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问题的问题

自2016年起，梅峰执导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各大电影节斩获不少奖项，今年11月在国内院线的上映，让影迷们终于有机会一睹这部书卷气极浓的“新文人电影”。影片的主创人员几乎清一色是北京电影学院一线中青年骨干教师，在老舍先生原有的雅讽戏谑文字基础之上，以中国古典主义审美为准则，结合现代视听语言，贡献出今年最惊喜的国产佳作之一。

老舍的原著是两万多字的短篇小说，以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为背景，讲述精明能干的农场管理者丁务源从容应对股东质问其赔钱，周旋于各色人等，用尽手段，终于得以保住职位。老舍先生不愧为语言大师，白描功力绝佳，平淡简单的零散字词经他一组装，竟生出无限的凝练妙义，通篇的鲜活人物群像跃然纸上；语言风格幽默犀利，然而又含着无限的愤懑与悲悯，在表象欢快的叙述下，实则蕴意了深沉的悲哀。把握住这些要点，梅峰对原著的改编相当成功。影片整体风格走简洁优美低调的路线，清淡至简、烟云雾霭的水墨风是典型的古典主义审美倾向，远望冷冽清明、水波不兴，近观暗流奔涌、跌宕起伏，克制疏离之下戏剧性依然非常强劲，这一方面得益于文本本身的戏剧张力，另一方面也是梅峰对作品改编的把控能力，依照三位男性的出场顺序隔为相辅相成的三幕剧，人物牵绊情节勾连，细处草蛇灰线，将抽象的、漫画式的文字打造成一个具象化的、可感的物质世界。

精妙改动一二

原著里的场景一直停留于农场，如若改编成电影，视觉空间难免单调。文字有留白遐想的余地，而影像则受限于视域范围。影片的几个主要场景都设计成与空间主人相得益彰的氛围，丁务源的卧室方正整洁，契合他四平八稳、八面玲珑的作风；秦妙斋的房间倾斜凌乱，暗指此人浮夸聒噪、不务正业；尤大兴的寄居处局促仓皇，显示此地并非是一个久居之地；许宅的内景是典型的中国大户人家，深门大院，重重方圆门框里的玲珑诡谲；以及少爷生日那天的楼上楼下设计，都带有明显的阶层指涉成分；办公大厅的亮堂宽敞，恰如舞台中央，是本片舞台化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空间的设定，让影片的叙事层次丰富起来，并保证观众观影兴致的热情。

原著里的人物关系较简单，股东们及其家属并未过多着墨（电影中有较多戏份的三太太与佟小姐是后来添设的），只以虚焦的背景出现在对丁务源的描述里。对吴教授的失踪，原著只在结尾一笔带过，而电影中自秦妙斋一出场，就给到教授失踪的镜头，或许观众还会心生疑窦：此人究竟是何人？也正因为这个疑虑，秦妙斋这个人物的中途出现，让不少观众都有出戏感，仿佛这个从天而降的伪艺术家与主线索割裂，直至结尾才恍然大悟他的角色功能。但原著中他的出场，也是半途突降，笔锋一转，他就现身在下一行的文字，开始夸夸其谈，细细想来倒也符合他不请自来的自来熟性格。

三太太这个人物在影片中相当亮眼，她在有意无意间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无论是丁务源的得势失势，还是佟小姐的陷入与清醒，以及整个农场的发展走向，都与她不无关联。佟小姐的加入，首先是巩固秦妙斋的形象，也将许、佟两家背后的权益争夺明朗化，更暗指整个大后方、整个中国的社会状况，所谓“前后吃紧，后方紧吃。”从上海看飞机下蛋，到重庆搓麻将打发无聊日子，依稀可见《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影子。原著中唯一的女性明霞，从原先的偷鸡蛋到被贿赂鸡蛋，细节稍作改变以保持人物的美好，并略去恋爱史一段以保全主线简洁。

影像基调细数

三幕剧既以人物划分，又以镜头质感切分，规整清晰。丁务源部分多以固定机头为主，秦妙斋部分有手持镜头的加入，而到尤大兴的部分照明度愈低，风雨悲兮，如主创所言，强调一种“大地感”。

影片以黑白片呈现，引起很多讨论，梅峰则表示这是为了刻意间离出一个意想中的“民国”，是存于记忆中的历史，也更符合现代人遥望过去的目光。不少观众在观后都表示这并非是一部纯粹的黑白片，很多段落都呈现出一种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尤其在照明度最低的最后一章，非黑非白的色调尤其明显。其实本片是彩色调成黑白，摄影师为了避免过于锐利的视觉效果，将色温调错并保持错误的灰色调，致使有些观众感受到某种虚焦。这种“做旧”的方法，既保持了当时「现实」的真相，也不至于沦落到庸俗的民国想象中去，并用一种略带仪式感的凝重舞台腔牢牢压住，不让改编后多出来的人和事造成旁枝逸出，在整体的影像基调上保持了一开始就制定的“优雅简洁”的目标。

虽是黑白片，但如细节如此考究的一部影片，如何呈现肌理层次呢？大银幕上细细品味，我们会发现在用心的布光下，黑与白也能泛出如此丰富的层次。摄影师参考卡拉瓦乔的用光方法，尽量回避能被看出的痕迹，尽量处理到无明显的光源存在。如果画框中有明确光源，那也一定是为了叙事的需要，比如办公大厅中丁务源和尤大兴的对望，两人头顶都有明显的光源（凸显人物的轮廓），尤大兴左手边还有一盏台灯，意指两人的第一次冲突显形，尤大兴显然是站在有理的一边。

影片的空镜曼妙空灵，诗意逶迤，为细腻隽永的整体基调贡献良多，雾气氤氲的山城提供写意良方，表层覆盖了一层接近《小城之春》的外衣；而明争暗斗的剧情则注脚写实，两方面的平衡制约完成得相当不错。从道具的摆设、自然的声效、言谈的腔调，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民国气韵，让人联想起《围城》里的书生意气、人情世故，后来看访谈，梅峰果然也谈到《围城》给他的影响，也强调“电影的整体视角是观察式的，不要强化主观介入。”恰是遵循巴赞之“事件的完整性受到尊重”的原则，让重要的事情发生在中远景里，因此本片的景别都比较大，基本摒弃正反打，让事件流淌在一个自生发展的空间里，场面调度更多依靠的是人物自身的运动，这就使得观众更拥有观看话剧的错觉，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削弱影像的生活质感，是谓“匠气”。

醒世寓言永恒

这一出以一农场映鉴世事格局、照射千秋人心不古的戏剧，时至今天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中国社会向来讲究人情关系、面子问题，生存的方方面面都关乎此二者。

丁务源能在农场亏本的情况下，依然稳坐一把手，就是抓准了股东们的心思，这一点在原著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场长是做大生意的，开农场是副业，赔点钱算什么！股东们仰人鼻息，得罪了大老板才不合算——由此丁务源获得了生存空间。影片将重点落在许老板和佟老板身上，两人虽是合伙人，却各有各的算计，自然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丁务源以逢迎姿态搞定上司，对待下属则春风化雨中笑里藏刀，先是与群众打成一片，暗中釜底抽薪，得势时沆瀣一气，失势时借刀杀人，虽无文化，厚黑学功夫一流，是典型跑江湖的奸猾之徒，也是宵小的缩影。放大至当时的政治格局，这类人在后方紧吃，沉湎于溜须拍马换取高位，两面三刀以求在政权更替中如山不倒，在歌舞升平中浑然忘却战争，世事历来如此，时代的车轮何曾碾压过他们。

因此，务实勤勉的尤大兴们注定永远无法得势，一面被上司斥责以做事太较真、不考虑大局，一面在百姓中赢得“走狗”恶名，加上他执拗顶真的性格，失败在情理之中。他也曾抱着满腔的热血回归祖国，冀望把血汗献给国家，用科学的方法与法律的生活建设新中国，谁承想实干家从来不适合惟“面子关系”至上的社会，最终只能痛苦地意识到“与这帮乌合之众搞不到一起”（乌合之众内部的分分合合也是皆为利来、皆为利往，李会计与寿生就是典型）。这个永恒的难题何止在战时，日光之下无新鲜事，今日又改善多少？所谓伟大作品的永恒魅力，就在于其普世意义。当尤大兴与明霞消失在来时的路上，阴云压顶，风雨欲来，当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

载于《看电影·2017.12》

“我在重庆喝了点酒，夜里坐渡船回来，打起了瞌睡，竟然掉进了江里，我在江里飘了一夜，却一直没有醒来，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第二天早上，江边的农民救了我上来，我在那村上住了两天，体力恢复了才往回走。后来我走了好长的山路，一路辗转才归，，这路上，我想了很多，这农场的主任不给我做，也就罢了。”

电影三分之二处，一向分外严谨的丁务源满身狼狈，给秦妙斋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失踪。这段笔记小说一样的奇遇，在原著中并无体现。

原著中的丁务源同样失踪了一阵，但当他回来时，“已把副主任弄到手”。

那个步步为营、试图营造秩序的丁务源，在此时，被一个卷入意外的、荒诞失序的丁务源所取代了，这个恍恍惚惚的丁务源，像是从当下的时代和自身的逻辑中挣脱了出来，非理性而又极度理性，如超脱于世的审视者般，质疑了意义和存在。

虽然几秒后，当秦妙斋说出“我有办法斗倒尤主任”时，丁务源又迅速回归了算计，可这短暂的出离，或许就是时光的裂口。

身处于时代中的老舍先生，对一切都是有看法，有答案的。丁务源无能钻营，可恨，秦妙斋虚伪空洞，可笑，尤大兴有能力，肯实干，却斗不过麻木贪婪的一众人。对丁务源最终的胜利，他更是有着旗帜鲜明地嘲讽与憎恶。“他们就像没开化的虫子一样，只知道吃喝偷懒。”尤大兴的话，非常能代表原著的精神。它所给出的，是对一个麻木、糟糕时代的批判书。

而如今，六七十年过去，当距离产生，那个时代所自带的动荡与不安被呈现出来，答案和立场就很难那么鲜明了。那个处处谋划的丁务源会在淌过一条小溪时，对手下人说：“苟且性命于乱世，有一口气活着就好。” 而彼时四下静谧，树低水长。

小人物的钻营和挣扎，放到动荡的时代中去，就多了无可奈何。

还有一处改动。

在原著中，秦妙斋单独路过农场，就留宿了下来。而电影中，多了一个神秘的“吴教授”，这人跟秦妙斋一起下船，说了句“你帮我看着行李”，然后就消失无踪。

这个吴教授再无人提及，直到最后，丁务源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这件事，秦妙斋又因为那个吴教授的失踪而被捕，这个设置的荒诞感非常强。这一笔的延伸，或许也是当代的创作者回望那个时代时，所感觉到的不确定和无序的浓缩。

“都扯了也没有关系，我会给你画！我给你画那碧绿的江、赭色的山、红的茶花、雪白的大鸭！世界上有那么多美丽的东西！”

微妙的氛围中，我们会感觉到，即便是一无是处、坑蒙拐骗的秦妙斋，说着这样的话时，眼睛里也是闪闪发光。至少有一秒钟，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说的是真的。

在原著中纯属批判的话语，落到电影中时，就展现出丰富性。这样的段落还有很多，现代性被体现为多义性。

原作中数语带过的股东家眷们，如今也被以工笔勾勒了出来。从他们身上，我们得以窥见农场外整个时代的社会秩序——农场内的小秩序来说，对错是鲜明的，然而到近乎混乱的大秩序中，就并非如此了。

“咱不管谁好谁歹，谁是谁非。”丁务源的这句话，在原著中是小人物的辩白，而到电影中，成了一句无奈何的留白。

“向上的路是极难走的。理智上的崇高的决定，往往被一点点浮浅的低卑的感情所破坏。情感是极容易发酒疯的东西。”这是原著中的一段话。而电影在展现这一层面时，试图给出一个小小的问号——即便如此，在这辛苦的人世中，一切是否值得些原谅呢。

当年封闭空间内，带有很强象征意味的警世寓言，在有了时代的视角后，被酿作人情世事的浮世绘。而两个时代的作者，也在这样的互闻中形成了交流。

（文/杨时旸）

笑声。如果说有什么内容贯穿了故事的始终，那就是丁务源独特的笑声。范伟并不是第一次使用这种他熟稔掌握的笑，只不过这一次，把它着重提出，大肆表现，几乎成为了这个故事最重要的“配乐”，如此精准地切中了这个故事的要害和精髓。那或许是一种只有中国人才可以会意的笑声，它由一种独特的喉音构成，震动发于胸腔，声音止于口唇，一切点到为止，既不是哈哈的开怀大笑，也不是呵呵的随意敷衍，充满节制，礼貌，木讷，老实本分，有卑躬屈膝的臣服，还有着能搞定一切的笃定，这种笑声更多的用来表态而非抒情，这矫饰的笑从抗战年代的小小农场一直可以贯穿到2017年当下的饭局、职场与官场，从未改变。所以，这个角色都穿着长衫的黑白电影其实有着独特的当代质感。

丁务源梳洗得当，有条不紊地喂了鱼，戴了表，让人们以为他是个颐指气使的老爷，毕竟刚刚他还挺着肚子站在窗边眺望，一转头，就变得低三下四，冲着镜子拍拍脸，说，“三太太，肥鸡和肥鸭都给您带来了。”媚态也需要排练。那是他第一次给自己装扮上谄媚又拿捏有度的笑，紧接着，他就开始让那种独特的笑声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各个场合，和太太小姐们打牌的麻将桌，和工人们称兄道弟的牌九游戏中，又或者遇见莫名撞来的虚伪艺术家，甚至，面对那个即将把自己替换走的新主任时，他都一成不变地凭借这一款独到的笑化解一切，主子的差使也好，农民的狡黠也罢，哪怕面对留洋博士的义正辞严和不通世故，他都能应对自如，这卑微和自我贬损的笑声成了武器，柔和克掉了多杀钢铁的棱角，流水又消化了多少坚硬的石头。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异质性和中国特征都如此突出，突出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黑白影像，也不只因为那些层山叠嶂和流云如泻的远景，更多的是因为这部文人片中指涉的问题——一种绝对中国式的问题，从空间上说，它只会出现在中国，一种由东亚儒家内里生发出的独特人情世故，混杂着一些政治背景造就的浑浊麻烦，从时间上讲，那些问题从未被解决，绵延无尽，故事写的是抗战年代，而看看当下呢？如果让故事里的人换身衣裳，涂上色彩，很多东西都可以原封不动地搬演，过去的事体却掷地有声地激起了当下的回音。更绝妙的是，电影对于这些问题的呈现方式本身，也仍然都是中国式的，深藏不漏，机锋隐遁，充满留白和意会，一切都在揣度之中，人们会意，微笑，摇头，轻声慨叹，然后茫然四顾。问题其实被呈现得尖锐又绝望，但却完全没有愤怒的指摘、锋利的批判，也没有居高临下，而是润物无声地端出一角，一截，一片，然后让人们自己在头脑中拼贴出全貌，那边边角角都是溃烂，全貌怎样，可想而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表达观念和介入现实的一种独特口气。

这个三段论的故事，从技术上讲，符合现代标准的编剧守则，平衡，打破平衡，又回到平衡，从精神层面上讲，却又有趣地暗合着东方式的心态和定律，看着一切几近崩塌，即将巨变的当口，莫名其妙的，锐角的转折就变成了一道温润的弧线，事情渐渐复归原点，一切怎样开始，一切就怎样结束。开场的时刻，作为农场主任的丁务源给三太太备了鸡鸭，讨来了给小少爷做寿的差事，为太太分忧，到了结尾，依然给太太带了鸡鸭鱼肉，又讨了给老爷做寿的差事，依旧让太太频频点头，甚至还顺带着准备给小姐说门亲事。风暴都在茶杯里，而且都已是旧事，他又成了一个隐忍的好人，一切都处于一种超稳定结构之中，任何力量都无从撼动。

故事中的三个人背后是三群人，虽然他们之间互相抵牾，制约和冲突，但却意外构成了这个超稳定三角形的三个支点。

第一段故事有关丁务源，交代了这个人的一切秉性，对上谄媚，对下压榨，他做得颇有分寸，那媚里也不是完全无骨的令人恶心，还总有一份稍稍挺括的尊严和身段，但又绝对尊卑分明；那些压榨却也涂抹了一层称兄道弟的义气，他使着小坏，让那些穷苦汉子们给自己送钱，转头就拍拍握握，用一点言语上的亲昵和小恩小惠的钱财让对方对自己感恩戴德，所以，从这个段落，所有人都能看出，丁务源诠释了一种独特又精准的面貌——圆滑。在中国，这不被认为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但也绝不被视作一种需要鄙夷的劣行，在普遍的人群中，这一切被私下认同，被当成一种生存哲学承认下来。那个农场得以运转，都被认为是由于这种圆滑的运作而维系的，是这样才润泽了一些关节，以至于没有崩塌，不至拮据，但也无法盈利，一切浮于微妙。

第二段有关秦妙斋，显然，这个虚妄的青年形象是那个战时年代，变革时期，新旧文化冲突中生长出的奇异果实，如果说，丁务源是一个圆滑的市侩，那么秦妙斋就是一个经典的无赖。事情至此，两个人产生了绝妙的化学反应。秦妙斋一度是丁务源的麻烦，成为了让丁务源深陷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最终，他却成为了解救者。两人借着酒劲儿互相称颂着彼此的仁义道德。无赖救了市侩，那谁是受害者呢？显然是尤大兴。

尤大兴在最后一段中以变革者登场以失意者落幕，一个浸淫于西方的规则至上主义者，一种凌厉的处事方式，企图分辨对错是非，像一种无法抵挡的变革强音，但有趣的是，他娶了个旧式的妻子，一种秉持着圆滑价值观的女人。这块空降的石头，最终被一滩内外交融的污水化解掉了。

这故事里最绝妙的点题之笔都被小心翼翼地藏在了不经意的对白里。丁务源慨叹着念叨，“苟且性命于乱世，有命活着就好。”这是他价值观的根基。最后出了乱子，农民在外面扮演暴民，伪知识分子在那里表演正义，一个市侩的领导者缩头缩脑地等待渔翁之利，多少事情都是如此同样的模型呢？此刻，丁务源对尤太太讲，“我们先不问对错是非，先把事情解决了，好吧？”引得女人拼命点头称是。最坏的事情就藏在这一去一往的互动里，我们有一种文化，就是不问是非黑白，只求息事宁人，进而维护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每一次的敷衍和调和都给下次爆发积攒了更猛烈的弹药，更致命的是，人们都被如此的权宜之策搅乱了是非观，变成了一群刁蛮的无赖，然后，当权者又以这些底层者的刁蛮和不开化作为借口，拒绝给予他们权利和平等的对待，一切都陷入死循环，而到底又是谁和什么造就了这样混沌的困局？这才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个小小的农场，一条完整的人际关系链，一个人间微缩模型，它可以无限扩展，成为隐喻更大地界的小小标本。

这故事中的人物时常因为光影的缘故成了剪影，远远的，人们都虚了脸面和身段，轮廓和轮廓对话，有时，一切又都陷入一片黑暗，声音和声音对话，一切值得玩味的内容都在这片模糊不清之中氤氲。一切都不用彻底明说，也都没人完全说明，意涵暧昧复杂，就如同丁务源那独特的笑声，只靠意会。

三太太在开场时疑惑地问，一切都那么好，可这农场为什么就不能盈利呢？到故事收场，她还在问着同样的问题。她的困惑很真诚，毕竟，她与真实世界如此隔膜，或许有人觉得，那个农场里的世界，注定如此混沌下去，如果想真的解决问题，只能期盼一种革命式的暴烈行动，比如，那个正义的尤大兴就是这样想的，但终有一天，人们会发现，那暴烈的行动发生之后，等尘埃落定，一切仍然会回到那种超稳定结构的旧态之中。这问题成不成问题？

（本文首发“枪稿”公号，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朱津京，电影摄影师，广告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梅峰的学生、好友，本片的摄影师，亦参与了剪辑）

本文摘录于《不成问题的问题——从老舍小说到梅峰电影》，《电影中的风景：和谐中的不和谐的人》是朱津京的创作阐述，原文较长，此处摘选了一部分，供网友交流、欣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我觉得在影像的处理上，要让每个单独段落中的人和风景都成为客观的叙述者，具体的方式就是不按照传统的该给谁情绪的时候给谁情绪、该给场面全景的时候给全景，而是把纪录片里画面、声音和行为不匹配的方式放在这部电影中，让视点的转移发生在每个角色的身上。大胆的尝试，会令整部影片形成很独特的风格。

【影像的视觉系统】

…略…

注：这部分其实很有趣也涨知识，可以参见影视工业网的一篇采访《最文艺的片子悄悄上映，就用一只50年代库克镜头拍摄》

【影像的视觉设计】

……本片中，摄影不再有意帮助叙事，而着重强调表演、剧作、节奏感，摄影后退一步，用朴实的方法来表现画面。……

【拍摄的设计与选择】

（1）镜头选择

我们采用了库克（Cooke）32毫米这一颗镜头，没有用到太多变焦。这种果断的的选择是因为这部电影需要一个稳定的视点。……

（2）视点退让

在秦妙斋煽动工人的戏中，我们选择用全景的方法，将摄影机远远地置于一边来观察明暗光影中的人物。这样的处理也是梅老师所认同的——我们对于流言蜚语的恐惧，来自于没听清楚。所以在这部电影中，我们不使用将摄影机凑到演员身边的特写，而是在事件发生时，选择往后退一步，将局面看清楚，再做决定。在影片中，越重要的事发生，摄影机就越往后退，因此很多重要的戏都是全景，这样为电影营造出一种整体气氛，坚持到最后就成了它的风格。我们不能因为某个女性角色好看，就凑到前去拍摄特写，这样就属于摄影的失控。……

（3）用光参考

用光的部分我参考了卡拉瓦乔的用光法，回避能被看出痕迹的方法。有光就有影子，中国古代绘画中很少有光源存在，所以很少出现光的痕迹。本片也借鉴了这些方法，将影片尽量处理得没有明确的光影。如果有，也一定是以叙事为主，而不是以光的效果为主。影片中存在的光，不是为了让画面更好看，而是叙事的需要。

【真真假假】

我们聊民国影像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刻意还原民国是什么样子，而是通过老舍先生的原作、剧本，把已经刻画得入木三分的人物用影像呈现出来，通过美术、录音、服装、道具等老师的共同努力，让整部片子达到均衡的状态，让角色在自己的空间中完成事件。

因此，我没有在黑白调色上花费太多心思，把彩色调成黑白后，为了避免影片再次变回彩色版本，我将色温调错，使之成为不可逆的状态。我也没有对灰色调再做更多反差。后来有人看过电影，认为焦点不实，但那个年代产生的技术就应该是影片所呈现的那一刻，就应该是那样子的，因此观众看起来不会觉得电影过于锐利。……像费穆导演那个时代，没有发明跳剪、正反打、跳轴这些语言，如果在影片中使用了，反倒会损伤影片的真实感。所以，在这部影片中，我们没有给观众过于强烈的视觉刺激。

【关于剪辑】

注：本片署名剪辑为廖庆松

拍摄后，我对影片进行了粗剪，因为拍出来的长镜头比较多，比较好剪，我也比较清楚拍摄的节奏。但在剪辑时遇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片长太长。我们在保留老舍先生原作的表述后，添加了小说中没有的女性角色，这也是梅老师影片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对女性的关注和爱护，以及对情感的发掘。因为不能改动镜头的内容，所以我们只好将周边的线索都剪掉了。另外，最后与导演商量后，我们决定把表现农场整体样貌的镜头也剪掉，从而将其变成卡夫卡的城堡——观众从来没有见过农场确切的样子，见到的都是农场的牙、农场的眼睛、农场的嘴、农场的胳膊、农场的手，在含混中没有方向感、时间感，从而在等同的距离感中为角色创造舒服的表演环境。

读过老舍小说的人都会有一种感受——他的小说是非常漫画式的。老舍对小说中人物的动作、外表、行为、举止的描述，都非常夸张。导演梅峰在接受《当代电影》采访时，透露了他在将老舍作品影视化中遇到的问题：“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把抽象变形、漫画式的文字所唤起的想象系统变成一个真正扎实的物质世界。我当时只能用最笨的办法，把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保存下来，植入到剧本中。……之后，我们会发现，小说中那些非常有意思的趣味感消失了”。

如果简单的IP影视化，势必会在艺术形式的转换中丢失掉原著的精髓。

“到了电影剧本里，小说语言所产生的很微妙的东西变得干巴巴的，只是讲了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事情”。

于是电影中增加了两个女性角色：三姨太和佟小姐，让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在改编剧本之时梅峰就意识到，如果不将角色之外的人物丰满，丁务源身上深刻的复杂性——善于周旋，上下关系都打点得那么顺畅，自己的位置保护得那么安稳——就无法被观众看到，而这正是电影中最重要的中国式人情的体现。

“后来，我又感觉到，用两个小时的电影时长去讲一个完全发生在农场的故事，会让观众感到视觉疲劳”。

为了多一些空间上的转换，电影中又创造了一个位于重庆的大院。许老爷、三姨太以及那些有钱人生活在那儿。丁务源则在农场和重庆的大院间迎来送往，后面被尤大兴顶替时还前往重庆疏通关系。

“增加了这个场景后，电影空间感的比例就舒服多了。不然，整部电影就真的变成一出表现农场生活的舞台剧了"。

显然，梅峰在改编这部老舍的作品时，力求在影视化的过程中，既保留原著的精髓，又使其符合视听语言的表达方式。

演员的表演也很出彩。

范伟扮演农场主任丁务源，他的笑声很特别，绝对令人入耳难忘。很亲柔的“哼哼，哈哈”，咋一听有些假，但听多了又很顺耳，既没有爽朗大笑的压迫感，也没有皮笑肉不笑的低贱劲，恰到好处的展现了丁务源这个人物一贯的中庸之道。

片中充斥着各类方言，农场的股东们慢条斯理的说着上海话，工人们操着四川当地口音，丁务源却从不说自己的方言。通常情况下他会讲普通话，但情形需要时，上海话和四川话也说的很溜。他和密斯佟聊天时，冷不防的冒出一两句洋文，一下子把观众全逗乐了。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自然是有自己的生存方式，这不是靠着低三下四阿谀奉承，而是抓住了中国人历来的特点：好面子，万事面子最大。只要不伤及面子，一切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不，他不仅上层关系维护到位，还深受下属爱戴。

老舍的原著中是这么写的：

有一回，大家正赌得高兴，猛一抬头，丁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站在老张的后边！大家都楞了！

“接着来，没关系！”丁主任的表情与语调顿时教大家的眼都有点发湿。“干活是干活，玩是玩！老张，那张八万打得好，要得！”

大家的精神，就象都刚胡了满贯似的，为之一振。有的人被感动得手指直颤。

大家让主任加入。主任无论如何不肯破坏原局。直等到四圈完了，他才强被大家拉住，改组。“赌场上可不分大小，赢了拿走，输了认命，别说我是主任，谁是园丁！”主任挽起雪白的袖口，微笑着说。大家没有异议。“还玩这么大的，可是加十块钱的望子，自摸双？”大家又无异议。新局开始。主任的牌打得好。不但好，而且牌品高，打起牌来，他一声不出，连“要得”也不说了。他自己胡牌，轻轻地好象抱歉似的把牌推倒。别人胡牌，他微笑着，几乎是毕恭毕敬地送过筹码去。十次，他总有八次赢钱，可是越赢越受大家敬爱；大家仿佛宁愿把钱输给主任，也不愿随便赢别人几个。把钱输给丁主任似乎是一种光荣。

这段文字描写出彩且颇为讽刺。影片中，原著的台词几乎没有改动，而范伟的表演则抓住了人物的灵魂——圆滑到近乎真诚，很好的还原了这个经典场景。用金马奖评委的话说就是“把老舍的文字表演得栩栩如生，把诚恳演得极端可怕，又非常细腻”。如果将牌桌的场景置换为工作，我们一定会赞同丁主任是深入群众，和工人们打成一片的好领导。

丁务源什么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让农场亏损了。在佟老板的强烈要求下，农场来了位新主任尤大兴。新旧主任的交锋代表了两种文化的碰撞。老舍的原著中对尤大兴一家的描写其实是非常负面的：“一位高身量的汉子，光着头，发很长，穿着一身不体面的西服，没有大衣，他的肩有些向前探着，背微微有点弯。那个女的不甚好看。可是，眼睛很奇怪，奇怪得使人没法不注意她。她的眼老象有甚么心事——象失恋，损伤了儿女或破产那类的大事——那样的定着，对着一件东西定视，好久才移开，又去定视另一件东西。”

老舍为了强调讽刺效果，原著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有严重缺陷，直接移植会导致人物的塑造显得单一，也缺乏让观众认同的角色。因此影片对两人的形象气质做了较大的改动。尤大兴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拿着一个方正的提包，背也不驼了，而明霞也变得漂亮，衣着得体，两人都显得与树华农场的气质格格不入。

除了外表上的改变，导演更是将两人塑造得更加正面：大兴虽然太过耿直，但他毕竟是想做一名中国社会的改革者；而明霞也只是爱着自己的丈夫，希望帮助他与旧文化达成和解的好妻子，好心做了错事而已。

因此明霞并没有如原著般去“偷鸡蛋”，而是为了丈夫与工人的和解而错收了礼物，她当然没有想到人心险恶，看上去可怜兮兮醇厚老实的工人们并不像外表般善良，他们把她当成了尤大兴的软肋。

影片改变尤大兴夫妇的形象是先塑造英雄，再打倒英雄，在全片的讽刺基调上，又增加了一丝悲剧色彩，这部分的改编非常高明。

《不成问题的问题》去年已在金马奖、东京电影节拿下几个重量级大奖，现即将在全国院线上映，票房是检验其商业上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希望有所斩获。在此也说一点遗憾：老舍原著的讽刺较重，冲突偏弱，作为文学作品是成立的。但作为一部长达2个多小时的电影，大多数观众是需要一些感官上的刺激。本片的剧情还是稍显平淡、人物冲突也不够激烈，基本上是匀速推进。作为一部文艺电影这不是问题，但作为商业影片可能并不讨好。当然，商业和艺术间如何平衡和取舍，还真是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