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

    除了战争，和战争背后那些人类灵魂中最龌龊的思想（劣等民族、种族灭绝、殖民和暴政），还有什么能让一个钢琴家变成废墟里流窜的老鼠？你应该看看那瘦消的犹太钢琴家在1945年华沙废城中流窜、游荡的狼狈样，满脸肮脏的胡须让他看起来就像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但那猥琐，是的，作为一个孤独流放者的猥琐，作为一个饥饿和病痛囚徒的猥琐，让他没了人形儿，然而作为一个音乐家和犹太人，他没有因此丧失起码的尊严。

    钢琴家，他最好的一次钢琴演奏，不是在战后的波兰电台，不是在灯火辉煌的音乐厅，甚至也不是他在避难所那次惊心动魄的空弹，而是在废墟般的空城华沙，为那个纳粹军官的弹奏。我很想知道那支曲子的名字，因为它大大升华了这部电影。
  　开始的节奏非常缓慢，很低沉，甚至有些颤抖（一半是因为饥饿，一般是因为恐惧），但又像是在低声倾诉。慢慢的，节奏加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像泣不成声，又像是在控诉，非常急迫，像要吐出一颗心，像在愤怒，像在咆哮……这不是一个犹太人对一个纳粹军官的控诉，它是整个的弱小而尊严的犹太民族对纳粹暴政的控诉，是人类对荒诞的战争暴行的控诉。
    这可能是第一次，我真正理解了音乐的力量。
    整部电影，导演都在控制情绪，就像波兰斯基自己说的那样——“你看不到导演的痕迹”，除了这里，废墟中钢琴演奏，借音乐把电影推向了高潮。就是在这种对谴责和批判极度的克制之中，在这种对是非观念极其含蓄的表达之中，波兰斯基重现了真实的二战犹太史，这和斯皮尔伯格先入为主的宣泄相比显然胜出一筹。说实话，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斯皮尔伯格对纳粹暴行的展示更多的是一种煽情，一种炫耀，缺少感情投入。
 　　
    影片后半部分的主体是钢琴家在波兰朋友和抵抗组织的帮助下潜伏在波兰，并最终获救的经历。这一段，尤其是在他的歌唱家朋友离开波兰以后，他无论是在外部环境中，还是在心灵上都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放者。求生的本能让这个幸运儿一次次躲过死神的追赶，但是他躲不掉孤独，无边无际的孤独，那是我们任何不曾经历那场战争的人无法体会的感觉。在战争中，一个普通人，没有革命理想，没有亲人和朋友，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艺术，支撑他的，就只能是活下去的本能。
    这是一次人性的流放，而这人性的流放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钢琴家]是在讲故事，我觉得它讲的好。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可以控诉、煽情、挑衅的地方都被波兰斯基以古典主义叙事手法里最简洁的手段回避了。他首先追求的是要把故事讲的流畅，无论他内心是多么想要表达感情，表达观念，最终他做到了。这是我所知道的很多导演越来越难以做的事情。看这部电影之前，我担心会中途离开，担心它太沉闷，但事实上的感觉却像是在欣赏一气呵成的古典主义文学作品。它饱满，而且沉甸甸的，却像雨果的《悲惨世界》那样让人着迷。

第一次看《钢琴家》是大二的时候，跟很多人一样，感觉片子情节单调、没有太多戏剧冲突，比较失望。10年过去了，这次借全球政治学协会年会在波兰召开的机会走了一圈华沙，晚上在宾馆重新看了一遍这部片子，终于理解了它为什么能拿奥斯卡，真心觉得当之无愧。

看懂这部电影并不难，我们只需做好两件事情。第一，调整好视角。第二，了解历史背景。

首先，“视角”合拍才能感知影片的立意深刻。首先这不是一部战争英雄片，它讲不是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战士也不是辛德勒式的人道主义英雄，它描绘是一个普通犹太人在种族灭绝中“求生存”的切身经历。其次，《钢琴家》里重要的不是钢琴家，而是在二战中的犹太华沙，是他看到和经历的点点滴滴。换句话说，钢琴家的眼睛就是导演波兰斯基的摄像头，记录着华沙的犹太人在二战中的惨痛遭遇，以及二战的滚滚洪流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流过时泛起的浪花。

这种叙事视角可以让观众看到宏大的历史落在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身上是多么真真切切的伤痛，而非简简单单的一串死亡数字。同时，个体的遭遇又照映出一个群体的灾难以及更宏观层面的“系统的恶”。如果要找一部意趣相投的中国电影，可能就是根据余华小说改编、由张艺谋导演的影片《活着》。

其次，波兰的二战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影片的格局宏大。如果说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大多数人想起都是集中营，以往的影片也多聚焦于此。但集中营系统性的种族灭绝多是1942年之后的事情，这之前是犹太人在各个国家遭遇的日常生活中的迫害，很多鲜为人知（这也是《安妮日记》震撼人心的原因）。

二战前，华沙的犹太人占城市总人口的30%，散居城市各处，从事各行各业。影片主人公原是华沙一家电台的钢琴师，一家6口，生活殷实。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影片开头说到一家人围坐在收音机前，得知英国和法国也对德宣战而欢呼雀跃，但第二天走上街头却看见大批的德国军队。历史上，英法只是迫于与波兰的联盟关系而口头宣战，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军事行动从西面回击德国（开辟第二战场是后面的事情），绥靖政策使得德国没有两面受敌的压力，加之与苏联的互不侵犯协议，德军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华沙。希特勒为了庆祝胜利，还在华沙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式，并开始了对华沙犹太人的迫害。这件事上，至今波兰人对英法还耿耿于怀。

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并非一走上来就是大肆屠杀，而是一步步加深的。

一开始只是羞辱（humiliation）。影片开头钢琴家的父亲走在街上被一德国士兵拦下扇了一巴掌，呵斥他没资格走人行道；接着是标识（labelling），父亲读报纸时得知，政府下令所有犹太人必须戴上镶有“大卫星”的犹太袖章，不戴的人将被严惩（川普讽刺希拉里的广告中用了一个六角星图标，被谴责“反犹太人”，即anti-Semitism, 字面是反闪米特人，也就是犹太人的族系）。

紧接着是在公共场合的限制，钢琴家路上遇到一位波兰女音乐家，准备一起去喝咖啡，但是咖啡店的门上挂着牌子说犹太禁止入内，女友表示愤慨，钢琴家说公园和电车上也已经这样了。这是当年华沙的真实场景，犹太人被禁止进入德国人可能出现的所有公共场合。

再接着是群体隔离，1940年10月纳粹政府下令所有华沙的犹太居民限期内搬到城市的特定区域。虽然极为不满，钢琴家的一家人还是打包跟着大部队进入了隔离区，一开始大家并不知道被隔离，只到一家人发现楼下开始砌墙。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当地人叫“Warsaw Ghetto”，超过40万的犹太人被隔离在仅仅3.4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区域内。影片中主人公走过一个过街天桥，这个桥就是连接两块隔离区的唯一通道。下面是正常城市人的车水马龙，但两端是无尽的黑暗。今天华沙的犹太人博物馆就是仿照这个天桥的结构设计的，沿着参观路线，你也会经过一个天桥，下面是模拟当时的华沙街区，桥上写着“我们只有每天经过这里的时候才能看一眼自由的世界”。

接下来是无差别随机杀害（random killings）。虽然空间狭小，但初期韧性的犹太人还能勉强过着正常生活，有家有市场有餐厅，但这也免不了随时被迫害的危险。影片中主人公一家正在吃晚饭，突然一辆德国军车开进街区，大家忙着关灯。这群德国士兵冲上对面犹太人家庭，把无法起立的老爷爷直接从阳台扔了下去，同时枪决了一家人。这种随机无差别的杀害当时在犹太隔离区比比皆是，一个德国兵哪天心情不好就可能拉出几个犹太人来泄气。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

随着隔离时间拉长，隔离区内出现了疾病、饥饿和死亡。影片主人公走在街上时，随处可见横在地上的尸体。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钢琴家在捞弟弟出警局的时候看到一个饥饿难耐的路人去抢一个老妇人的饭碗，争夺中稀饭泼洒在污泥里，那个路人顾不得肮脏趴在地上就狂吃起，饥饿已经让人性和尊严沦落到此番境地。据统计，在华沙隔离区，至少有10万犹太人死于疾病、饥饿和随机杀害。注意，这是发生在集中营大屠杀之前。

伴随隔离的还有强制劳动（forced labor），一部分体格较好的犹太人被征用去帮德国人修建基础设施或生产战备物资。钢琴家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德国人工地上背砖。因为干体力活，德国人给管饭，所以这部分犹太人勉强能够活着，但是也难逃随时的体罚和杀戮。一次收工回家的路上，一个德国军官拦下这批工人，随机揪出几个让他们趴在地上，一路枪决过去，最后枪膛的子弹打完，还剩一个犹太工人趴在地上，该军官非常悠闲地换了弹夹，解决了他。

最后是族群灭绝。表面上德国人说是放犹太人离开隔离区，所以一开始很多犹太人满心欢喜，包括钢琴家拿到证明领着一家人出发时，也感觉有了新盼头。在等待上火车时，老父亲买了一块糖，小心翼翼地切成了六块，颤抖着手分给一家人，但是没想到这却成了这个家最后一顿团圆饭。根据历史记载，自1942年夏天开始，华沙隔离区至少有25万犹太人被陆续送往了一个叫“Treblinka”的集中营，鲜有生还。

所以从上述可以看出，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是分步进行的，并没有一开始就告诉犹太人“我要杀了你”，很多犹太人甚至认为这些政策都是暂时的，并一直抱有忍忍就会过去的心态（在过去一千年里，欧洲犹太人就是这么熬过来的）。哪怕在登上驶往集中营的火车的那一刻，很多犹太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去赴死，所以钢琴家在被犹太警察朋友拽出人群的时候，他还坚持要返回火车。朋友呵道“你以为我在做什么，我在救你，快跑啊”。

社会学家鲍曼在其《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现代工业化大生产中的程序化和细密分工的思维，使得整个流水线上的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在这个产品中的角色，所以当这个产品是大屠杀时，押送的人，换衣服的人，剃头的人，管牢房的人、做人油肥皂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完成流水台上自己的那份工作，而每项分工加总起来就是系统性大规模的屠杀。同理，将种族灭绝分为羞辱、标识、限制、隔离、无差别杀害、强制劳动、群体屠杀等逐步升级的程序时，有助于消除灭绝对象的警惕性和反抗直觉，同时逐步剥夺其反抗的条件和消弭其反抗的意志。这是现代化的大屠杀最恐怖的地方。

但是华沙的犹太人并没有坐以待毙。历史上，1943年4月，华沙爆发了著名的“犹太隔离区起义”（Warsaw Getto Uprising）。隔离区的地下犹太组织经过数月的准备和策划，对德国人进行了反击，但势单力薄螳臂当车，很快就被血腥地镇压，至少1万3000犹太人被残暴杀害，德国人焚烧了大片犹太街区。影片中，钢琴家在工地上就结识一位反抗组织的成员，并通过采购土豆的机会帮助犹太反抗组织输送枪支，他们每天收工路上往隔离墙里面扔的手枪就是之后起义时用的。后来，钢琴家辗转在朋友的帮助下住到隔离区对面的一栋楼上，一天他看见一群德国军人被隔离区里的枪炮袭击，后来德国人开来坦克报复，这就是1943年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的一角。

当然，原著和电影也记载了很多犹太人自己的劣迹，在整个族群遭遇迫害之时，照样有人一切向“钱”看。钢琴家在餐厅演出时，两个犹太客人让他暂停演奏，原因是钢琴太吵，他们要听钱币的声音来判断真假；隔离区内由于物资短缺出现了走私，不惜让孩童们钻地洞去隔离墙外运东西，以至于有一次钢琴家看到一个小孩被卡下地洞里活活被那一头的德国兵打死；甚至到最后上火车，在广场上等待的间隙还有小孩穿梭着卖糖，一颗糖竟然要20兹罗提（波兰货币），老父亲气说“不知道这个时候还要钱做什么？”。同时，也有一些犹太人为了活命加入了德国人的行列，充当治安警察压迫自己的族人。以上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人性也是扭曲的。

历史上，华沙城针对德军的第二次反抗发生在1944年，是波兰人的地下军事组织(号称“波兰国民军”，Polish Home Army)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联合发动的，也就是著名的1944年华沙起义（Warsaw Uprising）。全城联合起义时间是1944年8月1日下午5点，5点代号为W时间（即Warsaw时间）。除了反抗德国之外，该起义也是为了阻挡苏联对华沙的控制，因为当时苏联红军已经达到华沙城外，波兰人想要自己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抢先发动了起义（波兰人对苏联的戒心由来已久，一战后苏联红军就入侵华沙未遂，可参看电影《华沙保卫战1920》）。

影片后来，钢琴家转移到德军医院对面的一栋居民楼躲藏，一天前来探望的女性朋友告诉钢琴家“我们波兰人也即将反抗”。后来，一天他在窗台看到一群人袭击了德军医院，射杀了很多德国官兵，医院最后也被迫转移。德军再次开来坦克对周边居民楼进行了疯狂扫射，钢琴家也差点一命呜呼，被迫躲进对面废弃的医院，这就是1944年华沙起义的一角。这次起义也是欧洲战场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反抗运动（resistance movement）。

德国人困兽犹斗，起义遭到德军疯狂的反扑，希特勒扬言要把华沙从地球上彻底抹掉。英法和苏联再次坐视不管，起义持续63天后最后失败，华沙城遭到毁灭性轰炸，85%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包括老城、王宫、教堂无一幸免。华沙是二战中被毁灭最彻底的欧洲国家首都，同时造成15到20万平民丧生。影片中德军用喷火抢进一步清理残军、焚毁建筑也是有历史照片记录在案的。最后，钢琴家被火枪逼着逃出医院，来到一大片被炸毁的废墟，这就是遭德军毁城后的华沙街区。关于1944年华沙起义，可以参看2014年上映的波兰电影《血浴华沙1944》（Miasto 44）。

由于苏联的打压，华沙起义在波兰共产主义时期一直被当局定性为一群政客自私自利的举动，华沙城就是毁他们的手上，很多起义军战士最后不是死于德军的枪炮而是死于苏联的大牢。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新民选政府平反了该事件，在城市各处修建了纪念碑，还建造了专门的“华沙起义博物馆”。现在每年的8月1日波兰举国都会进行纪念活动，下午五点钟声敲响，华沙全城默哀一分钟。今年72周年的纪念活动，我正好在华沙起义纪念碑广场，观看了聚集的民众齐声高唱国歌，场面让人动容。

最后我们来说说那位德国军官。虽然不如《辛德勒名单》那么震撼人心，但该德国军官的故事同样感人心脾，也是历史史实。据后来的调查，他不仅救了钢琴家，还利用职务之便救过很多人。他原本是德国一所学校的老师，也是好几个孩子的父亲。影片中有个镜头是他在批阅文件，办公桌上就放着他和妻子孩子的合影。他不仅喜欢音乐，在给钢琴家送食物时候，他还在包裹中特地放了一个开罐器，因为他之前看到钢琴家在砸一罐腌黄瓜（波兰人特别喜欢吃腌黄瓜），说明这位德国军官平日是多么温婉细腻充满人情味，战争的巨大机器让他成为其中一环，但情趣和人性未泯。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分析了纳粹德军的暴行，归结为一种“平庸的恶”。简单地说，那些羞辱、殴打、屠杀犹太人的德国士兵脱下军装可能就是德国街头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平常百姓（关于德国人视角下的二战，可参看德国三集电视剧《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但是邪恶的体制赋予了他们作恶的机会，同时平庸的他们在结构性的恶面前失去了反思能力。他们的存在本不是恶，而最终成为强大的作恶机器中的一环。如果失去反思，这种“平庸的恶”也可能是你我。但阿伦特没有提到的是，在“平庸的恶”之外也有一种“平庸的善”，虽然作为个体，我们无法一时改变强大的恶的体制和系统，但是在系统的某个微小环节上我们照样能够抱持那份“人性的善”。我们是平庸的，但平庸和微小的善在极恶的环境下也可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就像这位德国军官，就像辛德勒，就像电影《窃听风暴》里的那位情报员。

“我们不是彼此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战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开头钢琴家在电台录音时弹奏的以及影片结尾在大剧院弹奏的都是肖邦的钢琴曲，而肖邦就是波兰人，他目前就葬在华沙著名的圣十字教堂。教堂前有个雕像，耶稣基督弓身背着十字架，这个镜头在影片最开始的战前华沙街景中也出现过。

有感而发，希望对大家理解该影片有帮助，也期待大家补充。

中原狮子王
2016年8月2日星期二
写于华沙至柏林的火车上

二战胜利以后，波兰犹太钢琴师Wladyslaw Szpilman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钢琴师》。后被改编成电影，在还是遍地废墟的华沙开拍，片名叫《华沙鲁滨逊》。后来被华沙政府改名为《不被征服的城市》，并在播出前加入华沙居民欢迎苏军进城的场面。

  波兰裔法国导演波兰斯基，生在法国，父母是犹太人。波兰斯基本人在战前回到波兰。他的母亲死在犹太集中营，父亲幸存。而他自己当年8岁，是从铁丝网的一个被绞开的洞逃出去，才侥倖活命。

  某天，波兰斯基拿到了钢琴家Wladyslaw Szpilman的回忆录。看到第一章时，他就觉得这个题材将成为他的新片。正如波兰斯基所说“该片以令人吃惊的客观笔触描述了那段时期的真实情况，客观到了近乎冷酷和精确的地步。书中波兰人有好有坏，犹太人有好有坏，德国人也有好有坏……”他希望他拍出来的影片最大可能地接近于事实，而不是那种典型的好莱坞风格电影。

  钢琴家在允许波兰斯基拍摄后，合上眼睛，长眠在萧邦的乐曲里——2000年7月，他88岁，没能等到影片最终完成。

  影片自始至终，都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感觉二战对波兰及波兰犹太人的伤害。比如在Szpilman最初被隔离在犹太人小区的时候，当他看到走私食品的孩子被活活的打断脊椎骨而死去，眼神充满了无助和恐惧。到了影片的结尾，看着一批批的犹太人在各种方式下死亡，这个时候，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任何多余的表情。死神在这个时候，如同一个影子，随时出现，用各种方式表演关于死亡的一切。他穿梭在其中，只是为了生存，生存。他跪在德国纳粹的脚边，只是为了生存，生存。如同影片中一个地下党人说的那样，“活着，要比死更难。”

  影片中的人物对白极少，没有任何的英雄式言语。对于帮助，或者被帮助，人们都用心灵做了最终的记录。Szpilman几次被投靠纳粹的旧日故友所救，那不知道命运如何的发亡命财的人们，借Szpilman的名义四处敛财的革命党人，帮助Szpilman藏身的日尔曼人夫妇。犹太人，有好有坏。波兰人，有好有坏。德国纳粹，有好有坏。革命党人，有好有坏。

  Szpilman本身为钢琴师，但影片本身却不是以音乐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但音乐，却总在关健的时候起到对影片气氛进一步烘托的作用。当Szpilman在咖啡馆里以钢琴为生，那个时候的Szpilman心不在焉，音乐，可有可无。当Szpilman在藏身处看到一架钢琴，本能的坐在上面，然后，手指在键盘的上空开始划动，背景音乐响起，不弹即是弹。音乐，在Szpilman的身上，更是一种生存的力量。当Szpilman最后与德国军官面对面，弹起肖邦的《第四钢琴叙事曲》，从生疏到娴熟，从对生命的绝望到忘记生与死的距离，音乐，又是音乐，给了我们另一个永生之门。它在和平时期娱乐娱人，战争时期娱情娱性。将战争戾气化为一个人对生存的渴望。

  活着，即是最伟大的胜利。
  向最高贵的灵魂，致敬。


关于《The Pianist》的一些反思

  1、关于犹太民族

  二战期间，波兰华沙犹太人由50万剧减至6W。就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而言，欧洲也一直都有将犹太民族做为异己进行迫害的传统。从这一点上，与中华民族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什么是忘记？什么是记忆？
  二战时，我国同样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迫害。从九一八开始，到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民族永远的伤痛。
  但在《The Pianist》里面，却没有仇恨，没有呐喊，没有咒骂。只有人性对于生存的渴望，对战争的宽恕。他正视这一段历史，并将其用各种形式再现。战后的犹太民族，对于二战期间的战犯，拿出巨额财产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缉。战后的犹太民族，用最短的时间，抚平伤口，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谁才是真正的强者。

  2、关于爱

  影片中有很多的爱。
  比如亲情。在Szpilman一家6口分吃一块糖的时候。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死亡，虽然他们卑微，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那块糖，却如同卡在我的咽喉处，让我久久无法发音。
  再如爱情。其实影片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战争爱情片。漂亮的桃乐丝，对Szpilman充满了好感与崇拜。但是没有。等到逃亡的Szpilman再次遇到桃乐丝的时候，她身怀六甲，与丈夫一起帮助Szpilman，她挺着肚子，坐在房间里练大提琴。Szpilman，始终没有任何的语言，只是站在外面静静的观看。
  在战争面前，爱情是什么？什么又是爱情？
  记得有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最后，拍成了感情戏。

  3、关于死亡与音乐

  影片中的音乐，仔细的说起来，其实都是些很简单的音乐。但就是这些简单的音乐，时刻与死亡面对。Szpilman的手放在钢琴上，叫演奏。当犹太劳力们在平安夜被迫唱起圣诞歌，他们表现的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希望。Szpilman的手在键盘的上空快速的滑动，难道，不也是一首最出色的生命赞曲吗？

  4、关于波兰斯基

  本片导演波兰斯基一直都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生在法国，父母为犹太人。二战时期，他回到波兰。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父亲和他幸存。但对于那段亲身经历的过往，无疑是他一生的伤痛。
  当年斯皮乐伯格邀请他拍著名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被他拒绝。因为对他来说，这段历史太过于痛苦。
  1969年，他的妻子沙郎.泰特被“梅森党”杀害，他本人却对此表现漠然。后来他又卷入一场闹得鸡犬不宁的强奸案，虽然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狱中服刑六个月，另加精神病医生的监护，最后他认为法官不会公正判决，而在候审期间逃跑，从而在1977年变成了美国在册的逃犯。从此20年间，波兰斯基再没有回过美国。
  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人，用如此冷静的镜头拍摄出了《The Pianist》,没有仇恨与报复，只是尽量的重现一段历史。其身心所受的痛苦，非常人能体会。

  5、关于生存

  从此后，请重视任何的生存形式。因为，只有活着，才有希望。也只有活着，才能洗清“活着”的屈辱。更是只有活着，才能永远的记得这一段历史。

网上很多人都带着意识形态和有色眼镜去看待这部影片，总把本片的主题，局限在钢琴家为纳粹军官弹奏的那短短几分钟，还对这个情节进行一大堆装B的评论，什么“控诉纳粹”了，什么“虚伪的人道主义”了，什么“人性光辉”了……自以为是、故作深奥的说法比比皆是。

实际上，这部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影所讲述的，不过是犹太钢琴家斯普尔曼遭受纳粹迫害的事迹。

这是一部客观、冷静、不带意识形态的电影。

然而这个故事却很讽刺，与雪中送炭形成1：1比例的是自私自利。

而这，就是“乱世”，每到这种时刻，什么样的人种都会有。

斯普尔曼在友人的帮助下多次死里逃生，最终重获了自由，可是在向他伸出援助的人当中，并非全是好心人和难友……


第一次救援他的，是一个勾结纳粹迫害同胞的犹太败类。你以为光靠几个纳粹、而没有“某些”人的“鼎力协助”，屠杀行为那么容易就建立得起来吗？

第二次救援他的，是几个波兰人。在那些波兰人中，有像那对夫妇一样的热心人士，但也有卷款逃跑的卑鄙小人。波兰作为二战中第一个被刮分的欧洲国家，此前它的好战程度不亚于纳粹德国，以致自食其果。波兰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纳粹侵略时趁火打劫，而被苏德联合入侵沦陷后，波兰又积极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现在一谈到屠杀犹太人的问题，人们总是极力地把所有罪责统统推到纳粹身上，可实际上，二战时期，波兰、法国、匈牙利等国家，可是很讨好地配合着纳粹的屠杀行为。其中波兰人也搞了个叶德瓦布奈惨案。

第三次救援他的，是一个纳粹军官，他的名字叫韦恩。很多人看了本片后总会惊讶：这件事可能发生吗？这没什么可能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历史上斯普尔曼并不是韦恩唯一救助过的犹太人，二战期间韦恩利用自己的职务保护了一些人，但在战后他的命运却很悲惨，因为德国军人的身份入了狱，斯普尔曼等人曾和苏联方交涉想要营救他，但苏联出于政治考虑予以了拒绝，韦恩最终于1953年死于狱中。韦恩并非一个狂热的纳粹份子，他救助斯普尔曼，只是他想这么做，与彼此之间是什么“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没有关系，而他之所以叫斯普尔曼弹钢琴，也只是因为他喜欢音乐而已，实际上根据斯普尔曼本人的回忆，韦恩对他的帮助并不止是影片中表现出来的这些，但导演波兰斯基显然没有打算煽情，对韦恩的这次救助，既没有塑造成“醒悟”，没有描述成“壮举”，而只是述而不评而已。可惜，很多人总是很装B地去看待这个情节。


人性与一个人是哪国人、哪个党派的人没有太多关系。

二战期间，除了辛德勒和韦恩，还有一个德国人也曾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了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他的名字叫：约翰·拉贝。

他是一个真正的纳粹党员，每当日本鬼子来到难民营前耀武扬威时，拉贝就拿出那面纳粹德国的国旗和对方交涉，日本鬼子们见了后就会避退三舍，从而避免更多的中国难民遭受残害。近30万个中国难民就因为这面纳粹旗帜艰难地生存下来。

拉贝从来没有干过坏事，尽管，他是纳粹。

然而，拉贝最终同样很不幸，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善良而获得相应的回报，最后几年，他穷困潦倒，没有一个自由民主的西方人愿意搭理他。他所拥有的财产，只是南京人民寄给他的几千美元——南京人民从来没有忘记他。


拉贝、韦恩、辛德勒等人的事例说明了，一个人的好坏，与他加入什么党派无关，与他处在什么环境、受到什么教育有关。

即使在“民主自由”的今天，培养一群纳粹，也只需要五天（详见《浪潮》及其真实的历史原型）。


PS：二战结束后，斯普尔曼曾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书本出售，但很快就被禁掉了，原因是书中揭露了不少犹太人和波兰人参与了大屠杀，波兰和苏联政府认为这不“和谐”，不利于社会主义团结，于是就把书给“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