后，影片落入了反对新兴技术应用的左翼“技术保守主义”的窠臼了吗？显然没有。它试图使我们看到劳权的不断削弱是自上世纪70年代延续而来的。这也是本文将这一观点前置于第一部分的出发点。正如达拉斯·斯迈理在《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中所说的那样，技术不是独立自主的存在，研发和应用技术是政治过程。今天我们处在互联网技术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之中，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因而关键是，我们需要资本主义之外的替代性技术文化实践路线。

替代性选择：零工工会与平台合作主义

现实中并非不存在我们所说的替代性选择实践。

实际上，新的零工工会正在被组建起来，尽管并非顺利。2012年英国独立工人联盟（Independant Workers of the Great Britian，IWGB）成立，主要服务于零工经济领域的劳动者。根据英国卫报报道，自2012年以来，包括英国总工会（GMB）和IWGB在内的工会赢得了一系列针对零工经济雇主的案件。2018年，英国就业法庭裁定上诉的自雇Hermes快递员实际上是享有基本就业权利（例如最低工资和假日工资）的工人，而不是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此后，法院针对Uber，Addison Lee，City Sprint，Excel和e-Courier 做出了类似判决。但是这并未导致行业发生巨变，因为公司尚未将法庭裁决应用于案件范围以外的工人，并且法庭裁决屡屡受到挑战。优步目前正在就一项判给驾驶员基本驾驶权的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将在今年作出。

在没有来得及组建工会的地方，野猫罢工正在进行。2019年8月27日，Rideshare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Uber总部外集会抗议。到了9月10日，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投票通过了禁止公司将工人错误地归类为独立承包商的法案。

一些技术被非常巧妙地应用到斗争之中。Whatsapp为快递员和外卖员的网络提供了技术基础。消息得以迅速传播。另外，利用平台的程序设计结构，一些有利于罢工的情形也得以建立。2016年，Deliveroo曾宣布将单方面改变对骑手的薪酬支付方案，这引发了为期六天的“罢工”，骑手迅速采取集体行动使自己无法接单。来自Deliveroo的竞争对手Uber Eats的快递同事迅速效仿，并开始利用该应用程序内的促销优惠：新客户首次订单优惠5英镑。通过反复创建新帐户并订购运送到纠察队的廉价餐食，罢工者积累了一大堆免费食物，而为此买单的正是Uber。与此同时，当源源不断的骑手带着食物赶来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客户原来都是同行，正欢呼着要求他们赶紧登出平台账号以加入罢工。

针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平台合作主义的替代方案也在2014年被来自纽约新学院的学者Trebor Scholz提出。通过合作社模式和数字平台技术的融合，数字平台为劳动者所有，劳动者得以成为平台的主人，享有体面的工资和收入保障，参与分工安排的决策，并有权决定个人在平台数据的使用和存留。我们这些年看到了许多运作成功的案例，遍布自由职业、线上零售、创意与艺术、出租车交通、家政清洁、新闻媒体、交易市场等各行各业。

德国的Fairmondo是由用户拥有的离散式在线市场，采取有别于亚马逊、淘宝的合作社模式。旗下2000名成员致力于发展替代电子商务大玩家的平台，同时坚守自己的理念。该网站鼓励公司参与公平贸易且只从社会责任信誉良好的商家进货。在从德国推广至全球的过程中，他们希望平台最终由各个地方的合作社集体所有。

Stocksy则是一家摄影库存图片合作社。它归艺术家们所有。合作社理念基于利润分享，为网站提供照片的艺术家共同拥有网站所有权。艺术家可以申请成为会员，一旦成功，他们会得到销售图片50%的佣金，年底还有利润分红。

美国家政工平台合作社Alia则是由美国的家政工联盟开发的一个平台。在美国的大多数州，家政工不适用一般的劳动法律，不被包括在劳动法保障的范围内。这种情况下，家政工其实是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的。但有了Alia，通过合作社分红的方式，家政工拥有了带薪休假和保险。

回到影片。在影片的结尾，父亲Ricky为了避免罚款，背负着完全没有痊愈的工伤坐上驾驶座，再次踏上没有尽头的快递之路。在难以抑制的哭泣中，我们感受到他内心深切的无助和苦楚。值得庆幸的是，平台合作主义这一逐渐壮大的发展力量可以算作对肯洛奇新片所展现困境的一个积极回应。2020年被平台合作主义联盟（The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PCC）定为平台合作社年。我们期待更多劳动者投入到改变自己命运的行列中来，一起探索更多替代不公经济模式的另类路线。

He was wearing a plain black jacket with a plain blue shirt, looking as ordinary as any of his characters. He looks concerned, and that concern never seems to leave him, as if it’s carved into his features. He speaks in a thin, gentle voice, not in the least radical as his political views. He reminds you of the amiable old man living in your neighbourhood who greets you every time he sees you. Or maybe he is one.

I’ve always felt somewhat ambivalent about Ken Loach. I disagree with him fundamentally on the subject of socialism, but I appreciate his films, and admire his lifelong dedication to representing the working class and making their struggles known. Indeed I liked his films every time I saw them, this one as well, and this is mostly because they are true to life. As much as people like to criticise his films as being ‘ideologically purposeful’, the struggles he depicts are real – they are people’s lives, they are what they have to face every day, and they are not fiction. And he has managed to show them in a way that touches people’s hearts deeply. What is a shame, and perhaps will remain as shame, is that the group he strives to represent in his films will never go to see a film such as his; his films, though dedicated to ‘low brows’, are categorically ‘high brow’. 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those who do go to see his films are almost always from a higher class with a rarefied taste and never need to live through the kind of hardship as shown in the films. That is to say, for his target audience, his films to some extent serve to provide a shocking value, and this will induce sympathy instead of recognition, which will further increase the gap between classes rather than closing it.

As an expat I consider myself independent from all the class categories ingrained in this country’s culture and history. Perhaps this is why I could watch Ken Loach’s films and be touched, without being manipulated into feeling guilty of being what you are, the same guilt that has driven, not only the middle class of this country but the entire western world into leftist politics. Undeniably Ken Loach’s films are emotionally powerful, and in his latest two films in particular (I, Daniel Blake and Sorry We Missed You), this powerfulness has become ever more obviously the result of manipulations. If you watched them you’d know, every sequence is constructed in a way that provokes certain emotions, mostly sympathy and anger. But even though I knew I was being manipulated, I didn’t seem to want to resist it, because I know for a fact what I see on the screen is what happens in real life. They are like pieces of people’s lives being condensed into one episode of one person's life to maximise the effect, and to force you into a painful realisation of the existing social problems that surround you.

The evening I watched Sorry We Missed You, I was actually in tears towards the ending. And I noticed that the old lady sitting next to me was sobbing for a long time even after the film ended. But the evening soured for me later because of the post-screening session, which I was actually looking forward to at the beginning.

(From here onwards I’m going to be ranting. Although I doubt anyone would have the patience to read this far, I’m still giving out this warning: if you identify yourself as a left-winger, please stop reading. I don’t want to offend you and I don’t want any arguments. I'm well aware that your opinions won’t be changed by some random person’s ranting.)

It started with a woman, who, on her way to the loo, shouted to everybody in the room: ‘if you are touched by this film, vote for Labour!’ while the credits were still rolling. This ostentatious crying for attention instantly destroyed the sorrow I was wallowing in. Back then I (naively) thought it was just the one person. Soon after that, the first question from the audience arose, asked by a Labour Party member who claimed that she was ‘abused’ by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north of Nottingham while she was knocking on their door trying to get them to vote for Labour. She asked Ken Loach why are they so ‘difficult’, and why do they not trust Labour. To which he responded: ‘Forget about the election. Think about the real problems each of these individuals might be facing. Is there a family starving? An old person not getting any care? Help them as you can. These are the real things that matter.’ Adding to that, he also mentioned how the trust was broken as the Labour Party changed over time. He finished answering the woman’s question by saying that the Labour Party is ‘180 percent different from what it was in the past’. Of course he said this in his unchanging gentle voice, but the sentiment of disappointment in the party was not concealed altogether. But later I learned that the reason he was disappointed in the Labour Party nowadays is because it's not left enough, and he is in fact a keen supporter of Jeremy Corbyn.

In no time the shock came as Labour’s shadow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John McDonnell showed up. He was invited to the stage to answer questions along with Ken Loach. From there, as you can imagine, the whole post-screening Q&A just turned into an unshrinking presentation of lobbying to get people to vote for Labour. If you’ve watched a British TV recently you’d know what’s it like. Great promises flying around, as if as soon as Labour won power all the problems would just go away instantaneously. And what is their practical approach to that end? Summarising John McDonnell’s speech, it is to spend, spend, and spend (I guess he is the finance chancellor after all). To use his own words, they will ‘invest in the NHS’ (£129.3 billion apparently), they will ‘scrap the tuition fee’, they will increase the national minimum wage, and they will cut down prices… These talks make me wonder how exactly does the Labour government plan to make money? Where does all this money come from? It isn’t easy to achieve even just one of these goals, to say the least, yet McDonnell talks as if he could do it effortlessly once ‘shadow’ became lost from his title. You are going to improve the wage level while cutting down the price at the same time? I say you are dreaming. Or you are deceiving. With Labour it’s all prospects and no efforts. Their government gives and never takes. I find it extremely hard to believe any of these promises coming out of his mouth, but every time he said one, with a thrilling fist gesture, applauds arose from the audience. Frankly, to this day I still continue to be surprised by how simplistic the left-wing middle-class minds are. Have you lot just forgotten how the Lib Dem, after campaigning for years to abolish the tuition fees altogether, tripled them as soon as they got people’s support and came to power? Are you all just going to believe whatever the Labour Party is telling you now because it sounds wonderful? If that’s the case, I can only say,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Speaking of simplistic mind and poisonous good intentions, another woman from the audience, who actually addressed the film a little bit in her question, said that we all hold personal accountability for the hardship that delivery drivers like the character in the film have to go through, because we are creating a demand by shopping online and wanting things delivered. While she was talking, again, I heard some applauds in agreement. I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bring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care and want to help (or do they?); however, to think that a job shouldn’t exist just because it is hard for the person who does it, to me is just the most simplistic and facile thinking ever. Why not think a little bit further, and ask what is actually making the job hard? Is it really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the job that makes it hard? Is killing the demand and subsequently making the job disappear really the solution to it? No. If anything, the film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job is lucrative because of the large demand for delivery, which is why the protagonist really wants to do it (‘I’ve been waiting for an opportunity like this for ages’). From what the film tells us, it is clear to me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entire gig economy has become robotic and are implementing unreasonable, inhuman rules to punish the workers for nothing. A delivery driver can be perfectly happy doing a delivery job if his basic rights such as holidays, pension and insurance are fulfilled and protected. The current system is so rubbish and there is no excuse for it because the exploitation of workers is not bringing any benefits to the customers either. Through watching this film, I came to understand why in the UK 90% of the online shopping doesn’t get delivered from the first attempt – because whoever is in charge is putting too much stress on delivering the goods ‘on time’ (in most cases customers didn't even choose a time!), and sliding a card that says ‘sorry we missed you’ is quick and easy and responsibility-free for the delivery worker. This is not right. These rules are stupid and wrong. They are making people's lives unnecessarily harder. And it is these rules that need to be changed or abolished – not the demand.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both I, Daniel Blake and Sorry We Missed You are really about nonsensical rules that trap and destroy people and people's lives. Looking at these films for what they are, I really don’t think they form any viable attacks on capitalism; rather, they form convincing and formidable attacks on rigid, cumbersome bureaucrat systems and dangerous institutionalisation, which is really what's happening in every society, every system, as long as they are run by made-up rules. Human beings don’t fit in rules. Some might, most don't. No matter how specific you write the rules to be, there will always be people who don’t fit. If you force them through, you have social problems. In my opinion, Ken Loach has really 'failed' on these two films in that he didn’t get through his idea of socialism, the ideology that he has been such an avid promoter of for his entire life (if anything, a socialist society would only have more problems of the kind that he delineates, because a big centralised government can only mean more rules and more controls). However, by failing that, he created two great films that actually show a much more universal and meaningful predicament that can easily lead to very useful discussions. It’s a shame that the discussion happened that evening was all about a party that craves power.

看电影时，在不知晓电影背景的情况下，我一直在想这是十几年前“次贷危机”时的生活困境吗？直到看到了熟悉的智能手机“iPhone”以及它千篇一律的来电铃声，我才知道，他们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是每天早上在楼梯间打扫卫生时碰见你会说“早上好”的阿姨；是哪怕光顾过她的菜摊无数次，但每次买菜还要讨价还价的大妈；是穿着统一的工作服、骑着小三轮在楼宇间快速穿梭的快递小哥……如果社会像一片皮肤，他们则是皮肤上一颗颗细小的痣，他们占据了“皮肤”上微小的一部分，长年累月之下，却成为了最易被遗忘的存在。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讲述的是一家工薪阶层的生活，它不是鸡飞狗跳的闹剧，不是儿女情长的纠纷，不是起起伏伏的人生海海，它是一望无际的平静，它是一汪水，我们是其中的鱼，跳出去便没有了呼吸。

影片中的爸爸Ricky曾经是个上进的建筑工人，却因为次贷危机丢失了工作，无法贷款买房，开始打零工补贴家用，Ricky想成为一名快递公司的货车司机，要么租车，要么买车，快递公司的老板一句话让Ricky为之心动，“self-employed（自己给自己打工）”，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当他卖掉了老婆的汽车后，买了一辆崭新的货车，开始了送货生涯，而迎接他的却是快递公司无休止的不平等条约，“self-employed”成为了一则笑话。

男性在时代背景下，不公主要来源于社会，来源于工作，而对于女性来说，不公不仅来源于工作，还来源于家庭。妈妈Abby是一名护工，她需要汽车通勤，丈夫向她提出卖掉汽车买货车时，她心有抵抗，却还是选择了顺从。当Abby加班后，公司不给她发加班工资，她因怜悯之心选择无偿帮助客户，她有怨言，可她全都藏着。男性的愤怒像是大雨倾盆前的雷电，声势浩荡，女性的愤怒像是雪崩前的平静，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家庭，她选择了忍耐，面对工作，她选择了忍耐，她要调谐父亲和孩子的关系，还要在客户与公司之间周旋，社会的驯化让她主“内”，家庭条件又让她兼顾“外”，她的难是最黯哑的，无声的，丈夫是那条可以浮出水面，透口气的鱼，她则是在水底淤泥中越挣扎却越陷越深的鱼。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英国快递员送件过程中，客户有事，无法签收，留给客户的卡片上所写的一句话。“Sorry, we missed you（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句话，它无形中拉近了快递员与收件人之间的距离，“miss”它既可以代表想念也可以代表错过，但这句话若放在主角的工作背景下，却成了一种机械性的、毫无人情味的重复。就如快递公司老板对作为一家之主的快递员Ricky所说，“客户谁会真正问候快递员，你开车睡着了，和公车相撞，他们不管，他们只在乎运费、效率和收件。”

当我们每个人都依赖于“data（数据）”时，当社会的一切都离不开“data（数据）”时，人本身就是电脑语言中的一串“code（代码）”，程序员在设计“program（程序）”时，他们可以通过大数据，精确计算出具体到每时每分的送达时间，但是这段时间里并不包含快递员吃饭的时间或者上厕所的时间，因为它们是工作之外的生活，并不能成为工作的一部分。

人们运用大数据去开发更为便捷的生活，去追求智能化的生活，就像影片中价值一千美元的扫描仪，它可以帮助你导路、追踪汽车行驶数据、收藏收件人和寄件人的信息，它被发明的宗旨是为了服务快递人员，却成为了资本的帮凶，或许人类并不是在制造机器，而是将人类改造成机器。资本家在榨干底层人民价值的时候就如饿狗啃食骨头，龇牙咧嘴，仿佛那带肉的骨头不是它的食物，是它的敌人，狠狠地咬住，每一处缝隙的肉都要被剔得干干净净，末了，还要借着这光溜溜的骨头把自己的牙齿磨得更为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