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的孩子

这部纪录片总共有94分钟，我观看的整个过程并不是一气呵成的，不得不时不时地按下暂停健来缓口气，心情十分压抑和沉重。心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询问着：我能够做些什么呢？其实也是询问着未来从事教师行业的每一个“我们”：做些什么才能改变这样的现状呢？在这样一个落后和贫穷的小山村里，虽然“课改”之路是困难重重的，但它也是拨开浓雾的灯塔，是茫茫之路的光亮。

纪录片里的光明小学，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一个偏僻和贫穷的小山村。全村1700余人，有近900人外出，外出务工的人高达一半以上，留在村子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其进行课改面临着重重困难。

第一点，是师资力量薄弱。在纪录片拍到的这几年里，光明小学一前一后只出现了两位代课教师。据所查资料显示，代课教师是指在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他们一般没有接受过系统培训，教学水平也不高。他们做着和教师等量的工作，却拿不到同等的薪酬，还面临着随时被辞退的危机。因此，在纪录片里出现的第一位老师张老师，虽然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对学生的热爱，但亚于教学水平落后，他只能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如让学生死记硬背课文，写错的生字抄50遍等灌输式教学方法，因此出现了学生明明把课文背熟了、把生字默写了，到了考试仍不会写字的困境。传统的教学方法尚且如此，对于新课改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式教学则更难实施；张老师由于为自己微薄的薪酬焦虑，同时要承担学校、家庭、农活等多重重任，压力大，因此在教学时也会出现缺乏耐心、不善引导的现象，如在纪录片里他对不完成家庭作业的哥俩中的哥哥说：“有什么样的哥哥就有什么样的弟弟”。诚然，张老师的本意是好的，他希望光明小学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听老师的话，能够按时完成家庭作业，这样才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但对这些年幼的学生缺乏合理的引导，也忽视了对学生自尊心的保护。

第二点，是家庭教育缺失。在村小，绝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外出务工，留下子女和祖父母一辈生活。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缺少源于父母的亲情，对其身心的成长有着消极的影响：他们可能内心敏感、不善表达、自闭自卑。而祖父母辈由于文化水平低下，他们无力为孩子们提供学习上的辅导。他们知道努力读书的意义，但只能对孩子们进行语言上反复的嘱咐，无法告诉他们努力的方向和方法；再者有些祖父母辈可能会溺爱孩子，这也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如在纪录片中的某一家，爷爷奶奶为孙子盛饭、收拾碗筷，甚至为其购买游戏机，作为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补偿。这种现象有点类似于现在说的“穷人家的富二代”，究其根本也是老一辈们教育观念的不当。教学系统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面力量的注入，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会为其带来巨大的隐患。因此，在村小这样的背景下，新课改中学校、家庭、社区教育互动的设想也是难以实施的。

第三点，是评价制度滞后。由于前面提到的两个因素的综合（代课教师教学水平不高、家庭成员文化水平低下），因此在纪录片里我们会看到“成绩”常常挂在教师、家长的口中。教师和家长的谈话内容总是围绕着“你家孩子成绩退步了”、“我家孩子成绩有没有进步”等内容，完完全全是应试教育所采用的评价制度——分数至上，忽视孩子的个性特点，忽视孩子学习能力和核心素养的提升。显而易见，在当前21世纪的背景下，这种评价方式不是科学和完善的，但这在村小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对于村小的父母们而言，或许允许孩子选择的路只有两条——一是通过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一是放弃学业外出打工。

第四点，是教学环境简陋。纪录片所呈现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一间昏暗的由民房改造的教室，室内有一块黑板，黑板前站着代课教师，底下坐着四排学生，朗朗书声不绝于耳。在光安村村长的努力下，光明小学得以重修，然而重修后的学校，教室内也只有课桌、黑板和粉笔；相比下城市的学校已经有了多媒体设施、教学软件、教学挂图等教学媒介和教学资源。对于课改的进行而言，良好的教学环境是基础，是硬件，课改的内容是核心，是软件。在教学环境尚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又如何开展课改呢？

面对这些如一座座大山的难题，再看看村小孩子们天真又坚韧的眼神，农村课改的意义不言而喻。假如不进行课改，我想应该会是这样一个死局：因为环境偏僻，条件落后，师资稀缺，教育质量一直上不来；由于教育质量上不来，就更不会有优质的教师过来，导致教学条件和环境越来越落后。其结局，无非是曾经的留守儿童转变为农民工，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想要打破这样的僵局，虽然不是一件易事，但仍要努力尝试：根据村小的具体问题，针对性地进行课改。

针对师资力量薄弱这一问题，应该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和地位。教师是课改的研究者和执行者，是课改中的关键因素。纪录片中的光明小学，从头至尾只出现了两位代课老师，其数量之少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一个人就能胜任所有科目的教学呢？常言道术业有专攻，即使是能力再强的老师，也不能面面俱到。因此，从国家的层面出发去建设一支农村教师队伍是当务之急。很荣幸地是，我正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国家实施公费定向师范生制度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农村教学对教师数量的需求，然而我认为更不能放松对师范生质量的培养，而应制定好一份合理的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方案，使其真正有资格站上三尺讲台，而不是出去误人子弟。再者，通过纪录片的方式，让外界更多的人看到农村教育的艰难和辛酸，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农村支教，让更多心系家乡的教师回乡贡献，将会有效地缓解师资薄弱的问题。

针对家庭教育缺失这一问题，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并不能太多地做出多大的改变。因为只有父母外出务工，才能继续供给孩子上学的花费，一定程度上还有可能增加孩子接受高中、大学教育的机会。因此，还是要从最关键的学校教育出发，因为家庭教育中的主要问题是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分离及留守儿童监护人教育程度较低。留守儿童和父母分离的心理或许可以用我在观看影片时看到的一位网友评论的一段话来表述：“很多年前我就明白，我和父母是不同世界的人。他们不了解我在青少年时期承受的煎熬；我也不了解他们在成人世界中的焦虑。”长期的分离，使得亲子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年龄尚小的孩子们不是每个人都能主动理解父母的苦楚，而作为教师，教书育人者，可以试着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德育；而家长方面，教师也可以尝试多沟通，向他们传授一些合理的教育方法。

针对评价制度滞后这一问题，应由教师及时转变评价理念，将新课改中倡导的评价理念理解透彻，并积极地向学生和家长宣传，及时地在教学中实施。

针对教学环境简陋这一问题，主要的方法是向政府申请经费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面对课程资源不足的困境，作为教师，新课改中倡导的课程建设者与开发者，应该因地制宜，在农村地区开发出相应的课程资源，丰富学生学习的课堂。教师还应积极参加培训活动，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在农村地区，根据当地特色，适当开发出有益的校本课程。

理了一遍自己提出的几点浅见，发现每一条建议都与教师息息相关。作为未来农村教师队伍的一员，既感到荣幸，同时也深知自己肩上所背负的担子有多重。然而，看到影片中这些孩子们每天天未亮就起床上学，无论冬夏寒暑，一个个小小的身影 ，从混沌的凌晨走到破晓的黎明 ，从泥泞的山路走到平坦的马路，便觉得为他们付出是值得的。在纪录片中截下了一幕美丽的风景，暖阳映照着白雪，也温暖着每一个孩子，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暖阳。同时也真切地希望，村小每一个孩子的未来，能够清朗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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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能杰导演的纪录片大多聚焦社会边缘弱势群体，有关注乡村留守儿童的，有关注矿工尘肺病的，有关注南方民间庵堂文化的，有关注心智障碍青年的，有关注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有关注性少数群体的。在蒋导所有的记录片里，我感慨最深、哭得最多的是《村小的孩子》。

《村小的孩子》自2009年起陆续跟拍了6年，拍摄地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这里也是蒋能杰导演自己的家乡。本片拍摄时，光安村共1700余人口，有近900人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和留守的孩子们。老人们靠养鸡、种地等维持日常生计，承担着照顾孙子孙女们的重担。孩子们则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日子中，散养般地度过童年。

2004年起村小光明小学就已属危房，无法使用。大点的孩子需要每天五点多起床，去赶六点半开往镇上的拖拉机，或者步行到十四公里外的镇小学上课。而太小的孩子只能让爷爷奶奶带着去镇上租房子。这样不仅增加了开支，家里的地还荒废了，收入减少，经济更加拮据。生活对他们来说，太艰难了。2006年村领导决定私自招收低年级学生，在村民房上课，同时开始申请重建光明小学。直到2010年1月，在国家惠民政策的扶持下，光安村光明小学新教学楼终于投入使用了。但是只有二年级以下的孩子可以在村小上学，高年级的孩子们还是需要到镇上读书。

7岁的范魏煜和上初三的姐姐范魏媛跟奶奶一起生活。妈妈在生弟弟时难产去世，爸爸去广州打工，却因抢劫入狱四年。姐弟俩的学费只得靠奶奶种地卖玉米。初二暑假，范魏媛去打工挣钱攒学费，后来因为年龄太小没人敢再用她。说到爸爸，坚强的范魏媛几度哽咽，心里想好了很多话要对他讲，但如果真的见到他，她觉得自己说不出口。她说爸爸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不想伤害爸爸的自尊。2009年10月，奶奶因病去世，范魏媛和范魏煜开始跟着外婆生活。

蒋鑫一家

蒋鑫和蒋恒哥俩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他们几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外出打工了，一年都很难回来一次。2010年蒋鑫4岁，哥哥蒋恒8岁。哥俩都很调皮，每天只知道玩耍，无心学习，经常因为不写作业被老师留堂。2011年冬，哥俩的爸爸妈妈回来了，只呆了几天就又回去打工了，临走前蒋能杰导演为他们拍了一张难得的全家福。蒋恒的学业还是很吃力，他不是个聪明的孩子，怎么也背不会书上的“李白乘舟将欲行”，听到同学的嘲笑，他伤心地哭了。

2009年蒋云洁6岁，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非常乖巧懂事。云洁的爸爸妈妈带着妹妹在外地打工，很少回来，她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小云洁会照顾奶奶，帮奶奶做家务，摘到野果会带回家给奶奶吃。在被问到别人有钱买零食，会不会羡慕，小云洁说：“不想买零食，因为家里钱不多，要留着给奶奶看病。”因为奶奶不放心云洁步行十几里去镇上上学，所以蒋云洁读了两次二年级。直到该上四年级的时候，她才和蒋恒他们一起步行去镇上读书。

彼时小云洁还是个爱笑的小娃娃，会笑着喊导演杰哥，让他帮忙给死去的小鸟拍照。导演问她长大了想干什么，她笑着回答说：“我长大，想打工。”小云洁后来成为蒋能杰导演第一部剧情长片《矮婆》的主人翁，长大的矮婆（云洁的小名）笑容不再，让更多人认识并记住了这个懂事惹人疼的姑娘。

2009年至2011年跟拍的这些孩子，那时候一个个还都天真烂漫，会笑着从镜头中找自己的影子，会对着摄像机吐舌头做鬼脸，会在导演给他们拍合照的时候灿烂地笑。他们已然尝过了生活的苦，却不计较没有漂亮的衣服和好玩的玩具，他们对着镜头说着不记得妈妈的样子，眼里却尽是令人心疼的落寞。

随着媒体的曝光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努力，留守儿童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一渡水镇的孩子们还是照旧地生活，但是生活也在渐渐发生着变化。他们有机会看到光安村以外更大的世界，渐渐明白了父母的艰辛和无奈。

2012年春，光安村留守儿童命运的一次大转机到来了。湖南卫士的《天声一队》通过芒果基金为8所贫困小学资助了爱心校车，一渡水镇光安村光明小学是其中之一，节目组还专门到光安村为孩子们拍摄了专题。孩子们艰难跋涉的求学路深深刺痛了全国人民的心，节目效果非常显著，校车很快到位了。但最终因为光安村没有公路，校车没能载上村小的孩子通往求学之路。蒋云洁和范魏煜、蒋恒他们，还是要继续早起，每天往返结伴走路3小时到镇上去。孩子们第一次靠近幸福的希望破灭了，留守儿童的援助之路还很漫长。

2013年CPLA开展“留守儿童筑梦计划”，中国青年慈善领袖会志愿者们为光安村的留守儿童送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他们用视频记录了爸爸妈妈想对孩子说的话，为远在外地思念孩子的父母和留守家中渴望被爱的孩子，架通了一座爱心之桥。志愿者为蒋鑫、蒋恒哥俩争取到了与父母视频连线的机会。在十分钟的短暂时间里，爸爸妈妈一直在嘱咐哥俩好好读书，以后要有出息，上大学，不要像他们一样打工这么辛苦。哥俩一边听，一边抹眼泪。视频连线的最后，蒋恒对屏幕里的妈妈说：“我爱你”。屏幕内外，父母、孩子和志愿者们，所有的人都在泪流满面。

时间到了2014年，纪录片跟拍的最后一年。蒋鑫、蒋恒的父母春节回家，一家人过了一个团圆的新年，年后他们很快又外出打工了。范魏煜、范魏媛的爸爸出狱后不久又再次入狱5年。范魏媛通过社会援助、贷款、兼职，终于去桂林读了大学。蒋云洁的父母在回家种地半年后，因收入太低，决定继续外出打工。

《村小的孩子》是蒋能杰导演处女作《路》的续集，还有一部《加一》，是关注留守儿童题材的公益纪录片三部曲。荣获第三届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最佳纪录长片奖、法兰克福影展一等奖。蒋能杰导演致力于用影像关注社会，用镜头呼吁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重视乡村教育。 蒋导为家乡孩子所做的并不只有记录，他一直坚持做公益，至今已筹办了5所乡村图书室，自费加社会募捐资金，购买书籍桌椅，也接受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的捐赠。同时，蒋导也在光安村连续举办了三届棉花沙乡村摄影大赛，用募捐来的二手相机，鼓励孩子们去拍摄生活中值得记录的影像。蒋导也曾发起空巢老人关爱影展，为家乡的空巢老人发声，呼吁年轻人关爱父母。

其实，纪录片里的孩子，至今蒋导也都在关注着他们。如今这些孩子都已成年，蒋恒成为一名理发师，蒋鑫也长成和哥哥一样高的大小伙。小云洁已高中毕业，假期还偶尔给蒋导兼职做助理。当年在纪录片里一起打闹的小伙伴，如今谈起这部片子，还在朋友圈打趣小时候的童言童语。

感谢关注并为留守儿童发声的记录者，也感谢所有为留守儿童提供过帮助的志愿者们。他们的行动虽未能改变现状，但他们的爱心给予过每一个受助的孩子雪中送炭般的温暖。我们祝福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童年有父母温暖的守候，让孩子们都能记得爸爸妈妈微笑的脸。谨以此片献给全国2.5亿农民和6100万留守儿童（更多资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棉花沙影像工作室）。

这部影片讲的主要是蒋导家乡的小学就是光明小学，开头可以看到小这个光明小学的旧址，后来因为年代太久，成了危房。，该片来讲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乡村小学的建设，教育资源，老师。 我是 近几年加入了蒋导这个剧组。我也参与了一些影片的拍摄，不过这些影片在b站和这里没有上架。我在最近看到了b站一个up主，他采访蒋导的视频。

一开始带着轻快的心情把这部纪录片看起来，后面慢慢地就让我想到了我作为一个留守儿童的小孩经历。

父母很早就外出打工，目的地是东莞白石岗，家里大人是爷爷奶奶，陪我一起长大的是姐姐妹妹。每年的春节是爸爸妈妈回来团聚的日子，在前一天他们会打电话回来说，第二天凌晨他们就会到家，到了那个早上，我就会醒得很早，跑到街上，听着呼啸而过的大车们，每次听到一个，我就向左右两边探探头，很少会等到他们，我就继续在家门口等着他们回来。回到了，就帮他们把行李搬到家里的二楼，我再也睡不着了，然后就去刷牙洗脸，吃爸妈带回来的零食。

爸爸妈妈不在的那大半年的时间里，我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起床起很早，一般都是五六点，然后开始看电视，之后才去刷牙洗漱，然后吃早餐，然后背着书包或者拎着袋子，去上学。爷爷奶奶很喜欢喝酒，他们基本管自己的吃喝与玩乐，对于我们的管教基本没有。每天的零花钱是几毛钱，甚至这几毛钱还要求他们给。

我不认为自己有多努力，但是在学校的成绩就还不错，爸爸妈妈总会拿来夸耀，我并不喜欢。我学习好也不是为了取得他们的肯定与开心，我也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也许是真的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那个时候最喜欢看电视。冬夜里我会先泡脚，然后打开湖南卫视，看完最早的变形记，然后最后一个睡觉。在冷的日子里，我会起得很早，然后打开少儿卫视，看那个每年相约的米菲兔，躺睡在奶奶的旁边，而她总是睡得很熟。

后来奶奶去世了。爷爷会等我们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带我们去割水稻，抛秧之类的，太阳很大，季节基本在春夏，还有收地里的花生，总是弄一个下午也不能结束，我有时会偷吃那些刚从地里出来的花生们，生生的，却很好吃，我当时好像也没有拉肚子吧。

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喜欢看电视里播放的喜羊羊与灰太狼，非诚勿扰，男生女生向前冲，湖南卫视等等，趁着广告时间我们就三个人派一个人去离家不远的小卖部买冰淇淋雪条之类的吃吃，而我总喜欢跑快点，我怕慢了就不能看到电视了。

留守儿童总会进行对比，比如放学的时候从来没有父母来接，爷爷奶奶更不可能了，还有下雨的时候，从来没有大人来接我，只能等雨小淋着雨回家，不能指望着别人。开家长会的时候每一次都是爷爷来，没有想过爸爸妈妈给我开家长会。

等到他们从广东的电话屋打电话回到这没有装修过的红砖头房子，我总是用每次一样的话语敷衍他们，嗯嗯啊啊，好的，很好，之类的说辞，因为每天打这种电话真的没有多大的意义，只会让当时的我不耐烦，所以很快就会挂掉电话。

春节的时候他们总会拉扯我们三个去走亲访友，收获的压岁钱我也不记得我放在哪里，总之我记得要走很多的路，要坐很久的车，我总会睡着。还记得爸爸很喜欢用摩丝打扮自己，而妈妈没有太多的妆容打扮。当时县里盛行三轮车，所以我们总是坐三轮车，从这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每次我都会很困，继而睡着。

说到三轮车，我记得我很喜欢坐在靠近窗的位置，因为我可以控制进入窗的风的大小，我也可以一直观察与三轮车相向而行的各种车与人。

春节的假期很少，等到爸爸妈妈坐上前往东莞的硬卧长途班车的时候，我总会忧郁带泪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想到明天就见不到我的父母，就会很感伤，但是我无法抽离，只是会说出那些流泪的话。