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

“她死了，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当徐先生（郭京飞饰）如此告诉江萌（杨幂饰）时，两人尴尬地沉默着。

这是《宝贝儿》中诸多虐心的桥段之一，它的震撼力来自这样的基本事实：在永恒面前，每个人都是失败者，我们必须吞下它的苦果。

是的，从结果的角度看，努力改变不了什么，真诚必然落败，唯有爱与苦痛，会长久地在心中徘徊，见证我们曾经活过。

《宝贝儿》的故事并不陌生，它在日常生活中曾不止一次上演：

弃婴江萌在寄养家庭中长大，所谓寄养，指政府将儿童委托给符合条件的家庭养育，政府给予一定费用，故寄养不是收养，养父母并非孩子的监护人。

幸运的是，江萌在养父母的关爱中长大，养父去世后，她与养母相依为命。

因先天残疾，江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只好在医院当护工。恰好，医院收治了一名先天无肛的新生儿（与江萌当年是同样的情况），见治疗无望，女婴的父亲徐先生选择放弃治疗，将婴儿带到养老中心等死。

婴儿的遭遇激起江萌童年的苦痛记忆，她异常执着地要将婴儿找回。所有人都惊讶地质问：“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这闲事干什么？”在所有的尝试都失败后，江萌铤而走险，将婴儿从养老中心偷出，并因此锒铛入狱。

在社会舆论干预下，江萌重获自由，婴儿也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然而，一切努力最终徒劳，婴儿还是离开了人间。至少在理性层面看，徐先生当初的选择更正确。

江萌没能挽救小生命，她自己的生命却沦陷了：由于寄养期已过，按法律规定，她必须离开养母。她不解地追问：“我在这个家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我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不能给我妈养老？”

然而，在冷冰冰的规定面前，追问是无用的。

将养母送入养老院，在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后，江萌拒绝了身边的爱情。

上天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放置了一份辛德勒的名单，但红尘中有多少人能真正践行它？生活是如此沉重，何况江萌又是一名残疾人。她之所以挫败，因为她太年轻、太幼稚，还不知道冷漠、无奈、疲惫是多么可怕。

《宝贝儿》具有催人泪下的力量，因为它揭开了社会转型时期，每个小人物心中的伤疤。

几千年来，“人命关天”曾是我们这个民族绝不动摇的信仰。我们始终坚信，冥冥之中必有一种力量正在凝视着我们。我们活着，不仅是为了现世的成功，更是为了那些不可让渡的道德原则。“抬头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因为终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此岸，在另一个世界中与前辈相聚，那时，我们会骄傲地说：此生无愧。

然而，这个神话在现代世界被彻底粉碎。

从某种意义上说，《宝贝儿》可视为现代社会的成年教科书。涉世未深的江萌鄙夷养母为骗拆迁费而采取的伎俩；她以为人人都会视生命大于天；即使判罪，她也不愿意说假话……

江萌以为这世界是由真诚与虚伪、爱与恨、正义与邪恶而构成的，但现实让她明白，在清晰的二元对立间，更多的是麻木、冷漠、不负责和自我沉沦，它们像灰尘一样，锁住了人们的希望。江萌的每一次奋斗，都被应付挫败，即使她能战胜应付，却又无力挑战命运的裁决。

其实，哪颗心不是从清醒沦落为麻木的呢？

在江萌刺激下，无肛婴儿的父亲徐先生崩溃了，他凄惨地哭喊道：“你究竟要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在我的伤口上撒把盐？”

注定会失败，那就没必要挑战，注定会伤心，那就不如忘记自己的心。生活就像剥洋葱，总有一片会让你落泪。江萌终于明白：唯有麻木，人才能接受命运的无情，才能让自己看上去还有尊严。

影片的结尾，江萌也成为说谎者的一员——开始为《残疾证》而奋斗。江萌别无选择，因为她要将养母从福利院中接回，她要挽救她最后的梦。

在我国，有接近1亿残疾人，占总人口的7%，也就是说，平均15个人就有1人是残疾人。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为了避免受歧视，刻意远离人群。于是，现代都市提供了这样一幅幻像：人人都是健康人，没有人需要别人的帮助。

7%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其中一员，只是命运的不幸，让他们替健康人承受了苦难，难道，健康人真的无需对他们负责？真的不应承担一份义务吗？

世界上有太多像江萌这样的人，从出生那一天起，人生的天花板就已确定。无论怎样挣扎，他们都难彻底突破它。除了一遍遍追问“为什么”，他们无法释怀。

时代如此飞奔，在漂亮数字不断翻新的同时，会有多少人去追问：那些搭不上列车的人该怎么办？如果可以坦然地甩下他们，任时代列车从他们身上碾过，这样的速度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论跑得多快，我们都已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

值得一提的是，《宝贝儿》的表演特别精彩。在此之前，从没想过杨幂还能演这样一位边缘人——承受生活创痛，靠坚守原则来自我抚慰，遭遇生活百般挫折之后，她被动“成熟”。面对整天与自己吵吵闹闹的养母，曾经沧海的江萌说出了心中的感慨：“妈妈，谢谢你当年收养了我。”

杨幂如此细腻地演绎出江萌的性格成长历程，她从来不是宝贝儿，她必须活成一根刺。有多少个青春，就有多少个伤感的故事。因为所有自我的宿命都是遍体鳞伤，它最终会被抹去，会被遮天蔽日的麻木所窒息。

《宝贝儿》讲述的是几位残疾人的故事，但它的感慨却要广阔得多。在现代性的扭曲下，爱是否还有可能？我们还能重建意义吗？我们是否应继续坚持？我们还能找回曾经的人味？……这些问题也许永无答案，但我们必须不断追问下去。

没有想到会收获这么多评论，但是看大家好像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杨幂身上，我觉得确实没有必要。可能是我的措辞有些不当，她并不是毫无互动，确实有主动为一位粉丝签名，并向粉丝挥手。在这里向所有蜜蜂包括我的铁粉朋友道歉。希望能等电影上映后收获更多关于剧情的评论🌸关于我是不是真的去过，我相信现在应该还没有别的渠道看到整部电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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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f首映打卡，果然期待太高。

陪朋友是杨幂铁粉一起去看的，且不论电影怎么样，在红毯旁站了三个小时，杨幂来后全程冷漠脸，毫无互动。（除了签了一个名，挥了一下手，因为Tiff很多明星来都会和粉丝自拍或者握一下手什么的）有点失望，在放映前后的出场中，不知道是太累还是感冒了，感觉一直不在状态，问题也是按照套路糊弄过去。

再说电影，我认为情节似乎有点莫名其妙，或者说牵强。算是一个被寄养女孩的多管闲事，感动自己、拉朋友下水、破坏人家家庭。其实要展现中国这类问题，不一定要用这样一个“固执女孩”的故事来展现。不过看完后我旁边的外国友人说，他很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展现了中国的文化。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小孩，似乎放弃他才会对他更好，对整个家庭更好。何况“我”已经良心有愧了，女主的行为只会让“我”加重愧疚感，破坏家庭和睦。（只是我的想法，毕竟这类问题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作为文艺片，我确实没有找到文艺品的感觉。节奏过于慢，有一种纪录片的感觉。杨幂的台词很少，最重要的戏应该算是集中在她的眼睛里，全片有很多近景镜头是给到眼睛的。但是杨幂无论何时的眼神永远是迷茫，呆滞，让我怀疑没有带隐形眼镜。全场的冲突高潮就集中在预告片短短几分钟，其实看一下预告片足矣。杨幂的脸一会黑一会白真的很出戏，导演在问答环节也无法清楚说出自己对戏结尾的认识，到底是为什么最后选择领证？甚至没有表达一点想法…实在可惜。

亮点在于两位男演员还算入戏。看在全员宣传辛苦+杨幂真的真人很美很瘦的份上三颗星。

看到很多网友说《宝贝儿》是美化天津无肛女婴“小希望”案件，是美化陈岚，于是给电影打了差评。

《宝贝儿》里的女婴（暂且称她为小徐）和小希望都是先天无肛，两位婴儿的家长都是放弃救治，再加上《宝贝儿》女主角江萌和陈岚都是偷走婴儿，最后两位婴儿又都离世了，这两件事有太多共同点，以至于“《宝贝儿》美化陈岚”的评论的误导性太大，从而得到大量网友的支持。

事实上，这两件事表面上相似，但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小希望的情况非常严重，不能保证手术成功，假设手术成功也只是延长生命，并不能治愈，是医院建议家属放弃救治。

因此，陈岚救治小希望有一种道德绑架的意味，毕竟是医院建议家属放弃救治的。

但小徐不同，她的病并没有达到无法治愈的地步，是可以治愈的。

警察说，徐先生有救她或者不救她的权利，但他没有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

对小希望而言，只有快点离世和慢点离世两种选择；但对小徐而言，她还有存活、长大的可能。

第二，陈岚是毫无医学常识，私自给小希望喂奶，导致小希望病情更加严重，是在帮倒忙。

而江萌是偷走小徐，把她带到医院让医生救她，她不但没有让情况变得更坏，反而如果不是她，徐先生根本不可能带小徐去做手术。

虽然小徐最后还是离世了，但这至少是所有人尽力之后的结果，并不代表当初就不该救她。

顺其自然，是竭尽全力后对结果的不强求，而不是两手一摊的不作为。

是尽力救治小徐后的不后悔，而不是眼睁睁看着小徐等死。

第三，陈岚救小希望的目的是炒作、涨粉、塑造一个爱心人士的形象，目的非常不纯，但江萌是一心一意为了小徐，没有二心。

《宝贝儿》表达的思想是，中国每年有100万缺陷儿童出生，不能因为他们有缺陷就放弃救治，眼睁睁看着他们等死。

这个出发点肯定是没问题的。

至于陈岚，她恰好是一个反面教材，是一个个例。

不能因为有她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就否定所有人救治缺陷儿童的行为。

举个例子，扶老太太过马路是美德，小明为了扶老太太而扶老太太，明明老太太不需要过街，他还非要把老太太扶过去，从而成为扶老太太过马路的反面教材。

但小明是一个个例，并不代表所有人扶老太太过马路都是错的。

后来，有部电影是讲主角尊敬老人，扶老太太过马路，于是网友说：你这不是在美化小明吗？

用一个反面教材，来否定所有正面行为，自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江萌在乎孩子的生命，却被当成干涉别人的家庭。

她把孩子送到医院，人们却说她拐卖儿童。

讽刺的是，她生活艰难，却处处为他人着想。

而那些嘲讽她、反对她，说电影三观不正的人，却连帮助别人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人们觉得缺陷儿童救活了也没有未来，就应该让他去死。

于是，人们尊重“徐先生们”决定救或不救孩子的权利，却认为“江萌们”是多管闲事。

是啊，身为缺陷儿童的江萌，长大后的确像徐先生说的“没有未来”，没有文化，也没有金钱。

她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了人性、善良、正直与爱心。

江萌、小军、小军的残疾人朋友，的确生活非常艰难，但他们不同样活得好好的吗？

徐先生说小徐没有未来，他的考虑有一部分是对的，但并不全对。

缺陷儿童长大后可能的确很苦逼，会自卑，甚至会轻生，但同样可能会像江萌那样热爱生活，并且帮助更多与自己相同的人。

甚至，正是因为江萌曾经是个缺陷儿童，所以才能在小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她感谢抚养自己的养母，所以也会义无反顾的救治小徐。

想要救治小徐的，不是医生，不是警察，不是她的亲生父母，而是和小徐同样有缺陷的人。

你救了她，她长大后就可能会回馈社会。江萌找对象不在乎对方有没有车房，也不在乎对方有没有离过婚，只看他愿不愿意照顾她的母亲，这么孝顺的人哪儿去找？

她知道自己先天残疾，所以对辛苦抚养自己成人的养母更加感激。

缺陷儿童长大后可能生活会很困难，可是，选择活着与否是他的事，但你首先得给他选择的机会，救治他，养大他，他才能自己选择是否活着、怎样活着。

澳大利亚人尼克·胡哲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天生没有四肢，但他会冲浪、游泳、溜滑板、踢足球、潜水……他还读完了大学，并获得会计与财务规划双学士学位，成为全世界最励志的人之一。

如果他能对1982年12月4日那一天的父母说一句话，他一定会说：我想活下来。

如果江萌的父母在考虑是否丢弃她的时候，她也一定会说：我想活着。

甚至我相信，任何一个先天缺陷的儿童都希望父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私自决定他的生死。

《宝贝儿》的确有很多缺点，所以我只给了三星，但我认可它的立意、题材、思想、三观。

关注这部电影一方面因为杨幂那张“毁容式”剧照（后来也就成了海报之一），另一方面也冲着拍摄过《马背上的法庭》《青春派》的导演刘杰，然而直到看完之后才发现这片是侯孝贤监制。

相信如果没有杨幂出演的话，这部《宝贝儿》应该不会获得如此的关注度，因为电影题材，这样的作品，在国内通常被称为“文艺片”。

虽然这个称谓早已约定俗成，但个人并不认为这种反映现实的作品就可以被称为“文艺片”，因为在大众眼中，凡是不以商业为目的的作品统统被划归文艺片行列，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恰恰是这样的电影，才更应该被大众所关注。

因为《宝贝儿》不仅仅关注现实问题，更描述了一个平时我们不太关注且不太了解的群体——弃婴、残障婴儿、残疾人群体，以及他们所要面对的命运。

电影并没有过度批判与煽情，平缓的力量但内里暗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个“无解”的现实。

这样的片子，怎么会“文艺”呢？我们来慢慢讨论。

“救与不救”的道德悖论

反映现实的电影，它的题材其实要具备一定话题性，如《一年到头》中的春运、《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婚内出轨、《我是植物人》中的医疗黑幕等等。《宝贝儿》与这些电影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的地方。

★相同之处在于，电影具备有个很有噱头的话题，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因为严重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江萌（杨幂），拯救另一个被父母宣判了“死刑”的缺陷婴儿的故事，在述说无效的情况下，她甚至“偷走了这个孩子”。

★而不同之处呢？就是《宝贝儿》并没有去刻意营造一些意识视角，不歌颂也不批判，也没有抨击现实这些情绪，只是在记录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影片有一种时代和环境被还原的现实质感，也体现了创作者的一种态度。

PS，同样涉及到“偷小孩”，这部《宝贝儿》和前不久公映的《找到你》算是两种类型的作品，后者个人认为是一部商业电影，只不过被包装成现实题材。因为《找到你》的剧本更像是一个犯罪片，融合了凶杀和偷婴儿事件，剧情跌宕起伏，但现实不太会出现电影里的曲折情节和因果宿命，只是借助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来衬托人性。

但《宝贝儿》就不同了，电影的故事平铺直叙，很简单的叙事，电影情节冲突点不算多，但所以矛盾关系都隐藏在故事之下。从个体到现实，法理与人情，理智与情感，甚至生存与死亡。

电影始终在围绕着“救与不救”这个话题展开。

刚出生的婴儿被确定为先天缺陷，父亲及亲人决定不予治疗。而杨幂饰演的江萌，其人设是该片的核心，她当年也是先天缺陷的弃婴，但最终活了下来，且长大成人。她认为孩子需要被救助，自己就是成功案例。

这样一来，本片的视角就很清晰了，电影避免了道德制高点，以江萌的“过来人”身份入手，来探讨这个生与死的话题。（电影故事跟一起现实案例最大的区别就是江萌的人设）

注意，是“探讨话题”，而不是“回答问题”，因为这问题没有答案。

电影用了大量篇幅去表现江萌（杨幂）的生活状况，确切的说她在是生存，本身就有缺陷的她，求职中被无数次拒绝，能找一份果腹的工作已经非常不易了。而且整日操劳，医生诊断她不能过于劳累，转眼她就披星戴月的打工，用尽全身力气去擦地、倒脏水。她生活条件可以说很惨，且未来还不知道是否她能坚持下来，但起码她努力去活着。

同时，电影也从侧面描述了郭京飞饰演的父亲，当他决定放弃自己孩子生命的时候，他所面对的痛苦、所承受的绝望之情，这些都是我们身外之人难以体谅的。因为当这个孩子长大后，不但会拖垮一个家庭，其所面对的人生该是多么悲惨的世界，会承受多么大的痛苦？父母面对这样的情况又是多么的伤心？

说白了，电影所营造的观点，双方都有理，很难说对错是非。而且其中不涉及到任何法规方面，完全是站在一个于情于理的天平之上：一方面是人类所坚持的人性、人道，另一边是人类自恃的理性。

所以说《宝贝儿》所呈现这个话题，是“无解”的，更像是一个道德悖论。

从“父亲是否有权决定婴儿的生死”的问题，到“每个生命的生存权利”，甚至“安乐死”方面，就是这些大众往往会避之不谈、一旦说起便会争论不休、无限惆怅的话题，这部《宝贝儿》或多或少的都有涉猎。

且没有任何主观情绪，只是单纯的呈现故事，完全依靠电影语言和镜头呈现，杨幂偷婴儿那场戏，气氛和镜头张力十足，最终孩子的死或生，这座“伦理”的天平朝向哪方倾斜，整体带来了强大的情节推进力。

这就是隐藏在本片简单故事之下的强大矛盾冲突和戏剧张力，由此反映一个“无解”的现实。

本片的观感是很压抑的，也很揪心，不单单因为这个无解的道德悖论，更在于电影整体情绪非常非常克制，这个本该生离死别、悲悯天人的故事中，所有人的情绪被隐藏着很深，大家都是少言寡语，因为他们是一群“边缘化”的群体，代表了“失声”。

没有安全感的他们

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原本以为本片是另一个版本的《亲爱的》，但最后却发现电影是另一个版本的《万箭穿心》。

如果说《万箭穿心》是中国平民史诗的话，那么《宝贝儿》就是一平民悲剧。或者说“平民”这个词有些笼统，电影中的视角人群，以残疾人为主，是社会的边缘人士。

关于角色，除了电影中出生缺陷的婴儿等待命运宣判之外，还有江萌为首的残障人士，寄养家庭中的留守老人。乃至故事背后，所表达他们从小到大的境遇、步入社会后所面对的困境、甚至弃婴、福利等社会话题。

这些群像化的角色中，无论何种阶层，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安全感。

这个“安全感”是建立在当代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而残疾人，外来人员，寄养关系，雇佣关系，所有一切社会关系和人类情感，都是模糊不清。

而作为处于上帝视角的观众，自然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且更能体会到这个阶层人士在人与人关系之上的孤独与飘摇。生活没有保障，未来无处安放，又无端的被人误解。一个众生相的百态就这样呈现在观众面前。

结尾两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

其一是郭京飞找到杨幂，木讷的告诉她孩子已经死了。

简单的一句台词，说者有意，大概是作为孩子父亲的郭京飞对她的“惩罚”：你的行为不但让一个家庭遭受非议，更无端的承受痛苦，最终还是没有救回孩子。对于杨幂饰演的江萌来说，大概只有万箭穿心的痛。

PS，电影有意淡化了舆论方面的影响，只有一个镜头表示郭京飞他们家被泼墨“杀人犯”，尤其是杨幂被抓之后到释放，这个事情被捅出，按理说会有一些展示社会舆论的情节作为加持，但电影并没有这样的情节。可能涉及到审查方面的问题，总是感觉这段情节内少了点东西，可能遇见了“剪刀”。

其二就是李鸿其饰演的哑巴小军，向江萌表达希望今后在一起的情节，江萌告诉他自己不能生育，应该去找一个健全的女子，生一个孩子过日子。

这段平静的手语对话，无声胜有声，太扎心了。杨幂的话言外之意，我们的生活都是困难，甚至连领养孩子的能力都没有。

（没有相关政策说残疾人不能领养孩子，因为在国内领养的门槛很高，像电影中的二位，双方经济状态不达标且有缺陷，是不可能领养到孩子）

残障人士的生活，就像是风中的蜡烛，那样的飘摇不定。

所以这部电影中，大家的情感都很克制，因为没有安全感，甚至不敢表露自己情感。

仅有一场情感宣泄的戏份，就是在警察局杨幂跟郭京飞对峙的戏份，这几乎是全片唯一能看到“人间情感”的段落。

加上电影冷静的镜头，展现我们一直浸淫其中的一种现实，电影以上帝视角，没有任何盖棺定论，而是留白，给了观众思考空间，去思考这样的无解现实。这种现实并不离奇，但很残酷，身处其中，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同样的焦虑和不安。

关于表演

最后说说杨幂的表演，可以说尽力了。

在电影整体焦虑和不安的氛围之下，电影的情绪渲染都很克制，也决定了角色的表演方式。

不同于我们在《三生三世》里见到的那位身世跌宕的女子，此次她饰演的江萌其实让人可怜的。化妆技术下灰头土脸的造型，且根据人设，这位少言寡语的角色眼神戏很多。很多场景中就感觉整个人是怯生生的，说话都不敢大声的样子，也从侧面决定了该角色这样“没有安全感”的状态。

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化妆的功劳，这是演出来的。尤其是出狱那段，这位目光游移不定，感觉危机四伏的样子，整个人都是焦虑不安，演出这样的状态其实值得鼓励。

而对于口音来说，南京口音，矫正的稍显出戏。

要说《宝贝儿》没有什么大开大合考验表演的地方，因为电影的风格就是如此，所有人的状态都是内敛的，但并不是“呆滞”，因为一些上述细微的东西，角色状态对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杨幂少见的在自然光和真实市井下拍戏的电影。

彩蛋：这些我们不知道的群体和故事

最后说点题外话，之所以开篇说这样的作品更应该被大众关注，不单单是电影中这个道德悖论的故事，更因为故事背后，这群“边缘人士”，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群体，他们来到这世界上所面临的困境。

弃婴是一个大问题，杨幂饰演的江萌就是弃婴，什么样的孩子会被遗弃？就是出生先天有缺陷的残障婴儿，甚至还有女婴。

查了一些资料，如下：

★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在5.6%左右，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100万例，平均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降生。(《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 *此报告未有更新版本)

★全国每年近100万出生缺陷儿，其中30%在出生前后死亡，40%造成终身残疾，只有30%可以治愈或矫正。

★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其中大多数是残疾儿童或女童。

★寄养在非亲属家庭与其他供养方式的孤儿占到孤儿总数的17.9%。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0）》

这些是官方保守数据，真实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

我记得小时候，暑期去我爸部队玩，他部队有个靶场，靶场后面有个山头就是乱葬岗，其中就有大量的遗弃死婴，也不知道是生下来就是死胎还是有缺陷被扔到的。里面好点的给你装一鞋盒，其余的基本埋都不埋，直接露天。当时我记得后山我都不太敢去，太吓人。 那时候有淘气的小伙伴用木棍把其中一个鞋盒子盖子挑开，看里面的死小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死孩子三个脚趾，四个手。。。

我们都知道外面很多偷孩子、拐卖儿童的事件，说句不好听的，TM孩子是可以被丧尽天良的人拿去卖钱的，却还有扔孩子的现象，足以说明，究竟什么样的孩子会被扔掉。

那些弃婴侥幸活下来的，被福利院收养，从小缺爱，而且这些先天有缺陷的孩子，被领养的几率很小。在我国还没有如此健全的福利制度和意识，去让一个家庭有足够的动力和保障去领养一个有缺陷的孩子。

所以就出现了寄养家庭。

我国寄养家庭大多数是在农村，政府每月拨款，寄养家庭负责照顾弃婴，起码让孩子们可以在家庭的环节中成长。农村家庭也不会亏，因为每月有钱拿，孩子长大后，可能的话可以成为劳力。但这样的比例其实不大，而且万一弃婴有些比较严重的缺陷话，寄养都无法实现。

电影中杨幂跟留守老人的关系，是寄养关系。但有个问题，他们不算法定监护人和继承人，所以电影中老人最后要被送到养老院，杨幂打算跟“母亲”一起住，为她养老送终都不行，因为他们没有法定关系，老人被认定无后，只能送到福利院。

还有，就是那些出生有缺陷的婴儿们，家长最终选择了救治，孩子活下来会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

我无法举例，很多社会新闻都有报道，我们也耳濡目染。只是借用心理分析医生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所著的《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中的一句话：

“对于病人来说，治疗的痛苦已经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对于家属来说大都会一厢情愿地抢救；更令人难过的是相反的情况。”

除此之外，就是杨幂和李鸿其所表现的残障人士的生活，前文已经说过，不再赘述。

《宝贝儿》所关注的就是这部分群体，在讲故事的同时，将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事实和现象，融入在电影的情节之中，我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地方。

公号：电影文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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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乌鸦火堂

女主表现全无层次感，浮在人物表面，方言根本谈不上。演技还是这么形式话，分分钟出戏的节奏，文艺片确实很挑战，有没有戏看眼睛就知道。越努力想改变，越用力过猛。郭京飞亦比想象中平淡，不过台词好过女主太多。口碑不是单靠炒作发通稿就行的，要靠真质量好的作品，观众自然认可，一直演烂片，想回血口碑，也得多演几部合格的戏，表现一下诚意，突然扮个丑就到处发通稿演技翻身就想一次洗清，难度太大扯着蛋。

劝大家不要浪费时间还有精力在烂片上伪现实主义，伪文艺，看的人抑郁症都要犯了本来是一部催泪题材的片，怎么就拍成了拐卖儿童全场一个泪点也没激发。

导演浪费了一个好题材。电影充斥了一股廉价感，这种廉价并不体现在制作水平上，而是创作态度。导演也说了，电影没有剧本，主演进组后才被告知对白需要用方言，还说有让女主演哑巴的想法，导演您可太孩子气了。您有没有想过后果，如果真是这样设计那电影中的很多情节根本就不成立，所有都需要推倒重来，它会发展成另外一部电影。

电影制造的多数场景和对话是不可信的。对非职业演员刻画太过呆板，对白根本不像人话。职业演员的表演方面，这部电影女主独挑大梁，却看不到深度，人物的行为动机经不起推敲。女主总是能把苦情戏咆哮出“大家快看！我在努力表演”的祈求感。李鸿其和郭京飞两位男配角戏份都不多，但都有表现的机会，可惜李鸿其没有把握好，所谓限制制造扩张，在不说话的前提下只用肢体语言和表情表演很容易出彩，现在看来一切都太浮于表面了，反倒是郭京飞凭借表演经验为这部电影奉献了一个最耐看的父亲角色。

对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改造，两位导演的创作卓有成效。一位是比利时的达内兄弟，一位是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两位导演将“新现实主义”物质的／自然的环境，改造成社会的／心理的情境。因为剧本的精心打磨，电影变得更加具有可观性；因为不断被模仿，两类写实电影的新传统正在诞生。

达内兄弟的电影中，角色为外在的情境推动，要么是处身的社会环境（《罗塞塔》）、要么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两天一夜》。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自我选择，不如说身不由已。这便是罗塞塔最后绝望地企图自杀，可能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有这个举动；或者是《两天一夜》中的桑德拉，不断奔走说服同事重新投票，却在最后一刻莫名放弃。

而在法哈蒂的电影中，角色为内在的情境所驱动，并且最后总会作出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观众知悉了角色经历的内心冲突，感知到他们丰满的形象。《烟花星期三》的女孩必须在理性（来自宗教的教义）和情感（对女性的同情）之间进行抉择；或者《一次别离》里的女佣必须在道德（不说谎）与自我利益间（说谎）选择。

这是两条相反的路线：达内兄弟电影中的角色受到外在因素驱动，被动地作出抉择，并循此选择行动；而法哈蒂电影中的角色则徘徊在内在的心理危机之中，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才能继续行动。达内兄弟的电影从外向内，因此适合于社会学的现代性批判，法哈蒂的电影由内而外，因此适合于人类学的灵魂刻画。

《宝贝儿》混杂了达内兄弟和法哈蒂两者不同的叙事策略。江萌救治孩子的动机源自她与孩子有相似的命运：江萌生下来也是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后来被丢弃和收养，于是当她听闻孩子悲苦的命运时，对孩子油然而生一种共鸣，她想让孩子活下来，不愿她遭受“死刑”。江萌一意孤行的意志源自她内在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因素使然。

这是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内在的心理驱动。但同时，江萌的内心却没能唤起一种在法哈蒂电影中作为标志要素的两难冲突，导演刘杰并没有对此对此进行相应的设计（他本来是可以的）。只是安排了丁萌在医院清洁的时候碰巧听闻孩子的遭遇，并由此唤起拯救的圣母心，仅仅如此而已。

江萌在果断（似乎过于果断了，没有任何犹豫）选择救治孩子后，表现出了一系列孤绝的举动：劝导孩子的父亲救治孩子、偷取医院的档案、到派出所求助民警、最后毅然决然地偷窃孩子……仅从丁萌这个角色作出的举动看，电影又是达内兄弟式的，因为“一根筋”坚持到底的角色形象正是达内兄弟式叙事策略的显明特征。

《宝贝儿》中的江萌一方面由内在的心理动机驱动，但算上心理情境（因为没有设计两难选择的困境）；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让她“任性”到底，但也不算社会情境（因为不是外在因素驱动）。于是观众遭遇到了无言的尴尬：江萌义勇的举动怎么都说不过去。仅仅依靠曾经也是缺陷儿童便因此产生共鸣和同情，不足以让她冒着犯罪的危险实行抢救。

而且电影也没能对她个人的成长经历（比如她因为缺陷儿童或被领养遭受的屈辱）、处身的人际关系网（只有养母和李鸿其扮演的男友这两方）等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本来应该作为重点呈现在电影之中，这样观众或许能对江萌突然间的角色转变找到更多的共鸣。

因此，《宝贝儿》的情节和角色都令人难以信服，它建构在主题先行的概念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电影的制作过程：首先有这样一起事件，先天缺陷的儿童被家人所放弃，同时另一位有过相似缺陷但已平安长大的女孩听闻了这件事，于是冒险去拯救这条生命，最后有了整个故事和江萌这个角色。

电影原本也可以多着些笔墨在孩子的父亲身上，他的内心有真正的冲突：放弃救治，便是“谋杀”一条生命；救治，则面临着不可知的未来，这对将来长大成人的孩子来说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电影仅仅用了几个神情痛苦的镜头交代父亲放弃孩子的痛苦，这远非在表现他两难的抉择困境。此点本来应该被着重表现的。

电影因为留下了诸多此类空白，导致最后呈现的故事直接刻意，缺乏应有的深度。《宝贝儿》就像在无野心地呈现一起社会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忘记了对人的刻画。前者本可以交给纪录片去做——导演非常想制作出纪录片式的真实质感，但这是一种“伪现实”——后者则是剧情片在虚构的合法性上进行深入挖掘的优势。

可以说，刘杰将达内兄弟的手法并置到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中，两者碰撞出的不协调最终将整部电影酿造为一起失败的事件。同时他也混淆了剧情片和纪录片两者的重点，主动放弃虚构的力量，将剧情片当作纪录片来拍。观众在江萌身上感觉不到任何同情，有的只是厌恶，为她看似高尚实则愚蠢的行为哑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