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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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后期,探索日本经济奇迹的深层背景与成因的学术活动逐渐盛行,并由此带动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诸国)的现代日本研究活动。甚至出现了“日本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之类的术语或机构。而我国的日本研究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显得落后和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才大有好转。我认为,对日本的任何研究,都离不开日本文化这条主线。而日本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又与中国文化(以儒、佛、道为代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的“茶道、武士道”,特别是“茶道”既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东方文化中的奇葩。因为日本曾经侵略我国,所以我们也熟悉“武士道”一词,并对此十分反感。“茶道”与“武士道”可谓孪生兄弟,同在禅宗文化的襁褓中生长,但性格迥异。一文一武,一静一动。虽都在文明中诞生,而“武士道”却最终走上了反文明之路,这是什么原因呢?“茶道”和“武士道”的产生及发展又与禅宗有怎样的联系呢?属于佛教的禅宗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又怎样呢?在此,本文以“茶道和武士道”与禅宗的关系为重点,谈谈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1 禅宗的日本化及其特点

    所谓“禅”,是梵文“Dhyana”(禅那)的音译略称,“禅那”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是思维真理,静息念虑之法”。[1]通过“安住一心”,静心思考,使身心得到平和或体悟特定的义理。“禅”原本是印度宗教哲学中一种特定的宗教实践,后来被纳入佛教体系,并成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2]“禅”在悟道成佛的佛教理性实践中,虽然起着支撑佛教理性实体的重要作用,但它毕竟只是通向真如佛性的一种修行方式,而非佛理的全部内涵和要旨。所以,它在以注重个性成佛的小乘佛教中仅仅是戒、定、慧“三学”之一的“定学”;而在大乘佛教中,只占“六波罗蜜”(或“六渡”)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那、智慧中的一席之地。真正给“禅”赋予一个全新的宗教意义,并使之自成宗派的,乃印度佛教进入中华大地并广为传布所致。因此,可以说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佛教,“是印度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3]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认同和接纳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化和同化,必然会导致佛教中国化而生成另一种形态——即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的诞生,这就是盛唐时代定型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禅宗。

    自奈良时代(约A.D.710-A.D.784)以后,中国的禅宗便不断传入日本,但在日本旧佛教统治的历史时期,禅宗始终未能在日本形成独立的宗派。但是,到镰仓时代(约A.D.1192-A.D.1333),国家佛教和贵族佛教丧失了统治地位,否定烦琐教学、注重内心信仰的倾向出现了,于是,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禅的强烈兴趣。与此同时,荣西传中国临济禅,道元传中国曹洞禅,并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

    荣西(A.D.1141—A.D.1215)禅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兴禅护国论》一书中。其基本哲学思想和中国禅宗一样,是推崇“心”的作用。其所言之“心”,非一般人的“心”或一般人所言之“心”,乃是所谓“最上乘”等等之“心”,即是“佛心,禅心”,是禅宗独传之“心”。他在《兴禅护国论》中认为禅宗是“诸教极理,佛法总府”,是释尊传授的真理。但这种真理“离文字相,离心缘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并且他将“禅”分为“约教分”、“约禅分”、“约总相”三种。另外,他认为禅应超乎动静,应当“动静一如、动静双忘”。并且,他还强调“持戒”和“护国”两方面,明确了日本禅宗的特色。强调“持戒”,大概是为了迎合新武士阶层的自我修养,与武士的修养结合,取得武士政权镰仓幕府的支持。另外,荣西的“禅”是与密教结合的教禅兼修之禅。

    印度禅讲无我无心,主张正身端坐、结跏趺坐,以形式上的坐禅为主,行数息观,静心息念,为防止恶苦练身心。而中国禅则以“无我无心”的境界为中心,崇尚日常生活行持,主张佛法真理就在“着衣吃饭处”,起居动作皆做到无心不动念。但中国禅较侧重理论,而日本临济禅则吸收中国禅的特色,不拘泥于坐禅形式,又不注重理论而看重实修。因此,可以说中国禅是主智的,日本禅则是主实的。主实包括把禅的精神实际应用到绘画、建筑、茶道、武士道、文学等诸领域,也含持戒和护国等特色。

    道元(A.D.1200—A.D.1253)将曹洞宗传到日本,其著作有《普劝坐禅仪》和《正法眼藏》等,主张“只管打坐”的新禅风。强调出家修行,认为在俗坐禅不彻底,主张不管饥寒冻馁甚至处于死的危地,也要坚持只管坐禅的“修证一如”之道。他认为临济禅所依据的《楞严经》是祈祷性的,因而加以排斥,并厌恶临济禅与世俗妥协、与权势携手的态度。他开创了日本的曹洞宗。

    自荣西传临济禅、道元传曹洞禅之后,中国禅宗各派不断传入日本,禅的宗旨在日本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禅宗否定“末法”的主张,更迎合了当权者和武士们的欢心,遂在日本扎根发展。禅宗是镰仓时代日本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的格外青睐,乃武士的精神支柱。留宋高僧荣西为日本禅宗之开创者,同时也正是他把中国的茶种带入日本,并对日本茶道之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禅宗在日本广为传布,获得了新的发展,把参透“无”字放在最突出之地位,从而形成了日本禅的特色。


日本禅宗与武士道

   “武士道”一语,是日本战国时代(约A.D.1477—A.D.1568)才出现的,指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道德修养和精神情操。它是儒、道(神道)、释(主要是禅宗)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明显特征。“与神道一样,形成了日本国民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9]

    武士道在平安时代(约A.D.794—A.D.1192)随着武士团的形成渐渐产生,到武家执掌政权的镰仓时代,才兴盛并发展起来。而这一时代,恰恰也是日本禅宗的兴盛期。这一时期,禅宗与武士之间进行了双向选择,这必然导致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在镰仓时代,禅宗有“武家禅”之称,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便是这种双向选择的历史产物。故而有人称“日本禅宗是武士的宗教”。[10]但是,武士道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其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平安中期以后,武士的道德规范已经萌生,当时要求武士不仅要有好的武艺,而且要求不计生死的精神和勇气,还应有谦让之美德。这就是武士道的最初内容。

    在江户时代(约A.D.1603-A.D.1868),武士道又吸收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而进一步理论化,当时提倡新武士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鼓吹日本主义思想的山鹿素行(A.D.1622-A.D.1685),他的思想在日本起过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的历史作用,但也为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种下了祸根。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道进一步发展成为军人的信条,同时也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武器。

    因此,就武士道所含内容而言,它是儒、道(神道)、释(主要是禅宗)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鲜明特征。

    自镰仓时代起,武士成为日本社会的统治阶层,武士道的内容也大为丰富和完善起来,特别是武士道和禅的结合,使其精神更深层化了。禅宗应该说是以慈悲为怀,与好战活动本无关系。但在日本,禅却激励了武士的战斗精神。这是因为禅宗的哲学观念和修养方法等方面有助于武士的精神陶冶和武艺锻炼。

    “武士好禅”作为一种风尚,起始于镰仓幕府初期。当时武士兴禅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日本古代社会“政治佛教”的影响和“政教合一”的传统,二是新兴的武士政权迫切需要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在后来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武士道要求武士“崇神敬佛”,借助于宗教的力量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便是历代武士政权“禅武合一”、“政教合一”的经验总结。

    武士道崇尚勇武,鼓励战士视死如归,为君主效命疆场,这一点受禅宗影响极深。禅宗的本体论是它的“空无观”,它要求人顿悟真如,首先要摒弃一切固有的观念,认识到这世界“本来无一物”、“生死皆妄念”。在禅宗看来,生死观乃是参禅悟道的第一要旨,“生不可喜,死不可悲”,重要的是追求,是“心”。禅宗认为“生为梦幻,死为常住”。这种“死生如一”的思想自然会迎合武士“勇武”、“无畏而死”的心理,视生死如草芥的化境,给武士们以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禅宗对武士道的影响还表现在武士“家训”及武士的“礼法”之中。禅宗为了严正宗风使禅僧们能排除干扰,一心悟禅,制定了种种清规。一些上层武士也纷纷效仿,订立“家训”和“礼法”,并逐步演变为“武士之习”,即武士道的规制戒训。最早的武士家训是镰仓时代北条重时订立的《六波罗殿御家训》,“六波罗”本是禅宗用语,指体悟真如的6种形式。此家训共43条,把禅宗清规中的许多条戒加以世俗化、武士化。另外,首立“武家礼法”的镰仓武士小笠原贞宗,深谙禅苑清规,并对此极为推崇,便据清规之内容,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武家礼法。日本武士道的许多内容,与其礼法颇有关联,可视为禅宗对其影响的实证。

    禅宗主张清心寡欲,提倡“本心清净”,武士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大量吸取借鉴禅宗的主张,提倡克己忍受,不事浮华,排除杂念,摒弃欲望,将此确立为武士的修养及行为规范,成为武士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禅宗在道德上教人一旦选定进路,则必义无反顾;在哲学上主张生死无别,重视直觉体悟。这些都可成为武家精神之支持力量。而且禅之修行特点是单纯、直截、自恃、克己的。这些戒律式的倾向,与武士战斗精神颇为相合。禅宗除了为达到究极信仰而采用直截方法外,又具有男性精神,要求异常的意志力,这也正是武士所必备的。

    自镰仓后期到江户时代,武士中间有许多尊禅者,说明武士的观念与禅有一种内在关系。为了尽到武士所应尽义务,就应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哲学观念上坚持一种锻炼主义;一是要觉悟到“常住死”,这正需要如禅家那样的修养。武士的许多修养方法,与禅是不谋而合的。

    另外,禅又被引入武士的武技之中,影响及于剑法、刀法、枪法及各种武艺,形成许多武术派别。在进行交战时,武士只有斩断生与死的观念,才能发挥真正的勇敢精神。

    总之,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承传的现象,而且两者之间有着理性的深层的联系。

    综上所述,正如乔治•萨肖姆在《日本文化史略》中所言:“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微妙而广泛的,它已成为日本文化的精髓”

1.关键词，1876年的小巨河战役，这一战211名美军被几千名印第安人围歼(见小说晨星之子)，团长卡斯特是南北战争中的英雄，有人说卡斯特如果不死很有可能如同格兰特那样，成为美国总统。影片一开始就借克鲁斯之口提到这场美国人心目中的惨败。顺理成章的把主题导向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冲突。2.对最后一战的吐槽。我勒个去，日军的装备也太强了，几十门加特林机关枪，十多门火炮，统一的雷明顿后膛枪，配上刺刀，比甲午战争时日军的装备的还强，不对，这装备在北洋时代都算强军了。再说骑兵，坂上之云里的主角何必这麽辛苦跑法国学骑兵，跟武士们学就成了啊。克鲁斯的那个同事简直就是刻意被安排的领盒饭，数百人的步兵既不修工事防御也不结成密集阵形以刺刀阵对抗骑兵。这美国教官也太水了，还不如几百年前的织田信长。太平天国时的洋枪队头子华尔也被打死。可见十九世纪的美国教官普遍水平不高。

这是一部很不好的片子。也反映了一个通病：不同文化间的解读，往往造成误读。
　　
看得出，汤姆·克鲁斯和导演爱德华·泽维克对日本文化心驰神往，已经渐入魔境。投资1.4亿美元折腾出这么一个文化怪物，真让人心疼。而大部分并不了解日本文化的欧美人士通过这部极度美化日本武士道的电影，看到的是一个粉饰过度的近代日本；作为日本本身，由于二战给东亚诸国造成的战争伤害和心灵创伤，一直恶化着日本的国际形象，有这么一部虽说脱离实际，但更多扮演着美化、甚至神化日本武士乃至国家形象的美国电影现身说法，不啻为好事一桩。
　　
同为美国人，詹姆士·克拉维尔的小说《幕府将军》虽然也有美化日本文化的毛病，但由于小说正确的时代背景、精心的人物刻画，以及作者对欧洲航海历史和日本战国史实的充分挖掘，从而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但沉迷于曲折引人的情节，而且能从情节包含的内涵，深刻感触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最后的武士》把它的情节设置在了一个错误的时代背景：1870年代的明治时期。火器早在16世纪就已经进入日本，对于火器的战术使用，也并不像影片中描述的那样，日本武士白痴到只会玩刀玩箭。既然如此，影片里那些保持武士传统的保守派，究竟为了什么而跟改革派过不去，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渡边谦扮演的天皇老师、反对派头目，口口声声说要了解敌人、研究敌人，而且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却丝毫不去了解、掌握敌人的战争利器，实在匪夷所思。

  嘲笑日本的那种在我们看来属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行为？嘲笑曾经的日本武士那种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属于愚昧和顽固不化的迂腐？我一直怀疑或者说自我批评我们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民族与文化传统延续了数千年，直到最后，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骨性特征。甚至于，我都有点后怕：这样的民族延续是多么的命悬一线啊——我不否认我们自我感觉很好的的儒家文化自有其深刻的内容。我们的土地上没有诞生一种明确的、原生的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者从客观上说，是我们这片土地之外的其他土地上大众自觉地结果。我感觉我们的信仰是模糊的、软绵无力的。
    我们比不了经过了文艺复兴的西方世界，同样，也比不了近邻日本。这是一个容易引人深思的国家，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从甲午战争之后，这个一衣带水的国家和民族一直是我们民族思考和情绪化的焦点。我们想要知道到底什么在支配这个国家是那样的坚定和残忍。可是我们并不愿意承认我们已经探索到的且很可能是正确答案——尽管只是部分答案，这可能令会令我们追赶的意志和决心消失殆尽。无须讳言，这就是民族的性格和信仰……
    片中涉及到19世纪的两个世界国家：新大陆的美国和正在明治维新的日本，背景很有意味。战争场面设计的也算不错。我一直喜欢看好莱坞拍摄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魔幻影片，因为这会让我感到“血都是热的”。比如，《勇敢的心》、《魔戒三部曲》等。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中世纪开化之前的欧洲会诞生一个骑士阶层我们并不感到其奇怪，可是位于东亚、曾经沐浴着中国文化和风的日本列岛，会诞生一个天下皆知的武士阶层，这一点与中国截然不同。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于骑士和武士的“职业军人”，这其中的根源是什么呢？抑或也是深层文化的原因？几不得而知。日本武士的装备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刀，在片中表象的十分锋利，尤其是奥尔根杀掉跟踪他的几个曾经的武士那一段，把武士的动作表现的十分精粹：迅、猛。当时日本的相关冶炼技术已经比较高了，所以日本刀才会那样锋利。可是终究还是抵挡不住枪炮的。另外，片中的另一种武器弓箭给人的印象也十分深刻——难怪在冷兵器时代弓箭的出现甚至都改变了作战方式。
    俱往矣。
    我感觉，本片和《与狼共舞》似乎异曲同工，有一种难言的默契。又想起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本片、《与狼共舞》和《小马精灵》中，当时美国军人的装束真的很特别：高马靴、紧身裤。
    不过，本片中的一些镜头似乎变成了中国导演的风格：比如，人死了，花落了。一向的，对于好莱坞导演，我把这称为偶然失误，而对于中国导演，我称之为刻意的错误——如果不是弱智的话。类似于片中这样的镜头在好莱坞风格的电影中似乎很少见，看来东学西渐，这会使中国导演产生某种“快意”。
    日本女人高子令人印象深刻，与我们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人民）的一贯感觉符合。我不认同我们国家的教育对于这种现象的态度和批评。这是生产力低下时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和一定程度的延续，或许，这才是传统的田园牧歌生活。我甚至怀疑，日本变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与这一点有着直接的关系：所有的男人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而无须为家务琐事分神。
    总的来说，本片不错，轻松的看吧——当你不知不觉中变得软弱无力而本身又似乎能感觉到这种变化的时候，我建议你看一看好莱坞的这些哪怕是所谓的大片。
    可能是吹的，但不是假的。

(老笔记，现在看看真是奇怪，自己居然能写出这么长的东西来，还真的去认真查资料，实在是好老派哦。
>_<"""""")



纯从电影角度，是个满好的片子。特别是适合西方人看。
但是对东方人，就会觉得很不好理解。

看完电影回来就把小泉八云和戴季陶的书又翻出来重看。
电影里的狠多观点无疑和前者狠吻合。那难怪，小泉代替的是西方人的视角，虽然不无中肯但有些地方失之过谀。
而戴先生的观点就更容易有共鸣。客观公证，还发人深省，狠有受益。

当然鄙人是史盲，全凭直觉来判断。
只是因为也是维新中的新旧势力较量，一般是赤手空拳对洋枪洋炮，难免不产生义和团或变法时节的联想。
但和咱们对历史的惋惜相比，片子里是正好颠倒过来的。以肉身去搏枪炮做无谓的送死，以守旧的武士殉道来反斥国体的维新。
更兼一切的推动力和见证人似乎都维系在阿汤哥这一前美军军官身上。
最后的大对决中，所有的武士无不被打成蜂窝煤状，独阿汤哥身中两枪却浑然无事。
实在太让人匪咦。
而最后的献刀又由依然不死（—_—|||）的阿汤哥含泪奉给天皇，天皇竟下跪接纳，怒斥近臣。
觉得无论是礼法还是常情均有莫名之处。
小雪所饰的妹妹，竟会对敌人生出情愫，其子也非常轻易地放弃了敌意，最后还流露出舔犊之情。
转换的太也没有基础了。

除此之外，全片里热血颂扬的武士精神到底是什么？
SAMURAI，就是侍，一开始无非是主人的近仆，带刀的侍丛而已。俗话叫家来，最早的意义是从奴道而来。戴季陶先生一语中的：“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的精微高远的理想，更当然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

我完全可以理解胜元的武士精神，因为他曾是帝师，是地道的旧式臣子，他侍的是天皇主人和自己的家族。但阿汤哥在旁边起哄，就让人不明所以了，你一个西人，是谁的臣子，侍的是谁？若说是单为了保护小雪母子，看起来又不全象，再说那更象是骑士道。

剧中大力宣扬了阿汤为军人的荣誉所感召，希望恢复以往的荣誉，所以才能在胜元的乡村族群中为其所染，心情宁静从而获得了救赎。但那种平静的力量其实不来自武士道，来自日常的禅修，来自佛教。而阿汤哥所感悟到的或者说编导们所瞩目到的其实并不完全是武士道的真正意义，只能说是美化了的净化过了的武士道吧。

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说，胜元是代表了旧幕府的势力，而那个神情猥亵的大臣大约是西乡隆盛的化身。因为这种推测，才导致了片子的历史紊乱感。

我却觉得不对。虽然也不明日本历史，但“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实在在人格上非常受日本国民的推崇，这点在我翻看的这两本书中都有提及。所以没理由把他丑化成这样吧。只可惜没有近一步的讲介。于是带着疑问去网上查伊的生平，终于恍然道，原来胜元才正是西乡隆盛的化身。而面目猥亵的颇具“町人”特性的大臣，大约是大久保利通的隐射。

大久保其实也是三杰之一，小泉就对他非常推崇。他身为维新的铁血宰相，曾参与西南战役，歼灭西乡隆盛的叛军。除此之外，“1871年底，以岩仓为特命全权大使、大久保等人为副使的由新政府主要官员组成的大型使节团开始巡访欧美，这在当时的世界史上是个空前的壮举”这一段也和剧中该大臣出使美国，购军火，聘军官，组织本国军队的情节一致。

以胜元最后舍身取义的战役来看，无意是再现当年的西南战争。这里有介绍西南战争的经过，看起来宛如片中的最后大对决。一般的是背山而战，被炮火猛击，最后誓死冲杀，而西乡隆盛最后中弹，在近侍的帮助下自裁。（亦有说自行切腹，亦有说命近侍将己杀之）。
而之前的胜元曾被遭人秘密潜入暗杀的情节，也和历史吻合。
西乡少年曾“学习阳明学，并在无参禅师门下参禅”，后为倒幕重臣，失势下野后回乡，过着自耕自织的生活。而那些跟随他的萨藩武将们大约就是片中的真田广之等所饰的其他武士吧。

如果把历史背景真是这样（不太清楚哦，只是估下子.....）也许可以稍微理解何以会出现最后武士军团要和政府军以身相殉。其实不关武士道誓死如归的荣誉，历史上也非完全出自西乡的本意，而是事态演变至此，不决战不足以继续生存下去，何况当时已有叛军之名。而真实的西乡其实还有建立私家军校，两军对垒时，西乡的部队也并不完全是操冷兵器作战的。

最后的献刀，如果用戴季陶的这段话来说，也许好理解一些。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就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
这大约就是天皇最后给引申开的：我们要学习新的东西，但也不能丢了我们本来好的东西的意思吧。

从这个意义上，这倒是狠有意思和励志的，适用于东方文化。身为东方人实实在在会深有体会。

这种未尝敢失古法古礼，也反映在日本的古服饰上。
据说片中华美绚烂的服饰出自给《魔戒》做服装的女服装师和她的工作小组之手。耗时八月，参考无数资料。果然美伦美焕。这种东方美的确让人眩目。
小泉的书里柔术一章有介绍他对战国时代全华服的“松平丰前守”的赞叹。我看片子里那些武士们盛装而出时确也称的上富丽堂皇。看一些能剧里，这些服装也都有完美体现。无论是寒光沁骨的兵刃还是华服布衣盔甲软胄。这种盔甲服饰之美在《乱》中也有展示，但毕竟不如现在的新片那么光鲜夺目，用色别具一格。
据说，精心搭配的颜色是参考着人物的身份和心情变化的。这也是为什么小雪在服侍阿汤哥穿衣时，身着麻布淡蓝灰和服，腰扎绣锦缎带的缘故了。
而这场戏作为全片唯一的感情戏焦点，小雪将日本女性的内敛和柔爱的眼神表现的十足到位。只是按照小泉书里的说法，在古代，在那个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接吻的。这大概是西方导演的投合观众心理之处。阿汤哥眉目传情半天，如果连一个吻也无那多资源浪费啊。所以即使是蜻蜓点水，也聊胜与无吧。

有时侯，我颇怀疑今年的所有大片，均表达了今人对冷兵器时代的致敬和怀念。
无论是《杀死比尔》里的极品人间凶器，还是魔戒里的平原对决，又或者《黑客帝国2》里NEO漂亮的兵刃秀，无不充满了武侠小说中超出想象之外的的风光和色彩。

《末代武士》虽然因为情节的设置无法让人生出超越灵魂的感动之处。特别是了解到，其实就算胜元是西乡隆盛的化身，但也不代表他就是真正的武士。因为，西乡其实是并未能完全代表旧武士的，他之所以下野是因为《征韩论》，十足的外侵主义者，而目的就是缓和国内的武士暴动情绪，同时希望借此既征服韩国解决内需，又趁机消灭掉国内的多余武士。如果胜元并非是纯粹武士道精神的殉道者，那么阿汤哥又怎么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心灵救赎的力量呢？

不过片子镜头的大气，动作上凌厉的剪接和服装的华美以及当时风情的再现，都无疑成为值得观赏的理由。至于阿汤哥反倒无足轻重，不是重点了。虽然他很敬业，精神可嘉。以西人演员来说，相当不易。
听说胜元的村庄是在新西兰搭的景。新西兰真成了好赖钨的涿州影视基地了，什么戏都要过去拍。

大家盛赞的渡边谦和真田广之，个人以为只是本色演出而已，不失手亦无多华彩，个性不鲜明的狠。反而没有《乱》里或者《御法度》里的武士得见有灵魂上的神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